中国辞赋学研究的深度掘进与广度拓展

   

   ——2016年“第十二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赋学会、湖北大学文学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于20161022日—24日在湖北武汉和宜昌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一百二十余位研究中国古代辞赋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构建成一个跨地区、跨文化的学术平台,交流成果,商榷学术,围绕中国赋学研究深入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认真而热烈的研讨。

大会开幕式由赋学会副会长何新文教授主持。湖北大学党委书记尚钢、中国赋学会会长许结等先后致辞。尚钢在致辞中说,湖北曾经是楚文化的中心,也是辞赋之祖、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和赋体创始人宋玉的故乡。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第十二届国际辞赋学研讨会回归屈宋故里,在湖北隆重举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许结在致辞中评赞此次研讨会是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勉励赋学界同仁再接再厉,继往开来。

开幕式上,宣读了湖北省原副省长韩忠学,中国赋学会原会长龚克昌,赋学会顾问赵逵夫、万光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赋学会副会长张新科,马来西亚南方大学教授詹杭伦等著名学者的题词和贺信。最后,还举行了许结教授所著《中国辞赋理论通史》的新书首发暨赠书仪式。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00篇;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黄水云、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谷口洋、韩国东国大学教授白承锡、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苏瑞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孙少华等15名中外中青年学者作了大会主题发言,80余名学者作了分组学术发言。总括会议论文、主题发言以及分组学术讨论,与会学者的学术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辞赋理论研究、历代赋家赋作研究、域外辞赋研究、当代中外赋学及辞赋创作研究与评论、辞赋文献整理研究及考辨”等五个方面。


一、对于古代辞赋理论批评遗产的重新审视


有十余篇论文探讨了古代辞赋理论,其具体内容又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是关于辞赋起源的“多元”认识。关于赋的起源,历代论赋者提出过不少的说法,如源于《诗经》、源于《楚辞》、源于战国诸子、源于隐语说等。本次研讨会中,谷口洋(东京大学)的《辞赋三体的宗教基础初探》认为,辞赋起源于宗教,其中骚体赋源于楚辞的祭天,是所谓“天的文学”;汉式大赋源于地神祭祀,贴近现实,是“地的文学”;咏物小赋以万物有灵思想为基础,贴近民众的生活感情,是“祭物的文学”。伏俊琏(西华师范大学)《赋的起源与赋的雅俗》则论述了赋的起源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认为赋文体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以及民间伎艺相融合的产物。早期的俗赋以娱乐为目的而形成诙谐调侃的风格,优人又将其引入宫廷,逐渐文人化与贵族化;另一方面,民间俗赋继续发展,并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从而形成赋史上的“雅、俗”两条线索。夏继先、马建华(新乡学院)的《论赋体文学源于楚》,从赋体本身铺排扬厉的风格特征、蕴含的文化因素、创作演变史上的分析三个方面,推论赋体文学是概经楚文化浸润熏陶而产生的,而古已有之的“诗源说”却“疑点重重”。赵辉(中南民族大学)《晋前赋体的形成演化与诗辞语说俳的互动》,通过对晋代以前赋体形成演化的历时性考察,则得出了“赋是先秦辞、语、说、俳(谐隐在汉以来也称之为俳)等文体与赋这一言说方式相结合的产物”的结论。


其二是对于古代辞赋理论批评的宏观考察。许结(南京大学)《从“礼法”到“技法”:赋体创作论的省思与考述》,叙论赋体创作论由“礼法”到“技法”的批评线路的形成,源自汉赋家“赋论尚礼”与“以礼衡赋”的创作实践及理论思考;经由魏晋赋作者由皇帝侍从向文士的转变,尤其是由文人赋作到唐宋科场考赋的衍化,赋体技法得到了制度性的规范;而唐宋以后的学者则是融礼法于技法、归技法于礼法。汉人的“赋做什么”到魏晋以降“赋是什么”再到唐宋时代“赋怎么写”的赋论三阶段变迁,以及元明清赋论立足于“赋怎么写”而示范以“赋是什么”的“经典”,又是省思赋体创作论的意义与价值。孙福轩(浙江大学)的《赋学批评“义理”维度之发覆》,亦以宏观的视角考察古代赋学批评,指出“铺采摛文”与“体物写志”是历代赋论对于辞赋体征最为基本和常见的描述,而对于“义理”一说并无太多关注。故而探本溯源,揭示出源于“诗言志”的“义理”一端,终于随着唐宋以来科举试赋的经义化取向以及新文赋的兴起而出现的事实,对于历代赋论所述辞赋体征是有益的补充。


其三是断代赋论及个别赋论文献的具体研究。冯小禄(云南师范大学)《东汉辞赋的批评思想》认为,东汉的辞赋批评视野,既有风谕、风谏思维和 “宣汉、颂今”意识的同构,又有班固标举对汉赋“弘丽温雅”美学品格和王逸建构“香草美人”象喻系统的并举。彭红卫(三峡大学)《唐代律赋标准的论定与律赋的发展分期》主张,应“以限韵与否作为判断律赋的根本标准”,而律赋分期要以建立唐代律赋史为旨归,回归到律赋风格嬗递的轨道上,置于试赋制度嬗递的框架内考察,而大致分为初盛唐、中唐和晚唐三期。禹明莲(贵州师范大学)的《俞王言编选评点<辞赋标义>与明代赋学批评》,论述明万历年间赋总集《辞赋标义》的编纂及其选评者俞王言的赋论,认为该书上继祝尧“祖骚宗汉”的赋学观,以《楚辞》置首而选录先秦至六朝赋作,在评点辞赋时又贯穿释道精神,探求赋家本心、赋作情志。这是晚明禅释盛行之风的渗透与影响,同时也是古代赋学批评在明代的新变与显著特征。邹福清(湖北大学)《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统乎志”的赋论及批评实践》,专论清代常州词派和阳湖文派代表人物张惠言的赋学思想及其采用经学与文章学方式相结合的阐述策略,指出其“统乎志”的赋论观实际上是在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以贯彻其文章经世的主张。孙晶(烟台大学)《谈清代扬州学者黄承吉的“正扬论”》,以清黄承吉切入而实论汉扬雄为文之深心,论《解嘲》与《答客难》之异同,论扬雄以老氏为门面等,胜论叠出。


二、以多方位的考察构建立体化的赋家赋作研究


赋家赋作研究是本次研讨会论文的主体,多达64篇。时间跨度自先秦两汉以迄明清;题材涉及都邑、宫殿、典礼、纪行及草木、花鸟等诸多方面。论文作者从辞赋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创作的地域、群体、文本细读等多个层面,运用多元化的方法和路径,构建了一个立体化的研究维度。

(一)楚文化与屈宋辞赋研究。这一议题的设立,是考虑到本次研讨会在湖北召开的地域性特点,收到论文12篇。龚红林(湖南理工学院)的《屈骚韩国传播考》,论述屈原作品韩国传播信源有《昭明文选》《史记》和楚地移民,传播途径主要有文人师法屈骚和研究机构教育倡导,传播方式主要有诵读讲解、拟作和翻译评论,传播的版本有韩国影印北宋《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刊本、《楚辞集注》李齐贤家藏本等。施仲贞(南通大学)《论屈复〈楚辞新注〉中的遗民情结》认为,屈复没有经历明亡的过程,却自觉地把注释《楚辞》作为纾解自我“遗民情结”的途径载体,而《楚辞新注》中浓厚的“遗民情结”又使它在清代众多楚辞注本中突显特色。李征宇、张紫耀(长江大学)的《萧云从〈离骚图〉文图转换艺术探析》,通过对《离骚》与明末清初文人画家萧云从所绘《离骚图》的文图对比,既可以见出萧云从在易代之际寄托的故国之思,同时也可领略他崇实独到的艺术追求和绘画风格。苏瑞隆(新加坡国立大学)《荀子〈赋篇〉与〈成相〉的综合研究》,认为《荀子》书中“赋篇”是否为“赋”成为历来争论的问题,所以此文结合中西学者的研究,从内容和形式着手探讨《赋篇》与《成相》是否为辞赋一类。吴广平(湖南科技大学)《宋玉〈大言赋〉〈小言赋〉的渊源、成就与影响研究》,指出这两篇赋的语言具有游戏特征,是俳谐体俗赋之祖,并影响到后世文人模仿创作了《大言赋》《小言赋》和《大言诗》《小言诗》。宋小芹、隽人(湖北大学)的《陆龟蒙“宋家微咏”并非“宋玉<微咏赋>”考辨》,针对宋玉是否作有“《微咏赋》”的争论和对于陆龟蒙“宋家微咏”诗句的不同理解,通过考察该赋形式内容以及宋玉和南朝宋王微所处时代背景、各自经历与思想创作情况后得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所谓“《微咏赋》”不当出自宋玉之手;陆龟蒙“宋家微咏”是泛指“宋玉辞赋”或“宋玉微辞”而非专指“微咏赋”;宋王微的坎坷经历及其博识才华、玄佛兴趣与“尚悲”文学观念,颇与此赋内容及“忧悲”主旨吻合,因此王微作《咏赋》可能性较大。此外,黄敏思、刘渐娥、李霖、夏慧、庞美凤等几名来自湖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也提交了探讨屈宋辞赋的论文。


(二)汉魏六朝赋研究。这是与会者关注的重点之一,共收到29篇论文,从多个方面展开了对于这个传统热点领域的重新认识。

首先,是对于汉赋的综合性研究。如方铭(北京语言大学)《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主张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认为荀宋赋代表了赋体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而赋体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徐宗文(江苏教育出版社)《对汉赋特性的再认识》认为,汉赋从本质上与史学有着天然的“灵与肉”的联系,故而汉赋乃春秋之亚、古史之流。曹胜高(陕西师范大学)《改制语境与赋谏的失效》,以为汉赋“劝百讽一”的效果是因为赋篇结尾的讽谏常常蹈入西汉形成的改制语境之中,多接近于政治套语而使得劝谏失去了针对性和有效性。侯文学(吉林大学)《威权之域与首善之区:两汉散体赋都邑理念的差异》,揭示出两汉都邑赋呈现西都长安的壮丽饶富与东都洛阳的首善之区的二元对立结构,而后人关于都邑赋二元对立的讽谏结构的解读,使赋文中西都壮丽背后的权威意识被淡化乃至被忽略。还有刘向斌(延安大学)《关于汉赋中的西域事项之探讨》、胡武生(咸宁行政学院)《论汉赋之山水描写》、李小白(洛阳理工学院)《从汉赋与汉画像看汉代建筑装饰的文化含义》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却都为汉赋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学科交叉的启迪和借鉴。

其次,是对汉赋作家作品的个案研讨。如刘国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贾谊〈鵩鸟赋〉之再诠释》,论述贾谊《鵩鸟赋》的思想内涵主要在齐物、安命、顺应变化三个方面发挥了庄子的思想,虽然贾谊并未能形成将客观性的知识与主观性的生命相结合的道的人生境界。刘朝谦(四川师范大学)《班固关于赋家身份的历史建构》,认为中国文学创作主体的身份建构是从汉代开始的,而班固在对汉代赋家身份的历史建构过程中意义巨大。蒋晓光(华侨大学)《〈广成颂〉与东汉礼制和赋体文学的变迁》,论述马融作《广成颂》旨在提倡武功而首以“宗庙”为辞,遵循儒家搜狩“三驱之礼”,而礼制的变迁标志着汉赋京殿苑猎题材的写作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由“讽上”到“颂德”:以〈鲁灵光殿赋〉为例谈汉赋文学功能的变化》,认为汉赋的文学功能经历了“讽谏——劝百讽一——劝而不讽——颂德”的变化过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则超越以往辞赋歌功颂德的陈套,将个人情怀、家庭伦理、儒学精神、国家制度、政治秩序等各种元素融合其中,与此前的汉赋作品有着重要的差异。

再次,是对于魏晋六朝赋的论述。如袁洪流(贵州民族大学)的《邺下同题辞赋创作成就简论》,排比了建安时期曹氏父子身边的邺下文人同题辞赋的各个方面,折射出邺下赋家共同的“诗赋欲丽”的美学追求。郭建勋(湖南大学)《论西晋咏物赋的题材开拓与形制表现》,叙论咏物赋在西晋的繁荣之势,赋家赋作众多,且所咏对象的种类也大为扩张。而张家国(湖北大学)的《曹植诗赋创作与儒家经典》、王文桂(中国文化大学)的《成公绥〈乌赋〉思想内涵探析》、阮爱东(重庆师范大学)《论陶渊明的思想:以陶渊明辞赋的语典使用为中心的考察》、唐志远(湖南大学)《论鲍照赋的创新精神》等文章,则分别考察了曹植、成公绥、陶渊明、鲍照等赋家赋作的思想价值及其艺术成就与特色。


(三)唐宋元明清赋研究。此类论文有32篇,在数量上已超过论先唐赋的文章。其中,论唐宋赋和论元明清赋的论文,又大抵各占其半。论唐宋赋者,如黄水云(中国文化大学)的《唐代藉田赋初探》,以为唐代5篇“藉田赋”虽不乏汉大赋的写作精神,然而形式上却是用精简的律赋手法,写天子执耒耜三推、以劝农稼穑为目的之藉田礼仪。这些藉田賦作除了具有文學欣賞價值外,更具有歷史與文獻之特殊意涵。扈耕田(洛阳理工学院)的《牡丹赋思想之流变》,揭示了牡丹赋所蕴涵思想的三个发展阶段,唐代注重人生感悟与生命体验,宋元则被视为国家祥瑞,明清时期既有对此前赋作思想的继承,又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与鲜明的世俗情趣。许东海(台湾政治大学)《张九龄〈荔枝赋〉蔡襄〈荔枝谱〉的书写系谱及其谪迁地图》,认为由盛唐张九龄所重新肇建的帝国君臣遇合及其谪迁谏诤论述,臻至北宋蔡襄藉由另一变创载体的谱录书写,形成另一种深具帝国政治文化观照的书写系谱。刘伟生(湖南工业大学)《李、杜赋及诗赋地位的变迁》,通过对李白与杜甫诗赋创作的比较,揭示出自李、杜开始,诗取代赋而成为文坛主流的诗、赋体式变化及其外部环境原因。龚又丽(中国文化大学)的《唐咏物赋中花草树木赋之探析》,论述唐代花草树木赋经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发展,在题材上有很大的突破,在主题上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赋体形态上也呈现了不同的面貌。丁涵(中山大学)的《唐代古文家之纪行赋》,集中剖析韩愈的门生及再传弟子们的纪行赋,认为此类赋带有古文家整体“骚体化、议理化、散体化”的浓厚特色,折射出作家的不同个性和对古文运动理念的多元理解。郑色幸(台湾虎尾科技大学)的《省思与观照:论晚唐闽地文人辞赋创作》,以黄滔、王棨、徐寅等闽地赋家赋作切入,内容涉及个人及集体的认同、文化调适、迁徙经验与伤痛记忆等,呈现了晚唐复杂的社会状况和闽地文人对国家现况的焦虑与感怀。王焕然(河南大学)《宋代辞赋的灾害书写》,揭示宋代赋家一方面迎合时人兴修水利的意识而歌颂大禹治水与李冰筑都江堰的功绩,另一方面又普遍相信天降灾荒是人类不良作为所致,故而提出要以德政去除灾害。刘培(山东大学)《新学独尊与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认为,两宋之际新学独尊期间的颂美辞赋是对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进行歌颂,是极权统治的结果。徐筱婷(台湾师范大学)《由周邦彦〈汴都赋〉观宋代献赋之氛围》,通过对周邦彦献《汴都赋》之举以及对此赋的解读,映像出宋代献赋氛围主要围绕在颂德帝王、赋颂祥瑞、谏言时政、尊礼奉时等方面。

论元明清赋者,如孙永忠(台湾辅仁大学)的《元代秋涧先生赋研究》,对秋涧先生赋作系年作了考证,并对赋作主题思想做出了判断。王思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三国演义〉中的赋学史料及其与小说之关联问题》,将辞赋研究与小说研究结合起来,论述了赋在小说情节设置、小说氛围创设及情感褒抑方面所起到的特殊效果。王欣慧(台湾辅仁大学)《夏完淳〈大哀赋〉的自悼与自赎》,论述《大哀赋》是夏完淳在完成父亲临终所托之后的意欲绝命之作,赋文痛陈明末兴亡,更寄寓了自己“生之不辰”的无奈悲伤。陈伦敦(贵州师范大学)的《明〈蜀都赋〉辨析》,考辩了该赋的作者和序、注者。王准(云南大学)《浅析滇人辞赋中的云南民俗》,论述滇人辞赋涉及云南民俗的多个方面,同时滇人辞赋中的云南民俗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辞赋和民俗二者的特殊联系。邱苑妮(复旦大学)《王夫之赋作的思想意蕴和艺术风格探析》,联系王夫之的人生经历、政治思想等来分析其赋作,认为其骚体赋寄寓了矢志不渝的爱国思想、高洁操守并体现了《楚辞》的美学风格。欧天发(台南大学)的《大陆鸾赋之体裁与记录形态》,开创性地论述了明清时期的大陆鸾赋,指出其体裁有长篇兴寄、騒体、成相、齐言、杂言体等,用韵或严谨或随俗,同时鸾赋创作前后之人神交会对话及其人情故事,也具文学属性。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本朝馆阁赋〉与清中期江南文学生态》,论述《本朝馆阁赋》虽只是一部赋总集,但清代中期的文学生态却浓缩其中,反映了以江南为代表的士人对馆阁文风的普遍接受,文学的官方化色彩渐趋浓厚。刘小兵、朱占清(黄淮学院)《历代辞赋与书法图像研究述略》,以独特的视角探究文学与书法之间的互动,考察了辞赋书法图像呈现的历史。


三、全球视野下的域外辞赋研究


在全球意识的宏观视野下,反观中国古代辞赋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和传播,也是与会者的一个观察视角。如白承锡(韩国东国大学)的《韩国古代科举制之形成及高丽科举赋考略》认为,韩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形成发展既受到中国的影响又结合本国的实际而有所变化和创新,该文考述了新罗时期赴唐参加科考并及第为官的崔致远以及高丽时期的科举代表人物和赋作,还指出从高丽光宗九年(958)实行“科赋取士”,到高丽忠穆王元年(1337)年科考形式“变律为古”,中、韩两国的科举制和科举赋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詹杭伦(马来西亚南方大学)《中日韩的科举辞赋》通过梳理中日韩三国科举与辞赋文学关系的历史,认为中国科举对周边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日韩在移植中国科举及其辞赋文学时,既有传承也有独创。栗山雅央(日本九州大学)《〈东文选〉所收辞赋类作品初探》,对日本所见李氏朝鲜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所编纂《东文选》载录的43篇辞赋作品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从中可以了解朝鲜文人对于辞赋的理解,也可以看到中、日、朝三国的文化交流。权赫子(吉林师范大学)《京都赋在海东的接受与创作》,叙论高丽—朝鲜朝文人模仿班固《两都》、左思《三都》为首的“京都赋”而创作出多篇同类作品,并且接受了“美刺、征实”等京都赋用观,以描绘本国京都之盛。张佳(南通大学)《中国赋的悲秋传统及其在朝鲜的衍续》,论述海东文人受屈宋赋秋且形成“悲秋”主题的影响,通过摹写中国赋的方式延续以赋悲秋的传统,并将自己的处境在赋旨上加以衍伸。贾捷(南通大学)的《朝鲜时期刊〈选赋抄评注解删补〉补正》,指出朝鲜《选赋抄评注解删补》有笔写本、官版本、坊刻本三类,并就有关问题作了论述。


四、当代中外赋学及辞赋创作的研究与评论


关于当代赋学研究的论文,如何新文(湖北大学)的《和而不同、别开一格:新世纪台湾赋学研究管窥》,通过检阅2001—2015 年间台湾学者发表的赋学论著、会议论文及学位论文,认为台湾的赋学研究已向楚汉至明清的整个赋史全面拓展,而“台湾赋”及鸾堂俗赋研究的兴起更凸显了新世纪赋学的新气象,学术研讨会的频繁与学位论文的撰述催生了赋学队伍的成长壮大,并且形成了微观深入、评述相间、别开一格的学术风尚。彭安湘(湖北大学)的《于繁盛之时注目:新世纪15年古代赋学研究学术图景》,对新世纪中国大陆的赋学研究进行了颇为系统的梳理,认为这15年间的赋学研究已呈现出繁盛的学术图景,研究成果丰硕,学术队伍壮盛,并逐步形成了若干个赋学研究圈。王慧(湖南科技大学)的《美国汉学家康达维英译〈文选·赋〉研究》,论述康达维的《昭明文选赋英译》,强调“忠实”的原则,追求译文无限接近原文,使用丰富详实的学术性注释,详考赋中的语言和内容,在准确性的诉求上具有超越性,堪称学者型英译的典范。

关于当代辞赋创作的论文,唐定坤(贵州师范大学)《当代学人赋的文学史传承:以易闻晓先生辞赋创作为例》,总结当代学人赋具有三方面的倾向,即研究兼融创作的交互性、高雅文言赓续的必要性、现代文言创制的尝试性。张红标(湖北省通城广播电视大学)《浅谈现代赋的写作》,以所作《药姑山赋》为例,提出现代赋创作要有现代特点,要有深度和高度,不要复古,也不能无病呻吟。

另外,杨建文(湖北大学)的《学赋吟草》、高永兴(温州市环保局)的《温州塘河赋》,是向研讨会提交的赋作。何凯、陈彦铭、高爱华、黄姣雪、惠晶晶、鲁亚楠等来自各地高校的古典文学研究生,也提交研讨古代辞赋的论文。


五、多层面的辞赋文献整理研究与考辨


这方面的论文,考论内容已涉及辞赋文献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注疏等多个层面。如易闻晓(贵州师范大学)的《猨类称名考》,因古人根据猨类形色、鸣叫、物性,利用汉字音、形、义分别命名,凡此称名,种类众多,杂越不一,故而对猨类称名作了条分缕析的介绍和分析。邓稳(四川师范大学)的《司马相如游梁时间及生年新考》、何易展(四川文理学院)的《扬雄〈蜀都赋〉“巴賨”考论》、彭春艳(贵州师范大学)的《班固〈终南山赋〉文本整理及作年新考》、郭丽(山东理工大学)的《左思〈齐都赋〉佚文考》、上原尉畅(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的《潘岳〈笙赋〉考论》等论文,分别对于这些汉晋赋家的行事或赋篇内容及词语、佚文等作了重新考述,并得出了新的结论。郝永(贵州师范大学)《王阳明辞赋编年辑注》,王晓鹃、王长顺(陕西师范大学)的《明汤绍祖〈续文选〉辑录辞赋考述》,冯良方(云南大学)的《杨慎〈戎旅赋〉注释拾遗》等论文,分别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三种明代赋学文献作了编年、补注或考述,拾遗补阙,亦有功于赋学研究。

还有,踪凡(首都师范大学)的《乾隆年间赋总集提要》,对所查阅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律赋汇钞》等23种赋总集撰写各书《提要》,介绍编者生平、编纂经过、赋集内容、体例及版本、馆藏地和研究状况、赋学价值等。南江涛(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林茂春〈文选赋〉简端记》,将从《梁章钜批校昭明文选》卷一至卷六《京都赋》部分中勾稽出《文选旁证》未见的林茂春批语(“林先生曰”)108 条,以及《文选旁证》所有而“批校本”所无者13 条,逐条按卷次篇目迻録,为阐释校勘《京都赋》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林叶连(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全台赋〉校订本及补遗本的精确度商榷》,对《全台赋》校订本及补遗本的未尽精确之处,如某些标点断句的讹误提出了补正或商榷意见。

综观研讨会的论文和学术发言,可以看出与会者的学术关注点既很广泛,又颇为深入;既有传统学术的传承,也有创新学术的开掘;既有老辈学者的深邃持重,也有学术新锐的灵动活泼。

研讨会于10 月24日在宜昌闭幕,三峡大学校长何伟军教授出席并致辞。许结会长在总结报告中表示:本届研讨会盛大而隆重,无论参会人数还是提交的论文数量均为历届之最;尤其是论文质量比较好,涌现了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论文;研讨会还注重推陈出新,着力推举年轻学者发表学术成果,亦是创新之举。


(湖北大学文学院  张家国、彭安湘)

 



开幕式主席台。左起:何新文教授(湖北大学)、姜小清总编辑(凤凰出版社)、苏瑞隆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谷口洋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孙继纲先生(洛阳辞赋研究院)、尚钢教授(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许结教授(南京大学)、白承锡教授(韩国东国大学)、葛昌永先生(湖北辞赋作家)、刘月新教授(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刘川鄂教授(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研讨会主会场



湖北大学教授何新文主持开幕式



湖北大学党委书记尚钢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赋学会会长、南京大学许结教授



韩国东国大学白承锡教授



日本东京大学大学谷口洋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隆教授



中国文化大学黄水云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易闻晓教授



湖南大学郭建勋教授

 

 

研讨会分组讨论会场

 


辞赋研讨会合影




原载:湖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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