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遗产》编委会”综述


2017年4月22—23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文件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北京召开“‘文化传承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遗产》编委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大学、西南大学、山西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华侨大学、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杜甫研究学刊》等单位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做工作报告。刘跃进介绍了2013年以来《文学遗产》编辑部开展的几项主要工作。第一,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文学研究所两级党委的办刊要求,坚定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专题、笔谈、专辑形式组织专栏文章,按时完成了社科院、文学所有关期刊的工作部署。例如,2014年第1期推出了罗时进《明清钓鱼岛诗歌及其相关文献考述》,以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角,关注重大历史问题;2014年第4期发表关爱和《甲午之诗与诗中甲午》、左鹏军《甲午战争与近代诗风之创变》,纪念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2015年第4、5两期先后推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追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爱国情怀》《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两篇长文,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此外,还以“经典与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艺思想史”等为题组织笔谈,推出了“纪念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古典戏曲研究笔谈”“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研究”等论文专辑,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第二,继续坚持并完善匿名审稿制度,细化编辑部内部工作细则,确保办刊质量不断提升。2014年,我刊制订了编校通则,并召开“学术期刊制度建设与学科发展研讨会”。第三,成功召开了《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纪念大会。第四,在传统办刊技术条件下,不断提高我刊网络化、技术化水平,除继续办好网络版外,还开通微信平台和网上投稿系统,不断扩大我刊影响。第五,保持与学界的密切联系,通过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约稿会等形式,加强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充分保证稿源的原创性品质。第六,以“读书会”、学术交流会等形式,加强与青年学者的学术联系。

接下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四位责任编辑汇报2013年以来各自负责领域的发稿情况。先唐文学责任编辑孙少华认为,传统选题研究的不断深化与细化,使先唐文学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而西方汉学的新批评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了借鉴,语言文字变革、谶纬与文学的联系等新的研究领域也值得重视。唐宋文学责任编辑刘京臣指出,过去几年的唐代文学稿件中,唐诗研究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也基本涵盖了当前唐代诗歌研究的热点;宋代文学稿件中,重词轻诗文和重北宋轻南宋的情况得到解决,但重大作家轻小作家的问题仍然存在。元明清诗文责任编辑马昕提出,元明清诗文研究的第一重价值在于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最为直接的借鉴与参照;第二重价值在于为整个古代文学的理论、文体和题材研究提供坚实的依据;第三重价值在于为文学史研究的诸多细分领域提供丰富的材料基础。戏曲小说责任编辑石雷认为,近几年戏曲小说领域出现了几个主要的变化:经典作品研究获得新视域;旧题新论和小题大做的研究增多;文体之间的壁垒不断打破;中外文学关系和域外汉学研究丰富了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格局;晚清民国小说研究呈现新气象;古代小说戏曲与文化之关系的研究成长为新的研究领域。

与会专家围绕以下几方面问题展开讨论。

第一,对编辑部工作的评价和建议。首先,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文学遗产》编辑部严格的审稿制度和编辑人员勤奋严谨的工作态度。张涌泉(浙江大学)称赞《文学遗产》多年来坚持操守,是学术界的一股“清流”。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文学遗产》实行的匿名评审制度,实现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其次,编辑部在工作中仍有继续改进的空间。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建议,《文学遗产》应更多地发表年轻学者的成果,鼓励博士生投稿,甚至可接受硕士生的论文。陈尚君(复旦大学)认为,应完善特稿制度,使刊物更具活力,更富有特色。陈洪(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认为,《文学遗产》目前的总体风格偏于平稳,应多发表一些更具冲击力的文章。关爱和(河南大学)建议《文学遗产》多发表一些综合的、宏观的文章,少一些中观和微观的文章。刘明华(西南大学)建议《文学遗产》每期都要有一两篇亮点突出的文章,同时注意论文作者的首发率,以便更好地推出新人。朱万曙(中国人民大学)建议设置“经典作家作品”栏目,体现《文学遗产》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吴光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议由编委出面,组织专题论坛。李浩(西北大学)认为,学术刊物既要坚持学者办刊的宗旨,又要秉持编辑行业的工匠精神。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认为,《文学遗产》应该总结经验,并把自己的办刊经验宣传出去;同时,加强编辑人员与学术界的交流;继续利用青年学者读书会的方式提携青年学人;甚至在国内一些重点研究单位促成一批属于中国的学术流派。周裕锴(四川大学)认为,应该让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多去阅读和分析《文学遗产》刊发的论文,以增强刊物对学术后辈的教育作用。

第二,对中华文化传承的建议。李浩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些冷门绝学正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处境,对这些文化成果的抢救与传承刻不容缓,建议对传承工作进行科学论证和活态利用。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指出,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建设是分不开的,古典文学如果不能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则其文化传承的使命也无法实现。刘明华指出,应在国民教育和艺术教育中提升国学短板,确立文化自信;古代文学学者要尽自己的能力,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古典文学重点难点释疑解惑。朱刚(复旦大学)认为,“五四”以来,人们往往将传统文化当作对当代的参照物,而非真心以传统为学习对象,学者们应突破20世纪所习见的框架,在总体上对传统文化表示认同。刘尊举(首都师范大学)认为,人文学者应首先成为传统文化的受益者。也有学者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具体地探讨这一问题。王兆鹏(中南民族大学)主张,在当今的数字时代,应利用数字技术,对古典诗词进行大众传播,使之成为大众表达情感、美化生活、陶冶情操、提升修养和日常交流的一种方式。张涌泉以浙江地方文献的整理为例,强调了整理、研究地方文献与文化的重要性。王达敏认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应充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例如清代文学研究中应看重满族文化的价值。陆胤(北京大学)认为传承传统文化,应对中国古代的“记诵”方法予以充分的理解与重视。

第三,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意见。学者们普遍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应追求社会效益与理论深度,避免沾染技术化和碎片化的恶习。廖可斌(北京大学)认为,目前年轻一代学者的科研心态更加平和,但也容易忽视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吴承学(中山大学)认为,文献与理论要并重,文献学与文艺学要结合,文学史教育和作品阅读不能分开。傅道彬(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出,技术不能掩盖学问,考据不能遮蔽思想,古代文学学者要勇于从事有思想深度的研究。刘毓庆(山西大学)认为,高校中的古代文学教育,不应把文学仅仅当作知识,而应注重文学中鲜活的灵气;用所谓“科学”的办法研究文献或许可以,但以此研究文学则不行。也有一些专家从具体侧面来谈。例如林晓光(浙江大学)认为,南朝文学要走出原罪论困境,徐华(华侨大学)对“《选》学”复兴与中国文章系统走向展开了思考,李舜华(华东师范大学)指出了乐学与诗学对戏曲研究的意义,彭燕(《杜甫研究学刊》)讨论了杜甫研究的当下意义,沙先一(江苏师范大学)介绍了回归文本对清词经典化建构的作用,李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了清代子弟书对经典的接受及其现实意义,刘成国(华东师范大学)探讨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考证方法在数字化时代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应做出的回应。

本次会议还产生了新一届的编委会。新任编委多为中年学者,活跃在学术前沿。他们的发言,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入思考。与会者相信,古典文学学科尽管面临着种种挑战,但一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古典文学研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一定能为当下的社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马  昕)




会 场



刘跃进



陈大康



陈 洪



陈尚君



关爱和



王长华



李 浩



左东岭




王兆鹏



吴承学



傅道彬



刘明华



朱万曙



张涌泉



周裕锴



刘毓庆



廖可斌



竺 青



张 剑



沙先一



朱 刚



刘成国



谷曙光



陆 胤



刘尊举



李鹏飞



李舜华



徐 华



彭 燕



韩高年



林晓光



王达敏



刘 宁



吴光兴



李 芳



石 雷



孙少华



刘京臣



马 昕



与会学者合影



(会议照片由吕家佐、马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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