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研究再出发


——“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界”研讨会暨唐代文学读书会第一次会议综述

 


 唐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唐代文学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始终走在中国古典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前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显著变化、国内外学术思想的深刻变迁,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进一步激发年轻学者的创造活力,开拓新的研究格局,引发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有感于此,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中青年学者自发成立了“唐代文学读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优势学科、古典文献研究室,于20188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召开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界”学术研讨会暨唐代文学读书会第一次会议,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20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立足各自的研究体会,探讨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界,期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焕发研究活力,迎来唐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古代文学优势学科负责人刘跃进研究员为大会致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参加了会议,并做主题发言及会议总结。刘跃进所长的致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研究员代读,在致辞中刘跃进所长指出,中国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基础深厚,俞平伯、钱锺书、吴世昌诸大家开拓于前,陈铁民、吴庚舜、董乃斌、刘扬忠、蒋寅诸学者继承其后。目前文学所的中青年学者对唐代文学研究亦用力颇多。青年学者是学术的未来,文学所一向关注学界前沿,关注青年学者的探索。在唐代文学继往开来,迎接新的学术挑战的今天,文学所古代文学优势学科、古典文献研究室举办这个研讨会,希望为推动唐代文学青年学者的交流,为唐代文学的发展尽一份力。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曾祥波副教授主持。





研讨会共有11位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陈尚君教授首先发言,他回顾唐代文史研究的学术史,对于文学研究的内与外、文学不为其他学科打工、考据与理论的博弈等说法,他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大家不应将自己仅仅定位为一个文学研究者,而是作为一个学者,立场与视野应该更为开阔。他指出自己的研究不分文史、不分内外,所有工作都从着眼于学术史的立场来加以考虑。他又从个人治学经验出发,详谈对近年学风变化的感想。他早期以文献为重,先后达到两重境界:其一,作《全唐诗补编》时,将搜集到的任何材料都视若珍宝。其二,作《全唐文补编》时,明白在唐代文献的所有遗存中,文学只占很小一部分。全唐文的工作促使他知道了唐代文献的总体面貌,知道了每个学科在讨论问题时提及的原始文献的基本状态。如今依然在做新的文献储备,每篇文章都有新材料支撑。他提到近年自己最大的学术转变是开始写通俗的普及性文章,以写人和写书为主;行文则深受恩师朱东润先生的传记文学的影响,希望既能传递出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鲜活的理解,又能真实地还原作家面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谢琰副教授在评议中表达了我们今日应重复读书的态度,即使前人已有定论,我们仍应在反复阅读中发现新细节,寻找新话题。关于陈尚君老师的《皮日休陆龟蒙及其友人的佚诗》一文,他谈了几个可以引申的话题。第一,晚唐五代诗歌相互之间具有高度的雷同性,会变成大家共有的一套话语资源,在当时和宋代变成“俗话说”的一部分,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格言。第二,皮日休某些诗歌的命题方式,可细分为“地点 事件”和“地点 时间点”两种类型。将皮日休诗歌的命题方式与“景”如何形成结合在一起考虑,可以为理解后世“八景”的命名以及中古时期人们对于风景的看法提供一种视角。第三,从陈尚君老师辑出的佚诗中,可看出晚唐五代诗歌的特殊句法。如“松阴满路苍苔滑,谁道文皇负贾生”一句,在结尾用反诘句是晚唐五代诗歌的常见现象。又如“风际有香飘灼灼,雨来无力倚田田”一句,在句尾用叠字,以及用描述性的词来指代事物本身,都包含艺术新变。第四,《松陵集》中保留了大量江南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日常生活的技巧也极其丰富,值得学界对其做详细探讨。针对陈尚君老师《大唐王朝的第200年》一文,谢琰老师赞同陈尚君老师所说的,李翱对宪宗不希望裴度权势扩张一事看得十分清楚。他强调对李翱的评价历来笼罩在韩愈的阴影里,学界可以对李翱的思想深度和政治见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给予其更公允客观的评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查正贤副教授作了《近体声律问题的再思考》的主题发言。他提出,从永明声病到近体声律的历史,是一种人为的工巧经过长期的探索发展,重新将自身纳入自然天成的约束中,从而获得永恒的生命的历史。永明声律作为人工创制的一套规则,通过有意调配四声以达到音韵和谐的效果。不过,声病规则仅由四个调值以极为有限的几条回避性的规定搭配而出,与“和谐”对丰富、多元的要求有明显的差距,同时,“和谐”效果很大程度上有因人而定的特点,并非某种僵化固定的唯一状态。因此他认为声病规则所欲求的和谐效果,首先是特定诗人提倡的、与其个体感受直接相关的一种和谐类型,并非四声类别的内在产物。同时,査老师辨别了声病与乐的关系,指出“以入乐之需定八病”或“依乐曲定八病”的说法都不尽确切。他指出沈约大体是分开看待五音与四声的,通观相关的声病文献,可以认为声病与乐不是直接相生的关系,是一种基于相关观念与具体规则上的对照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査老师进一步讨论了近体声律的定型问题,他认为近体声律对永明声病的最大改革,在于完全放弃了从韵、纽方面制定病犯的想法,成为仅利用语音的声调来调节、规范诗歌形式的规则,仅追求一种明确的声调抑扬的效果。这实际上是以一个标准更单纯、形式更简洁、使用者能更好地贯彻的规则,真正实现了声病创立者的初衷。将近体声律的定型问题放在唐代诗学脉络中加以考量,査老师认为近体声律的定型并非是一个首尾完整、过程明晰的事件,所定之型也不是轮廓分明、结构稳定的静物。它在诗人共同体中形成了大致原则,诗人各自在不同情形下不同程度地遵循这些原则,创作出来的诗歌在原则的体现上会有差异,但总体上则与古体在音声特征方面形成大致相对的面貌,构成唐诗中古、近体互相对峙并存的景观。近体声律所具有的和谐效果同样是人为规定、由诗人共同体逐渐认可而形成的产物。清华大学中文系李飞跃副教授认为査老师此文破除许多观念壁垒、思考问题系统深入且富有创见,尤其关于声病转变、五音四声关系、字声音律关系的辨析精到。李老师强调从自然和人工的角度去考察近体诗律的生成和演变,是对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以往我们过于强调声律兴起的自然因素,而轻忽人工建构的因素。随着这些年多位学者的探索,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从四声八病到粘对律、从永明体到律体,并非一个顺势演变和自然生成的过程,其间充斥着断裂、矛盾甚至各种博弈。即便如此,查老师这篇论文明确提出“永明体到近体的声律历史,是一种人工作用的结果”,还是十分醒目,体现了明而能断的学术穿透力和通达文史观。





 清华大学中文系李飞跃副教授作了关于诗词曲辨体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以“唐诗宋词元曲”为代表的辨体标准,混淆了文类的代际性与文体的规范性。他强调寻求诗词曲的起源,不能仅从概念本身出发,而应对诗词曲进行文体打通,回到历史活动的歌词本体和艺术本位,从诗歌乐舞的互动过程中来探求。他进而指出诗词曲其实是诗歌的不同艺术形态,相互之间可以发生转变;同时,诗词曲也是诗歌的不同历史形态,影响和塑造了彼此。最后,李老师提出古典诗歌研究应该有一套属于中国文学本体的概念、术语和命题,要有总体史和长时段的理论自觉。在文体打通的视角下,一些基本概念、术语将被重新界定,相关命题及史论亦应重新建构。查正贤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李老师从格律、声辞关系、音乐体系以及文体代胜等四个方面立体地分析了诗词时辨体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李老师指出,近代以来在主义的决定论下,以线性进化观念,按照以今例古的目的论看待诗词曲三种文体之间在文学史上的兴替,这是诗词曲辨体研究中所存在的根本状况,对该问题的研究带来相当复杂的困扰有很深入的揭示与思考。李老师在这些辨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根据诗词曲同源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打通诗词曲之间的文体区分,重构文本发展的历史,重视诗词曲的综合艺术特征,将它们视为歌诗的在不同艺术形态与历史形态,辨证地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形态关系,并以此三者的关系为契机,重新思考小说等其他文体的发生与特征。这些讨论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脉络,反思那些形成已久的传统观念,有宏通的学术思考,而辨析又细致入微。查老师十分肯定李老师的发言中关于于诗词曲源头都和“乐”有关这一观点,同时也提出,对发言中未提及或强调的唐代部分诗歌不入乐、文人创作案头化等现象,还需要更周详的考虑,可以做进一步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曾祥波副教授作了《唐人别集研究应当注意“篇目编次”的溯源意义》的主题发言。他提出篇目编次研究具有合法性、合目的性、可操作性三种优势,以篇目编次为切入点发现问题,再以异文校勘、避讳阙笔等因素加以辅助,应该成为还原唐人别集原貌和梳理版本源流的基本操作规律。他使用这种方法初步得出结论:唐人别集“诗歌部分”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或内容类别进行编次,分体编次迟至唐末五代才出现。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罗宁教授认为,曾老师在研究整理杜集多年总结出的篇目编次研究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可行性。此外,他对曾老師文章中经部、史部典籍不涉及编次问题的说法提出质疑,曾老师表示应改为正经、正史更为确切。陈尚君老师对发言中唐人文集的唐本没有存世这一基本结论提出不同意见,他指出唐集唐本存世实际上有上百种之多,以各种各样的面貌保存了下来,如陈子昂集十卷本、骆宾王集十卷本、皎然集等都保存了唐本原貌。此外他认为讨论唐诗篇目问题的前提,是辨析所有原本及其各自流传轨迹。他建议可以对每部别集进行个案研究,进而得出更深层的结论。





复旦大学中文系唐雯研究员作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启发》的主题发言。她提出目前文学研究强调区分内外,但学界仍应继承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中的文史结合的研究方式,并借用四篇史学论文,详谈她所理解的文史结合。她指出,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教授的《一位“贰臣”的生命史》通过新材料王伷墓志及其他文献,分析了整个陷伪唐臣群体在安史乱中的境遇,和当时士大夫普遍同情“贰臣”的情绪及对忠义观念的反思,这对读者理解杜甫写给王维、郑虔的诗歌,和思考安史之乱对古文运动的实际作用都有重要意义。仇鹿鸣的《五星会聚与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在考释严复墓志时,分析了杜甫献赋所处的玄宗朝时代背景,这有助于读者打破既有结论和标签,重新认识杜甫献赋受到赏识的真正原因。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徐畅副教授的《盩庢县尉白居易的长安城乡生活体验》和中山大学李丹婕副研究员的《白居易笔下的元宗简》都通过考证历史细节来建构白居易的日常生活面貌和交游往来情况。唐雯老师强调,所谓文史结合,就是注重唐代制度和文化对唐人的影响,考证唐人具体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不再是文学研究中被抽离的作家,而是把他们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孟国栋副教授在评议中指出,近二十年的唐代研究得益于新出石刻。他认为,比较文史学界的做法,目前还是处于史学先行的状态。史学界重视新出石刻文献,荣新江老师说过从写本到石刻,已经成为今后中古史研究的基本走势;而文学界还没有跳出既有研究模式的束缚。此外,史学研究者已将文学材料纳入到研究视野,文学研究者也应思考如何利用史学材料和史学研究成果来推进自身的研究。孟老师还提出,与老一辈有着深厚史学修养的唐代文学研究者相比,如今年轻的硕博士生们学养不够,畏惧唐代选题。因此唐代文学研究接班人的培养,还需在座前辈的引导。文史结合研究法在自由讨论环节引起热烈讨论。刘宁老师认为,文史结合的传统至今未断,一直为人所尊崇。然而如今我们面临着文史应该如何结合的困惑,比如清晰还原历史细节究竟要说明什么问题,仅呈现细节是否就已经是有意义的研究,问题设定和历史细节呈现之间的尺度应该如何把握等等。唐雯老师回应道,史学研究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复原,比如将一个仪式还原到可以切实操作的程度,或是将制度还原到具体的运行环节,这类史学研究其实搭建了文学发生的场景,如若文学界可以加以利用,有利于实现诗歌理解的立体化。陈尚君老师进而点出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差异:传统史学侧重考察历朝兴亡和人事更替,而从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宗教信仰、日常思想、社会组织等方方面面进行全景式的展开,则是新史学追求的目标。陈老师认为,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尤其出色,他们可以穷尽文献去追逐一些最日常的真相。曾祥波老师认为,细致的制度研究利弊参半,一方面制度考察可以呈现规律,许多现象遵循这些规律展开。但另一方面,仅更换作家和话题的制度研究,可能会导致研究成果的重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宁研究员作了《理解唐代文学的世界性》的主题发言。她认为20世纪以来的唐代文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断成熟,并为古典文学其他时段的研究起到示范意义,但这间接导致了各时段研究方式的同质化。受限于前人成果丰硕和可用材料有限(唐与宋元明清时段相比),年轻学生愈发畏惧以唐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既有格局下的唐代文学研究与其他时段研究的蓬勃发展相比稍显沉闷。着眼于唐代文学的未来发展,为了使唐代文学研究继续焕发生机与活力,她提出思考唐代社会和唐代文学的特殊性是当今学界绕不开的问题。她认为,唐代社会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兼具统一性与开放性的世界性帝国,而唐代文学文化则呈现出多元包容的内在结构。为了理解唐代文学的世界性,不能单纯停留于对文化交流现象的观察,要深入理解丰富的开放交流所立足的社会文化根基。比如认识唐朝社会体制的“柔性结构”,剖析唐朝“天下秩序”的独特内涵,解读唐朝对规范和个性的独特追求,这都是理解唐代文化多元包容力的重要切入点。她强调,对唐代文学世界性的认识,需要世界性的眼光,加强不同文化、文明形态之间的比较,对文化多元性的复杂层面展开广泛的分析思考;同时可以借鉴目前世界史、全球史的研究思路,反思文化中心论的局限,致力于寻找更为开阔的思考视角和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张剑研究员评价“唐代文学的世界性”的说法可以开拓研究视野,提供新的思考视角。同时称赞这是一种有关怀的学术研究,具有人文性和当下性,能帮助我们思考今日的世界格局,思考日后中国应有怎样的文化结构等问题。





浙江大学中文系咸晓婷副教授作了《唐代女性与战争:文学书写、史传批评与价值重估》的主题发言,她意图通过探讨女性与战争在唐代的文学书写、史传书写与墓志书写,重估女性在战争中以至在历史中的价值。她总结安史乱后,诗文致力于在同情视角下描绘女性受难的单一形象,这类书写否定了女性所具备的社会职能、忽视了女性对战争和历史的价值,其书写目的是进行政治批评与社会批判,没有站在女性的角度来真正书写女性。实际上,从表现女性品德个性的墓志,和记录女性参战事迹的史传,都可以见出女性在战争中甚至历史中确有作用。然而咸晓婷老师也坦陈这一题目并不容易写深写广,最大原因是材料有限,比如古代女性参战材料本就很少,而部分文献还刻意删减,《新唐书·列女传》就删除了《旧唐书·列女传》中涉及的三位参战女性的资料。她目前考虑在唐朝随军家属制度方面可以做进一步拓展。此外,咸晓婷老师分享了他关于唐代研究的想法。她认为,虽然目前唐代文学研究与前代相比稍显沉寂,但确有进展,她总结为进入了一个深、细、史的状态,可以说是静水深流。她提出唯有新的研究范畴的提出才能真正推进研究,而以往的科举与文学、音乐与文学、礼制与文学等研究方向,其产生方式一致,称不上是新范畴。她欣赏并借鉴西方文论波浪式的发展方式,即新理论的提出不是针对前一次的理论,而是追溯源头,将前人所有理论融会贯通后,再提出新的理论。而她也坚信关于文学四元素——作家、作品、读者、世界,无论是单点差异还是四者联系,中西方文学都是不同的。因此,她希望自己能在坚持对原典的思考中,孕育出新的研究范畴。唐雯老师对咸晓婷老师的困惑做出了回应,给出两点建议。第一,史料收集可做进一步补充。因为《新唐书·列女传》的史源仍可搜检,一般来源于文集。第二,如果做个案研究,容易做得更为深入。比如《新唐书·杨烈妇传》的史源是李翱的《杨烈妇传》,而杨烈妇本人及其丈夫的墓志都刚出土,有趣的是杨烈妇墓志叙述平淡,而她的重要事迹都记录在其丈夫的墓志中。将两篇墓志、李翱的《杨烈妇传》这三个文本进行对比,可能会另有收获。而且李翱的《杨烈妇传》与《高愍女碑》基本同时作成,结合其行卷背景,也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王楠副研究员为“女性与战争”的主题补充了一则材料:武则天作为女性形象,治内有对后突厥默啜和契丹李万荣等部族的战争,是女性与战争题中应有之义。她还提出,《新唐书》删去而《旧唐书》尚存的女性事迹与中古时期婚姻礼法关系的变化有关。《旧唐书·列女传》中女性与父家(即本家)关系更为紧密,因而家族中以母亲身份来确定儿子身份与继承。唐代中后期直至北宋年间,礼法的变迁直接反映在《新唐书》中女性形象的转变,文献编辑的增省即为家族形态转变为父子关系为主脉的家庭系统突显的形态。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罗宁教授作了《古代诗歌的文体学研究:以词藻为例》的主题发言,他近年来关注唐宋诗歌的词藻研究,提出可以建立每一个词藻的意义和用法的编年史。他认为词藻是古代诗歌的四大要素之一,其研究有三大意义:第一,有利于准确理解词藻及相关诗句的意义。第二,通过考察词藻的出现、继承和变化,可以了解不同的时代、作家、流派的风格特点。第三,可以帮助判断作品的时代和真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京臣副研究员认为,罗宁老师对体系和概念有自己深邃的思考。《文体、文类、书体:对三个概念术语的思考》一文,尝试对文体、文类、书体这三个概念的意义和用法进行重新界定。 “书体”概念的提出非常巧妙,是赋予古人之旧概念以新的含义。刘京臣老师指出,此次发言提出的“词藻”概念同样新人耳目,但他对该如何区分“词藻”与“典故”提出了质疑。罗宁老师表示,“词藻”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典故,反过来说,典故本身在诗歌中也常以词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也可以叫“典故词”。张剑老师提出,该如何解决文献亡佚带来的对逻辑链和意义演变链的破坏的问题,罗宁老师认为,可能存在这种现象,但总体而言较少。罗老师进一步强调,相比于亡佚文献,著名作家和作品更为关键,如《文选》、杜诗、韩文等,许多词藻都直接产生于这些作品。                                                                




北京师范大学谢琰副教授作了《主体与形式:唐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的主题发言,他针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重提将“文”的概念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内在理据,重新建构具有理论自觉和现代意义的“杂文学观”。在具体研究路径上,他有两点新的考虑。第一,重塑思想主体,即将唐代伟大的文学家视作主动的、活跃的思想主体,构拟他们的主体意识与思想特色。第二,重视话语形式,即打破研究作者“说什么”的传统,着重研究作者“怎么说”以及造成的效果,将研究视角从“社会生活应用于文学形式”转换成“文学形式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内容”。咸晓婷老师在评议中对这两点崭新思考的表示了高度赞同,她说传统从社会生活到文学的交叉研究是单向的,而如今我们以反向思维重新去思考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可能会生发出一些新的问题。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孟国栋副教授作了《无时不在的老杜:傅山接受杜诗的三个面向》的主题发言,他提炼出清人傅山接受杜诗的三个面向:首先是文本细读,傅山通过品读杜诗(包括诗序和诗题)以体味杜诗精髓。其次是广泛抄录,杜甫诗歌以不同书体、不同风貌出现在傅山笔下。再次是化用和批注,傅山有评骘杜诗的专著,既抒发阅读的整体感受,也对杜诗做出了公允评论。孟国栋副教授指出,傅山这种从读到抄再到批注的三位一体的接受模式,为我们研究唐诗在后世的接受、乃至如何品读唐诗都提供了一个范本。曾祥波老师评价道,傅山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文人,研究他对杜诗的接受是十分有价值的。而且此篇文章论述全面,可弥补此前一些零散研究的不足。但曾老师进而强调,今日谈起清代杜诗接受者,仍是推崇钱谦益。将傅山置于明清杜诗接受的总体脉络中加以考察,他的接受显得比较普通,不带有明显的开创性。然而如今有八十多个傅山抄录杜诗的真迹得以保存,这恰是傅山和杜甫联系更为紧密之处,他认为可围绕这一点做进一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郜同麟副研究员作了《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主题发言,他提出唐代文学研究不应仅关注上层文人作品(即“大传统”),还应对出土文献和宗教文献中保留的部分平民文学(即“小传统”)给予关注。他对比敦煌书仪和传世文人书信,分辨文人作品前有所承和独出机杼的部分。他以李商隐的《为马懿公郡夫人王氏黄箓斋文》为例,说明了解平民宗教文书的形式和体例,有利于准确理解文人作品。他以《孟东野集》收录的四首《列仙文》为例,说明熟悉宗教歌诗有利于对文人作品进行辨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王敏庆副研究员在评议中称赞此文显示了扎实的文献功底,以及灵活的思维和开阔的研究视野;文章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不仅明确了“大传统”和“小传统”各自的特点,更是用三个具体实例说明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密切关系。唐代文学是一个整体,“小传统”研究的缺席势必会对“大传统”研究产生影响。她说此文在第一段的内容中将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的某些行文特点与其外国人的身份相对应,此种思维方式与华盛顿大学Timothy·lenz的一篇研究犍陀罗语文献的文章《昔日重现:一个来自犍陀罗的譬喻师》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该文通过对手中的这批犍陀罗语文献的书写方式、修改痕迹、措辞前后的变化及各种标记符号,推断这批犍陀罗语文献的书写者是一个正在学习过程中的譬喻师。这种研究方式或思维方式在拓展了研究文献方法的同时,也提示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对考古学、艺术史、碑铭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运用。因此,她提倡将图像作为特殊文献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中。日本市川桃子的著作《莲与荷的文化史——古典诗歌中的植物名研究》一书,在讨论诗歌中的莲花时,不仅指实物莲花,还提到了莲花器物,如莲花带、莲花簪、芙蓉冠等。她认为,图像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本,像诗歌中仅凭文字能提供的信息是很有限的,但结合传世或出土文物(图像)则能获得更大更丰富的信息。最后,她认为“小传统”的提法似乎欠妥,平民群体只不过是不受重视,因为话语权不在他们手中,他们是一个被忽视,但却庞大的群体。陈尚君老师对此篇文章也提出了建议,他强调先熟悉唐代的行政运作和官僚办事方式,分辨出李商隐文章中的程式之作,在理解其创作背景的复杂性后再与平民文学做对比,会得出更深入的理解。





    会议在陈尚君教授的总结中落下帷幕。陈老师赞赏年轻学者锐意进取、创新求变的勇气和魄力,但他强调年轻学者的心气并不在于开拓一套体系和提出一套理论,而是保持宽阔的学术眼光和高远的学术定位。他从自身学习经历和唐诗研究走势出发,对年轻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点指导建议:第一,文本阅读是学术研究之起步,要深入理解作家、作品和时代。第二,要充分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第三,如果要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新方法,可以先找一两个点对前人观念做彻底清理和推翻,比如清人的许多说法都值得商榷。第四,无论如何创新,一定不要脱离个案研究,要建立起自己的学术阵地。第五,对各个领域都保持热情和追求,不断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形成刺激,以免固步自封。他告诉年轻学者从时代和社会、人的生活和情感等方方面面去拓宽学术研究的边界,要相信学术空间的广大。他鼓励年轻学者脚踏实地、保持心气地去做好学术,并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出现新的学术大师。

会议研讨深入,与会者坦陈当下的困惑与问题,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共同感到在唐代文学研究继往开来的今天,以读书会的形式加强沟通交流,推进学术思考很有必要,期望这样的讨论能不断深化下去,切磋砥砺,开拓唐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

 


(录音整理及撰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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