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时代  新起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综述



   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201810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在京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四十年成就”为主题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共有十四位专家代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学术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部分古代文学博士、博士后,以及部分媒体记者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主持,他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两重意义,一个是国家层面的意义,一个是一般的意义,对于古代文学而言,从口述史的角度看,四十年是一个时代的重要门槛,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必然造成口述史的高度发达,必将深刻地影响今后文学史的书写;而八十年则是“集体记忆”的边界值。因此,今天我们站在四十年的门槛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成就,就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学者们总结了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予以深入分析,并对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充分讨论。



 一、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背景下,不断探索其历史、现实价值与学科定位,时刻与现实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石昌渝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改革开放打破了此前的一些认识误区,使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得以恢复。詹福瑞教授(国家图书馆)认为,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改革开放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符合自身发展的科学、正确的方法。他反对试图脱离社会、不顾人生的文学研究,他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回到了真正的科学意义的研究,找到了研究的常态,不仅厘清了何为宣传、何为表态、何为研究的界限,而且形成了政治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制度规矩,使古代文学研究无论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宽松、更加开放,从此确立了以学术为中心的多元评价机制。郭英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今天的海外学者“阅读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便被历史和现实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刘勇强教授(北京大学)认为,古代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近代文化转型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全面恢复,这一确立得到了最后的强化。从文学内部的原因看,对文学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即是古代文学定位的内在理据。廖可斌教授(北京大学)将一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五十年,后半叶的前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与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他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实现了文学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整体性、根本性转变,基本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体系;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变化,就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必要深入探讨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良性关系,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刘宁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以八九十年代为中心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学术创造的活力;其二,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规范化追求、“学科化”发展,使学术研究有了深厚的沉潜与积累。前者代表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后者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理性,四十年的辉煌,正得益于活力与理性的结合。

 第二,古代文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和成熟,学科地位不断加强,初步形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思考,并在批判继承中不断推陈出新。

 陶文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者在学术创新、古今贯通、古代文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葛晓音教授(北京大学)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开放中走向成熟”,不但顺利完成了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代际交替,而且研究领域的广度得到极大的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得到极大的更新,甚至对海外学术成果和各种新理论的吸收,也从崇信走向理性。石昌渝研究员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与选题上,都经历了艰苦的探索。事实上,古代文学研究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要从文学作品和文学历史的实际出发,在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中评价作品,寻求文学发展的真相。另外,研究方法上的宏观与微观研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依存也相互转化。宏观必须以微观、专精为基础,微观必须有宏观的视野,必须在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以及事实的各种联系中去把握个别。左东岭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业绩与特点就是“成熟”,并从五个方面对古代文学的“成熟”特质予以解释: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上,既坚持学术研究的本位立场,尊重学术的独立性与严谨性,又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文化重建的现实使命;二是学术规范体系逐渐完善;三是研究格局日趋均衡与立体化;四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圆融自觉;五是中外学术交流的均衡与成熟。刘跃进研究员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古典文学四十年来的成就:一是研究队伍空前扩大,学术梯队已经形成,学术研究后继有人;二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已经成为常态;三是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四是学术研究目的日益明晰,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五是学术研究重点更加明确,初步确立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研究目标。他人还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并对“中华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理论研究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刘勇强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文献整理、史实考辨、理论阐释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杜桂萍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结合古代戏曲文学研究,指出了四十年戏曲文学研究的三个特点:一、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极大推动和促进了戏曲的研究;二、戏曲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法,戏曲文本的“体”的特性逐渐受到关注;三、中国戏曲理论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已经进入当下的理性思考阶段。刘宁研究员认为,古典文学“学科化”的迅猛发展,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强化,二是学术范式影响不断加强。





 二、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解问题。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时刻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是古代文学研究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途径。对此,廖可斌教授认为,文学研究与社会关系的过度疏离,或者过度否定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有可能会使古代文学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会导致选题和研究越来越不考虑价值判断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义的追寻,最终会与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文学艺术生活脱节,成为少数专业人员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游戏,从而导致古代文学研究的日益边缘化。

 第二,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问题。詹福瑞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是追寻文学的真实轨迹,勾勒其发展演进脉络,发现规律,以此为依据解释中国古代所发生的文学现象;它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其性质仍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所秉持的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赵敏俐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认为,当前对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理解存在误区,影响到对文学学科的定位问题。刘跃进研究员认为,“学科”与“学术话语”问题,是当下最为关注的两个话题。刘勇强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的身份确立是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这必然与古代文化学术体系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中越发凸显出来,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进而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近十年兴起的“国学热”以及最近将经学研究与西方古典学接轨的“中国古典学”,会对非经典性的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研究形成又一轮挤压。刘宁研究员认为,古典文学学科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也存在一些弊端,但倘若过于机械繁杂,则会成为学术发展的阻力。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学术创新与研究选题问题。陶文鹏研究员指出,近年来,研究课题和研究角度的雷同重复是一个需要切实注意解决的问题。左东岭教授认为,虽然四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呈现出“成熟”的特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大量平庸而乏新意成果的存在、文献整理的缺乏深度与重复劳动、数字化文献的流行与阅读能力的退化、学术规范化与研究个性化的矛盾、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与理论体系的原创性的差异、学术评估的量化要求与精品成果的缺少,研究项目的时间限制与研究质量的保障的冲突等等,都亟待学界加以认真对待。刘跃进研究员指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新材料的发现与使用非常重要,但一味强调新材料,忽略传统学术,也很难真正认识到新资料的价值;古典文学研究回归文献学,强调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必要,但这种回归也隐含着某种危机,长此以往,必将弱化对文学理论探寻的兴趣,最终会阻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杜桂萍教授对当下戏曲研究中存在的新老交替中的青黄不接、研究深度的后继乏力、戏曲理论与实践的“两张皮”、文献发现与相关研究的疏离等问题提出思考,认为受制于固有的思维模式、体制制度障碍乃至惰性学术观念,戏曲研究并未达到应然的理想境界。刘宁研究员认为,目前古代文学研究的缺陷,是学术个性的发展还不够丰富和深入,应该让改革开放的活力与理性,获得更充分的发扬,并用这种活力和理性激扬学术个性。另外,她还认为,创新和学术个性的发扬,都难以预先规划,作为研究者个人,应该自树立、不因循;作为学界和社会,应该创造更为宽松自由的氛围。




 

三、未来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展望。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与会学者对古代文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刘勇强教授认为,充实了当代意识的、以功能意义为主导的发现性研究,至少可以是“下一个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第一,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赵敏俐教授认为,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本质特征的研究,逐步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使之更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实际,并在学理上有更加坚实的立足点。同时,要加强人文关怀,充分认识到“文学”的学科存在价值和意义,在提升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作用,让文学研究承担起人文学科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

 第二,关于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前景问题。针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陶文鹏研究员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是继续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因为改革开放的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古代文学研究也要善于发现与解决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新的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其次,要深化古代文学研究的改革开放,还必须努力做到中外古今的融会贯通;最后,要大力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郭英德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必须要从“认识自身”、“反思传统”起步,这对加强和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具有重要作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守正出新”。刘跃进研究员指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在于研究方向上要回归经典(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两个方面),文学史书写上要构建以中国多民族文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学”思想体系,研究方法上要以文献实证为主、但不废弃必要的理论探索。刘勇强教授重申了“发现性研究”的重要作用,总结了这种研究方法在调整文学史的座标体系、对文本推陈出新的“再发现”阐释、探索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生经验超越时空的思考以及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方面理论意义。杜桂萍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曾拉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当下的戏曲研究也应该“让思想冲破牢笼”。刘石教授(清华大学)指出,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个是要充分利用新文献;另一个是拓展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学的深度,尤其要注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来提升古典文学研究。张晶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对古代文论研究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将建立在权威可靠的文献基础上的“阐释”作为古代文论的提升途径,并且要重视阐释的深度与系统性。

    刘跃进研究员认为,实事求是,对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方向。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证明,四十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破除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壁垒,而且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行各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全面反映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带来的辉煌成果。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回归经典、回归传统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古代文学必将在新时代开启新的起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孙少华)



古代文学研究四十年的思考

石昌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回顾这段历史,的确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是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得以恢复。在此前的十年动乱中,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被视为是封建的糟粕,除了短时间里开展的“评红”“评水浒”和“评法批儒”运动涉及到古代文学之外,古代文学就是一片禁区。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个禁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复刊,《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各种专刊、丛刊的出现,高考的恢复以及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设立,标志着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古代文学具有极高的思想和审美价值,更重要的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中国人,无论族群以及宗教、政治信仰有何不同,都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心灵的相契。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中华民族屡经摧折却仍然凝聚不散而傲然挺立的精神纽带之一。古代文学研究不止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它的意义实际上超出了一个学科的范围。

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上经历了艰苦的探索。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思想禁锢的状态中走出来,投身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潮流,大有重建中国文化的豪情。那时国门打开,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涌了进来,人们争相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庸俗社会学和功利主义的桎梏,有些学者便拿起这些新潮的理论来诠释古代文学作品,试图构建全新的文学价值体系。一段时期中,“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等等,成为最时尚的东西。我不拒绝这些理论,他们如此有影响,肯定有值得借鉴的价值。但我没有弄懂他们,以我所见,那些用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研究古代文学的论著,并没有多少真知灼见。吃透一种理论,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理论是重要的,但理论只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即使精通一种理论,用这种理论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现象,也不是生搬硬套可以实现的。古代文学是历史的文学形态,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文学历史的实际考察,还是得对作品的训诂入手,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并去伪存真,也就是从文学作品和文学历史的实际出发,在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中评价作品,寻求文学发展的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方法和路向,在实践中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可。

 古代文学研究在题目的选择方面,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初有一段时期时兴宏观研究,我想那也许是对以往长期存在的随意性的饾饤小论和支离破碎的烦琐考证倾向的反拨,或者是出于建构崭新而宏大的古代文学研究格局的考虑,不过实践的效果未见佳妙。过于强调宏观,课题涵盖面太广,动不动就要概括出理论层次很高的规律,又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把握,这就不免制造出貌似高屋建瓴而实则空洞无物的大题目小文章。宏观与微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依存也相互转化。宏观必须以微观、专精为基础,否则便无所依托,流于空泛无物;而微观必须有宏观的视野,必须在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以及事实的各种联系中去把握个别,否则便流于琐碎卑小。学术实践让我们认识到,小题目作大文章,以小见大是一条学术研究的坦途。大题目并非不可做,但它必须对题目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境有着精深研究的基础,而对于广大学者而言,选择小题目,在历史全局的观照下作深度的开掘,乃是智慧的选择。

 古代文学研究四十年来,研究领域得到空前拓展,大批文献被发掘和整理出来,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流派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传播研究、域外汉学研究等等,这些成就早已有目共睹,不必赘言。

 


加强创新、融通与理论研究

陶文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呈现出生机蓬勃的气象。这是四十年前难以想象的。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提升国民的人文素质和审美境界,并为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建构提供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营养,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奋斗,推进与深化改革开放,夺取更大成就。为此,我想谈体会较深的三点意见。

 首先是继续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改革开放的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它探索出了一条加快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我们做学问,搞古代文学研究,也要善于发现与解决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新的问题,或使前人尚未解决好的问题更加完善。总之,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界还存在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不良现象与风气,譬如有意回避经典。因为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要求有渊博的学养,有很强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力;加上历代的研究成果很多,继续发掘难度极大。人们有畏难情绪,这就造成了研究经典的成果较少。但也有些令人瞩目的优秀新著。例如葛晓音先生在《杜诗艺术与辨体》中,认真深细地探讨杜甫古体、近体诗歌的表现艺术与辨体的关系及原理,新见迭出,精彩纷呈,把对诗圣杜甫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近年来,研究课题和研究角度的雷同重复也是一个需要切实注意解决的问题。文化研究成为一大热门,产生了不少优秀成果,但大家一窝蜂去研究文化而冷淡了文学,也就出现一些浅尝辄止、生拉硬扯或空泛不实的论著。此外,还有一些专门选择冷僻小问题或三、四流作家来做繁琐研究的。这些研究,大多流于平庸,缺乏新见,学术价值很小。袁行霈先生勉励北大学者“要有大志气、大眼光、大手笔、大格局、大气象”“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事”“不能随波逐流,不能甘于平庸,不能跟在别人后面小打小闹”(《〈北大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总序》),可谓振聋发聩之言。我的先师吴世昌先生自弱冠弄翰,至于皓首,刻苦治学五十余年,在红学、词学、诗学、经学、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就是不断创新,开辟新路。

 其次,要深化古代文学研究的改革开放,还必须努力做到中外古今的融会贯通。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各自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同时也有作为“人学”的共同的精神与规律。钱锺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他的名著《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等,都是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互参照、比较、融通的杰作。吴世昌先生研究周邦彦等唐宋词人、词作写景叙事与抒情的结构特点,也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借鉴吸收了西方近代短篇小说的章法结构,总结出“词体结构论”,成为继李清照的“本色说”与王国维的“境界说”之后,中国词学批评史上又一新的批评模式。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证了明代的戏曲受到印度戏曲的影响。陈允吉先生在《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中,阐明了东晋玄言诗、中古七言诗体、王维“雪中芭蕉图”、白居易《长恨歌》、韩愈《南山诗》、李贺及其诗歌以及柳宗元寓言所受佛偈、佛经、密宗“曼荼罗画”的影响。2016年,我们文学研究所李建军研究员也推出了《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文学大著。这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能只是“闭门造车”,而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以及远大的国际学术视野,通过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及其宗教、文化、艺术等的比较、参照,才能更好地揭示彼此的同与异,获得更优秀、更有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在古今贯通方面,章培恒先生长期大力提倡,做了许多工作。十几年前,章先生看到年轻学者杨景龙的专著《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时,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亲切地勉励作者。2017年,中年学者江弱水的《古典诗的现代性》(修订版)问世。他在这部书中,用西方诗学作为参照物对中国古典诗加以考察,论证了自南朝文学起,经唐诗里的杜甫、李贺、李商隐,到宋词中的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已然形成了一个有别于连贯叙述及说教倾向的独特传统,体现出文学精神的“颓加荡”、艺术观念的“讹而新”、语言形式的“断续性”与“互文性”。而这些历久弥新的现代性品质,为中国古典诗词在现代语境里的转化提供了契机,从而对现代中国诗歌的写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影响。这部书立论新颖,分析作品细致,深入浅出,颇受读者好评。不过,这类中外古今融通的论著至今还很少,应当鼓励更多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

 最后一点是大力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程千帆先生多次强调,我们不但要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更要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后者就是要求我们从大量的作品中,抽象出为众多古代作家所认识和运用,却未经理论家总结的新的理论范畴。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重要的,但比较而言,后者是更困难的,也是更有意义的工作。程先生在其《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归纳出的“一与多”这一对古代作家长期自觉地在创作中运用的美学范畴,并对诗歌表现手法中的许多复杂现象作了广泛的考察,从而开发出一块前人并未揭示的理论宝藏。从近代到现代,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取出理论的成果不是很多,我看到过的有: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归纳提炼出浪漫派的和写实派的表情法,蕴藉的和奔迸的、吞咽的等中国韵文的多种表情方法。王国维《人间词话》首创“境界说”,并且提出了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隔与不隔、客观诗人与主观诗人等理论范畴。梁宗岱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对西方文学特别是德法两国文学及其代表人物的创作进行研究,比较了象征主义与中国的“兴”,李白与歌德、姜白石与马拉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与歌德的《流浪者之夜歌》等,见解独到,文笔优美。朱光潜的《诗论》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又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以及为何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探索分析。既有作品的赏析,更有理论的概括。叶嘉莹提出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兴发感动”说和词的“弱德之美”。流沙河的《十二象》探讨了古典诗歌的诗情与画意,并把诗歌的意象概括为十二种。钱锺书的《论通感》和说苏轼诗的博喻与李贺诗的曲喻,虽只谈了三种修辞手法,却给当代的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提供了艺术营养。可以说,从近代乃至当下,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我们应当大力加强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使中国的文学理论以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密切结合,具有丰富深厚内涵的鲜明民族特色,光耀于世界文学之林!


   

在开放中走向成熟

葛晓音

(北京大学中文系)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这一代人都难免有很多感慨。在改革之初走上学术道路的这批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亲历者,也是受益人。如果要对比改革开放前后学者生存境遇的变化、学术大环境的变化,古典文学研究自身的变化,可说的真是太多了。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感触:

 第一,首先看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代际交替。四十年来差不多经过了三代学者的轮替,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学术上领军的一辈老先生,大多数在本世纪初谢世或退休。这辈先生的弟子,如今也有很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虽然还有不少学者依旧活跃在台前,但是四五十岁的中生代已经成为学界的主力。从研究队伍发展的总体状况来说,确实是规模越来越壮大,思想越来越活跃,视野越来越开阔,而且始终保持着充沛的活力和向上发展的良好势头。尤其最近这些年,我注意到更年轻的三十岁以上的年青学者冲劲十足。第二代学者中的某些领军人物也在自觉地关注和引导着第三代学者的发展,古典文学研究的前景是值得期盼的。

 第二是对海外学术成果和各种新理论的吸收,从崇信走向理性。八十年代初,我们刚刚摆脱教条主义,渴望从外面学习新的思想方法,难免会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甚至盲目崇信。但当人们期待的新成果并没有如期出现时,我们也很快转向反思,回到传统的治学方法中。回归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传统中各自开疆拓土,努力探索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特色。随着更多的国内学者走向海外,更多的海外学者被请进国门,更多的海外著作被翻译过来,加上年青学者阅读外文越来越容易,原来单向的学习变成双向的交流,直到如今形成“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的理念,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理念的巨大进步,也是国内学者走向成熟的表现。

 第三是研究领域的广度得到极大的拓展。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集中于有人民性的大作家,以及部分经典作品。四十年来,各时段中被忽略的各类文体开始得到关注;大量的中小作家现在已得到初步的研究;很多以前评价不足乃至偏颇的研究对象,都得到了纠偏;相关的文献资料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别集注释、总集编纂、版本研究、文献辑佚的成果空前丰富。各类文学作品也从题材、文体、审美等不同角度得到细致的研究。可以说宋前文学史领域中已经很难找到大片的没有开挖过的生荒地。

 第四是研究思路和方法得到极大的更新。如果说八九十年代还难免纠缠于方法的探讨,那么从九十年代末到现在,学者们归纳方法的理论思维已经得到极大的提高。从科研项目的申报表格就可以看出,无论研究项目的价值如何,人人都能从理论上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方法。历年来发表的论文专著中也有不少真正能运用较新的视角和思路,得到新的创获。近年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和宋代文学研究特别引人注目,正与此有关。此外,四十年来,文学外部背景的研究也极为兴盛,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艺术,几乎所有与文学相关的因素都得到了充分关注。以唐代来说,老一辈学者所开启的新思路带动了唐代文学研究的全面开花,外因方面从家族、教育、制度、礼乐、干谒、党争、类书、园林、乐舞、传播、地域、民族、私学、官学、文馆、到文士社会角色、求仕活动等等,无所不包,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以上所谈的仅仅是一些笼统的印象,虽然每一方面可能都隐伏着某些新的问题,但成绩是主要的。所以我说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是在开放中走向成熟。

 

  

回归文学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

詹福瑞

(国家图书馆)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各学科一样取得了巨大成就,甚至可以称之为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活跃、最有成绩的时期。

    总结这四十年取得的成就,我认为最重要的还不是物质性成果,出了多少著作,发表了多少论文,在哪些方面获得突破或推进,而是精神的得我们这一代人骄傲、庆幸并应该坚持的成果。

文学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治,文学研究亦然。所以我一直反对试图脱离社会、不顾人生的文学研究,但这和为政治服务不是一回事。文学为政治服务是上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强调文学从属于政治,要为政治服务,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研究亦然。这种理论及政策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结束。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时,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从此结束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文学及其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首先,厘清了何为宣传、何为表态、何为研究的界限。政治宣传与表态,不需要科学的论证,更无须客观持平的科学态度,而古代文学研究则不然,它的目的是追寻文学的真实轨迹,勾勒其发展演进脉络,发现规律,以此为依据解释中国古代所发生的文学现象。古代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其性质仍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所秉持的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时期,宣传、表态与研究的性质不分,使文学研究沦为宣传的工具,斗争的工具,损害了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事实也证明,在文学研究为政治服务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所谓成果,很少有其生命力,时过境迁,许多作品再无价值。厘清了政治宣传与研究界限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的地位、任务和方法,为古代文学研究铺平了一条长远发展的大道。

    其次,形成了政治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制度规矩,使古代文学研究无论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宽松,更加开放。在为政治服务的时期里,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秉持什么样的方法论,都有严格的限定,设置了诸多禁区,研究明清禁毁小说、甚至宫体诗,都受到限制。改革开放,最先打破的就是研究对象的禁区,然后是研究方法,这大大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所以旧时碰都不敢碰的《金瓶梅》,有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它小说经典的地位。而西方研究方法的引进,虽然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打开了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建立了中国的叙事学、诗学和古典学等等。

    最后,不再实行政治第一的评价标准,确立了以学术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机制。在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时期,对文章评价的标准事实上只有一个:政治。政治第一,实则就是唯一。只要政治需要,其他都可罔顾。然而,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其评价体系是由诸多因素与条件组成的,涉及文献与理论等多个方面。就文献而言,有是否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源、收集的文献是否可靠、占有文献是否全面、梳理文献是否可信等,所以并非政治正确就一定具有很高的水平,政治标准不能取代一切。

以学术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机制的确立,使文学研究有了科学系统的评价机制。淘汰低水平的学术研究,鼓励出高水平的成果,激励学术创新,为四十年学术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学术为核心的评价机制,也为文学研究人员营造了比较安全的研究环境。文学研究场境没有了大批判的刀光剑影,也没有了牢狱之灾的阴云密布,学者们可以就文学发表个人的见解,讨论、争论甚至激辩,都是在学术的范围内展开,这既保护了研究者的合法权益,也激发了研究者的创造力。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走过的却是一条艰难的拨乱反正的路,作为一个亲历者,我们不会忘记走过的每一个沟沟坎坎,也会知道什么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正路坦途并为之而坚持。

 


 

加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和人文关怀

赵敏俐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学遗产》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提供了一个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高端平台,扶植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引领了学术潮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这些成就的取得源自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使古代文学研究从旧的阐释模式中解放出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今天我们总结四十年的成就,自然也应该面向未来,就《文学遗产》的发展和当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出一点建设性建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对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我认为最需要做的事有两点:

 第一,需要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一百年前,我们从西方借用了现代的“文学”观念,用来阐释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满的古代文学阐释体系。但是今天回头来看,这个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生搬硬套。由于从西方借用来的这个“文学”概念不完全对应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用它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总有削足适履之感。它将一部分文体排斥在主流之外,如六朝以后的赋体文学;它将丰富的文化经典视为一般的“文学作品”,消解了它那丰富的历史、哲学等文化内容,如对所谓的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阐释。近些年这种文学观念已经有所突破,“文学”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这对于突破当下的“文学”概念是有探索意义的。但是“文学”如果作为一个学科,它的研究范畴一定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模糊不清。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本质特征的研究,要逐步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使之更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更能解释复杂的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描述其发展的历史,让这个学科在学理上有更加坚实的立足点。

 第二,是要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义。在我们国家的学科划分中,文学目前是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把它和历史、哲学等学科称作“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研究就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这其中文学又有其不同于历史和哲学等学科的内容,不是历史和哲学的附庸。它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包括人的生活与情感,是通过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艺术阐释而实现的。它有很强的独立自足的学科定位。可是当下这个学科的人文定位却越来越被人忽视。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冷冰冰的技术至上正在一点点侵蚀着古代文学研究。前者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是大量的“垃圾论文”的推手;后者把它当成技术操作的材料,无视文学的学科本质。二者都共同迷失了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所以,要加强人文关怀,就是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的学科存在价值和意义,及其在提升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作用,让文学研究承担起人文学科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

  

 

守正出新:40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随想

郭英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我们这批六十岁上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是沐浴着祖国4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秋雨成长起来的文化人。“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历史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

 2017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是《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在书中我说:“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应该在众声喧哗的世界文化中葆有自身独特的声音,在五彩缤纷的世界图景中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在各具风姿的世界思想中彰显自身特出的精神。”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这40年来,经过我们这批文化人、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学生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在发出自身独特的声音、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崛起而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今天的海外学者要“阅读中国”,不能不取资于我们创造的丰富的学术成果。

 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彰显中华文化自身特出的精神方面,我们还有相当漫长、相当险峻的路途要跋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世界舞台的各种场合中,敢于拍桌子跟中国叫板,固然有赖于美国积聚一百多年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劲的科技实力,而更为深沉的底蕴,还有他对西方数千年文明与文化的自信与坚守。今天我们要加强和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认为,应该而且只能从“认识自身”“反思传统”起步。

 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便被历史和现实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感到自豪,而且更应该为之感到紧迫和沉重。作为中国的文化人,我们不能不用自己的生命,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重任,鞠躬尽瘁,踽踽前行。正如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这批六十岁上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绝大多数不可能再有40年的学术生命。但是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这批文化人的身上,天生秉赋了一股“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自觉自愿地把我们生命的每一年、每一月,奉献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

 当然,对我们来说,仅仅有这种任重道远的志向和汲汲以求的毅力还不够,更应该有“仁以为己任”的自觉、自重和自持。

 当下我们生活的学术环境,遍布着“烙煎饼”似的教学改革,“剪刀加浆糊”式的教材编写,层出不穷的项目申报、开题、结项,接连不断的教学评估、学位评估、学科评估、学校评估,走马灯似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培养,令人炫目的“高薪聘任”……我们还能够在忙碌、嘈杂与焦虑中,保持一种“书生本色”,或持卷苦读、或沉思冥想、或伏案著述,如曾点浴沂,自得其乐吗?

 40年来,亲历了“西学东渐”的来势汹汹,“文化研究”的风起云涌,“重写文学史”的此起彼伏,“乾嘉考据学”的死灰复燃,“国学热”的铺天盖地,“百家讲坛”的莺歌燕舞,微博、微信的“国民狂欢”……我们还能够在书山学海中孜孜矻矻地跋涉,始终保持对学问的敬畏、对学术的虔诚,做一个寂寞的“学问守摊人”“学术探索者”吗?

 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该书集结了几代古代文学研究的队伍,凝聚了几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成为近二十年来最为普及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教材。而我觉得更具有启发意义和深远价值的是,在编纂这部文学史著作时,袁先生提出了“守正出新”的基本原则。

 按我的理解,“守正出新”就是笃守正道,探索新知。“守正出新”的要旨,绝不仅仅在于揭示何为“正”、何为“新”,如何“守”、如何“出”,更在于警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中,学术研究仍然必须坚守“仁以为己任”的自觉、自重和自持,始终以“正而新”为鹄的,以“守而出”为内驱,“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作为文化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以文学研究为对象,以“求仁得仁”为本旨,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深刻地揭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和智慧,以历史之光烛照现在、彰显未来。我愿以此自励,并与各位学界同仁共勉。

 

 

阐释:作为古代文论的提升途径

张 晶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是历史性的,也是深远无比的。我们这代学人,都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成熟的。现在我们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这四十年产生的伟大成就及所达到的高度,是不可不包含于其中的。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经验,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走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不同于当下不断产生新的作品的学科,如当代文学、电影电视艺术等,古代文论、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积淀、庞大队伍的研究领域,如果要以前人或今人未曾研究过的“空白”为选题,那基本上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要找到具有研究价值而未尝被学者“光顾”的古代作家或文论家,那是难上加难的!有些人在古代文学文献中找到一点无人研究过的东西辄呼:“我填补了空白!”其实,他们所说的“空白”多半是没有意义的。

 古代文论研究在当今的时代绝非多余。对于当下的文艺生态,对于中华民族理论传统的庚续与发展,古代文论是不可或缺的。古代文论的美学光辉、生命活力,不仅没有被磨灭,而且在当下及之后的中国文论、文艺创作中,成为独特的、内在的精华,尤其是在西方文论和美学的辉映中彰显出特有的魅力!如果割裂古代文论与当下的精神联系,只是对古代文论的作者和文献,进行“死的”、文物考古式的研究,在我看来,那样会丧失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发展机遇。尽管你可以发表核心刊物文章,可以获得“重大招标项目”,可以评教授、博导,然而意义的缺失会使本来可以充满生机的古代文论研究丢掉了生命力,从而造成研究的停滞不前!

 古代文论与当代的文论和美学建设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对于文艺创作经验和审美经验的概括和提炼,具有深刻的自明性和标示性。一些重要的范畴或命题,如“气韵”“滋味”“感兴”“意象”“妙悟”“形神”及“诗言志”“神与物游”“思与境偕”等等,对当代文艺美学来说都是重要的理论资源。如何抉发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我以为在权威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的阐释是最为重要的途径。

 这里所说的“阐释”,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注释或校注之类,而是以原典文字含义为出发点,从美学、哲学、文化学或心理学等理论角度进行意义阐发或建构的过程。对于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实现,没有阐释是不可想象的。这种阐释对于阐释主体的理论修养要求颇高,如果仅限于一般的训诂学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系统的美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修养,同时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对古代文论的文献作出当代美学价值的阐释与建构。在这方面,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最为典型的阐释名作。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领域而言,最具历史性的贡献,也许并不在于出了多少论文和著作,而是中西包容的精神,培养出具有理论创新意识的一代学人。除对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把握之外,对于西方的美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系统的熟悉,对于中国哲学、美学话语体系的深入理解,也是这一代学人的优势。超越了上个世纪末叶的机械搬用的状态之后,许多学者都以理论识度与文献功底有机结合的主体素养,创造出具有时代高度的学术论著。阐释的深度与系统性,对于当前古代文论研究水平的提升,是尤为必要的。


 

走向成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左东岭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整整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如果要概括这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业绩与特点,我以为用“成熟”二字比较切合实际。这种成熟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即既要坚持学术研究的本位立场,尊重学术的独立性与严谨性,又要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现实使命。其间经历了学术独立性的追求,文化传承的倡导,以及建构中国话语、塑造中国特色的自觉性,最终是要走向古今兼顾,将独立性与现实性相融合。

其二是学术规范体系的逐渐完善,这包括学术规范与技术规范的双重内涵。诸如坚持学术创新的原则,尊重前人学术创见的原则,严格预防与严肃处理学术不端的原则,学术文献的引用规范,学术论文发表的技术要求,学术著作出版的版权规定,以及论文发表的责任承诺等等,这些规范是经过政府主管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不断努力而形成的,它们使“学术市场”逐渐趋于有序化。拿今天的学术论著与四十年前的相比,可以发现明显的不同,这对学术底线的保障与研究水平的提升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是研究格局的均衡化与立体化。在文学史时段的选择上,逐渐由侧重先秦、唐宋而向着元明清时段转移,从而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段研究力量的均衡化。在文体选择上,过去由于受到“一代有一代文学”观念的影响,各历史时段研究的文体选择呈现出单一化的状况,如唐代偏重于诗歌,宋代偏重于诗词,元代偏重于杂剧、散曲,而明清则偏重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经过四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唐宋时期的小说、变文、说唱等俗文学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而明清时期的诗文也被广泛关注,形成了与戏曲、小说势均力敌的研究格局;甚至是以前较少被学界留意的明清辞赋及应用文体,也都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式上,文献的整理考辨、理论问题的思辨性研究、文体源流的梳理辨析、文学作品的品味赏析、文学与其他文化要素的关联性探讨,以及诗文选本等普及工作的广泛开展,正在形成一种立体化的状态。

 其四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圆融自觉。中国的现代学科体系基本上是借鉴西方近现代的理论方法而建立的,因而中西关系的问题始终成为学界绕不开的话题。在近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话语重建”,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的趋势——有的侧重于对新方法的实验,有的侧重于对传统方法的坚守,而更多的人则是希望超越中西对峙,广泛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思想资源,并形成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在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过程中显示出中国特色。理论方法不以古今、中西为限,而以研究需要与时代需求为旨归,显示了方法论上的自觉。

 其五是中外学术交流的均衡与成熟。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理论方法的引进还是学术成果的翻译,基本上都是以“拿来”作为主要方式,中外学术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随着中国学界研究水平的提升与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学界的共识。于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大量地介绍到国外,尤其是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有序开展,更加促进了这种“走出去”的步伐。同时,在交流的过程中,也有了更多同场同步的学术讨论的机会,因而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也在日益增加。中国学界对外国学术成果坚决拒斥或盲目崇拜的现象日益减少,例如海外汉学提出的所谓“写本时代”“早期未定文本”等说法,已经被中国学界审慎地加以接受,将其作为问题进行讨论而不是作为结论予以肯定。

 以上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如果以此与四十年前的古代文学研究相比,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当然,成熟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诸如大量平庸而缺乏新意的成果的存在,文献整理的缺乏深度与重复劳动,数字化文献的流行与阅读能力的退化,学术规范化与研究个性化的矛盾,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与理论体系的原创性之间的差异,学术评估的量化要求与精品成果的缺少,研究项目的时间限制与研究质量的保障之间的冲突等等,都亟待学界加以认真对待,从而使古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

 

  

古代文学的功能定位与研究思路

刘勇强

(北京大学中文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文献整理、史实考辨、理论阐释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令研究者困惑乃至无所适从的变化,而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古代文学身份的游移、迷失或边缘化。

 古代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近代文化转型和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全面恢复,这一确立得到了最后的强化。当然,它的确立也有文学内部的原因,对文学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即是古代文学定位的内在理据。例如古代诗文的抒情言志、述史纪实等,小说戏曲的“羽翼信史”、教化娱乐等,都是前人对这些文体功能的基本认定,也始终是把握它们文化地位、审美特质、艺术品格的重点。近代以来,文学反映现实观念的日益突出,这依然是古代文学功能定位的关键所在。基于这一定位,文学在整个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也影响了文学诸文体关系的认识,如一度有所谓“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说法,而上述认识又构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轴心。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文化也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如上所说,古代文学的身份确立是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这必然与古代文化学术体系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中越发凸显出来,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进而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其中最明显的改变可能是,功能意义不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轴心,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文化整体价值以及对古代文学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不言而喻,这意味着对古代文学的重新定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研究,是这一转变的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文化研究的开阔视野与全新命题,使得古代文学内涵的揭示有了扩展与提升,但文化研究的泛化也一定程度导致了古代文学研究为相关学科提供素材与注脚的状况,古代文学研究本身的焦点反而有所模糊。例如,当《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被无端抬高,它的小说特征就可能在漫无边际的夸饰中虚化,成为宗教、医药、饮食、节庆等等研究的材料。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国学热”是“文化热”的延伸与聚焦。如果说“文化热”具有一定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国学热”则更多地带有对传统文化精髓的肯定与弘扬意图,因此,它必然更偏向于经典的精英文化。而由于古代文学的个性化、大众化,特别是小说戏曲的通俗化,使得古代文学在国学研究中的边缘化的趋势开始呈现。我曾经应约写过一篇《国学视野下的古代小说》,当时多少有点强为之说的味道。我的困惑是,有没有必要或有没有可能让古代小说搭上“国学”这辆多少有些暧昧且已经超载的车。反讽的是,“国学”至今没有在官方的学科体制获得准入证,它对古代文学的引领作用也就虚多实少。事实上,在国学研究刊物中刊发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我们很难发现它们与传统古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本质不同。

 最近十年,随着“国学热”的深入,经学研究有所复苏,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出现了经学化的发展态势。虽然经学向来有汉、宋两种路径,但文献至上始终是经学研究的正宗,势必也成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是否会由此造成与理论阐释的畸重畸轻,是需要警惕的。近来,经学研究又与西方古典学接轨,“中国古典学”似乎成了国学及古代文学的新旗号。虽然这一旗号注定是宽泛的、模糊的以至自我解构的,但是对大量非经典性的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很可能形成又一轮挤压。

当然,近四十年来,古代文学借助西方文学理论的支持,例如叙事学、互文性、接受美学、传播学等的引入与运用,古代文学研究也在不断谋求自身的思维更新和领域拓展。不过,这些理论往往更注重现象的揭示,缺乏对功能意义这一根本价值的认知与评判,而没有这一点,这些理论的支持能否使古代文学研究行稳致远,也是有疑问的。同时,即便是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不能不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实。

 几年前,我在为纪念《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写的一篇小文中,杜撰了一个“发现性研究”的词,大概讲了四层意思:首先,发现性研究应致力于发现前人未曾特别关注的作品的价值,提高其在文学史上的透明度,增加文学史的覆盖面,并相应调整文学史的座标体系;其次,即使是已有充分研究的作品,同样可以尝试通过发现性研究,对文本作出推陈出新的“再发现”阐释;复次,发现性研究还应特别着眼于探索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生经验超越时空的思考;最后,古代文学在文体、语体乃至具体的表现形式上,都与当代文学有很大不同,但文学精神、审美趣味可以相通,甚至当今最新锐前卫的艺术思维,也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其源头。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历久弥新的艺术思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参与当代文学进程的应尽义务。我相信,充实了当代意识的、以功能意义为主导的发现性研究,也许可以是下一个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

廖可斌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开启于上个世纪初,至今约一百二十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五十年,后半叶的前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们回顾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特点、成就和不足,既要与前三十年相比,也要与更早期的五十年相比。

 比较这三个阶段的古代文学研究,可以有多个角度。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可以是观察的角度之一。在这一点上,上述三个阶段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路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古代文学研究,与此前的古代文学研究相比,实现了文学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整体性、根本性转变,基本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体系。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当时古代文学研究已呈现出职业化的特点。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不再是社会上享有独特地位的士大夫阶层,而主要是在学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知识分子。但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注意将古代文学研究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结合。无论是五四运动前后对古代平民文学的重视,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对古代爱国主义传统的弘扬,古代文学研究都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即使是一些主要探讨古代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技巧的论著,也隐含着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义的追求。如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前言称,该书“虽谈艺之作,实忧患之书”。古代文学研究也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保持着重要影响力。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但总体上看,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甚至将此推向极端,将古代文学研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根据现实需要随意图解古代文学,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利因素。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变化,就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回归。学术界在整理古代文学文献、拓展研究领域、讲究学术规范、运用新的研究手段等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同时也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向,其中之一就是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疏离。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鉴于前三十年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生活关系的教训,提出古代文学研究不必过于追求现实意义,学术的意义就在于学术本身。这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此后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这种倾向日益发展,似乎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选题和研究越来越不考虑价值判断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义的追寻,与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文学艺术生活脱节,甚至成为少数专业人员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游戏,于是出现了日益边缘化的倾向。

 要保持古代文学研究的生机与活力,既要防止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现实作用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也要避免古代文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有必要探讨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良性关系,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整理文献是必要的,但要避免为整理而整理,要考虑是否值得和有必要整理;考证作者生平、作品版本等是必要的,但理论研究也不应该被弱化;微观研究是必要的,但宏观研究也不应该受到忽视;研究艺术形式和技巧是必要的,但对古代文学思想内涵的研究也不应该偏废。古代文学研究不应该是一座品种单一的、冷冰冰的标本陈列馆,而应该是一个沟通古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百花齐放的大花园。

 

 

古典戏曲研究四十年:“让思想冲破牢笼”

杜桂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戏曲研究领域硕果累累的四十年,也是戏曲研究从理念到方法真正完成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四十年。戏曲研究不再是政治的附丽,也不再被肆无忌惮地庸俗社会化,作为文学艺术的戏曲已然成为一门学科并得到有效建设,在各个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显赫的成就。

 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极大推动和促进了戏曲的研究。继《全元戏曲》隆重登场后,《全明戏曲》已基本完成,《全清戏曲》正全面展开;一些重要的古典文献整理工程得以继续,如《古本戏曲丛刊》第七集终告完成,其他各集也在继续编纂过程中。不仅如此,戏曲目录学、戏曲文物学等文献发现和编撰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切,为古典戏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扎实的基础。

 戏曲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法,戏曲文本的“体”的特性逐渐受到关注,文本分析同时拥有了戏曲作为舞台演出艺术的情境,如是,其独特的语词表达方式、修辞特点,以及与格律、科介的关系等,均进入审视的范围,其所赋有的文体和文化凝结也一一得以诠释。而借助跨文化、跨文体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从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和小说、诗文等维度审视戏曲文本,不仅有助于文本的解读,也为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载体和信息表达方式。这是戏曲文本阐释的独特创获。由是,戏曲研究领域得以拓展,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都呈现出融合、交叉和综合的特征。其结果,戏曲研究不再具有盲区,地方戏曲、民间戏曲和宫廷戏曲等的研究状况都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傩戏、目连戏和其他声腔等的研究得到充分发展,活态戏曲已然成为非遗文化的重要内容。多元的丰富的戏曲史格局已基本确定,由此而来的戏曲史研究和编撰将取得更为丰厚的成绩,通史、断代史乃至专门史各呈特色、各具成就的时期即将到来。

 就戏曲理论的建构而言,在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后,从狂热的“拿来”、任性的“借鉴”到当下的理性思考,中国的古典戏曲理论早已开始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优长。意境说、虚实论和文辞、音律等问题,依然是内蕴丰富的话题,也还是新话题生成的基础和前提,相关探讨饱含建构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话语指向和学理诉求;已然开始的与西方理论的真诚对话,强化了这种理性而自信的学理意识。在纷繁的理论话语中如何把握好中西两种文化、思想和方法,让戏曲理论始终运行于中国独特的美学观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民族特点中,又以独特性立足于世界戏剧之林,仍然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需要探索的问题。任何理论建构或许都是有瑕疵的,但这正是时代赋予理论的宝贵机缘。

 改革开放四十年,戏曲研究领域成就非凡,但问题依然存在。比如说戏曲研究的从业者始终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老一代学者渐行渐远,中年学者的学术引导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激发,新生力量的成长亟待引导、培育等;比如说戏曲研究难以形成新的学术热点,没有引领性话题以有力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比如说戏曲理论和戏曲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呈现出“两张皮”的疏离状态,文献发现的成绩并没有带来相关意义研究的理想推进;等等。也就是说,戏曲研究领域依然面临着如何创新、怎样突破的巨大困惑。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开端,是由思想解放拉动的,反观当下却不容乐观。受制于固有的思维模式、体制制度障碍乃至惰性学术观念,戏曲研究并未达到应然的理想境界。有一句话,或应是激励当代学人奋力一搏的最强之音,那就是“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句《国际歌》的歌词永远熠熠生辉,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其中蕴含的追求学术自由、思想创新的旨归,也足以激发蕴积于心的动力,让学术的未来可期。如是,学术选择将逐渐褪去被动或被迫的色彩,将个体打造成为“公器”而生存的自由思考者和能动的实践者,必然内化为学者的自觉学术追求。以一人之心呈现千古之心、天下之心,以文本解读和理论阐释彰显世态人情,达成格物致知的人生目的,毕竟是学术研究的终极指向;而淡化这一点,甚至是回避这一切,文学何以成为人学,文化何以成为有温度的文化?人文情怀怎能不淡化?所以,“让思想冲破牢笼”,是当下学术研究的关节之所在,也是学术研究回归人文之本的路径所在。

 

 

对古典文学研究发展趋势的两点认识

刘 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古典文学研究在既往的四十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应有两点:

一是充分利用新文献。此所谓新文献,既指方兴未艾的出土文献,亦指域外汉籍。此类研究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出现和海外交流的日渐便捷,已经蔚然成风。就目力所及,黄德宽近期发表的《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卞东波近期发表的《域外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景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6日),皆可视作最新的示例。

 二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学。《文学遗产》在这方面的贡献值得肯定。李铎、王毅在《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郑永晓在《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发表了《加快“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大数据”“云计算”理论与古典文学研究》,已经提出要突破简单利用语料库进行关键词检索和相关材料类聚的功能,并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来提升古典文学研究。

 现阶段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数据库方法、计算语言学、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与文本挖掘等多个方面。这些技术方法可分别对应于古典诗歌分析系统的尝试、作家生平事迹研究、古典小说研究、文本与人物研究、文体与文论研究。数据库建设、技术创新运用与文本研究三位一体。数据库是基础,文本分析技术是关键,最终都要落实到发掘依靠阅读经验难以发现的文本组织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定量统计、定性分析,解决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疑而未决的作品归属、作品辨伪、异文辨析、修辞特色、风格生成、题材变迁、因革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文献材料彼此间呈现相对明显的线性关系,有相对完整和自洽的因果链。大数据时代面对的则是具有相关性的海量数据,几乎不可能找到每个数据之间的微观因果链。大数据时代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让数据自己发声。对以思想、情感和艺术为主体的古典文学学科而言,强调差异性、变异性和独特性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可能比因果性分析方法具有更强的判断力。

 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使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极大地智能化、自动化。我们可以使用海量数据来实现复杂现象的数据刻画和说明。“全数据模式”将与问题相关的数据一网打尽,最大程度地规避客观条件局限所造成的以局部论全部的弊端,可以对问题进行更系统、更全面、更整体的刻画,从而使问题得到更精确、更彻底的解决。这是一种数据化带来的严格意义上的整体论,将使思维方式从还原性思维走向整体性思维。

 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是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大数据时代的研究尊重全体材料,重视量化分析,兼顾所有关系,这将有助于促进人文学科的研究由“解释性”向“求是性”转向。随着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数据化,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也能够实现数据化,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数据建模来进行研究。这样,人文学科也就由以往被认作非科学的学科跻身于科学成员的大家庭中,进而发展出“人文科学”。

 总之,大数据思维为人文社科研究的变革与创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通讯与信息科学专业教授杰弗里·汉考克(Jeffrey T. Hancock)所说:“这是社科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就好比显微镜的诞生对化学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新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充分依靠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专业技术。在古典文学领域尚缺乏此类专业技术力量的今天,这必然会促进学术研究人力资源的整合,倒逼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开展。但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处理不可能完全交给机器,也就不可能完全交给技术专家。相反,从问题的设置到语料的选取,再到分析结果的解读、意义的阐释、体系的建构等,都将由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相关领域的高水平学者来完成。

 


用改革的活力与理性激扬学术个性

刘 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丰硕,无论是文献整理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开掘、文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与开拓,还是文学史研究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广泛突破,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回望四十年,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总结,而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中心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学术创造的活力;其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规范化追求、“学科化”发展,使学术研究有了深厚的沉潜与积累。前者代表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后者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理性,四十年的辉煌,正得益于这种活力与理性的结合。

 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发展,是近三十年尤为突出的现象。研究生教育是学术“学科化”的核心。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起步很晚,即使是备受推重的西南联大、清华国学院,其研究生教育无论规模还是持续的时间,都很有限。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教育迎来全面繁荣;新世纪以后,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专业设置日趋丰富,古典文学研究在“学科化”的道路上迅猛发展,呈现两个突出特点:

 一、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强化。如果没有学术的“学科化”发展,提倡学术规范,就只能更多停留于口头呼吁与主观愿望,而对于“学科化”的学术共同体来讲,遵守学术规范,就不仅仅是学者的个体操守,更是共同体的根本要求。

 二、学术范式影响不断加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立足文献、同时能综合多种文学、文化视角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深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例如程千帆先生提倡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傅璇琮先生提倡的文学与社会文化的综合研究,都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范式。学界围绕这些范式,系统整理文献,对文学史展开广泛的观察,对范式本身不断进行完善。正是在范式意识的影响下,学术积累的价值才得到充分关注。

 上述两方面,都体现了学术理性的增强,这是四十年辉煌成就的重要基础,然而在今天回望这些成就的同时,古典文学研究似乎同样有必要重温改革的活力,在尊重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更加深入而充分地激扬学术个性。

丰富多样而含蕴深刻的学术个性,是学术繁荣的核心标志,正如在中国诗歌史上,唐代诗坛的群星璀璨,是唐诗繁荣最集中的体现。改革开放焕发了创造活力,为激扬学术个性,奠定了积极的思想文化环境。解放思想的追求,冲击了人们头脑中僵化的思想;面向世界的开放,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一切既有的陈规、一切僵化的思想框架,都受到质疑和挑战。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机械的社会决定论、线性的历史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简单化论述,都受到了挑战;许多长期受到忽视的研究领域也受到广泛关注,如文体研究就取得丰富成果。

 今天,随着“学科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学界尤其需要汲取这样的创造活力,来冲破学术规范化不恰当发展对个性的束缚。合理的规范是学术健康发展的保证,但倘若过于机械繁杂,则会成为学术发展的阻力。例如,学术论文的注释过于繁复、研究综述过于繁杂,参考文献的标注过于繁琐,都是不良现象。学界需要呼唤更为清通简易的形式规范,让论文不必在繁复的形式因素上过于辞费。论文的篇幅、语言表达可以更为灵活,避免千人一面。对学术范式,要有勇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挑战和突破,自出手眼,独立探索。创新和学术个性的发扬,都难以预先规划,作为研究者个人,应该自树立、不因循;作为学界和社会,应该创造更为宽松自由的研究氛围。

 四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整体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缺憾,就是学术个性的发展还不够丰富和深入。要让改革开放的活力与理性,获得更充分的发扬;要用活力和理性激扬学术个性,创造古典文学研究更加群星璀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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