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综述



2019年10月19日至2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燕山大酒店顺利召开。

大会开幕式由北大中文系潘建国教授主持,北大中文系刘勇强教授、《文学遗产》编辑部竺青副主编代表大会主办方致欢迎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郭英德教授、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崔溶澈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李桂奎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岡崎由美教授,作为会议嘉宾先后致辞。

郭英德教授在致辞中总结了近十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选题状况,指出比照既有研究思路更换研究对象进行研讨的“照着讲”,在把握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选题进行深入挖掘的“接着讲”和利用新材料或新角度解读旧材料填补学术空白的“从头讲”,这三种选题方式交织成当下古代小说研究的总体面貌。

来自海内外四十余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近六十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大会,共有五十四名学者提交论文并作发表。与会学者主要论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古代小说理论与文体研究。北京大学刘勇强认为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从“街谈巷语”到“可资谈柄”的过程与表现,是有关小说生成、特征与功能的重要思考,可以由此编织小说发展的多维中轴线。山东大学李桂奎认为“写真”叙事文本内置了“美如画”“画似真”“美而妖”“真乃幻”等艺理,是对“传神”艺理的形象化、传奇化,更是对“传神”理论的丰富与超越。华东师范大学刘晓军认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源于鲁迅在西方小说观主导下的心证,该论断使中国小说史的书写成为论证西方小说观在中国合法化的过程。暨南大学王进驹认为自况性长篇小说为自况人物设置对应形象,两者形成对比互补,表现作者多层面的思想内涵和性格质素,并起到安排结构和组织故事的作用。浙江师范大学葛永海认为空间属性构成了游士叙事的主要特征,并从以空间摄结构、以空间驭情节、以空间实主体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游士叙事的主要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张庆民认为子部小说的价值在“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长期居于主流、正统地位。

扬州大学万润保探讨古代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认为小说家矜才炫博,使古代小说与众文体互渗兼容形成“混合体”,并为现当代小说继承借鉴。华东师范大学李舜华认为自晚唐到宋元的《演义》著作与中唐以来复古思潮密切相关,体现了诸家以著作自任的师道精神,这是理解元末说部演义兴起及嬗变的关键所在。华东师范大学王庆华探讨现当代学者对唐人传奇作品范围界定困惑的原因,认为唐人单篇传奇存在小说与集部传记文、史部传记以及杂史等混杂出入情况。福建师范大学涂秀虹认为金盈之《平康巷陌记》是由《北里志》改编而成,具有笔记化、通俗化特质,罗烨《醉翁谈录》把文人笔记编入说话资料由此取径。福建师范大学刘海燕结合元明史学思潮、坊刻讲史演义的编辑形态及文人小说批评的自觉,讨论元明讲史演义创作与批评中的史学意识与文体独立等问题。杭州师范大学徐大军认为清末小说类群的分化与净化,既得力于国内戏曲社会地位与文学地位的提升,又得力于西方文学对于小说、戏剧文体区分观念的参照。

 

二、古代小说史的个案与宏观研究。复旦大学黄霖通过辨析大连本《金瓶梅》卷首附论《寓意说》多出的字句及《凡例》等两篇文字的真伪,认为大连本并非张竹坡评点的原刊本。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陈国军认为《金瓶梅词话》将万历二十二年与畊堂刊的《百家公案》中的部分诗歌纳入了叙事体系,其成书时间可框定于万历二十二年。北京大学周兴陆认为通过分析《金瓶梅》词话本存在的大量讹误在崇祯本中的改正与残遗情况,可以证明崇祯本是在词话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华东师范大学陈大康提出“模糊视角”概念,指出改编与独创都是模糊概念,通俗小说经历了由改编转向独创的历程,而《金瓶梅》是过渡阶段的产物。香港树仁大学傅承洲认为《金瓶梅词话》是中国第一部章回小说补书,《西游补》是补书的标本,《金瓶梅词话》为《西游补》的创作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日本东北大学磯部彰对东北大学藏的画本《全像金字西游记》的特点、时代及绘制地点等问题进行细致探讨,认为该画本原数量应在四十册左右,应是明代内府所制。辽宁大学胡胜以傀儡戏《三藏取经》中三藏证果宾头卢尊者为例,探讨玄奘因其传奇经历与罗汉信仰,被逐步改造、整合、神化,并嵌入神佛谪世的故事模式。重庆师范大学郭健认为《<西游记>记》的作者“怀明”是晚清浙江会稽学者朱敦毅,其批语用道教内丹学诠释《西游记》,独具内丹学南宗特色。北京师范大学李小龙指出《西游记》三十一回回目原作“义识”,明校刊者改作“义释”,校刊者希望以《三国演义》经典情境为《西游记》经典化张本。辽宁大学赵毓龙认为对《西游记》的叙事称引更符合《西游记》在大众传播中的实际情况,叙事称引是反映该小说在公共流通领域实现经典化的通俗文学路径。

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认为李希凡的红学研究,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核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新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曲折轨迹。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张云提出作为文献的《红楼梦》,倡议从文本发生学、古典文献学、文学文献、文献学等不同角度观照《红楼梦》。杭州师范大学钟明奇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悲情叙事”的无上美典,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北京大学李鹏飞认为“神奇的来历”是古代小说艺术构思的一种形式,《石头记》继承前代文化与文学传统,将这一构思推向极境,成为伟大的艺术创造。

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认为《水浒传》中宋江承担人物聚合的叙事功能,身份焦虑是其性格、行为、思想的内驱力,是推动小说叙事逻辑展开的内在动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石雷从秦叔宝形象的流变入手,探究历史叙事焦点由事件转向人物背后所隐显的创作者的精神生活、价值取向及文学样态。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安如峦认为《聊斋志异》中某地区出现的频率,随着该地与淄川及山东距离的增加而下滑,但交通路线是否通畅也起到一定影响。日本立正大学中川諭认为明刊《三国英雄志传》刘兴我本和刘荣吾本有继承关系,杨美生本与刘兴我本、刘荣吾本有并列关系,而“英雄”二字或为书商所加。黑龙江大学陈才训认为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及副文本是江西籍翰林文人交会京师的一种表现形式,《剪灯余话》成为反映明永、宣间文学生态的绝佳标本。中国人民大学王昕认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将神怪故事置于考据学风之中,形成“著书者之笔”,体现了乾嘉之学中知识论获得的独立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井玉贵认为庄周鼓盆故事的女主角被塑造为情欲载体,折射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处境及其悲剧性,该故事实际隐藏着男性的最大愤懑与恐惧。中央民族大学叶楚炎认为吴敬梓旧友朱卉是牛浦郎的原型,两人的性情差异、对待名利的不同态度以及交情的变化或许是吴敬梓将朱卉塑造为牛浦郎的重要原因。许昌学院姜荣刚认为《儒林外史》存在叙事时间的错位与矛盾,是因为小说融合编年体、纪传体及纪事本末体三种叙事方式,这些疏漏反而是小说艺术匠心的集中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姗对《歧路灯》新见钞本所载评点进行考察,并从文学分析、文献校勘、传播考察等层面探讨《歧路灯》评点的研究价值及小说史意义。

 

三、古代小说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视域。北京大学潘建国认为朝鲜燕行使旧藏明刊小说《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独家保存的一篇《王巡道察出匿名》,揭开了一段出版史秘闻,藉此也厘清了存世诸版本的学术关系。广州大学纪德君认为拟弹词《绣像金瓶梅传》有力地助推了清代弹词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对弹词开篇、《金瓶梅》的成书与传播等问题有一定的研究价值。香港大学吴存存用英国藏的《京院秘传洞房春意册》中的两篇小说《杨太真外传》与《赵飞燕外传》,考察晚明平民色情消费品体现的价值观和特点及与上层社会的色情文学的区别。广州大学江曙介绍了在日本发现的清初的孤本小说《金粉惜》,认为此时的话本小说创作处于明清之际拟话本小说从整理、改编转向独创的过渡时期。暨南大学罗立群认为明清文言剑侠小说集的编选者,或突出剑侠“剑”的威力,或强调剑侠“侠”的精神,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选编者对题材内容的选录。

日本早稻田大学岡崎由美认为民间武术文化的发展、文人对武术文化的关心是明代小说形成武打描写的文化背景,官与民、文与武的交流也起到一定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李萌昀以《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和《红楼梦》为中心,考察身体修辞的发生、原理和功能,认为研究身体修辞可以为小说文体的历史演进提供新的考察视角。上海师范大学施晔认为17世纪荷兰剧作家冯德尔的《崇祯》与清初《铁冠图》均以戏剧演绎明清鼎革,该现象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耶稣会士及东印度公司的东征有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彭利芝指出辅仁大学国文系小说选题毕业论文主要以唐以前小说为主,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实证性研究,这是小说文献辑佚与校勘之风的产物。

 

四、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研究。日本鹤见大学金文京以朝鲜翻刻的《释迦佛十地修行记》为线索,探讨元末蒙古朝廷与高丽的交流关系,进而讨论《朴通事》引用《西游记》的时代背景。日本东京大学上原究一认为他2017年在日本购得的《出像西游记》残本,与阿英先生旧藏的“熊刻本”《西游记》残本完全一致,应是阿英先生的旧藏本。中国人民大学王燕根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收藏的一手材料考察马礼逊英译《红楼梦》手稿的资料来源、译介缘由、中文底本和译文特色,阐释了译稿的文化价值及学术影响。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认为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东观阁评点本,丰富了东观阁评点本的版本资源,为探究《红楼梦》的海外影响增添了新视点。

日本富山大学磯部祐子指出在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越中汉学者寺崎蛠洲所著汉文体小说《蛠洲余珠》,展现出了《聊斋志异》在当时日本的传播及影响状况。韩国高丽大学崔溶澈提出韩国的中国小说文献学概念,认为韩国所藏的孤本小说、中国小说在朝鲜的流传记录、受中国小说影响的朝鲜小说、谚解翻译小说值得重视。韩国翰林大学金敏镐认为在朝鲜非正常的王位更迭期,伯夷、叔齐形象被多次提及,对其忠诚节义肯定或否定,也显示了朝鲜时期伯夷、叔齐形象解说的多样性。韩国东国大学崔真娥认为唐朝武将郭子仪代表富贵与长寿,相关韩文小说的产生与流布,使得郭子仪在韩国文化中被受容为象征福乐的普通大众人物。

 

此次研讨会聚集了海内外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人,老一辈学者融会贯通,精益求精,中年学者深耕细作,青年学者迅速成长,会议秉持平等交流的态度,展开了充分热烈的讨论,激发了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与会学者从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观照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充分运用新视角、新材料与新方法,围绕论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展现出多样的学术路径与研究风格,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富有创新性与启发性的观点和意见,也昭示了今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广阔前景。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左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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