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惑中前进——《文学遗产》2011年度编委会扩大会议纪要

编者按:《文学遗产》编辑部于2011617日至18日,在京召开了编委会扩大会议。编辑部同仁报告了本刊的工作情况及对有关研究状况的思考,发言稿刊发于本篇会议纪要之后。谨请关注。

 

20116171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文学遗产》2011年度编委会扩大会议,来自《文学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三家编辑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科研机构、高校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新世纪十年以来古典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当下古典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困难、困惑和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

617下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代表主办方对专家学者的远道而来表示欢迎。随后,《文学遗产》编辑部全体同仁向新任编委和学界专家介绍了近年来的办刊情况。《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在致辞中指出,新世纪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面临着许多困难,比如文献与理论的关系、学科的边界问题、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问题等都曾深深地困扰着学术界。与会代表都是古典文学学科的顶尖专家,希望能就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畅所欲言,推进和深化学科共识。《文学遗产》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竺青介绍了《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制度建设,就《文学遗产》的来稿情况、严格的三审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作了重点介绍。《文学遗产》编辑部张剑、石雷、孙少华、张晖四位编辑也分别就各自的编辑工作和相关学术领域的稿件情况向与会编委和专家做了汇报。

618,专家们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具体涉及到如何评价近三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古典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关于古典文学学科的边界、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献问题、古典文学研究的国际化、古典文学研究的贯通和大局观等诸多议题。

  如何评价近三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

专家的发言是在检讨以往三十年和近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展开的。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对于三十年以来的学术,我们的估量和评价是远远不够的。过去的三十年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新的学术时代,较之前代,在很多方面已超越很多。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出学术在长足的进步,学界没有资格狂妄自大,但也不必妄自菲薄。眼下尽管平庸之作甚多,但很多年轻人的论文质量相当高,不过,学术体制造成的整体学术环境的恶化湮没了大量的优秀成果。傅刚(北京大学)则认为量不能代表质,目前学界的成就是有限的。张国星(《文学评论》编辑部)认为近十多年乃至三十年,古典文学研究依然徘徊在前代栽培的大树下,成果显得越来越细碎化,以至于断枝碎叶,不成气象。

  古典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强调学术研究的个性。学术研究的个性从哪里来,如何形成,均取决于学术主体的个性。研究者首先要有思想的追求、要对人生和社会有理解,然后通过古典文学研究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人存在的价值。这是根本,其次才是方法(如文献、阐释等)。曹旭(上海师范大学)认为,文学是无用之用,古典文学就是要研究人心,文学史就是人类心灵史。傅刚(北京大学)则对今日古典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表示了强烈的困惑。他认为学者除了积学、积养,为己读书之外,似已无可作为。莫砺锋(南京大学)提及学术研究的功用问题时说,从整体上而言,古典文学研究当然有用;从长远来看,目前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有用;因为都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统。但具体到每一个研究而言,不可不必考虑用的问题。吴相洲(首都师范大学)谈到了古典文学如何普及的问题。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学是一种生活元素,它在古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生活越来越现代,但大家的文学品位却越来越低。文学在生活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小,面对这种情况,文学研究工作者应当做哪些工作呢?只有把古典文学知识化,才能有利于古典文学的推广。知识化同时承担着古典文学写作技巧的传承。此外,专家学者还要具备宣讲的才能。李超(《文学评论》编辑部)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旨趣,在于探索人的思想、追求。

  古典文学学科的边界

多数专家指出,古典文学的研究还是应当强调回归文学和文本,展开更为深入、广泛的思考。廖可斌(北京大学)指出要淡化学科意识,以问题为导向,才能改变目前古典文学研究越走越窄的困境。文学研究主要是要回答文学问题,是要从文学作品中看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世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侧重分析美和艺术。文学问题是通过文本细读发现并提出的,而文本细读却是不容易的。韩经太(北京语言大学)在文学文献学和文学史学之外,提出了文学艺术学的思路。他强调文学细节的真实,强调文学的精深。王长华(河北师范大学)认为,古典文学学科的学科特色似乎不言而喻,但又含糊不清。要保持学科特色,需要注意确认古典文学的特有价值体系,要注意文学和历史的区别,要和区别审美和功用的区别,要强调大文学的观念。李浩(西北大学)认为古典文学学科具有民族性、古典性、时代性、场域性、包容性等特色,其中包容性体现得最为突出和明显,是学科本质的一面。具体来说,体现在:成熟性,古典文学是较早走向成熟的学科,从不随意跟进跟出;多元性,研究的对象、方法、材料、思想、背景都呈现出多元的面貌;贯通性,即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观念引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吸纳性,除本土文学研究之外,还有汉文化圈的文学研究、海外汉文学研究;超越性:与时代社会不即不离、变中有不变,从而保持学科特色。梅新林(浙江师范大学)指出目前古典文学学科的整体趋势就是要通过学科交融来推进学术创新。要重视文献、文本、文化三者的融通,要重视文学的交叉性研究,比如文学古今贯通的研究、文学地理研究、文学家族研究、文学与城市的关系研究、域外汉文学的研究等没。总之,要以文学为本位,展开多元关系的研究;以文学为中心,而没有边界。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在专的方面,今人很容易超过前人。但是在“大家”面前我们还有差距,因为“大家”有深刻的生命体验,而“专家”之学和“大家”之学的差距在此。文学研究要回归文学,要警惕历史学。文学研究的史学化、社会科学化、精细化的结果就是割裂了文学事实,陷入科学主义的陷阱。所谓新史学、文献材料的丰富等,都不是古典文学的出路,关键还是要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在哪里。陈引驰(复旦大学)认为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是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文学的研究。文学研究需要落实到文本上。但对待不同时代、不同文类的文学文本,如何细读文本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说,诗文需要细读,而有些商业性的小说文本就不能要求细读。

  文学史研究的问题

文学史研究向来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宗,专家们也反复论及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认为文学经验比文学史更为重要。文学史上把作家作品排排队,没有什么意思。而过去忽略的一些文学史环节,恰恰可以提供了一些新的文学经验。人文学科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提供经验,经验大于文本。比如集句没有创新,但却是一种文学经验,是一种精神享受。《四时田园杂咏》、《玉山雅集》中的诗歌并不好,但却是文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大量的文学经验。就文本言,这些作品不一定好,但是作为精神活动便有意义,给我们更多的经验和启迪。关爱和(河南大学)呼吁新的文学史观。他从新近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说起,提及该书已包含现代化的概念,较之过去,这是很大的变化。古典文学研究也应借鉴新的史观,也需要理论框架的变化。同时,古典文学研究也要注意与现代文学研究有所区别。马自力(首都师范大学)将文学史研究分为若干层面来加以细化,如文学现象和观念的历史、文学家的历史、文学作品的历史、文体演变的历史、文学精神的历史展开等,强调理性重构与历史重构的结合,是文学史要义之一。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出文学史研究中细节的重要性,他认为研究对象、考证都不分大小,都有利于增加对文学史整体和局部的认识。他并借用摄影中提高像素来比喻文学史研究中对细节的重视。此外,他还强调古典文学研究也没有必要分疆划界,无古今、无中外,无有用无用之别。李琳(《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肯定了近年来在新的文学史观下的展开的若干研究,她提到,由于大文学、杂文学的文学史观的兴起,学界因此拓展了研究对象,开始关注实用性的文本。但如何把今天的文学观念与古代文学对接,仍需要努力。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

古典文学学科是以文献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如何运用理论和方法,则是长期以来困扰学界却又必须加以面对的困题。陶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呼吁要加强古典文学的理论研究,并举钱锺书、程千帆、章培恒三位学者为例,呼吁学界要加强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加强古今文学的沟通研究,加强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抽取出理论的研究。莫砺锋(南京大学)指出方法是工具,无论新与旧,只要有用就可以。不一定强调新,不一定规避旧。目前学界多西方理论有过高的热情,西方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古典文学现象,是个问题。其启发意义是有限的。能不能直接运用于古典文学,要谨慎对待。王长华(河北师范大学)指出不要盲目引用西方理论,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统,不能生吞活剥西方话语。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谈到古代文论研究中方法论过剩的现象,强调要重视研究者自身的感受和心得,而不是片面强调方法论。一方面,方法论过剩导致用西方学者、理论、规范来压制中国学者和成果。另一方面,古代文论中对关键词、术语等研究却沦落为资料类编和类书的性质,显得平面化与阐释不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以后的任务。陶礼天(首都师范大学)则重点谈到文学地理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献问题

    王兆鹏(武汉大学)指出,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中,古典文学学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他重点介绍了武汉大学多个学科联合开发的“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建设”数据库,希望将中国历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数字化,并实行资料查询、统计功能、地图显现三大功能,读者可任取一年、任取一地、任取一人、任取一作品,即可将获得相关的时空定位。陈尚(复旦大学)提到目前学界对新出文献的利用是远远不够的。以唐代为例,新辑得的文章和墓志铭等对于深入理解唐代的若干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如过去唐人撰写妻子的墓志铭仅数篇,现在已有上百篇,可惜学界很少注意及之。胡可先(浙江大学)强调利用新出文献对文学作品做重新的解读,呼吁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即希望文学、文献与实物三者结合。具体来说,强调文学背景、考古资料、文学记载相结合,简帛文献与上古文献相结合,石刻与中古文献相结合,出土文献、遗址发掘、田野调查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等。

  古典文学研究的国际化

廖可斌(北京大学)较为系统地谈到了如何对待汉学的问题。他谈到,过去翻译介绍汉学一般侧重那些具有学术史地位的著作,现在则是一本著作出版没有几年,尚未形成真正影响就急于翻译引进,同时给予过高的评价,不免给人一种“神州士夫羞欲死”的感觉。但汉学中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如通过细读文本来探讨问题等。程章灿(南京大学)认为,古典文学研究要得以继续推进,除了要看前辈学者和当下学界的学术成果之外,首先要看看国外学者是怎么做的,尤其要了解和熟悉汉学史上的一些研究成果。王长华(河北师范大学)也强调要重视国际学者的最新成果,并希望《文学遗产》能成为很好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一方面广泛联络海内学者,另一方面发表最新的国际学术成果和信息(如综述、书评)。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提到要警惕汉学家的错误,强调中国学者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精神,不要落入西方窠臼。陈引驰(复旦大学)陈尚(复旦大学)都重点谈到目前汉学界流行的抄本文化理论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如抄本文化提示我们考订古书,不能仅根据一字一句而断定其写作时代。而这几乎是过去考订的一个准则。

  古典文学研究的贯通和大局观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出现代教育使得人的知识结构有问题,要摆脱工具化的教育,形成贯通的才能。王秀臣(《文学评论》编辑部)以先秦文学研究为例,强调回归文本细读,关注新材料,从而从事创新的贯通研究。陈引驰(复旦大学)谈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局观。他指出,目前的知识生产已经相当丰富,但意义未必大。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需要反省一些基本观念和核心问题,这样在处理不同文献,讨论不同问题的时候,才能有一个共同的平台。比如先秦两汉的核心是礼的制度、六朝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唐宋是文士的形成阶段,明清是物质文化的问题。有了这些基本问题,学科才有共同讨论的可能性。

除了上述的一些共同话题之外,专家们还就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其它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陈尚(复旦大学)强调指出古典文学应该要历史学学习。九十年代以来,历史学进步在国际视野和学科规范上,都超过了古典文学研究。他认为,眼下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贯通古今、融通四部,强调新史料和新方法。并重点强调在学术研究中要保持“多闻阙疑”的精神,不能一味穷追猛打,巧为立说,寻求一个定论。

周裕锴(四川大学)提及古典文学阐释中的“右文说”,以驿、译、释、绎、择五字为例,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加以评述。驿是驿使,指文献在古今之间传递信息时的准确或不准确、若文献不可靠,则其价值何在?译指翻译,古今之间也算翻译,即语言学方法的重要性;释不是以古释古,而是用文学、文体学、修辞学等现代学术语言去解释古代文本;绎是演绎,即文艺学的方法,强调古为今用,是对过去的再创造;择是在多种答案之间寻求较为合适的,是研究的学理性展现。他同时批评了对民国学者太过崇拜的现象,以及强调将传统的印象式批评转化为学理性的批评。

很多学者都提到要重视特殊时空之下的古典文学研究。张国星(《文学评论》编辑部)提到要关注作家作品存在的空间。并举例说要深入理解《花间集》,若不在成都泡上一段时间,大概很难真正理解。李琳(《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指出在长时间的历史文化批评之后,兴起了在一定时空背景下展开的古典文学研究,比如重视地域、地理,甚至于海外汉籍、西学东渐等等,都是强调特殊时空之后的新的开拓,是今后重要的发展方向。

最后,学者们提到古典文学学科发展的机遇问题。陈洪(南开大学)谈到古典文学的学科发展要最大化地运用政府提供的资源。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古典文学学科不能自我矮化。内忧外患之际,学科的生存环境与我们的自我态度有关。古典文学学科内部要团结一致,要充分运用国家给予的各种资源,共同搭建良好的学术平台,促进学科的共同发展。胡明(《文学评论》编辑部)提到近来国家层面对于人文学科的重视,将人文学术与国家的软实力建设联系起来,将人文学术放在国家政策层面上,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机遇,也是所有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618傍晚,会议举行了简单的闭幕式。《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了总结,强调古典文学研究者实际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必须要寻求某些共识,共同促进学科的发展。他并代表《文学遗产》编辑部感谢学界同仁长期以来对刊物的支持。左东岭在总结致辞中肯定了这次会议在众多问题上的深入讨论,很多精彩的见解让人感到振奋。

《文学遗产》从2011年第3期开始产生了新一届的编委会。新任编委均为中年学者,是目前学术界最有影响力、最成熟的一批学者,他们在古典文学的各个领域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多是各个学术单位的学科带头人,代表着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此次编委扩大会虽然时间较短,但专家们的发言学术含量高,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入思考。这些发言大多是各自治学中的甘苦心得,其中有困惑,更有自信。与会者都相信,古典文学学科尽管面临着种种挑战,但一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与会者也希望,古典文学研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能为当下的社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会场

刘跃进主编

左东岭教授

马自力教授

王长华教授

王兆鹏教授

王秀臣副编审

关爱和教授

詹福瑞教授

吕微研究员

吴相洲教授

张国星编审

李浩教授

李琳副编审

李超副编审

杨义研究员

陈引驰教授


陈尚君教授

陈洪教授

周裕锴教授

党圣员研究员

莫砺锋教授

陶文鹏研究员

陶礼天教授

曹旭教授

胡明研究员

胡可先教授

梅新林教授

傅刚教授

程章灿教授

蒋寅研究员

韩经太教授

廖可斌教授

竺青副主编

孙少华编辑

张剑副编审

张晖编辑

石雷副编审

会场

会场

会场

会场

与会专家合影

 

新世纪十年论坛致辞

刘跃进

新世纪已经走过十年。回首十年历程,我们不无惊异地发现,学术界已经悄然发生了很多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本刊倡导宏观文学史大讨论,轰轰烈烈,一时引领风气。与此相适应,自然会有所谓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等。而今,时过境迁,这些话题已经没有人再提。现在关注的,不管宏观还是微观,强调的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微观中有宏大的叙事,而宏观研究又离不开微观考察。在我看来,这已不是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本刊又曾就文献与理论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思考。思考的缘由,是给本刊定位。国内同行刊物中,有的侧重于理论的探讨,有的重视文献的开发。《文学遗产》的传统是两者并重,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作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重视史料,更重视史观。早在六十多年前,著名学者胡厚宣就说过:“史料与史观是史学的两个方面,并不是对立的两种学说。史料与史观,必须共同相辅,才能成为史学。史料与史观,是一件的两种成分,任何一种是不能脱离了另外一种而独立了的。史学若是房屋,那么,史观是工程师,史料是木材砖瓦。只有工程师而没有木材砖瓦,和只有木材砖瓦而没有工程师,是同样盖不成房子的。只有正确的史观,没有正确的史料,和只有正确的史料,没有正确的史观,是同样写不出正确的历史来的。”文献研究不是目的,只是学术研究出发点。但是,谁也不能绕开文献;如果是这样做,学术界就一定会绕过他。但是文献学不能包打天下,学术的跨越,更依赖于学理的提升,观念的转变。这也不是问题。

世纪之交,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一段时间,学术界充满焦虑情绪,渴望突破既有的研究模式,大家尝试最多的,是综合研究,或者叫交叉研究。文学史,就其本质意义上说,到底如何归属?是历史学还是文学?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应该向历史学科学习什么?我们又该怎样避免过分依赖历史学?还有,文学史研究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文学史研究如何拓展时间与空间的纬度?如何关注文学家的物质生存环境、文学史的不同层次?还有,文学史研究如何更好地借鉴文化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宗教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如何规避综合研究的风险与弊端?不要让“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当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厌倦了为其他学科打工的时候,是否该考虑回到自己的传统?回到自己的经典?古典文学的诗骚李杜、四大名著,现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是否已经被说尽,乃至题无剩义?这些都还是问题。

新世纪十年,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国际化的轨道。如何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问题,是否一切都以西方(其实主要是经过港台过滤后的西方)的标准要求我们的研究,现在也成为了问题。尤其叫人不能理解的是,个别学界同仁往往喜欢携洋人自重,洋腔洋调,在今天看来也有些过分。

在电子化的时代,我们的研究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卖弄学问已经不足以振聋发聩。资料都摆在那里,需要的智慧、是学识。而智慧和学识又如何体现呢?现在,满眼都是学位体、项目体,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先有题目,再去论证。这与过去盛行的主题先行、或以论带史的研究又有什么不同?这是否违背学术研究的规律?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还有所谓“文遗体”,一万五千字,不长不短,短的穿靴戴帽,长的削足适履,都是清一色的平头,也不好看。最近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按照语言文字、历史、考古、文献考订、思想与文化、民族与社会等分为六编,给我们展示了学问的厚重与尊严。

还有学术研究的主观与客观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关涉到研究学术的目的。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居高临下地指点江山,为古代作家排座次,作道德的评判,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这种研究,貌似理性客观,实际上往往背离历史的真实。学术研究最终要探寻的还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形而上的问题。历史研究的意义,或者说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主要是通过探寻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来探究“人”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以及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因此,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史,中心是人,研究者要理解他,就应当进入角色。所谓同情的理解,大约在此。

上述问题,都曾在编辑部内部多次讨论,显然没有答案,也得不出结论。当新世纪十年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坐下来,就像今天这样,神闲气定,看看我们的足迹,想想我们的未来,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事。与会代表,都是我们这个领域的顶尖学者,都有着深邃的学术理念,更有着丰富的研究实践。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言之不足,虽不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但至少还可以形诸文字,以笔谈的方式继续各位的思考,我相信,各位专家的思考,将会给学术界带来惊喜。对此,我们翘首以盼。

 

《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制度建设

 

竺青

 

       2008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名刊建设工程”,《文学遗产》入选名刊阵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统计(2008,全国共有280种社科期刊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三种评价体系同时收录;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有50种期刊被三种评价体系收录,在这50种期刊中有31种期刊在学科排名前三位,本刊在文学学科核心刊物中排名第三位。这与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本刊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

   《文学遗产》编辑部每年来稿量均在千篇以上,而编辑部的责任编辑已经实现了年轻化。如何不断提高编辑和管理工作水平,确保办刊质量,是编辑部工作的重心;其中,制度建设又是关键。本刊入选名刊建设工程后,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编辑、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一,完善、严格三审和专家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并将此项工作列入责任编辑年终考核项目,严格考评。本刊在三审制度设计中,一方面参照执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关于加强学术期刊从业人员自律的倡议》中有关责任编辑自律和回避的规定,另一方面根据本刊特点制定一系列规则。特别是为了保证程序公正,编辑部规定主编不得担任一审。本刊2001年即实行专家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十年来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此项制度根据本刊实际情况和国内学术界实际状况,不断完善和改进,特别是严禁责任编辑对送审稿件向评审专家作任何暗示。专家匿名评审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刊物的高质量学术水准。第二,实行发稿会制度。本刊的发稿会即是编辑部内部的小型学术研讨会。发稿会由主编主持,责任编辑通过对拟发稿件的学术讲评,沟通了不同专业领域的研究状况,并借以纠正可能出现的审稿瑕疵。第三,进一步严格校对程序和校对标准,确保刊物校对质量符合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质量标准。编辑部高度重视刊物的校对工作,制定了《校对工作条例》。目前的校对程序是责任编辑和外聘职业校对同时三校、值班编辑复校、编辑部主任出片前抽查。校对水平也是编辑部考核责任编辑职业技能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上述编辑制度保证下,编辑部的办刊质量得以不断提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定期发布的《期刊审读意见通报》中,本刊经常被通报表彰。第四,制定《文学遗产网络版工作制度》,确保网络版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刊建设要求,编辑部在本所数字信息室大力支持下,于20094月创办了网络版。网络版与纸质版学术定位一致,学术风格一致,学术质量要求一致,即发布学术精品,而在传播方式上则形成了互补的关系。编辑部网络版工作制度在编辑程序上与纸质版基本一致,同时特别注意与数字信息室网络技术工作诸环节的协调。经过两年的运行,网络版在国内外的影响逐渐显现。20106月至7月,编辑部利用google的独立监测系统对网络版的各方面情况作了六十天测评,网络版已经覆盖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总浏览量超过三万人次。目前,编辑部仍然对网络版在技术上不断升级,在栏目设置上适时调整,特别注意不断改进信息栏目的功能,力争更好地成为学术界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

    编辑部在制定有关编辑制度的同时,还制订了一系列管理工作制度,举凡人事、财务、办公室及其他事务性工作,都有章可循。编辑、管理两方面的制度相辅相成,使《文学遗产》杂志的办刊质量得以保证。

    鉴于我们的工作水平和办刊条件的限制,编辑部的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会不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不断改进办刊工作。诚望学术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本刊工作;编辑部全体同仁也会一如既往,竭诚为学术界服务。

 

 

            

《文学遗产》刊发先唐稿件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以2009年第5期至2011年第4期为例

 

孙少华 

 

《文学遗产》的来稿,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尤其是那些已经刊发的稿件,更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现在,我们以2009年第5期至2011年第4期已经刊发的六十篇稿件为例,从论文时代、选题情况、作者情况三个方面,将本刊刊发的先唐稿件的一些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2009年第5期至2011年第4期论文统计

2009年第5期至2011年第4期,先唐稿件共发稿60篇,按照文章的时代与主题,我们可以对这些文章进行必要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论文统计(包括短文、学者研究、学术综述):

时代

先秦两汉

魏晋南北朝与隋

通代(文学批评)

学者研究

学术综述

学术广角

总计

数量

25

25

4

3

2

1

60

百分比(%

41.67

41.67

6.67

5

3.33

1.66

    在这60篇文章中,先秦两汉共25篇(先秦12篇,两汉13篇),魏晋南北朝25篇,隋代没有。文学理论性文章4篇,学者研究3篇,学术综述2篇,学术广角1篇。长文共36篇,短文24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编辑部发稿制度的规定,以上统计情况与现实的稿件存量也有一定差异。例如,由于编辑部对短文刊发要求较高、数量有限,每期刊发的长文的数量要多于短文。但实际上,先唐已经通过待发的稿件中,短文的数量远远多于长文。正因为如此,将来我们会提高对短文质量的要求,更加严格短文的审稿程序,提高短文的门槛。比如,一般的考证而难于形成定论的短文,琐碎的辑佚、考订或辨伪性短文,单纯的版本、校勘、训诂等文献类短文,基本不作考虑。

  选题情况分析

    根据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先唐稿件的选题具有一定倾向性,这可以为我们的论文选题与撰写提供有益的学术启示。

主要选题统计:

选题

《诗经》及其相关文章

《楚辞》及其相关文章

诸子散文

史传散文

汉赋及其相关文章

乐府及其相关作品

《文选》及其相关文章

《诗品》及其相关文章

《文心雕龙》及其相关文章

文学理论

数量34

3

2

4

《论语》、《韩非子》、《淮南子》、陆贾《新语》

7

《左传》1、《史记》4、《汉书》1、《晋书》1

4

4

3

2

2

3

这几个方面来稿最多,用稿率也最高,约占全部用稿率的57%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文章的主要选题,先秦还是集中在《诗经》、《楚辞》、《左传》和诸子散文,没有出土文献类文章;但诸子只有两篇短文:一篇涉及《论语》,一篇涉及《韩非子》,都是年轻学者写的,深度和分量都不够。关于《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诸子的文章,竟然没有一篇。

两汉集中在《史记》、《汉书》等史传散文与汉赋、汉乐府方面。诸子文章有两篇,一篇是短文(关于陆贾《新语》),是考证错简的;一篇长文是关于《淮南子》研究综述的。还有一篇涉及《盐铁论》,但所关注的焦点在通过该书考察当时的汉乐府。有深度、有分量的诸子研究文章还比较缺乏。

先秦两汉关于诸子文学的研究,比较薄弱;关于汉赋、汉乐府的文章虽然也有,但能够深入结合当时的各种制度,结合《汉书》中的《郊祀志》、《礼乐志》来探讨其性质与功能的文章不多。事实上,祭祀制度在汉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昭孝事祖、通神明”的功能,汉代文学不可能与此毫无关系,而现在的文章显然对此关注不够。

魏晋南北朝选题主要集中在《文选》、《诗品》、《文心雕龙》方面。这类文章共有34篇,占全部发表文章的一半以上。在来稿中,这类文章也最多,质量也较好。但是,也存在一些过于琐碎的材料堆积现象,而文献材料的过多胪列,必然湮没作者的主要观点,影响文章的论述与逻辑,从而对读者的阅读形成很大的滞碍。

在来稿中,有几个近乎空白的研究领域,还需要值得学者关注: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先唐散文研究、汉诗研究、北朝文学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内地文学关系的研究、礼制或音乐与文学体式发生的研究、儒释道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等等,有深度、有见地的此类文章,值得我们的期待。

  作者情况

   《文学遗产》所发先唐稿件中,作者的年龄结构与文章刊发之间,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这可以为我们提出一些有益的学术思考。

作者情况统计(两个作者各自统计,发表两篇以上重复统计)

年龄段

50年代以前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数量

11

16

14

15

7

文章情况

长文:11

短文0

长文:12

短文:4

长文:10

短文:4

长文:2

短文:13

长文:2

短文:5

从年龄结构上来说,60年代以前的作者,占了全部作者的二分之一强,他们仍然是先唐文学研究的主要力量。70年代的作者,15篇文章中,只有2篇长文,占所有文章的13%,这是一个断层;80年代作者中,7篇文章中有2篇长文,占全部文章的29%

这个情况一方面说明60年代以前的作者,仍然是先唐文学的主力军,仍然是先唐文学的“话题”提出者。60年代以后的作者,基本上也是围绕他们提出的话题进行选题与开展研究。因此,努力培养古代文学研究的后备军,积极发现有学术潜力的年轻学者,应该是非常紧迫的事情。

  存在的问题与个人的思考

在所有的来稿中,长文比较少,短文很多。这些文章主要有三个特点,可以用三“多”、三“少”来总结:

第一,从选题看,传统性选题多,结合新文献的文章少,理论探讨性文章少;

第二,从方法看,琐碎的考证类、商榷性文章多,视野开阔从宏观角度揭示文学规律的文章少;

第三,从作者看,大陆作者多,港澳台的作者少,西方学者更少。

这三个特点实际上也涉及到了平常来稿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从选题看,选题重复、雷同,传统领域的文章较多,老题目多,对老问题的阐释多,但有新意的很少。能够提出新问题、提出新话题的文章很少。对出土文献与海外汉学研究的关注不够,例如,上面十二期中,涉及到出土文献的只有一篇帛书《五行篇》,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近十多年来的新发现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等,都没有相关的文章。

另外,来稿中也有“跟风”现象,缺乏个人的创新和探索。往往是一个好题目大家一哄而上,那些有难度、材料比较少的题目,很少有人写。但也有的论文过于求新,而忽视了文学研究的性质,减弱了文章的文学性与学术性。

这种学术上的“跟风”现象,必然造成论文上的“千人一面”或“千文一面”。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代有其人、代有其文;而一个时代中的文学气象,往往南北各异。这都属于文学发展中的常态。目前看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即使有些规模,也仅仅限于一地、一校,尚未形成有规模的学术个性。在缺乏文学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时代,如何凝聚众人之力,创造一个时代的文学气象,形成特定时代的文学风格,也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其实,“好题目”并不是单纯的新发现,不是刻意的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新材料或没有写过的新题目,对老题目的新反思,也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对于汉赋,以往多认为是歌功颂德之作,但与其他年轻学者讨论的时候,觉得汉赋的性质和功能并非如此简单。汉赋本身有一些问题也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例如汉赋为何在西汉末年逐渐式微,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扬雄对桓谭说“能读千赋则善赋”有什么暗含的意思?后来人撰写汉赋为何如此困难?扬雄的大赋与司马相如的有何异同?大赋、小赋的作用有何异同?班固的大赋与西汉人的大赋有何异同?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第二,从内容看,文献类来稿中,考证真伪与古书时代与作者之类的文章为数不少,但能成为定论的文章很少,推测成分很多,使得很多文章只是在众多说法中又増一说而已;辑佚、订补、辨析正误的文章也不少,但这类文章比较琐碎,何况辑佚、订补一类的工作可能是没完没了的,甚至或出现重复古人劳动的现象。

文学史、学术史、文学理论一类的文章,有时候还比较单一和褊狭,对以往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学术理论与学术史反思的文章很少;对近六十年来有成就的古代文学专家的学术方法、学术思想进行总结的文章太少。事实上,在我们对六十年以来、新世纪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的同时,必须关注生活在那些时代的人和事,关注那些曾经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专家、学者的探索与奉献。每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都存在一定的疏失或纰漏,但是,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对他们求全责备,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认识他们的道德学问的时候,首先应该关注他们的贡献与优点,其次才是对他们的纰漏进行批评与反思。这是一种学术气度与学识的体现。

第三,从方法上看,平铺直叙、描述现象的文章多,有创新、有问题意识的文章少。无论是理论材料的梳理,还是文学现象的总结,很多文章都是以“发展史”的手法,揭示一种理论或现象自产生以后的传播、接受或流变,没有从更广阔的学术视角揭示各个时代带有普遍性的文学规律。并且大多文章属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论”模式。

这种“三段论”,起码带来了三种后果:第一,写作方法与结构安排上,容易形成一种“新八股”的模式,尤其是现在文献检索的更加方便,很容易套上现成的公式,使学术论文的写作既容易又快速,造成学术论文的粗制滥造和“论文满天飞”的现象。第二,史料的搜集与使用上,容易使我们找到的是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相反的材料往往被忽视了。第三,论证或阐释过程中,容易使我们脱离文本及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只是围绕“文本”打转转,而忽视了对“文本”本身的阅读和阐释。

第四,从学科交流与发展的角度分析,古代文学处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历史背景下,需要加强与海外汉学界的交往,将自己的学术成果推出去,将海外汉学的最新成果引进来。古代文学要发展,需要大力推动国内古代文学成果的对外宣传及与海外汉学学术的引进工作,闭关锁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学术研究的“体用”问题,是近代中国学术界一直关注的话题。从“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近代中国的传统精英们一直在探索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作用。正如蒋梦麟先生所指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我想这是不必历史学家来证明的。”中国古代文学要想取得更高、更新的成就,也离不开与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汉学的交流。《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于任何学科来说,缺乏必要的学术交流,不了解海外汉学的学术动态,既容易产生夜郎自大的思想,也不容易引进海外的学术成果,长此以往,必然不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我们期待着那些优秀的文学研究者能够投身于海外汉学的研究,并且能够对更早的海外汉学给予更多的关注,将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介绍进来,为我们提供质量更高的海外汉学研究论文,为学界提供有益的学术启示。

最后,还有一点,无论是文学阐释类文章也好,还是文献考证类文章也好,都涉及一个“学以致用”问题,这类研究,港澳台和日本学者最为重视。来稿在这方面的关注较少。当然,也有的学者提出,文学就是一种“无用之用”,尤其是研究古典文学,大可不必在乎文学的“有用”与“无用”。但是,“无用之用”,涉及的还是王国维曾经所谈及的“精神上之趣味”,进一步看,也就是对“道德人心”的深远影响问题。而这,也是文学的“学以致用”。毫无疑问,中国三千年的学术传统,一直存在“学以致用”的学术传统。蒋梦麟先生曾经将“学以致用”看作是中国人的“人情”,什么是“用”,他有一个解释:“所谓‘用’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大原则:第一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第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这是为世俗所熟知的,亦即《左传》里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这两大原则是先贤圣哲几千年来训诲的总结,他们所说所论,最后总是归结到这两点。”

文学是时代思潮的镜子。梁启超曾云:“要晓得时代思潮,最好是看他的文学。”好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同样应该是特定的时代思潮与学术风尚的反映。文学研究,一方面要挖掘当时的文学风尚与时代思潮的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这种研究为当前的“国计民生”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只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的花瓶,没有事关“道德人心”与“国计民生”的学术理想与人文精神,就是对学术研究的误解,也是对自己与学术的不负责任。

 

 

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古典文学电子文献的高速发展和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应该是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两大景观,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学术问题值得思考,这里仅拈出几个大家可能都关心的问题供学界讨论。在每个问题前,请允许我直接征引学者与之有关的精彩说法,以期简明扼要和直切主题。

“学问利用技术”还是“技术伪装学问”

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不管你愿意与否,我们都要经历一个从纸质文本向电子文献逐渐转化的历史阶段。在纸质文化时代,文化话语权还主要掌握在少数所谓文化精英手中。有的时候,他们就像救世主似的,发蒙解惑,以炫博雅;另外一些时候,又把自己想象成帝王师,吐属不凡,指点江山。而今,随着网络的普及,这种文化特权被迅速瓦解,大众也可以通过网络分享部分话语权力。因此,他们不再愿意听从那些所谓精英们的“启蒙”与教诲,而是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网络文化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纸质文化,在此情况下,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其实,整个人类文化都面临着一次空前的挑战,面临着一次历史的选择。……一个基本事实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文化转型已经势不可挡。如何抓住这样一个历史契机,迅速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位文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国古籍电子化的时代即将到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虽然这项工作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却已显示了无比广阔的学术空间。

——刘跃进《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毋庸置疑,技术革命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当然也改变着学者的知识接受、知识结构乃至研究方法。比如东汉以后纸张的大量运用,宋代印刷术的发达等,都曾极大推进了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并对写作方式、发表方式及学术价值判断发生着深刻影响。随着二十世纪后期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已经迅猛来到,对古典文学研究者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应该是1999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有限公司联手推出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这是一项中国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因为不过数年,盗版风行,几乎每位有兴趣的文史学者电脑中都安装了这部收书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的百科全书的电子版,这是古人做梦都未能想到的。之后,《国学宝典》、《全唐诗电子分析系统》、《全宋诗电子分析系统》、《中华寻根网》、《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古典文献电子产品的不断开发和被利用,一些传统写作方式、发表方式和学问价值受到了极大冲击甚至完全颠覆。

最明显的事实是:现在很少有学者不用电脑写作和发送邮件;在列举例证时也很少不使用电子文献检索了;在引用大段文献时,如果有电子版,也常是先拷贝,再核对原始文献(当然不核对原始文献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我们传统学问中的“引得”和“重出作品考证”也完全可以由电脑替代……等等。

有了高新技术,当然要想办法利用,让其更好地为学问服务,就像有了联合收割机还非要使用镰刀,与使用收割机的同行相比只能瞠目其后;但同时要警惕傅道彬先生所指出的“用技术伪装学问”。如在考证文章中,本来两三个代表性例子已足以说明问题,却偏要列出几十个例子以显博学,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几十个例子是如何“出笼”的,更甚的是有的研究者还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有的研究者所举的例子似是而非,与论点本身只是远亲。再如古籍校点,不去调查版本情况,直接下载四库全书版本或其他电子文献,简单处理后即付梓面世;诗文集的笺注,直接复制《汉语大词典》的字词解释,而对诗歌本身所关涉的人事时地及诗歌意蕴鲜有揭示,笔者称之为“古籍伪整理”。其实包括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也不能捡到篮里就是菜,而没有编者的识见和选择,如果不知道哪些内容宜全编进来,哪些只要节编,哪些可以不编进来,势必造成断章取义和垃圾信息充斥,本来要方便学者使用,最后弄得难以利用。

防止“技术伪装学问”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即要时常考虑你所做的工作是否电脑完全能做到?如果能完全做到或基本能做到,那么你所做的只是常识、工具而非学问,就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如考证文章中不要言不及义的繁琐征引,要注重选取具有恰切和具有说服力的例证深入分析;校点古籍时要注重对版本异文的判断,对手稿文献的辨识;笺注诗文时要注重揭示文本内在的脉络和表达方式。总之,一定要能在某方面体现出作者的识见。识见,是目前人能区别于电脑的最佳方式。

二“文学为别的学科打工”还是“文学在别的学科建立训练基地”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理路和方法,长期受到“中国文学史”教材书写模式的影响。这一模式不外乎三个层次:叙述文学史发展的脉络,评估重要作家作品,在这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其重点又主要落实在从作家到作品或从作品到作家的方法上,其基本理路或可概括为“从文学到文学”的单向研究。作家作品的研究无疑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但仅此还不足以对一代文学之规律和特点作出深入的探讨,展示文学发展复杂多样的历史原貌。近年来,学者们普遍感到,单纯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策略,处处显得捉襟见肘,似已难乎为继,因而越来越关注于从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来寻找文学研究的生长点。在宋代文学研究界,也随之兴起一股“交叉型专题研究”的热潮,如文学与党争、文学与科举、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与集会社交、文学与民俗等,涌现出一批可喜的成果。这条研究理路似可概括为“从大文化到文学”的研究,这是对之前从文学到文学的单向、封闭式研究模式的突破:在时间维度上融入空间维度,以个体为单位转向群体研究,从文本的赏析阐释导向它与更广阔、更繁复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探求,这是在近两年的宋代文学博士论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良好势头。

——王水照《在第六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王水照先生的讲话相呼应的是,《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和2010年第2期分别组过“宋代文学研究专辑”的稿件,并在后者编者按中云:“新世纪以来,宋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五年前我刊曾推出过一期‘宋代文学专辑’,集中刊载了该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当时即显现出宋代文学研究兴盛和谐的发展态势。又一个五年过去了,我们欣喜地看到,宋代文学研究界在视野的拓展、方法的探索、材料的挖掘、队伍的建设诸方面都取得了进一步的成绩,展示出持续发展的乐观前景。与此前相较,宋代文学研究在视角的变换更新与方法的成熟运用上,所得最多,兴起了一股‘交叉型专题研究’热潮,如文学与党争、文学与科举、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与集会、文学与民俗等。它们均善于将文学置诸大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探究,同时又坚持以文学为本位,多角度、多层面地观照文学问题,并由此涌现出一批可喜的论著。”这种情形不仅存在于宋代文学研究中,而是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但如此发展下去文学是否有沦为“为别的学科打工”的危险?

我们大可不必为此紧张,因为“古代文学”的特殊性决定他与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纯文学”既有交集又有不交集。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注重作家情感心志的阐释和作品审美性的阐发,是交集之处,而古代作家身份的复杂多样性(往往官员、学者、文人三者合一)和古代文体的丰富性又非“纯文学”框架所能牢笼。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向文化学的突围和古代文学文体学研究的兴盛,其实正是古代文学向自身特点内在性的回归,并不仅仅是受到了西方社会文化批评思潮的影响。面对现代学科体制的划分,古代文学具有天然的优势和侵略性,特别是在思想史、学术史、科举制度史和作家评传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中往往有文学研究者的身影,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出的成绩,没有人会认为是在为哲学、历史学或社会学打工,因为我们的研究符合古代文学的实际历史面貌。其实我们和其他学科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以历史学为例,历史学者的重要斩获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地理、职官等方面,而在人物纪传、人物著述以及与人物思想、命运关系密切的文化学(如科举、家族、学术、思想史等)方面,因与古代文学范围相对重合,文学研究者才关注较多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由于自身特色,古代文学除了会自然侵占现代学科体制下别的学科的部分地盘,对此不妨坦然对待。不惟如此,为了多角度、多层面地观照文学问题,展示文学发展复杂多样的历史原貌,我们还应积极主动地吸收别的学科之长,力争在其他学科地盘中多划出几个文学训练基地来。只要便于说明或能够说明文学问题,十八般武器皆可使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仅不是在为别的学科打工,而且是在别的学科建立属于自己的训练基地。这种情况对于文学研究似乎没什么不好。

该怎样坚持“文学本位”立场

从“大文化”角度切入文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始终坚持以文学为本位的立场,厘清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界限,相关的一些复杂学理问题尚待大家的共同探讨。

——王水照《在第六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这是应该可以形成共识的。但“文学立场”是否就是以文学家和文本为中心,以文学的审美性阐发为指归的所谓“纯文学”研究呢?相信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对此赞同的并不多,因为这种“立场”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文学家是具体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地域空间、文化思潮、家族环境中的文学家,离开成长与生活的环境以及具体的创作生态,是无法抽象说明某个“文学家”的;二是“文学”从来就没有“纯”过,它总是受政治权力、社会意识形态、商品化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经验中,这种影响尤其明显。另外,所谓文学的审美性阐发往往将“表现了什么意义”的“意义”置于“怎样写作作品”之上,同时对文学表达思维和方式的重视超过了对文学语境和人文关怀的重视,结果这样的审美性阐发往往成为审美的空壳。作家研究也好,文本研究也好,因为缺少社会文化语境和人文取向而平浅单薄,令人乏味。这种情况正说明了文学研究吸纳不同知识体的学术资源、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罗时进《江南文学家族学研究》,《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毫无疑问,不管是古代文学研究还是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纯文学”研究,都属于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一定有自己的特点和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界限。如果我们只是强调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的重合领域,从而只在别的学科领域拼命扩张自己的“训练基地”,而对自身疏于建设,那么文学学科就可能面临着被消解掉的危险。优秀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固然一方面可以随心所欲地徜徉于各学科融通的学术天地里去全面开花,但他更有责任为自身立足的这个学科的基础发展和梯队建设贡献心力。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学理思考和学科建设明显投入不够。

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建国后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相信反映论,即“文学是用语言形象反映生活的一种社会意识”;八十年代,在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下,我们相信审美论,即“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研究重新关注政治、社会和文化,但这并非是对“反映论”的简单的回归,而是深刻洞察自己过去后的重新前行,它包容了“审美论”和“反映论”的合理因素,并始终处于动态的历史建构之中。因此我想所谓的“文学立场”,目前是否可以理解为:既坚持文学家和文本为中心,以文学的审美性阐发为指归;又通过文本所呈现的世界揭示复杂的社会变化以及作家心灵的隐秘、人生的况味等等;既注重在社会历史情境中揭示其具体的表达方式和形成过程;又要力争对一人、一族、一时、一地乃至一代文学做出富有理论深度的总结。

如何突破模式化和模糊化研究

研究宋代家族,由于史料的限制,除非异常聪明或毕生尽力,否则很难突破研究明清家族的发现……时至今日,宋代的家族研究已走入瓶颈,所探讨的问题……以累积的历史知识加上经验法则便可知其大概,若要回答更深入的问题,则心余力绌。……当昔日的知识已变为今日的常识,而研究者仍在上面打转,堆砌更多的史料,却无新视野新发现,那只能称之为形式主义,论文数量愈积愈多,但结果几乎千篇一律。——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前言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近人研究宋代家族的论著已达三百余种,有学人称之为“家族研究的全面繁荣”,但细读之下,发现很多被称为“家族”、“宗族”或“全族”的,含义并不清楚,一经翻查史料,更觉难以尽信,常见的问题,是把“家庭”和“家族”混为一谈,对家族的不同形态也缺少分辨,后果是把几个家庭的合作误为几个家族的合作,把家庭对社会的贡献或破坏误为家族的贡献或破坏,又把家庭的人际关系误为家族的人际关系,从而建构出一张漏洞百出的人际网络——柳立言《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1292页,20106月出版(第81本第2分)

相信柳立言的这些感受对文学研究者也有深刻的触动。因为他的发言涉及了两个学术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是模式的僵化,造成研究的对象常常不是 “问题”而是“常识”。长期以来,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无法摆脱文学史研究的路数,习惯用“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内容+艺术特色+地位影响”的模式来介绍或评价作家作品,且形成了一系列陈腐不堪的惯用语汇,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评论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时常用),“无体不工”(评论体裁时常用),朴素、清新、自然、雕琢(评论语言时常用),曲折复杂(评论结构时常用),新奇(评论构思和比喻手法时常用),等等。丰富的文学研究最后就归约于几张“脸谱”和几身行头,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研究的悲哀。

二是概念的模糊,造成学术对话的困难,无法进行有效的学术讨论和深入交流。学术研讨会上的常见现象是,发言者手忙脚乱地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阐述清楚自己的观点,听众则多神游天外或是断章取义的理解。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各人专业背景和表达能力不同,关注的领域和兴趣各有差异,但一方面也常常因为发言者没有或不能准确界定自己所使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比如讲“风骨”、“声情”、“格调”等概念,如果不分时段、环境的神仙一把抓,最后只能弄成一锅“东北乱炖”,很难说清到底是何种滋味。

针对这两种现象,我曾结合自己的研究做过一点浅薄的思考,其主要观点是:解决文学研究中结论大而无当、千人同面;分类层次混乱、概念模糊等不足,需要在研究中恪守分层和守界原则。分层指符合逻辑地将研究对象不断深化和体系化,以便在多层次中立体把握对象;守界指循名责实,使各层次、各概念之间不相淆乱,并都有其边界清晰的适用范围。分层和守界两个原则之间是一种交相为用的关系,只有在概念严谨而功能对应的前提条件下,综合运用多元化、结构性和构成性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的诸多层次,动态分析文学生成的细节和过程,才能发现和解决文学研究中的真正问题,推动文学研究的全面繁荣。我在《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和《家族文学研究的分层和守界原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两篇文章中对这些观点有详细说明,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由于在文献学的语境中,常常可以对文学的理论问题暂时悬置,而我近年来主要精力多放在文献整理方面,这就造成我个人理论素养的浅薄和对理论本身的钝感。我硬着头皮抛下这块“砖头”的目的,是希望它能引来更多的“玉”。

 

 

摆脱文学史的思路

 

 

近年来,我主要负责元明清、近代诗文方面的学术来稿,慢慢产生一些不太成熟的感想。这里我想集中谈一谈所谓文学史研究的套路。

与先秦至唐宋文学的研究相比,元明清近代的诗文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材料太多,常规性的论文题目简直随手可得。大量的学术来稿只是考证某一诗人的生卒年、某部书的版本或讨论某一诗人的活动等等,题目既细小,论证也琐碎。这种研究自然有其价值,因为课题无论大小,均可有效地进行知识累积,并对文学史的整体把握有所助益。但,对于我们这种刊物来说,是无法承担发表如此多细小考证任务的。最起码,我们欢迎的考证文章是有规模效应和问题导向的。而要改变目前这种情况,或许就需要深入反思文学史研究的作用与局限。

中国人固然爱写史,但喜欢描述文学的发展脉络、总结所谓文学的发展规律,则是民国以来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具有倾向性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建国之后将文学史教育纳入大学课程之后,以文学史研究为中心,逐渐形成一整套研究路数、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深远影响着几代学者。这种文学史的研究,除宏观地描述具体时段或整个历史的文学发展态势外,还可以容纳审美的研究,并最终将具体的作家、作品、流派等给予历史的定位,断定其与该时代的关系如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影响如何等。这无疑是目前古典文学研究中运用最为熟练的方法。

“文学史”的思路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对古典文学整体面貌的深入认识,另一方面却在客观上限制了研究者的思路。不断将文学历史化的思路,使得古典文学研究开始陷入困境。在文学史的框架下,论题呈现出不断琐碎化和细小化的倾向,除了知识得以不断累积之外,认识却没有能够提高多少。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陷入繁琐的考据之中。

实际上所谓文学史的框架,从一开始诞生,就不是为宋代以后的正统诗文准备的。早期的文学史一般讲述诗文到唐宋为止,元明清文学,只用文体的代兴来解决小说、戏曲,而诗文就不再重点谈及。一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新编的文学史或对明清诗文的描述有所增加,但结构从来没有改变。

要改变这种困境,首先要纠正已有的对于文学研究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文学史研究不过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却常年囿于文学史的思路,忽略了文学研究另有广阔天地。

最基本而言,文学研究包含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方面,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文学批评是“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i]这当然是很陈旧的理论描述了,但无论如何,文学史研究只是整个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文学史的研究却一直占居绝对优势。对理论和批评的忽视及认识不足(比如建立在文本细读之上的文学批评的工作,在古典文学界却演化为简单的、随意的鉴赏,与认真严肃的文学批评大相径庭),导致古典文学的研究一直在瘸着腿走路,始终无法真正让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诸领域的知识和问题互动起来,从而激发出对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思想和认识。倘若能让中国固有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互动起来,就可激发许多新的古典文学研究的课题,或许可部分改变目前的局面。若能增益东西方各种文学知识和文学理论,则古典文学的研究一定会更加丰富多彩。而民国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等均能融会贯通文学研究中的多个领域,从而取得骄人的成就;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显得尤其薄弱。

目前来说,除了扎扎实实展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之外,我们不要反对新的理论的进入。近年来,阅读、性别、出版、印刷、科技、媒体、医疗、疾病、文化研究等逐渐进入古典文学的研究,很多人反对,是因为他们太过理论先行,甚至违背文献加以曲说。但个别研究者的失败并不代表整体的研究方向没有价值和意义。古典文学研究应该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之上,适当参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和回应,才能让古典文学研究产生更大的影响,对文学研究的其它领域和整个人文学术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眼下的古典文学研究当然有困境,但并未走上绝境,反而蕴含着许多新的希望。只要我们让文学发挥出其它学科所不能有的作用,那么,古典文学的研究自然是前景广阔的。

注释:



[i]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1966), 3rd ed. Chapter 4, “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and History,” pp.38-45. 中文本可以见韦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第一部《定义和区分》第四章《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第3132

 

 

 

关于小说戏曲编辑工作的若干思考

 

 

 

我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一直以来是从事元明清诗文文章的编辑工作,在小说戏曲研究领域处理稿件的时间不长,见闻也有限,但好在诗文与小说戏曲同属元明清文学,其实也有很多共通之处,事实上我本人的研究多年来也侧重在小说方面,所以我来谈谈小说戏曲研究的一些问题,一部分来自阅读稿件,一部分则是自己在研究中的体会。囿于见闻,也限于水平,谈出来的意见未必都切合当今研究的实际,也未必抓住了当前学术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冒昧提出,是希望能在诸位专家的指导下,将小说戏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好,从而更好地为小说戏曲研究的学者服务。

小说戏曲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比较活跃的领域,不仅学者队伍庞大,而且研究范围广泛。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天下人凡爱好《红楼梦》,发表一点意见者都自命红学家或草根红学家,一有雷人的意见出来,媒体争相炒作,顿时成为广大群众茶余饭后的话题。这种情况在诗文研究中很难见到。小说戏曲,尤其是小说,更尤其是白话小说,其语言通俗易懂,不需要较强的文言阅读能力,因而阅读和参与讨论的人要比诗文多得多。这使得小说学术更容易普及,同时也使得小说学术更容易浅俗化而失去学术应有的科学性。

小说戏曲研究,好的成果总是具备坚实的文献基础和深邃的理论内涵。小说戏曲统属俗文学,文字浅显易懂,但其思想艺术并非都浅俗,寓意深刻和匠心独具以及才华横溢的作品并不少见,能通读它,并不等于能真正读懂它,这是需要一定的鉴赏能力和理论修养的。而研究则更需要对其创作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等等有必要的了解和把握,更需要对其所属流派的来龙去脉有必要的了解和把握,更需要对作家本人的身世思想和创作动机有必要的了解和把握。这就不仅需要理论,而且需要掌握有关的文献资料,好的研究论文,如《文学遗产》所发表的这一领域的论文,一般都在文献和理论上下过相当的功夫,因而在同一论题上,其认识较以往总有新进展。

不过,就来稿而言,令人眼前一亮的论文总是凤毛麟角,大部分来稿,尽管作者的写作态度是认真的,也表现了一定的水平,但都有基本的不足,就我粗疏所见,其不足主要表现在文献和理论上,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或者可以说存在文献和理论的双重困境。如何突破这双重困境,成为小说戏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文献方面的要求,并不是要求小说戏曲研究者都是文献学家,都要精通典藏、目录、版本、校勘等等方面的学问,而是首先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要对相关资料,包括作家作品的相关资料以及研究此作家作品的古往今来的论著,尽可能的一网打尽,并对这些搜集来的资料进行必要的考辨和分析研究。其次,对所研究的作品必须进行版本的考究,在考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选择。现在的情况是相当多的研究者对小说戏曲缺乏“定本”意识。例如元杂剧作品,在利用明代臧懋循的《元曲选》所提供的文本时就要十分小心,因为这个文本已经被臧懋循随意改动了,有的改动很大,如果采用这个文本对元杂剧的某些问题下断语,就会犯错。这一点,我所前辈吴晓铃先生就曾郑重提醒过我们:“根据不同版本的书籍,对比它们文字的异同,说明其不同的原因,并证明出哪个本子上的字是正确的。就以元人杂剧而论吧,明人臧懋循编《元曲选》便是一部极不可靠的书,因为臧氏时常主观地去胡乱删改原作。例如《赵氏孤儿大报仇杂剧》在《元曲选》里是五折,许多文学史上都大书特书这是杂剧四折的变例,殊不知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中的《赵氏孤儿》根本还是四折,大约臧氏看到纪君祥竟没有叙述赵武报仇的事,觉得不过瘾,于是不惜破坏元曲的惯例而去‘画蛇添足’。……这种随意删改的地方在一切明人的戏曲选集中多到可不胜数,我们必须根据善本致力恢复原作的本来面目。”(吴晓铃《我研究戏曲的方法》)再例如《三国志演义》、《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都存在多种版本,我们对它们的思想艺术进行研究时,虽不是专门论述版本,但也必须了解它们各种版本的源流,选择善本作为我们论述的文本依据,一旦版本依据不科学,其结论就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是必定要倒塌的。

理论的缺失和不足,不仅仅是小说戏曲的问题,也许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带有共性的问题,理论的缺失和不足在论文中的表现,可以说五花八门。

一种表现在选题缺乏前沿意识。选题的睿智往往是论文成功的一半。选题就是你要破解的问题,这是否是一个学术问题,这个问题在文学史上和理论上有何意义,是必须加以考量的。这个考量不单是对学术史的了解,而且更需要理论指导。一个选题,首先考验作者学术史和理论的修养。选题的新锐,体现着作者建立在理论修养之上的睿智和才气。别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今天又拿来做,一般情况是对学术史的无知。一些选题貌似新颖,却没有多少学术价值,这就是缺乏识见。有些研究者出于填补空白的目的,常常选择二三流作家,甚至连二三流都不是的作家进行研究,如果这些作家本来被历史误解和埋没,为之昭雪,当然有意义;如果他们虽然是小作家,但是涉及到小说戏曲史的重大问题,当然也值得一论;但情况常常不是这两种,而只是文学史小说史不值一论的作家作品,那就没有多少意义。

一种表现为就事论事,停留在问题的现象层面,往往是叙述多而论证少,这类文章的理论苍白,一望而知,无须赘述。

最为迷惑视听的,是文章高谈理论,而实际没有理论的一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如潮水般涌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将舶来的欧美各种新概念新理论,也不管它在欧美是否已经过时,更没有进行细致的消化,往往只是生吞活剥地拿过来,硬套在中国古代文学上。这类论文曾经充斥于各种学术刊物,相关的专著也曾摆放于书店显要的位置,但经过时间的淘洗,已经基本被尘封为历史了。而当今这种文风并没偃旗息鼓,仍然有不少研究者乐于为之。这种文章中西方新理论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看似深奥新异,其实多艰涩难懂,空洞无物,是用一知半解的理论来掩饰自己理论的空虚。借鉴西方理论是必要的,但必须首先透彻地弄懂弄通它,然后结合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创作的实际来运用它,寻绎其理论契合处,这才能体现理论的价值。

总之,文献和理论,对于我们小说戏曲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从事小说戏曲研究的学者,努力突破文献和理论的双重困境,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这种突破其途维艰,但首先要树立这种方向,调整好研究心态,如此才能使学术研究更具科学性,更具价值。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编辑的主要职责是为研究者服务,这种服务自然蕴含着学术的交流和判断。一个编辑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内,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努力做好与研究者的沟通,在众多的来稿中发现真正有创见有价值的文章,推动学术的发展,才能达到为研究者服务的目的。我愿意为此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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