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史暨郭预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综述

为了促进中国古代散文史的研究,也为了更好地纪念为中国散文史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郭预衡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决定举办“中国散文史暨郭预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在全所同仁的精心准备下,在全国各地学者们的鼓励下,会议于2011101516日成功举行。

大会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郭英德教授主持。中国散文学会会长谭家健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李炳海教授、《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洪本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聂石樵先生、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韩兆琦先生分别致辞。北京师范大学张俊教授、《文艺研究》资深编审赵伯陶先生、《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先生在前排就坐。过常宝教授、马茂军教授、蒋振华教授、尚学锋教授分别主持了两场大会发言,由谭家健先生、林邦钧先生、段启明先生、尚学锋教授、郭英德教授、阮忠教授、熊礼汇教授、李炳海教授、郭丹教授、洪本健教授、徐正英教授分别作大会报告。段启明教授、李炳海教授、徐正英教授等分别主持了两个小组的六场小组讨论会。1016日上午举行大会闭幕式,闭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山教授主持,马茂军教授及梅军教授分别对各个小组的讨论情况向大会作了汇报。

本次会议邀请到全国各地五十余名学者,提交论文三十七篇,分述如下:

 

一、对郭预衡先生的怀念与追思

 

谭家健先生在致辞中深情地回忆了郭预衡先生作为首任会长,对中国散文学会的巨大贡献,并且也高度评价了郭预衡先生在中国散文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同时也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所的散文研究实绩表示赞赏。李炳海先生回忆了三十年来与郭预衡先生两次接触,认为郭预衡先生的研究向来是高屋建瓴,希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所能继承郭先生的衣钵,再创新的辉煌。刘跃进先生从郭预衡先生送他的一副字谈起,那是宋人白玉蟾的一联诗“有客放船芳草渡,何人吹笛夕阳楼”,刘跃进先生指出这正代表了郭预衡先生人生境界,那就是气定神闲。而这也成为郭先生晚年研究的基调。刘跃进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格局一直是有偏颇的,五四以来,被打倒的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指的全是散文,因此,这一百多年的研究早已把散文逐出了中国文学史。但事实上对中国古代文人而言,散文却最重要,诗词歌赋是闲情逸致,小说戏曲更是娱乐,只有散文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此,郭预衡先生晚年全部精力都放在散文史的研究中,应该说对中国文学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纪念郭先生,最好的方法就是继承他的学术方向,将中国散文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时,我们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都会有新的期望。洪本健教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拜识了郭预衡先生,对郭先生的儒雅、谦和印象极深。聂石樵先生则回忆起与郭先生交往的珍贵往事:郭先生很有诗意,上作文课,曾出作文题“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大家觉得很好,但后来政治气氛变了,以这种题目作的作文只好烧掉;郭先生还很风趣,曾在课堂上让大家猜灯谜,比如“水帘洞外有人家”、“回眸一笑百媚生”,前者答案是候外庐,后者是杨树达(遇夫)。所以,郭先生的课极为生动和活泼。韩兆琦先生也指出,郭预衡先生的学术成就,尤其是他在散文研究上的成就,是无人能及的,而他作为散文学会的创始人并担任第一任会长,与谭家健先生、漆绪邦先生都为散文学会作出了巨大贡献。林邦钧先生说,郭预衡先生以二十年之功,撰成《中国散文史》的煌煌巨著,奠定郭先生在中国散文史研究方面的地位,此书获得教育部一等奖,是实至名归的。新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郭先生的《中国散文史长编》,此书虽出版在后,但准备却在《中国散文史》之前,因郭先生受鲁迅影响,认为当先做资料长编,故以采铜于山的精神积累资料,不过,郭先生也反对将史写成资料汇编或作品赏析。段启明先生以自己的课堂教学经验来评价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对作品解析与评价的精深与独到。尚学锋教授《文学史家郭预衡》一文对郭预衡先生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且深情地回忆起郭先生写《中国散文史》的情景,郭先生总是爬在家中一个低矮的茶几上写,写一页就扔在地上,满地都是稿子,夏天也不敢开电扇,怕把稿子吹跑。而最让尚学锋教授印象深刻的是郭先生给学生上课的认真劲儿:有一年学校正在建楼,吵得没法上课,郭先生就领着学生上了地铁,到鼓楼大街站让大家下车,在空空的站台上上课。这一细节也让与会的学者感动不已。

 

二、郭预衡先生学术成就的研究

 

谭家健先生《郭预衡教授对中国散文史研究的突出贡献》一文从系统的学术建构、独特的研究角度和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三个方面全方位论述了郭预衡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经验和学术品格,并指出这对于“树立良好的学术风范,推进当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散文史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阮忠教授《以“文变染乎世情”为宗旨的散文史撰述——以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为例》一文对郭预衡先生散文史撰述的“三点奢望”进行了分析,指出“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避免脱离作品实例而发令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三位一体,体现了郭先生在散文史撰述上的沉潜之力和贡献之巨。同时,郭预衡先生坚持“文变染乎世情”的思路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散文史》的写作,阮教授以“从社会状态探导散文发展的规律”和“从社会状态之变展现作家作品之变”两个方面细致的阐述了这一影响。欧明俊教授《古代散文史研究中的“遮蔽”问题——拜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心得》一文认为“古代散文史研究要创新,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对通行的观念、观点进行反思”,“先生做了许多‘去蔽’工作,其功甚大,学界应充分重视,充分表彰”,作者从拜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中深受启发,提出古代散文研究中十四种遮蔽,其中极富启发意义的如“现代‘纯文学’散文观念对传统‘大文学’散文的遮蔽”、“文人之文对其他身份作者之文的遮蔽”、“正宗古文对骈文、时文、八股文的遮蔽”、“‘文学文体’对‘文章文体’、‘应用文体’的遮蔽”、“‘纯文学’散文对学术著作中文学散文的遮蔽”,都是对古代散文研究中的大命题。郭英德教授《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则通过对郭预衡先生一生研究与著述的探析,深入揭示了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指出若以刘知幾“史学三长”衡之,“作为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才、学、识兼长,兼具史家之心、智者之思和文人之志”。郭预衡先生的“史家之心”,表现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呈现出由浅而深三层内涵:一是走进历史现场,二是寻绎历史脉络,三是重构历史空间。而对于各种思想,郭预衡先生都将其当作一种思想资源与智慧启迪,并融入自身的社会阅历、人性体验,真正转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智者之思”。最为重要的是,从郭预衡先生一生著述来看,他始终不渝地以“文学”为本行,具“文人”之气质,肩负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自铸伟辞,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