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双向交流

袁世硕

 

    对古代文学遗产的研究,在本世纪伴随着社会的风风雨雨,道路虽不平坦,却也日新月异,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果累累,不可胜述。如果稍加分析,可以说关于文学史实,即对作家的生平事迹、作品的写作年代、本事、版本方面的考察、辨证,比重较大,而对作品的思想内蕴、艺术特征的阐释、评论方面,论著数量不少,精深者却不多。这绝不是贬抑,说明这种情况是期望有更多更精深的论著问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也有合理性的一方面。这里不想做多方面的探究,只就个人近间考虑的一个问题,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即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上,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是不能各行其事、互不搭界的。文学理论是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现象作出的概括,文学理论不能不植根于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的基础上,也不能不借助典范性的文学作品阐述文学的本质、功用、创作、批评等方面的基本问题。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总是要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的若干原理,以及由之形成的批评标准,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和评论,没有一系列的范畴、观点和原理,便不可能分析文学作品,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是无法进行的。由于每一部文学作品,不论是优秀的还是平庸的,都体现着某些文学本体论、创作论等方面的问题,一些著名的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论著,往往会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解析、评论中,提出一些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的论断;有的理论家也会专就某一时期、某种流派的文学作品,作出理论概括,说明文学中的某些问题。所以说,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应当是相互渗透、双向促进的。

    但是,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却存在着彼此疏远、各行其事的现象,虽然不能说完全隔离,那样是不可能的,但却彼此不够关心,缺少交流,忽略了两者本来应当是相互促进的。

    从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方面说,本文开头讲的重作品的考证、阐释、评论作品的论著精深之作较少的情况,就反映着我们研究者在理论上的相对薄弱。对作家作品的考证,我们有悠久的学术传统,且不说远的,胡适就是以考证开创了古代小说研究的新局面,并以考证命名他的小说研究著作的。研究路子比较熟悉,如果能发掘出新的材料,就容易有所发明、创新。这就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仿佛研究古代文学不需要理论。实际上,搞清文学史实,深细了解作家的生平事迹,辨明作品的版本及其流变情况,只是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而根本任务还是在于阐释、评论作品。自然也可以有所分工,从事作家作品的考证、训释,对从事作家作品评论提供可靠的史实和文本方面的依据,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是,如果能集二者于一身,情况将会是更好:作阅释、评论的有关史实和文本的依据,不必假借于人,少了一层转手的隔膜;文学史实的考察、辨证,有了归宿,其价值和意义也就显现出来,就会减少那些让人感到讨厌的烦琐而无义的、也就是对于解析作品根本没有任何益处的考证了。

    对文学作品的解析、评论是需要借助文学理论的范畴、原理的。而我们又往往满足于使用一般的粗浅的道理,一般论著显得思路狭窄,论述较浮泛。对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分析着眼于反映了什么,暴露了什么,歌颂了什么,较少深层的探讨、揭示;对作品的艺术分析多是停留在诸如“情景交融”、“人物性格鲜明”、“情节起伏跌宕”、“描绘如画”等浅表层面上。这样的分析揭示不出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的各自的特点,从而文学史著作也显示不出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更不要说有什么思想、理论上的建树了。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反映了理论的薄弱。这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也有研究论著做出了深切独到的分析,开人眼界文心,特别是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已在努力改变研究方法、思路,做了不少新的探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也正说明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需要掌握文学理论,借助文学理论,对作品把握得准确,解析得深切,论述有新的开拓、创造性,正是得力于研究者的理论素养,积极汲取新的理论成果。纵观本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的情况,如“五四”运动以后文学史研究的蔚兴,鲁迅、胡适开创了古代小说研究的新局面,五十年代古代文学研究的兴盛,以及鲁迅最初评《红楼梦》接受了新红学的“自传说”,后来又嘲笑了,“自传说”,近年有些青年研究者引进西方叙事学的批评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诗叙事艺术的研究,便深入了一大步。这种种情况,虽然不能等量齐观,成就和意义是不同的。有的有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的基本上是纯文学的,但都说明了,文学理论对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有着转变文学观念,拓宽视野,改变研究思路,深化对作品的认识的作用。我们研究文学史——古代文学,如果能够尽量地掌握文学理论,不断吸收文学理论的新成果,与已掌握的历史文献知识结合起来,便会形成更高的文学鉴赏、分析能力,研究会有新的开拓、新发现,迈入更高的研究境界。

    我们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疏远另一方面的现象,是我们很少人意识到研究文学史并不只是要掌握和借助文学理论,也可以反转来丰富、深化、修正文学理论,至少说是可以为丰富、深化、修正文学理论提供过去理论家未曾察知的、概括不周到的现象,或者说是有待于理论概括的素材。这是由于文学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现象做出的抽象概括,没有对大量的具体作品的研究、认知,文学理论便无从发生,也不可能发展。从文学作品和与之有关的文学现象上升为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研究、认知,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正如有的文学理论家所说: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这个中间环节,文学理论家是要做的,古今有卓越成就的文学理论家都研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他们的理论建树就是在他们对各种文学作品确有深知的基础上做出的,有些理论家还往往迳直通过对某些作品的解析、评论,提出或论证某些理论问题。也有些论著是专门评论一部作品,却从中生发出了理论。例如,金圣叹是批点家,他评点《水浒传》,为了为这部非写史的小说张目,与作为史传文学典范的《史记》做比较,提出一个是“因事生文”,一个是“以文运事”,也就阐明了小说与史书的基本差别。他批点的是一部小说,却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较完整的小说理论。古代文学虽然是过去时代的文学,已经过反复解析、评论,但是,我们借助新的文学理论进行再研究、再认识,做出新的解析,不仅对所研究的具体作品有新的认识,也会对文学的某些问题有新的认知,有新的发现,依然有助于丰富、深化、修正文学理论。我们常常讲研究古代文学的宗旨是批判继承,弘扬传统,艺术借鉴,都是就文学作品的内容和表现方法、技巧讲的,其实还当有对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再认识的一项任务。

    文学是最多种多样的。文学理论总是依据一定的文化观念,就一定的时、地范围的文学作品,乃至某一体裁、类型的文学作品,做出的概括,其中反映着理论家对文学的认知和期望。有的文学理论还是借助某种哲学理论,建构其理论体系的。文学理论不仅象其他学科一样,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是不断深化,永无止境的,而且还往往囿于所见所知,或者有所偏爱、执着,武断、偏颇、不周延种种情况,都是有的。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所研究的是多个时代、多种类型、多种风格的作品,更能够理解文学的多样性,发现文学理论家未曾论及的现象和问题,可以丰富、深化对文学的认识,促进文学理论的发展。例如,关于文学的发展问题,西方曾有一种极端的论点,否定文学有史,也就是否认文学的历史联系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即便多数理论家并不做如是观,但还是未曾做出具体的理论研究,因为单靠逻辑方法是做不出理论说明的,从而对不同时代的文学之间的传承关系的表述,也还嫌粗略、简单。文学史上有大量的现象,一些研究具体作家作品的论著中提出过一些情况,综合起来便可以看出文学发展的错综性,不仅顺向传承(包括主题的延续、题材的沿袭、作法的师宗、意象的积累等)是历史的联系,逆向的变异(西方理论家所谓陌生化”)也有历史联系。如赵翼论韩愈: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险处,尚有可推扩,放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瓯北诗话》卷三)实际上文学的发展就包含着传承与变异两个方面,传承中有传承,变异中亦有传承。正是由于这样,文学的发展不是直线递增式的,文学的变化实则是表现于文学作品结构中不同因素,相互消长,一种素质增强了,另一种素质则减弱了。诗歌的异彩纷呈,正是由直和曲、形和神、功用和欣赏诸对立因素彼此消长所造成的。借用《水浒传》中的一段情节作为情节大框架的《金瓶梅》,题材的平凡化,人物的非英雄化,更贴近了现实,也就失掉了《水浒传》的传奇性和英雄主义精神。这样实际上也就为文学理论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可做进一步的理论概括的实际材料。

    在我们的研究中也会发现有些作品的情况,与文学理论中的某些原理、观念并不完全吻合。譬如,对悲剧和喜剧的界说,文学理论论著中多是沿用西方古老的观念:悲剧是美的毁灭,格调是崇高、壮美;喜剧是对丑的讽刺,格调是滑稽。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作为审美类型,还是作为戏剧类型,情况都丰富得多。仅就元人杂剧说,悲剧类的《赵氏孤儿》与之相符,而《梧桐雨》、《汉宫秋》则异趣;喜剧类的《看钱奴》与之基本相合,而《救风尘》、《李逵负荆》则不大相合。有的研究论著不囿于原有的理论界说,如实说明悲剧有肯定性的崇高型的,也有非崇高非壮美的、否定性的,喜剧有否定性的、讽刺型的,也有肯定性的,有讽刺,重在颂扬。这对文学理论更直接是一种补充、修正。

    过去,我们解析、评论古代文学作品着眼于要解析、评论的具体作品本身,以做出价值判断为终结,对文学现象也往往是停留在描述的层次上。这是过于执着于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分工,并由之形成了固定的与理论家不同的研究路数和思维方式。如果我们意识到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并不是不搭界的,而是可以也应当彼此沟通的,我们要借助文学理论,也可以资助文学理论,即用我们获知的经验性材料,向文学理论提出问题,提供营养,乃至制成理论的半成品,也就是做出一定的理论概括,那么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交界的区间里,可以说是有文章可做的。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有了这样一项课题、一种意义,很自然地会拓宽视野、思路,不再仅仅关注古代文学具体作家作品的价值,由之延伸到对文学的各方面的体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研究也就更有活力了。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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