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两个规律

郭预衡

 

    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可提的问题不少,这里且谈两点,请同行指教。

 

一、汉语的特点和文体的变迁。

 

    清人阮元撰《文言说》云: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目,此千古文章之祖也。并且指出:《文言》数百字,几乎句句用韵。”“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又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说: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韵语凡三十有五。阮元这些话,本来都是为了说明骈体是文章正宗的,其言不免于偏,且可不论。但与此同时,他也说明了汉语文章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奇偶相生,音韵相和。”一篇《文言》,竟“几乎句句用韵”,特点是很突出的。

    这一特点,不仅见于《文言》,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九《五经中多有用韵》中说:古人之文,出于化工自然而合于音,故虽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孔子赞《易》十篇,其《彖·象传》、《杂卦》五篇用韵《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亦间有一二。又举《尚书》、《曲礼》、《礼运》、《乐记》、《中庸》、《孟子》等等,说:“凡此之类,在秦汉以前诸子书并有之,太史公作赞,亦时一用韵。”这里不仅列举了经传,也说到了诸子和司马迁的《史记》。

    用韵用偶之文发展下去,便产生了赋体和骈体。到了赋体和骈体之文盛行之时,刘勰撰《文心雕龙》,便在《声律》和《丽辞》中反复言之。其《声律》篇云:夫声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丽辞》篇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倾,自然成对。就是说,汉语文章之有声律和偶对,都是出于自然的。但这里所谓自然”,只是汉语文本才有的特点。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说俪文律诗“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比刘勰的话,又进了一步。

    这种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的文章,在汉代就是赋体之文。这种赋体之文,初无定称,较早的《七发》,不曾命名为赋,而实为赋体。而且,虽是赋体,《文心雕龙》仍然列入《杂文》。事实说明,赋之与文,本未区分。

    与赋体相似之文是骈体。到了魏晋六朝时期,骈体和赋体两类文章也不甚区分。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和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既是骈体,也是赋体。尤其是鲍照与妹之书,只能说是为文,不能说是作赋,但从语言、结构来看,与赋无殊。汉语文章的独然的特点,至此表现得尤为突出。

    汉语文章这一用韵用偶的特点,在六朝时期,曾经发展到一个极端,这时骈体出现了四六,赋体出现了俳体。

    但物极必反。到了隋初,便有李谔请革文华之书。再到唐宋两代,韩、柳、欧、苏诸家,竞为古文,于是汉语文章又由骈而散。从此以后,乃有古文、四六之分。但当唐宋古文盛行之时,赋体、骈体,亦有新变。

    以赋体之文而言,除去律体之外,唐人之赋一般都近似古文。袁宏道《与江进之书》说:唐赋最明白简易。明白简易,乃是唐人之赋的主要特征。当然,唐人之赋,也非一律,三百年间,亦有变化。唐初作者,多直言极谏之文,有些赋体之文如谢偃的《惟皇诫德赋》、李百药的《赞道赋》等,便颇似陈疏。《赞道赋》有云:下臣侧闻先圣之格言,常览载籍之遗则,伊天地之元造,洎皇王之建国,曰人纪与人纲,资立言与立德。履则率性成道,违之则罔念作忒。望兴废如从钧,视吉凶于纠纆。”作者旨在匡谏,故谋篇立意,都与谏疏之文相似。还有杨敬之的《华山赋》,更受谏疏影响。其中有云:“臣又问曰:‘古有封禅,今读书者,云得其传,云失其传,语言纷纶,于神何如也?’曰:若知之乎,闻圣人扶天下,既信于天下,则因山岳而质于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汉彻,则率海内以奉祭祀,图福其身,故庙祠相望,坛蝉迤逦,盛气臭,夸金玉,聚薪以燔,积灰如封,天下怠矣。然犹慊慊不足,秦由是替,汉由是弱。明天子得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庙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于封禅,存,可也;亡,可也。’”这样的笔墨,也和谏疏相似。谓之赋,可也,谓之文,亦可也。

    还有杜牧的《阿房宫赋》,前人多谓曾受《华山赋》的影响。从其措辞命意来看,亦似取代谏书。杜牧为人,不同于唐初的某些作者,不主张直谏,不写谏疏之文。他有《与人论谏书》云:谏杀人者,杀人愈多;谏畋猎者,畋猎愈甚;谏治宫室者,宫室愈繁。但这篇《阿房宫赋》,实在是谏治宫室的。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透露了这个意思,说:宝历中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此赋有云: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爱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其中讽谏之意,比《华山赋》似又过之。这样的赋篇,可以说都是谏疏的变体。

  当唐之中叶,古文盛行之时,有些赋体,都酷似古文,例如李翱的《幽怀赋》、李观的《苦雨赋》、自居易的《动静交相养赋》以及李德裕的《黄冶赋》等,文体、赋体,无甚区分。

    还有一些骚体之赋,与骚体之文,这时也不甚区分。从韩愈的《进学解》,到柳宗元的《天对》、《愚溪对》、《对贺者》、《起废答》、《瓶赋》、《牛赋》、《乞巧文》、《憎王孙文》等,再到皮日休的《忧赋》、《桃花赋》、《悼贾》、《反招魂》等。不但是赋体之文,有的且是杂文小品。正当唐末小品文盛行之时,赋体流为杂文小品,也是文体变迁的自然趋势。

    到了宋代,文体赋体,更无区分。欧阳修、苏轼,都是以文为赋,早已号称文赋。范成大的《馆娃宫赋》、杨万里的《浯溪赋》,都是以论为赋,命篇为赋,而实发议论。还有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虽是作记,实亦赋体。朱弁《曲洧旧闻》卷三说:《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在宋祁看来,《醉翁亭记》也是赋体之文。如果以此类推,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目为《岳阳楼赋》,似更无不可。

    以上所说,都是赋体之文新的变化。

    再就骈体之文而言,唐宋古文盛行之时,骈体亦有演变。唐时的刘知几和陆贽,所为之文,都是骈文新体。宋时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所为骈文。尤有新的造诣。虽为四六,而有如散体。陈善《扪虱新话》卷一云:以文体为四六,自欧公始。欧公以后,骈文新体,当推苏轼。欧阳修《试笔·苏氏四六》云:往对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文。自学者变格为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这里兼说苏氏父子,主要应指苏轼。欧阳修、苏轼之外,还有王安石,亦工俪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讲到“四六偶俪之文”时,曾说:“本朝杨、刘诸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寓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都是古文大家,其“变格为文”,实以古文为骈文。如此一来,则骈文古文,也就不甚区分。

    但事物的发展,总是易走极端。唐宋之文,总的趋势是由骈趋散;但每当末代,又往往由散趋骈。唐末五代时期,骈俪之文就曾盛行一时。正当四民皆商、斯文扫地之际,有些文学侍从之臣如顾云、钱珝、韩熙载、徐铉等,都工骈俪。不过,这类文章,骈四俪六,又不同于欧、苏诸人“以文体为四六”的新体。

    南宋时期,四六之文,也极盛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曾有这样的记事:绍兴中,有贵人好为俳谐体诗文及笺启,……《上王内相启》云:长楸脱却青罗帔,绿盖千层;俊鹰解下绿丝绦,青云万里。后生遂有以为工者。赖是时前辈犹在,雅正未衰。不然,与五代文体何异!”宋之末代,文与五代风气相似,这是令人深思的。

    南宋时期,文尚俳谐者,还不仅这样的贵人,历朝词臣,都工骈体。连诗人杨万里也曾自称鄙性生好为文,而尤喜四六”(《与张严州敬夫书》)。则骈体之文,盛于南宋,可想而知。

但金、元两代,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王恽挽刘祁诗)。儒者为文,大抵散行不骈。

明、清两代,从前后七子,唐顺之、归有光,到公安、竟陵,直到桐城派,多以散体行文,也大抵不骈。但有值得注意的是:时文八股,实为骈俪的变体。明代后期,有些八股小文,追奇逐异,与小品文的风尚亦颇相似。

清代古文盛行之时,有些学人,亦工骈体。阮元鼓吹骈文,兼及八股。他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曾有这样的话:四书文(即八股)之体,皆以比偶成文,不比不行。…洪武、永乐时,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弘治、正德以后,气机始畅,篇幅始长,笔近八家,便于摹取。……是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派,为文之正统也。”阮元论文,扬骈抑散,故出此言;但他说“八股”与“四六”都是“比偶成文”,却也指出了汉语文章屡变不迁的特点。

 

二、国家的盛衰和文章的兴废

 

    朱熹曾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朱熹在这里举的是唐代,其实也可以概说历代。说文章盛国家却衰,反过来说,即国家衰而文章却盛。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遗山诗》),大意略同。从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变化的历史看,朱熹的话。虽不尽然,大体不错。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文章之盛,前所未有。当晚周的衰世。正是文章的盛时。尤其是战国,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此言不免夸大,但大体不差。

    秦始皇统一天下,国家之盛,亦前所未有。于是燔灭文章,以愚黔首。以致秦世不文,只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当时领功刻石,作者只有一个李斯。国家盛而文章却衰,这是明显的事实。

    从周秦两代来看,时逢衰世,则法网松弛;一到盛世,则法严令具。政令一张一弛,文章一衰一盛。这一历史现象,亦可作为朱熹之言之佐证。

    刘邦统一天下,与秦不同。汉代初年,国家虽然一统,却并不强盛。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这里所谓约法省禁,不仅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放宽文化政策。刘邦没有像秦始皇那样,统一伊始,立即施行文化专制。这样一来,百家之学,又得复兴,文章之盛,几乎与先秦同风。

    这时的作者,始陆贾、贾山、贾谊、晁错、枚乘、司马相如等,都是学兼百家,而且颇杂纵横。这时纵横之学,特别流行。《汉书·艺文志》所载纵横家言,尚有《蒯子》、《邹阳》、《主父偃》、《徐乐》、《庄安》等。从楚汉之际,到汉代初期,社会思想是十分活跃的,百家之学是无所禁忌的。在这样的政治空气里,文章大抵纵横驰骋,活泼生动。所谓大汉文章,当以此时为盛。

    但到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经过文帝、景帝两代的休养生息,国家进入了盛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东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样的盛况,和汉初相比,已大不同。国家财政好转,统治思想也即转变,文化政策,开始从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赐书严助,且有明令:“具以《春秋》时,勿以苏秦纵横。”(《汉书·严助传》)于是,国家出现了盛世,文章却转入衰世。

    这是从董仲舒开始的。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可见汉初文风之变,董仲舒实为关键。董仲舒的几篇对策之文,典雅醇正,委婉含蓄,一变贾谊、晁错之“疏直激切”,也不同于邹阳、枚乘那种游士之风。此后,一些作者之文,又等而下之,诸如侈言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之疏,或润色鸿业、娱悦耳目之赋,其中虽亦间有可喜可观之作,而纵横驰骋之文,已经不可复见了。

    政令一弛一张,文章一盛一衰,从汉初的文章变化看,事实也是明显的。

    东汉末年,国家又值衰世。这时儒学统治动摇,士人思想解冻。再加上曹操当权,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惟才是举力倡通脱,观念转变,文章亦变。自从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邺下诸子,所为诗文,“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再至魏晋之际,阮籍、嵇康,师心以遣论,使气以命诗”(同前,《才略》),鸿文大论,更加放言而无忌。这样的文章,面目是全新的。再到晋、宋之世,王羲之的抗怀物外,陶渊明之忘怀得失,所为文章,旷达、真醇,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以后,易代频繁,置君如奕,士风大变,人无特操。六朝之文,出现了更新的面貌。这时的文苑,不仅出现了文雅的庸主柔媚的词臣”(鲁迅语),还涌现了几个文章世家(如萧梁父子,琅琊王氏,彭城刘氏),而且也产生了几个才秀人微的作者(如鲍照、江淹等),为文发唱惊挺惊心动魄。完全摆脱了传统儒学的束缚。由于思想解放,文章也多种多样,有人甚至自称为文不阡不陌,非途非路”(张融:《门律自序》)。不拘一格,也是六朝之文的特色。

    唐宋两代,发生了今人所谓的古文运动,这同当时国家的盛衰,自然很有关系。不过,唐宋两代的具体情况,和秦汉时期有所不同。唐宋两代初期,国家虽盛,而政令却比较宽松。唐宗宋祖,不同于秦皇汉武。唐太宗之求言纳谏,宋太祖之不杀言事之臣,广开才路和言路,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当唐宋两代的盛世,也不是没有文章。朱熹所谓“贞观开元都无文章”,不免过甚其词。但从“古文运动”的过程来看,文章盛时,也确非贞观开元之世。无论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或宋代的欧阳修、苏轼,他们大作文章,都是国家走向衰世之时。他们为文立论,多是有关朝政改革的意见。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两代的古文作者,多是庶族文人,不同于六朝的侍从词臣。他们作官从政,不仅是为满足个人的生活欲望,而是想要分取天子之权而实现自己的政见。因此,从韩愈到欧阳修,都很看重作个谏官。韩愈在《龊龊》诗中曾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对于谏官之职责,讲的更为全面。他说:“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间,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欧阳修在这里讲的“行其道”和“行其言”,就是实现自己的政见。从政作官,要和天子“相可否”,“争是非”,这是唐宋两代文人品格心态新的特点。唐宋文人这样的品格心态,即今人所说的“参与意识”。这在明人所称的“八大家”的“古文”中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许多“不得其平”之“鸣”,与贞观、开元的盛世之文显然不同。

    元明两代,开国之初,国家都盛,文章皆衰。元代文治极盛之时,文多承平雅颂之音”(《四库全书总目·清容集提要》)。这样的文章,今天看来,不可谓。明代的洪武、永乐年间,“馆阁”之文,“台阁”之体,歌颂升平,“蔚然称盛”。黄宗羲甚至认为:“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明文案序》)但今天看来,这样的文章,也不能称

    实际上,明文之盛,也是从国家转衰之时开始的。明代中期以后,由天子独裁变为宦官专政。政治腐败,国势日衰。在统治者极端专制之后,士人中间便涌现了一些狂士,其中最杰出的是李贽。李贽不仅思想大反官方儒学,为文亦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袁中道《李温陵传》)。在李贽的影响下,公安派袁宏道、竟陵派钟惺等人,所为文章,也“独抒性灵”,自辟蹊径。

当然,对于李贽一流人物的思想和文章,后人也曾有苛评,例如顾炎武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无过李贽。”至于钟惺,“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日知录》卷一八)顾炎武是站在正统儒学的立场来讲这类话的,由此恰可说明李赞钟惺等人,为学为文,真正突破、背叛了儒学传统,最有新的时代特征。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都是盛世。特别是康熙乾隆两帝,都是享国甚久的太平天子。博学多能,统治有术。其进行文化专制,严酷而又高明,非前代帝王所能企及。虽说“明以党狱替满清钳口”(鲁迅语),而从实效来看,清代文字之禁,其广度和深度,都是超过明代的。明代后期,统治稍一松弛,文章便涌现了各家各派;而清代二百年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语),天下文章,几乎只有桐城一派。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之文,主要是阐道翼教助流政教的。这样的文章,其盛其衰,不言而喻。

但清代盛世虽长,也终于转入衰世。尤其是到了近代,历史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这对于文章的影响极大。《清史稿·文苑传》说:道、咸多故,文体日变,龚、魏之徒,乘时立说。清代文章新的变化,是从龚自珍、魏源开始的,魏源《定庵文录序》说袭自珍“以经术作政论”,“以朝政国故世情民隐为骨干”。梁启超也说他“文辞倜诡连抃”,“往往引《公羊》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清代学术概论》)魏源为文,与龚自珍旨趣一致。他们的文章,与桐城之文相比,面目全新,都是最有新的时代特色的。

    尽管在这以后,曾国藩等人又曾力倡桐城古文,黎庶昌且谓本朝文章至曾文正公始变化以臻于大”(《续古文辞类纂序》);但在新的思潮影响之下,终于又出现了梁启超的新文体。这样的文章,比龚、魏之文,面目尤新。当然,文章更新的变化,是在“五四”时期,本文可不涉及。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世变方兴未已,文变亦未有穷期。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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