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学遗产》发表有关古代文学理论成果简述

王 毅  


  作为全国性和综合性的古典文学学术刊物,《文学遗产》长期以来一直比较注重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推动对于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学术特点,有意识地提倡知人论世、提倡谨严的研究方法、提倡新的开拓和探索、提倡把理论研究与创作研究相结合。并希望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在文论研究领域建立本刊的风格。总结复刊以来情况,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学术窗口,《文学遗产》所刊载的有关文章,的确反映了近年古典文学理论研究长足的进步和面临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我们积累的一些经验和需要进一步努力之处。

  如果把《文学遗产》复刊以来分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大致的阶段,则可以通过这两个阶段所刊载的文章,看出其时古代文论研究界和本刊致力的方向。

  在1980年的第1期、亦即复刊号上,刊出的唯一一篇关于文论的论文是王运熙先生关于《文心雕龙》中骈文论的文章;以后的几年中,《文学遗产》又陆续发表了不少关于“诗缘情”“赋、比、兴”、曹丕“文气”说、《文心雕龙》创作论、风格论,以及关于陈子昂、王夫之等等著名古代文学理论家的文章。这种情况反映了“文革”以后古典文学研究恢复初期,人们的研究课题、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尚以整理和接武“文革”以前积累的成果为主;研究者队伍也以“文革”以前即已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及其助手为主的局面。这一时期与以前有比较突出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些学者改变了“十七年”间以“现实主义”等教条支解中国古典文论的思维方式,而开始特别关注对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审美特征及其在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表现的研究,在1982年、1983年中,《文学遗产》发表的周鸿善《论古代诗论中的意境说》、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等文章即反映了这种变化。随着这种进步的开始,对意境、意象、滋味、言意关系及其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的研究,迅速成为古代文论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从而使人们对古典文学美学特点和审美规律的认识,较之以前有了显著的进步。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遗产》所发表古典文论研究文章的另一显著特点,是随着“文革”后新一代研究者队伍的逐步形成,而使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文革”后投身学术事业的研究者在理论素养、知识结构方面与老一代学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加之当时整个思想文化界“日新之谓盛德”的风气影响,所以与复刊之初相比,这一阶段的文章的视野更为开阔、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的运用层出不穷。例如在本刊发表的对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讨论(1985年),如黄昆的《道学家论文与文学家论道》、萧驰的《中国古代诗人的时间意识》、张鸣的《诚斋体与理学》、葛兆光的《想象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张晶的《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等一批文章,在尝试运用新的理论方法、选取新的研究视角、注重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化史研究相结合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有些成果和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启发意义并值得作出进一步研究的。例如蒋寅在《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从(文心雕龙)谈起》(1986年第6期)一文中,讨论了中国文章学的发达与中国古代成熟的文官制度的需要以及士人阶层社会活动需要的关系;张伯伟在《宋代诗话产生背景的考察》(1989年第4期)一文中,从宋代士人阶层发达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佛教的流行、文化整理与文学批评发展的关系等角度分析了宋代诗歌理论极为丰富的众多原因;王毅在《中国士大夫艺术思维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衰》(1989年第4期)中,对士大夫艺术思维方式的兴衰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古代哲学的关系作出分析,并从文学理论、绘画、书法、园林建筑、琴棋茶酒等诸多文化领域的联系加以具体的说明。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与“文革”前和八十年代初期仅仅从孤立的文学创作论本身着眼而分析《文心雕龙》、《诗品》等有限的几部古代文论经典相比,在研究视野和探究的深度上,就有明显的进步。

  进入九十年代,《文学遗产》所刊载的文学理论研究文章仍有一部分延续了八十年代以后的探索,例如敏泽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体系及东方之美》(1984年第2期),努力通过对“中和”、“阴阳五行”、“天人关系”等等范畴在中国古代艺术体系中的意义的分析,以说明中国艺术思想体系与西方艺术思想的体系不同。作为标志八十年代研究方法重要进步的文学史与文化史的比较研究,在九十年代也得到继承,而且研究更为深入缜密,不论是从大处着眼还是见微知著,都体现出研究者比八十年代更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更成熟的理论鸯御能力。例如1990年第3期发表的葛兆光的《禅意的云》,从古典文学中一个最经常使用的意象,说明中国诗歌美学的一些重要的特征及其文化来源,文章虽然不是专门讨论古代文论,但是对这方面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又如1991年第2期发表的胡晓明《尚意的诗学与宋代人文精神》从宋人精神世界和审美心理的特征和形成的原因入手,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宋代文学及文学理论的一些重要命题。

  应当承认,进入九十年代,研究者在宏观理论上进行开拓和探索的积极性似乎有所减弱,这当然与1989年以后整个思想文化界风气的变化、以及后来全民经商大潮中研究者的境遇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但是从学术本身发展的规律来看,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比较广泛和显著的进步以后,古典文学界普遍感到需要从事更坚实和更持之以恒的积累、以对之研究的细密深入,则似是更主要的原因。例如与八十年代,在理论方法上“人人自谓握随侯之珠”相比,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对理论方法的认识则更为冷静,1991年第3期刊载的陈一舟《非逻辑:文学史景观的另一面》针对前些年理论热、方法热当中或多或少的片面性,而提出在文学史中大量存在的非逻辑与随机性现象,与规律性现象同样值得注意和研究;1994年第2期刊载的刘石《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不平衡——陈子昂评价的一个新角度》分析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与该作家理论观念之间的同异错综的关系,文章虽然仅就陈子昂提出讨论,但因为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的交织中这类现象并非个别,所以仍有比较普遍的启发性。类似问题的提出,至少标志着人们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之间关系和复杂性,有了比以往更深切的体会。

  九十年代学术研究进步的一个具体标志,在于大家比以往更认真地总结前人的成就和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更为关注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董乃斌的《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并非笼统地肯定郭绍虞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是非常详细具体地梳理了郭绍虞学术方法的形成过程、他学术研究中起主干作用的基本观念及在其学术体系中的脉络、这些方法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和得失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今人对这位古代文论研究奠基者的情况有了清晰的了解。在注重对前代学者学术道路总结的同时,我们也着手组织从较高的水准上,对当代重要学术成就进行介绍和评论,并希望通过这些评论使学术思想得到深入的交流和切磋,因此我们提倡由专家写书评,并陆续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例如傅璇琮的《走向成熟的思考——读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1991年第2期)、葛晓音的《新思维与传统治学方式相结合的成功尝试——评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1993年第3期)、罗宗强的《我们非常需要不尚空谈的书——读蒋寅(大历诗风)》(1994年第5期),以及吴承学的《整体性把握文学发展的轨迹——读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1991年第2期)、汪涌豪的《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扎实推进——读蔡钟翔、成复旺、黄葆真著(中国文学理论史)》等等。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1、所评论的著作是近年来在本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比较成熟和得到普遍推崇的著作;2、评论者都是在这一学术领域探索多年、卓有成就,对学术现状十分熟悉和深知其间甘苦的学者。因此这些书评都非泛泛之论,而是能够从对已有成果的评论中提出一些或具有相当深度、或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与上述认识相通的看法,《文学遗产》在其它栏目中也时有刊布,例如1994年第4期“学术短评”中刘跃进的《从补课谈起》、陈尚君的《文史考据应有所阙疑》都主张应以比过去更为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陈文还指出:“近十年来,学术界谈论得较多的是方法,而学术研究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反倒鲜为人提起。”同期蒋寅的《关于学术研究的传统、品德、规范和体制》对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研究不讲规范、漠视他人成果和著作权、甚至因袭重复、欺世盗名的不良风气提出批评。这些意见虽不是仅对文学理论研究而发,但是对这一分支领域的研究同样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

  在研究者认识的上述发展基础上,《文学遗产》在九十年代以后发表的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除了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专家以往的研究积累以外,很少再发表前些年比较流行的仅仅从哲学和文论的范畴、概念出发,全面解释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发展规律的文章。而希望提倡一种把文学理论研究,与对文学创作、文学流派等文学史中丰富现象的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这种希望可能一时不易为有些作者所接受,例如一位在八十年代多次在《文学遗产》发表文论研究文章的作者,后来屡屡来信,责怪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再发表他的稿件了。对于这种意见,编辑部进行了几次讨论,最后还是认为我们在研究方法和成果面目上,应该比八十年代有所进步,而且我们刊物也应该在坚持自己传统和特色的基础上,与单纯的文学理论研究刊物有所区别。因此主编特意写信向作者说明了我们的上述意见。与这种取舍同时的,是我们认为应该对文学理论家的思想、生平、创作实践、文学观念和价值标准在后世的沿革的具体原因等等问题,作出更为深入的个案研究。为此,我们陆续发表了《清人论金代文学》、《王士祯、赵执信诗学观比较》、《李东阳融合台阁与山林的文学思想》、《论黄庭坚的兴寄观及黄诗的兴寄精神》、《袁枚新论》、《元好问的元初的文化活动》等文章,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是从说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人手,得出的结论目前未必具有普遍的价值,某些文章的理论意义也显得薄弱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对这些具体问题研究的积累,是对文学理论和文论家的研究所不能缺少的。特别是我们希望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使我们的文论研究在继承八十年代成就的前提上,又能有一个更为深厚坚实的发展基础。

  当然,要实现上述希望并非易事,从总结《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也感到不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有不少需要注意、必须解决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与八十年代文论研究形成高潮相比,近年来人们对之的热情明显减弱,不仅这方面的来稿大为减少,而且来稿中沉潜涵泳、触类旁通之作更不易得,使人感到要保持这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并非易事。这可能是由于热点问题的消失、对重要的文论家主要观点的分析评论已经为人们十分熟悉,使得下一步的研究很难再象八十年代那样较快地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这种局面要求我们作者和编者双方都做出更加持之以恒的努力。从编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准备在坚持已有方针和温故知新的同时,更多地侧重推动近年来稳步取得比较坚实成果的课题研究(比如南朝与北朝文学思潮关系的研究、清代词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体式研究、宋代文学思潮研究等等),以求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保持一定的发展活力,至少不致萎缩。在具体工作方法上,尽可能多地了解学者们目前研究的方向,争取他们对《文学遗产》的关心和支持。同时,注意博士生等年轻学术力量的状况,为他们已经基本成熟和具有探索价值的研究成果提供发表的机会。总之了,我们相信,通过我们与研究者们共同的努力,《文学遗产》在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方面,还将同以往一样起到积极的作用。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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