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宋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陶文鹏


  自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以来,总共发表了宋代文学研究论文143篇(其中,90年到95年来稿450篇,刊登了 50篇)。在这143篇论文中宋词研究41稿,宋诗研究41篇,宋文研究6篇,宋代小说戏曲研究5篇,关于宋代文学与文化的总体研究和作家的思想文化性格研究10篇,有关作家的生平事迹和作品的考证近40篇。本刊收到的宋代文学研究稿件和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及唐代,却比先秦、魏晋南北朝、元、明清各代多。平均每期刊物上都有二三篇宋代文学研究论文面世。1986年第3期,还推出了一个宋代文学研究专辑,选登了十三篇文章。

  在改革开发放的大背景下,宋代文学研究发展相当迅速,成果还是比较可观的。十五年来,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越了前三十年,已开始出现一个新局面。首先,在研究领域方面有较大的拓展。从过去比较狭窄的对单个作家的生平事迹、政治思想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的研究模式,拓展到对宋代的人文精神、审美文化、士人心态和审美价值观的研究,对宋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民俗、社会学等关系的研究,这样,研究的领域就比以前宽广多了。其中对宋诗、宋词风格流派与发展嬗变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诸如:宋诗与宋学的关系,宋诗与禅宗的关系,宋代诗学与宋代人文精神的关系,宋代词学的矛盾价值观,宋词与宋代理学的对立及其相互影响,宋代的文人集团、宋人对诗歌的期待视野,宋人对诗歌的“自持”与“自适”心理功能,宋诗的“活法”和禅宗的思维方式,宋词三大范式的嬗变更替,苏轼创作思想中数学观念,苏诗的空间感等等。这些课题能想前人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富于开拓色彩,令人耳目一新,显示了研究者新鲜活泼的进取精神。还有不少课题,是前人早已提出的或研究过的。例如关于宋诗的分期,宋初诗坛的“三体”,北宋的“西昆体”与“元佑体”,江湖诗派、江西诗派、四灵诗派、理学诗派,宋诗对清诗的影响,北宋前期散文的流派,南宋散文的成就,宋代词学观念的演变,关于张先、柳永、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李之仪、黄庭坚、周邦彦、朱淑真、陈与义、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朱熹、史达祖、张炎、蒋捷、吴文英、林景熙、文天祥等一大批作家的研究,都能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作出补充修正或提高深化。还有些长期搞不清楚的问题,诸如宋代诗话产生的背景,柳永、朱淑真的生平事迹,陈师道的师承关系,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分期,尤袤生前声名显赫身后遭到冷落的原因,梦窗情词的本事等,也都得到了解决或基本解决。

  宋代文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原因,主要得力于研究者们大胆探索、深入钻研、严谨求实的研究态度和作风,同时也得力于研究者们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进步。那些长期严重地束缚人们的创造活力的形而上学的文学观念和口号,例如片面强调“文艺是政治的集中表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史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人民性”“阶级性”是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主要标准,还有所谓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的批评思路等等,都被人们重新思考、认识、检验,并在研究工作中根据客观实际分别予以补充、修正、抛弃、更新。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开拓,单调狭窄的研究模式和格局被突破了。仅从近年来《文学遗产》所发表的一些论文题目,如《论宋代审美文化的双重模式》、《杜诗与宋人的诗歌价值观》、《尚意的诗学与宋代的人文精神》、《唐宋词的审美流程及其嬗变》、《建构灵性的自然》,给人带来一种春风扑面的清新气息,从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已建立了唯物辩证的文学创作观念,把文学看作生活的心灵化和心灵的生活化,“把文学的历史作为主体心灵运动的历史和审美创造的历史加以把握”(《改刊寄言》,《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观念的更新自然引发研究方法的拓展。宋代文学的专家学者们已经不仅仅限于以往从时代背景到作家生平思想再到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的研究套路,而是广泛地运用诸如文本分析、心理分析、定量分析、系统化、信息论、控制论、审美发生学、结构主义、范式论、中西比较研究等多种多样的新方法,或把传统方法同引进的新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初步形成了多线索、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学科和谐并存各呈风采的研究局面,产生了许多立论新颖、见解独到而又逻辑严密、论证有力的优秀研究成果。例如,《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理环境的关系》(943期),把作家创作与他们之间的交往特别是文学活动,同他们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探索宋代文人集团形成的原因,并进一步研讨宋代文人爱好结盟的特征和宋代尚统的社会思潮。作者基本上采用传统方法,但文章材料充实,文笔谨严,思路新颖,论证深刻,很有学术价值。《元祐诗风的形成及其特征》(955期)对宋诗最繁荣时期——元祐时期的诗歌风格作了前人不曾作过的深入探讨,论证充分,文字精炼清畅。《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956期)探讨了宋代诗学中自持与自适观点的内涵,意义及其文化心理背景,角度与立论都新颖,论证也有力。《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901期)从揭示宋代士大夫人格机制与文学倾向的转变入手,令人信服地揭示在宋人期待视野的作用下,杜甫被选择为诗歌典范并由“诗史”到“诗圣”的过程,见解新鲜独到。《论“东坡范式”》(895期)从韦勒克以规范体系的变化说明文学演变的观点获得启发,运用“范式”概念考察了唐宋词的演变,得出了唐宋词的演变史主要是温庭筠的“花间范式”、苏轼的“东坡范式”、周邦彦的“清真范式”这三大范式的相互更叠的论点,从而揭示了唐宋词发展演变的清晰线索,具有较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性。《宋婉约词的物象世界和情感流程》(895期),着眼于宋婉约词的本体研究,既从空间角度入手把握其物象世界,对其画面中展现的自然风物、人工建筑与人物形象作细致的分析,揭示其幽微细腻轻柔纤巧的特征;又深入探讨创作主体的情感流程,以“泪酒交融”概括词人的痛苦感和超越感,并总结出宋婉约词表现男女恋情所显示出的自我回归趋向。此文是对古代作品文体风格进行审美把握的佳作。《梦窗情词考察》(923期)根据当代考释学,肯定传统考释中“以作品证明本事”和“以本事解释作品”这一循环论证法所具有的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运用这一方法阐释吴文英情词的情事和思想艺术特色。文中还把中国古代的情诗与西方的骑士之歌作比较分析,揭示情词由泛抒情转变为自传性抒情的演变历程。此文同样是通过微观研究探寻宏观现象的成功实践,又是尝试融合传统和现代研究方法的可喜收获。《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954期)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本世纪有关宋代词人个体研究的成果进行定量的分析,从而揭示出宋代若干词人的历史地位,并发现本世纪词学研究格局严重失衡等问题。文章启示我们:作为人文学科的古典文学研究,可以也应当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王安石前期诗歌及其诗论》(802期)、《关于朱熹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894期)、《姑溪居士的词论与词作》(912期)、《由宋人词学观念的演变看宋词的命运》(885期)等文,是将作家的文学思想同其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辛词与陶诗》(921期),《清真、白石词的异同与两宋词风递变》(863期),《苏轼与朱熹文化人格之比较》(954期)等,都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有学术价值的好论文。《说梦窗词的<莺啼序>》(823期)、《白石<暗香><疏影>词新说》(931期),对典型的作品作了深细的论析。前者借用了现代小说意识流的方法,后者仍用传统方法,但都能抉微显幽,擘肌析理,兼具历史感与现买感,有理论深度。

  以上粗略的评介表明,新时期以来,特别是85年全国宋代文学研讨会和91年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的先后召开,使宋代文学研究工作有了很大进展。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宋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比不上唐代文学研究,而且差距较大。下面,我先谈谈《文学遗产》的来稿和刊发的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再针对宋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谈谈对继续开拓宋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的一些想法,并对作者提出一些希望和要求。

  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宋代文学研究稿件缺乏起码的学术价值,研究的课题陈旧,作者的观念落后,仍然受着老框框老套套的严重束缚,题目上或是论某某生平及其创作,或是谈某某诗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还有谈某某作品的现实性和人民性,等等。这样的论题,写起来也多数是面面俱到,或浮泛肤浅,或平庸呆板,缺少新鲜的内容和见解,更难有理论的深度。大量的考据文章,所考的问题过于琐细,没有多少学术价值,要么是炒冷饭,重复别人早已解决了的课题,要么是史料不足却牵强附会硬要立论,违背了“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考据原则。还有为数不少的作者根本不关心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一味闭门造车,又粗枝大叶,当然只能写出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本刊编辑部因为掌握学术动态不够,工作不细心,也发表过某些既炒冷饭又立论失当的文章。还有相当数量的来稿,课题、观念方法不无新颖之处,却写得空疏粗率,华而不实。有的缺少材料却空谈理论,有的在几个概念上兜来兜去,有的抛出一个又一个晦涩的新名词新术语借以唬人。这些毛病,在本刊发表的某些文章中也未能尽免。事实证明:如果缺乏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学风,如果不能占有充分的材料力求深入全面地了解与把握研究对象,就算掌握了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也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思维成果。研究者理论水平的高低并不表现在是否善于演绎空洞的理论概念和套用现成的名词术语,而是要看他能否敏锐深刻地把握事物的内核和特征,进而作出科学的分析、归纳和概括,得出具有规律性而又深入浅出的见解。冰心老人最近对什么是“研究”说了一番很精辟的话:“‘研究'是一个科学的名词。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客观的,细致的,深入的,容不得半点私情。研究者像一位握着尖利的手术刀的生物学家,对于他手底的待剖的生物,冷静沉着地将健全的部分,分割了出来,放在解剖桌上,对学生详细解析,让他们好好学习。”(《以待解剖者的身份静待解剖》,《光明日报》199596)我们应当树立这种科学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高深的研究境界。

  针对目前宋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位编辑,我对作者们提出以下几点希望:

  一、加强宋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本刊86年第3期上,两位学者分别在《宋代文学研究刍议》和《加强宋代文学研究之我见》的文章中早就提出了这一点。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宋代的作家作品研究范围太窄,开拓性很不够。宋代有作品流传的作家至少在七千人以上,有集子流传的也近六百人。而建国以来有专文论及的作家仅六七十人,研究多一点的作家也不足十人。因此他们当时就大声呼吁,加强作家作品的研究。至今将近十年过去了,这一严重薄弱的环节并未消除。作家作品研究是文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这个基础打不好,宋代文学史的勾划就难免模糊粗略之弊,很多综合性的宏观研究也难免空泛不实之病。因此,我在这里继续呼吁,在克服大作家研究的薄弱环节的同时,加强被忽视的大批中、小作家单个的或综合的研究,使宋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加强对宋代散文、小说与戏曲的研究。从《文学遗产》的来稿和刊发的文章的数字统计中也明显地暴露出,宋代文学中各种文体的研究水平是严重失衡的。近十年来,宋词研究成果最丰硕,词史、词学批评史、通论、风格流派论、作家作品论的专著与论文纷纷涌现。其次是宋诗,与新出版的《宋诗史》《宋诗纵横》《江西诗派研究》《江湖诗派研究》等一批专著相呼应,刊物上发表的宋诗研究论文不断增多,学术水平也比较高。相比之下,宋文研究就远为逊色。专著与论文寥寥无几,宏观与微观研究俱差。这和宋文的辉煌成就极不相称。宋代小说和戏曲研究的状况较宋文研究更加冷落。我们必须大大加强对宋代散文骈文、小说、戏曲的研究,完整全面地总结宋代文学的成就。

  三、进一步开拓研究的视野。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宋代文化普遍繁荣,在广泛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创新,因此在哲学(包括儒学、道学、佛学、理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科技、艺术(包括书法、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美学各个领域都达到了造极的程度。宋代文学领域中的诗、词、散文、骈文、辞、赋、话本、传奇、戏曲各种体裁都取得高度的成就,是同这样一个思想文化普遍繁荣与全面创新的大环境密切相关的。因此,研究宋代文学,尤应注意克服孤立的封闭的研究。在立足于文学本体的基础上,要扩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把文学同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综合概括。这样做,就要及时了解并吸收借鉴同自己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文化领域的研究动态、信息和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提高与深化宋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写出无愧于这个文化鼎盛时期的研究著作。

  四、对于宋代文学研究,我在这里提出几个参考选题。宋诗方面,今后还应注意对宋诗的总体风貌(包括思想文化内涵、艺术特色乃至语言修辞技巧)的深细探讨,对宋诗各个时期的风貌、发展嬗变的来龙去脉的深入论析,对宋诗的各“体”(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王荆公体、东坡体、元佑体、山谷体、诚斋体等)和对四灵诗派、理学诗派、南宋遗民诗的认真研究,对于林逋、潘阆、赵抃、李觏、邵雍、文同、司马光、王令、苏洵、苏辙、清江“三孔”、道潜、张耒、李廌、晁补之、晁说之、唐庚、惠洪、吕本中、曾几、刘子翚、朱淑真、尤袤、萧德藻、张栻、华岳、戴复古、赵汝鐩、刘克庄、洪咨夔、叶绍翁、方岳、萧立之等诗人及其诗作的专题研究。宋词方面,除了继续深入进行词学本体理论与词史的研究之外,也还有一大批重要词人有待专题研究,诸如:张先、黄庭坚、晁补之、毛滂、叶梦得、向子諲、张元干、韩元吉、范成大、张孝祥、程垓、刘过、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周密等。宋文方面,有待研究的课题更多。对于宋文的分期、题材、风格、语言、文艺散文的特征,唐宋文的比较,宋四六文和六朝、唐代骈文的比较,北宋文和南宋文的风格流派发展情况以及两者的比较等宏观课题,还有从题材角度对宋代的史传散文、山水游记、政论史论、书信序跋、墓志祭文等,也应分别予以专题研究。至于宋代散文作家作品,因为迄今已被研究的人数太少,可以说值得专门研究的不下一百家。

  五、今后,编辑和作者都要共同坚持研究工作的开放性格局。具体来说,就是:资料整理、考据和理论研究结合,传统方法和现代新方法结合,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当代意识和历史感结合,“点”的深掘、“线”的揭示和“面”的拓展结合,政治的、思想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同文学的、美学的、文化学乃至民俗学、心理学的多种研究相结合,大胆的富于创造性的探索思考与严谨扎实的实证研究相结合。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要运用开放式的观念、方法和手段,采取多维的视角,对研究对象作多侧面的观照,形成立体的、综合的、多层次的、多样化的研究格局。总之,在开放中求突破,在多元化中求创新,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的学术性、科学性与当代性。让我们一起倾洒更多的心血,催开绚丽的宋代文学研究之花,催开繁盛的古典文学研究之花。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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