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与思考——《文学遗产》古代小说研究论文之我见

竺 青  


《文学遗产》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高级学术刊物,不仅是发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最新成果的重要园地,而且也是衡量古代小说水平的重要标尺。在《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复刊十五周年之际,对其复刊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古代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不仅有利于提高刊物的编辑水平,同时也有利于与学术界沟通学术信息,为古代小说的深入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文学遗产》自1980年复刊以后,古代小说论文的来稿量一直比较平稳,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来稿量则稳中有降,平均每年保持在百篇左右,发稿率一般在4%至8%之间,其余均为约稿。以下就已刊发的论文及其作者情况,作一定量分析。

  (1)论文构成分析(不含短文)

  总量1990年至1995年,共发表古代小说论文54篇,其中:白话小说研究38篇,占70.4%;文言小说研究10篇,占18.5%;其他6篇,占11.1%。

  名著研究在54篇论文中,小说名著研究27篇,占50%,其中:

  《三国演义》4篇,占7.4%;

  《水浒传》4篇,占7.4%;

  《西游记》2篇,占3.7%;

  《金瓶梅》8篇,占14.8%;

  《儒林外史》1篇,占1.9%;

  《红楼梦》8篇,占14.8%;    .

  《金瓶梅》和《红楼梦》成为研究最集中的作品,两者论文之和占全部论文的29.6%。

  论题在54篇论文中,综论12篇,占22.2%;人物研究4篇,占7.4%;思想研究5篇,占9.2%;文体研究2篇,占3.7%;小说评点研究2篇,占3.7%;作者研究6篇,占11%;版本研究8篇,占14.8%;艺术研究1篇,占1.9%;叙事研究1篇,占1.9%;文化研究3篇,占5.6%;小说观念研究3篇,占5.6%;小说史研究2篇,占3.7%;学术史研究1篇,占1.9%;其他问题4篇,占7.4%。除综论之外,对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和作者问题上,两者论文之和占全部论文的25.8%

  将九十年代六年间的论文构成情况与八十年代十年间的情况相比较,某些方面有所变化:1980年至1989年共发表论文106篇,其中:白话小说研究63篇,占59.4%;文言小说研究22篇,占20.8%;其他21篇,占19.8%。名著研究55篇,占51.9%,其中《红楼梦》是研究最集中的作品,论文为15篇,占全部论文的14.2%。除综论外,对作品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版本和作者问题上,论文各16篇,两者之和占全部论文的30.2%。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白话小说研究的比重上升很大,文言小说研究的比重继续下降;名著研究的比重也在上升,研究的焦点有所分散;论题仍集中在版本和作者两个方面。此外,年均发表论文的数量略有下降,八十年代年均发展论文10.6篇,九十年代年均发表论文9篇。

  (2)作者构成分析(不含短文作者)

  年龄1990年至1995年,发表古代小说论文的作者共53人,其中:80岁以上作者2人,占3.8%;70岁至79岁作者2人,占3.8%;60岁至69岁作者13人,占24.5%;50岁至59岁作者12人,占22.6%;40岁至49岁作者16人,占30.2%;30岁至39岁作者7人,占13.2%;30岁以下作者1人,占1.9%。

  性别  女性作者4人,占全部作者的7.5、%。

  学历  具有硕士学位作者13人,占全部作者的24.5%;具有博士学位作者5人,占全部作者的9.4%。两者之和占全部作者的33.9%。

  职称  具有正高级职称作者26人,占全部作者的49.1%;具有副高级职称作者15人,占全部作者的28.3%;具有中级职称作者11人,占全部作者的20.8%。

  从作者构成情况看,40岁至69岁的作者形成了主要作者群落,占全部作者的77.3%;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成为主要撰稿人,占全部作者的77.4%。值得注意的是,40岁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39人,占具有高级职称作者的95.1%;40岁以下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仅有2人,占具有高级职称作者的4.9%。

  此外,撰稿人主要在国家和省级科研机构、国家教委所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级出版机构任职。发表论文最多的科研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10篇,占全部论文的18.5%;发表论文最多的高等学校:南开大学中文系,共3篇,占全部论文的5.6%;发表论文最多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共5篇,占全部论文的9.3%。

 

 

  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尤其是近十几年海内外文化交流的空前活跃,使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诸多领域均得到了开拓与深化。这一点,也体现在《文学遗产》所刊发的古代小说论文中。

  (1)研究观念的转变

  1987年,《文学遗产》等四家杂志联合举办了“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以小说为主体的叙事文学的宏观研究也成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宏观研究的倡导活跃了研究者的思维,大大开拓了研究视野,从而加强了对古代小说发展规律的把握。一些宏观研究文章的观点使人颇受启发: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对小说起源于神话说应予以质疑;并指出古代小说是在与史传文学分离过程中逐步发展的,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传统。(《中国古代小说起源和民族传统》,1987年,5)。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唐代小说发展规律时指出,唐代小说主要从史部的杂传演化而来,但是也还有其他的渊源;许多唐代小说是文人们“征异话奇”的产物,唐代传奇与话本有某些共同之点,因而形成了中国小说的一个民族传统。(《论唐代小说的演进之迹》,19875)。在此,研究者不仅从小说与史传文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上,而且还从小说与民间说唱文学的关系上,论证了小说的民族传统。有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传统时强调,要注意研究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中国人的审美思想,从而提出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实际的美学评价;不应仅是一般性地运用西方小说理论范畴及套用某个西方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艺术传统的特征。古代小说的典型塑造遵循着伦理观念和道德要求,古代小说是人生化、理性化的艺术,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显著特征。(《研究古代小说艺术传统的思考》,19871)。这种观点确实值得研究者思考。与五、六十年代派生性质的宏观研究相比,八十年代的宏观研究已具有了新的特点:前者的研究缺少宏观理论构架,就问题论问题,罗列文学现象多,揭示本质特征少;而后者的研究已进入自觉时期,注重对古典文学宏观特征和规律的探讨,其意义具有某种全局性。古代小说的宏观研究也具有这种学术品格,它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系统来看待,而不是多个独立的分散个体,并运用宏观意识审视、把握古代小说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这就对研究观念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9年,《文学遗产》编辑部召开了“古代小说研究四十年反思”座谈会,对四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其间,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观念的反省,成为重要内容之一。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当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状况时,应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中的一些发人深思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以严肃而冷峻的批判精神透视古典小说研究者在历史的选择和选择的历史中的文化心态。1954年以后,小说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盛极一时,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形成了古典小说研究中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此种模式虽然亦有其独到之处,但当将其作为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并以社会分析的一般定义代替小说研究的具体方法,从而形成一种两分法的搭积木式的理论思维方式时,研究者的理论思维便被禁锢和扼杀了(《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道路批评》,19893)。有的研究者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介入学术的悲剧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场被纳入政治轨道的学术批判运动,既是被批判者的悲剧,也是批判者的悲剧。(《政治介入学术的悲剧——对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思考》,19893)。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座谈会以前,已有学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作了再评价,并指出: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他对《红楼梦》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研究的局限和失误,主要是对《红楼梦》“作意”的解释不完全符合创作实际,对作者的倾向性特别是在钗、黛的看法上不合作家原意,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认识不足,对《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解释不当。而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进行的大规模批判运动,是实际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在学术方面的又一重要表现,它在总体上是应予否定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再评价》,19862)。如果说,有的研究者对四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状况的反思或不无偏颇,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对陈旧的研究观念的针砭,却是入木三分的;而学者们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所作的再评价与对其遭遇的思考,则是公允和深刻的。要之,古代小说研究界对四十年来的研究状况的清理与反思,从另一方面显示出学者们研究观念的转变。

  (2)研究方法的进展

  八十年代以来,在改正、扫除了以往由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造成的明显失误和由于单一视角造成的批评理论盲点之后,古代小说研究引进、吸收了大量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努力建构新的小说批评理论范式。进入九十年代,当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虽然我们看到成绩有限,成果不多,但也不可否认,古代小说研究在方法上确实有所进展,一些批评模式的运用日趋娴熟。

  文化批评模式 文化批评模式主张从作品文本的内部构成来反观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特质,或将作品置于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判定其文化价值、文化意义。也就是说,这种批评模式是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标本来研究的。如有的研究者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宏观地把握明代小说的特点,认为明代优秀小说无一不表现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精神以及对新的社会现象的深切关注,而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不断深入反思,正是这一时期小说发展的重要线索。这一发展线索与明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正相吻合。(《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反思——明代小说发展的一条线索》,19875)。

  有的研究者通过剖析《金瓶梅》所蕴含的思想矛盾,指出《金瓶梅》不仅是一部真实、深刻地反映晚明文化、哲学思想矛盾、混乱的沉痛之作,一部末世社会迷惘者的精神自供状;而且是一部在儒、释、道与晚明新兴哲学思想的双重顺应、疑难中,最终走向对人、生命、历史的更高意义的思考的大书;它把思索人类与社会历史的视角,放在生命这个基点上,然后从生命的基本需求与生存状态出发,揭示出人生悲剧与社会悲剧的永恒意义。(《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19934)。有的研究者着重探讨墨家思想对《水浒传》所体现的绿林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认为梁山好汉聚义起事的绿林精神,尽管可以部分地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得到解释,但能够解释绿林文化思想渊源的,则非墨家莫属。以墨侠思想为内核的绿林文化构成了,中国正统文化之外的亚文化圈,将《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小说归入墨家模式,是切中肯綮的(《<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兼谈墨家思想对绿林文化的影响》,19952)。文化批评模式的运用,有助于深化对古代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及其文化意义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古代小说在雅俗文化双向渗透融合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

  审美批评模式  审美批评模式有异于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它超越了对文学作品诸艺术层面作随意解剖或罗列特征的线性思维方式,而强调对文学作品作整体的审美观照。如有的研究者对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进行了宏观审视,指出作家在戏曲小说中构筑的理想人格,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审美理想,也是戏曲小说审美趣味的聚光点,实际上展示了对近代人性论的思想追求。此外,爱情题材文学作品的主题由《牡丹亭》的情与理的冲突转向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情与理的合一和情与势的冲突,是与晚明清初进步哲学思潮的流向同步的;这一流向决定了作品主题的逻辑演变。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失败了的近代审美理想的追求,它的审美价值在于揭示了这种近代审美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所能达到的极致,以及知识阶层对近代审美理想的追求终究无法超越古代与近代意识的临界状态,并不可避免地复归封建文化传统的必然归宿(《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19875)。这种批评模式的运用避免了或訾议交加,或揄扬备至的偏颇,扬弃了貌似公允的机械两分法,使横亘明清两代的这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深入了一步。

  文本批评模式 文本批评模式在西方原指主要运用语言学、结构学、叙事学的方法对文本本体结构进行释义与重构,而目前古代小说研究界的文本批评模式已引入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审视、解读文本,或可视为文本批评模式的中国流派。如有的研究者对《红楼梦》的多重叙事成分的构造作了分析,认为由(隐蔽的)作者、说书人、叙述者、“石头”组成了《红楼梦》的特殊叙事结构,而选择“石头”这种奇特的叙事观点为作品的故事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话色彩,表现了作者某种程度的虚无思想,给予作品以特殊的美感。此外,叙述者的诠释和评论有时与客观叙述形成强烈对照,使人能够发现作者的强烈反讽意识(《〈红楼梦〉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