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育学子  功垂后世——《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感言

萧瑞峰

 

    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界唯一的一份众望所归的专业刊物,《文学遗产》已经步入了“不惑”之年。在欢庆它的四十华诞的此时此刻,我想,为之欣喜、振奋和祷祝的,不仅仅是与其休戚相关的编辑部全体同仁,也不仅仅是蒙其慷慨提供发表园地的老中青作者,而且还应当包括遍及海内外的难以计数的忠实读者。或许可以说,今天的庆祝大会,是神州学人所共同瞩目的一次盛典。

    诚然,四十年的岁月,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文学遗产》在这四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所创造的辉煌,却已足以载入史册,令海内外学者刮目相看。尽管现在便来评说其历史功绩、论定其历史地位,似乎还为时过早,且有攀附之嫌,但我却不能不说,它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其他任何刊物都无可替代的,因而它在古典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心目中所享有的那一份尊崇,或许也是无与伦比的。别的姑置不论,仅以对青年研究者的扶植、培养、奖掖而言,即可谓泽被学林,功垂后世。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后起之秀,大多由《文学遗产》脱颖而出。我虽不才,亦承恩受惠多多。十二年前,当我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研究生时,因钦慕其品位之高、地位之隆,曾斗胆寄去一篇万余字的习作。虽然文章尚有见地,但人微“文”轻,并不敢抱有蒙其擢用的奢望,仅祈盼编辑部能一赐回音,不致如石沉大海。而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收到了编辑部勉励有加的来信,信上提出了五条具体而又中肯的修改意见。那一天,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文章最后发表在《文学遗产》1984年第1期。恕我直白,当时充溢在我心头的既有龙门乍登、锋芒初试的欣幸之情,更有厉兵秣马、勇往直前的感奋之意。以此为契机,古典文学研究这一不免清贫、寂寞的事业,成为我毕生情之所钟、志之所托。十多年来,我所取得的一点点研究成果,与许多同辈学者相比,固然极其微不足道,但即便这微末的成果,也有赖于《文学遗产》的扶植、奖掖之功。而据我所知,有着类似的际遇和感受的青年学者比比皆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遗产》不失为青年学者成长的摇篮之一。

    然而,《文学遗产》给予莘莘学子的绝不仅仅是崭露头角的机会和锐意求进的动力,更有学术本身的沾溉与化育。创刊以来,《文学遗产》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时发表各种处于学术前沿地位的研究成果,为广大读者“导夫先路”。虽然它从来无意“呼风唤雨”,但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界的几次波及范围较大的学术争鸣活动,它在客观上都曾“推波助澜”,使之高潮迭起,光景常新。而有幸为其刊载的论文则大多学风端正,不尚空谈,有独到的见地和较高的水准。一卷在手,往往不仅能从中把握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动态、新导向,而且能受到治学方法与治学门径的启迪。对于许多迄今无缘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的学子来说,这当然也是一种别具意义的赐与。

    无须讳言,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下,一些学术刊物为求生存而不得不调整其既定的办刊方针,以致带来“串味”或“变形”的现象。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文学遗产》虽然也因办刊条件的限制而举步维艰,却始终保持着纯正的学术品格,不趋时,不媚俗,一如既往地以“质”衡文,唯“精”是求。这岂不是又为困惑、迷惘之际偶思转轨的青年学者树立了执着追求、矢志不渝的榜样?唯其如此,我们不能不对《文学遗产》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偏爱,尽管它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与完善。

    瞻望前程,《文学遗产》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开拓者的足迹从来就拒绝平坦。我们坚信,只要编者、作者、读者三位一体,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属于我们大家的《文学遗产》就一定能克服社会转型时期所特有的各种已经预见及尚未预见的困难,防止骨骼的软化、肌体的僵化和机制的老化,以旺盛的生命力和浓厚的青春气息,走向未来,迎接它的五十华诞、六十华诞乃至百年诞辰!

      最后,谨衷心祝愿曾经拥有辉煌的《文学遗产》再造辉煌,永远辉煌!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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