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搖篮——兼谈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认识

黄天骥

                                       

《文学遗产》迎来了60华诞,北望京华,想起了编辑部多年对我的指导和教育,感激之情,沛然而生。

我在1952年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时,规定三年级要写“学年论文”。到1954年,我写了一篇名为《陶潜诗歌的人民性特征》的论文。初稿完成后,还未交给指导老师审阅,便不知天高地厚,抄了一份,向《文学遗产》投稿。过了两个月,忽然接到编辑部来信。信上说:“天骥同志:来稿字跡非常潦草,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后署名“编者”。后来我才知道,这“编者”就是当时《文学遗产》主编,著名作家、学者陈翔鹤先生。信很短,我珍重保存,可惜在“文革”时散失了,但信中以上的几句话,让我震动,所以每个字都还记得。接信后不久,我的论文被刊登在《文学遗产》增刊第二辑上,同期还有北大陈贻焮等先生所写有关陶渊明的论文。从此,我接受教训,再不敢潦草地书写。学习和工作,也注意不能苟且从事了。

我在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工作,不久,收到了编輯部的来信,通知我被吸收为《文学遗产》的通讯员,任务是经常向编辑部反映读者的意见,或者向编辑部提出建议。于是,我份外仔细阅读《文学遗产》每期的论文,注意收集教师和同学们的反响,也会思考当时讨论的一些热点问题,定期写信向编辑部汇报。在担任通信员的几年里,我陆续收到了编辑部寄赠的几套书,一套是《聊斋志异汇评汇注本》,一套是《敦煌变文录》。到1962年,还收到一套由范文澜先生编註的《文心雕龙註》。在这套书中,附有编辑部的一封短信。信上写道:

     通信员同志:你们替编辑部作了很多工作,很感动,今后还望你们多加支持。现在编辑部买到了

     一批《文心雕龙註》,这本书想来各位都很需要,但外地并不好买,所以每位赠送一部,作为学习

     上一点微小的酬劳。

在这短信的下面,又有用墨水筆添上的两句话:“此书得来不易,望好好学习”。一看字跡,认得是陈翔鹤先生的手筆,我恍然大悟,也十分感动。我明白,《文学遗产》是以联系通讯员的方式,培养各高等院校年青的作者。编辑部让我们经常关心学术动态,不断提高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水平。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强调“斗争”、“理论”,一时成为风尚。《文学遗产》送给通讯员的书,则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是工力深厚考证翔实的校註文本,这实际上是指导我们,在关心学坛现实的同时,还要扎实实地做学问,不要游谈无根。到现在,我一直把编辑部赠送的这几部厚厚的书,放在书架上当眼的地方,让自己能常常看到它,作为在学习上和研究上的惕勉。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刊物不多,能在《文学遗产》这样的高水平的杂志里发表论文,对年青人来说,自然是莫大的激励。从此,我便一辈子走上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在陈翔鹤先生以后,《文学遗产》历届的主编和编辑同志,一直注意对作者的一培养。

几十年过去了,记得有一回和傅璇琮先生在一起,彼此谈及当年当通讯员的往事,大家深深感到:《文学遗产》既是学术的园地,更是培养我们这一代学人成长的摇篮。

 

《文学遗产》之所以被学界公认是硏究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陣地,是它一直坚持扎实严谨的学风。六十年来,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绝大多数,均以严肃的态度,充实的资料,缜宻的考证,阐述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记得在上世纪八十代,有一段时期,文坛上湧起所谓“新三论”的潮流,不少人囫圇吞棗,更有不少刊物翕然应和,一时间“新”概念泛滥成災。有人以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生吞活剝地“解构”中国文学,让读者如坠五里雾中。在开放改革的新时期,人们对西方文坛某些方法很感兴趣,这多少有助于我们拓展思路,有助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多维度的思考。但是,如果不从我国文学遗产的实际出发,只从概念到概念,套用西方一些半通不通让人莫名其妙的名词术语,或者借用西方人的视角来观察我国的文学历史,这样的做法,往往言不及义,弊大于利。熟悉域外中国硏究状况的余英时教授曾经指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作当报纸一样的翻捡,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的东西”。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当然,八十年代“新三论”蠭起的时间也并不长,但以西方观念比附中国文学史的做法,影响仍很深远。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看到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并非先用“外国框框”套住自己,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求原著和文献资料,以朴实的文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问题。正因为编辑部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因此赢得了严谨治学的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尊敬。

在我国高校,凡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文学遗产》是必读的刊物。这份具有优良传统的刊物,在读者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因此,它办刊的方针以及编辑部的信念、工作态度,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方向,对高等院校古代文学的教学,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我国的文学遗产,历史地辨证地论述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在这基础上开拓创新,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的文学传统,树立良好的学风,是我国学术刊物共同的理念。当然,不同的学术刊物可以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个性,但就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言,应该是一致的。

学术要发展,离不开争论。古往今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学者之间开展不同的意见的争辯,是各个学科取得进展的共同规律。在古代文学领域中,许多学术问题,诸对一些文学现象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需要通过反复研讨,百家争鸣,在相互论辯中提高认识,才能逐步解决。真理愈辯愈明,学术探讨也永无止境,研究者在争论中意见相互碰撞,激发火花,反能共同提高,逐步接近真理。我认为,在刊物中注意发表具有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新方法的论文,是必要的,因为这能体现刊物的学术水平。但是,如果编辑部门能顺应学术发展的态势,敏锐地捕捉时机,主动地抓住一些关键性或当前需要的论题,有意识有组织地引发讨论,则更为重要,更能促进学术的发展,更能提高刊物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当年,《文学遗产》也曾集中发表过一批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开展过一场有关评价李后主词作的争论,影响至为深远。当然,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的论文,应该互相尊重,以理服人。那种盛气凌人的文风,动不动上纲上线,嘲弄谩骂,以为真理只在他手上的行为,则不能提倡。因为这适足说明在某些人的头脑中,“文革”的流毒未清,也暴露了骂人者的浮躁浅陋。

其实,即使是对在文学史上一些似乎己有定论的判断,或者是对一些经典性的作品,隨着时代的发展,新材料的发现,以及认识水平的提高,编辑部适时地组织讨论,是十分必要的。对那些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作用的名著,人们常读常新,尤其要引导研究者反复争论探讨。正如西方的戏剧史专家伊维德和奚如谷以《西厢记》为例,指出:“《西厢记》属于世界的伟大经典之作。像这样的作品,每隔一代人就应当有一个新译本问题。”同样的道理,每隔一代,我们是否也需要对《西厢记》等名著,作进一步的硏究?例如,我们经过校勘,发現王实甫《西厢记》对莺莺年龄的处理,与人物的原型并不相同。在唐代传奇《会真记》中,当张生问及莺莺的年龄时,崔母回答:“生十七年矣”。唐代李绅的《莺莺本传歌》也说:“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鸦鬟年十七”。到金代,董解气《西厢记诸宫调》则让法聪介绍:莺莺是“崔相国的女孩儿,年十六七。”可是,元代的王实甫,在杂剧《西厢记》第一本开场,即让老夫人介绍自己的家世,说丈夫崔相国不幸亡故,有女“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这就怪了,为什么王实甫平白地给莺莺添了两三岁,从十六、七岁改为十九岁呢?但仔细一想,王实甫这一改动,实际上牵到了对《西厢记》主题的理解。按《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古代女子到了十六七岁,便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否则便成为“迟暮”的“大龄青年”。所以明代的杜丽娘说:“吾今年己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年已及笄,不能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并为此郁郁而亡。可见,王实甫把莺莺年龄的改动,分明是要让观众和读者知道,《西厢记》杂剧里的莺莺,是一个“青春里成担搁”的“剩女”。因此,不同于《会真记》和《董西厢》里的莺莺,她对爱情的追求更主动,更大胆,更积极。春光易老,青春易逝,莺莺到了这一把年纪,礼法对她防之愈严,她思春之情也就愈切,观众和读者对她的敢于密约偷期,也更易理解。不错,她的举止,于“礼”不合,于“法”不合,却合于情,合于达到了理智的年龄,应该可以维护自己生存方式。在这里,王实甫对人物年龄的“微调”,说明他着力地争取观众和读者对莺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认可莺莺主动追求爱情和追求个人权益的合理性。

長期以来,我们强调王实甫《西厢记》在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争取婚姻自主的意义,这自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却忽视像《王西厢》等古代文学作品对人情、人性的合理追求。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承认人性的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首先要硏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本性。”所谓人的一般本性,是指世界上的人类与生俱来的共同具有的属性。人之在世,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本性是共同的,孟子说“食、色,性也”,意简言赅地阐明了人的一般性。而人之所以为“人”,又因为从它成为“人”的一刻起,人际之间就有交往,人就有了社会性。随着时代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变化,人的本性也发生变化。因此,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二者缺一,都还不是“人”。在我国古代文学有笑爱情问题的作品中,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家长和封建社会的制度、倫理,其背后的动力,正是追求实现“人的一般本性”。这一点,我们过去没有适当的注意。现在,随着对“人”有更深的理解,注重“以人为本”,认识到每个人的权益、尊严,都应得到重视。因此,我认为对像《西厢记》那样蕴含着张扬人性的作品,也应该有意识地组织力量作进一步的研讨审视,以求更准确地认识它们的价值。

以上,我们以《王廂记》的硏究为例,意在说明,一个新观点的发现,可以触发对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作更深入的评价。通过讨论,还可以引发我们对许多古代文学的价值取向,作进一步的反思。再如对《水浒传》这部在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作品,近几年,人们对它认识,分岐愈来愈大。在教科书上,历来强调它是一部描给农民起义的史诗。可是,有些学者经过严密论证,认为《水浒》写的是“游民”。农民与游民,有完全不同的涵义,这一判断,牵涉到对整部《水浒》评价的问题。最近甚至有人认为梁山泊啸聚的,只是一群泼皮,他们打着“刦富济贫”的旗号,实际上是刦富而不济贫,抢来的财物都只装在头领们要腰包里。据我所知,目前在高校的课堂中,同学们对《水浒》的评价分歧极大。像这些具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亟需在学术界中展开讨论,以求提高认识。判断不求统一,认识可以多元。如果刊物中能掀起争论的热潮,这比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更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更有助于对具有经典意义的名家名作,取得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作为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的立足点,是文学。所谓文学,是作者以语言文字,通过形象、意象,描绘生活和抒发感情。对古代文学的研究,需要具备并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诸如史学、哲学、社会学、文献学等等。过去老一辈的学者,或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在打通不同的学科方面做出了成绩。

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探讨其源流,梳理其文体演变,论述古人评论文学的观念等等,就像郑玄写过《诗谱序》,虞挚写过《文章流别论》那样。但是,文学不同于其它学科,其研究对象的基础,首先是作品。学者可以直接研究作品,也可以研究作家或文学现象等等,但总不能与作品全不搭界,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学研究。因为研究古代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阐明作品存在的根据,幇助人们了解作品的价值,了解作者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经验,以求有助于发展当今的文学艺术事业。而文学作品,本身属于艺术,作者需要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运用,创造形象和意象,以表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这里,文学硏究者对待作品,就有观察分析作者写什么,以及怎样写的问题。

在上世纪中叶以前,我们深受苏联文学思想的影响,在研究古代文学作品时,强调分析评价其社会意义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这自然有必要的,而显然又是不够的。高尔基曾把文学评论比喻为“解剖刀”,这提法极易引起误解。当然,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应该像法医解剖那样条分缕析。但研究者面对着的文学作品,却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它绝对不是动物的屍体。人们面对着它,它所蕴含着的作者的思想感情,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和审美受体有互动的关系。研究者评论作品,首先作为读者,不管怎样,也必然有所触动。他对作者思想感情,或同感,或反感,而这感受又影响了他对作品判断。然后,研究者把自已的认识,写成论文,再让论文的读者从中受到唘发。显然,文学研究者对作品的研究流程,与生物学的解剖,有同有异。同的是,学者需要以理性思维对待对象;异的是,文学的研究对象,本身洋溢着感情,作为学者本人,在研究中也融合着感情。因此,文学研究,是对艺术作品的硏究,是离不开审美层面的研究。如果我们只说明作者写什么,却不研究创作的过程,不说明作者是怎样写的?不说明作者所创造的意象或形象,是否具有美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不出文学研究的特色,也弱化了文学研究的意义。

文学研究,包括对古代文学的研究,研究者应具备起码的艺术鉴赏力,应了解创作规律和不同体裁、形式的创作要求。上一辈的古代文学硏究者,本身往往就是诗人和作家,有过创作的实践,深谙艺术创作之道,像俞平伯、程千帆,董每戡、吴组缃诸位先生,他们写出的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字,能够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让读者能体悟到古代文学的奥妙,这一点,正是和他们自身具有创作经验以及敏锐的艺术审美能力有关。解放初,教育部门受到苏联教育思想影响,认为大学中文系只应培养理论家,学生不能从事创作,否则就是“偏废”,是“专业思想不巩固”,是走“白专道路”。如果有志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私下学习旧体诗、词、歌、赋的写作,被发现了,更属大逆不道。这一来,理论和创作脱节,导致宏观硏究与微观分析脱节,后果十分严重。显然,不注意培育年青一代的艺术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取消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功。長期以來,不少有关古代文学的论文,写得枯燥无味,面目呆板,让学者不易卒读,让青年望而生畏,其原因,应与有关部门的导向有绝大的关系。

古代文学硏究,属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很重要的一点,是人文学者的成果,在尽可能符合硏究对象客观实际的同时,又会孱入硏究者主观的主场观点。而在人文科学中,文学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史学、哲学硏究,是它在尽可能切中文学作品本质的同时,更会融入研究者主观的体悟和感情色彩。这是文学的特性决定了的,它是文学研究魅力之所在,也是我们无法认同高尔基把文学评论视为“解剖刀”的原因。

诡弔的是,有一段时期,一些人把鉴赏能力和研究能力、研究水平隔离开来,连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也视鉴赏文章低人一等。有些相邻学科的学者,甚至把审美能力视为文科的“毒”。这可能是出于他们对文学研究的误解,更可能是掩盖其自身艺术修养之不足。我想,如果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文章写得冷冰冰,干巴巴,这一学科可能有自我边缘化之虞。

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对作品亦即对文本的理解,尤为重要。如何理解文本,属于“铨释学”范畴。对此,学者们有过“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争论。如果我们把古代文学作品的文本理解为“经”,那么,我主张把二者打通。

所谓二者打通,首先是要通过严密的训诂、考证,搜集文献资料,实事求是地弄清楚作品的原义和当时的语境,弄清椘作者生平思想以及与此有关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这近于“我注六经”。显然,对研究者来说,文献学的功底极其重要。在这基础上,作为文学的研究,还应对文本有理性和审美的判断,藉以说明评论者自己的感受,分析论述作品是“写什么”和“怎样写”,从而引导读者理解文本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感染力。在这里,研究者的主观立场,思想感情,特别是艺术的鉴赏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可称之为“六经注我”。当然,我不认为每一篇研究古代文学的论文,都必须顾及方方面面。有所侧重,是容许的。但作为文学的研究,研究者的心中,必须有“文学”的这根“弦”。文学评论,说到底是评论者以自己的心,去体味文本作者的心的过程。这是文学硏究者的基因,是他在人文科学中,有别于史学、哲学研究的关键。

在今天,我们提倡古代文学研究,应与文献学、历史、哲学等学科交义,只有如此,才能拓展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推进学科发展,使人文科学成为“科学”。同时,我们又必须强调文学是艺术这一特性,注重文学研究者对文本创造性的理解。说得夸张一点,对古代文学硏究特别是对作品的研究而言,研究者也和乐队指挥、戏剧导演一样,在忠实于文本的基础上,容许有再创造性质的分析。否则,把古代文学硏究与其他学科混为一谈,也就等于取消了古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

 

从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为世界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国的文学遗产,给世界文坛留下了非常丰盛的财富。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有责任介绍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概括我国的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权,以便世界各国人民吸取借鉴,让中国的文化,包括文学遗产,在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作用。

过去,我们习惯于从中国看世界,而当我国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人也早己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软实力的时候,我们更应注意从世界看中国。在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例如在世界文学史上,古代欧州文坛出现了长篇巨制的史诗,古代中国文坛却没有史诗。西方产生史诗,当然弥足珍贵,而我们没有史诗,也不必引以为憾,更不必千方百计把《诗经》的某些篇什,也说成是“史诗”。没有就是没有,因为我们的祖先有不同于古欧洲人的理念,我国古代文坛也有自身的发展轨跡,我们实在不必以有没有史诗,来判别文学发展的迟早优劣,不必隨着“欧洲中心”的论调起舞。又如在西方有悲剧,有喜剧。而我国古代的戏曲,实际上不存在悲、喜剧之分。被王国维誉为“大悲剧”的元杂剧《窦娥冤》,剧中県官桃杌反向被告的窦娥下跪,说她是“衣身父母”。其间挿科打諢,破坏了“悲”的气氛。加以全剧以大团圆结局,更不同于西方悲剧的范式。因此,我们实不必套用悲剧和喜剧的概念去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实不必以西方的理论框框,来规范我国的创作实际。相反,我们倒是应向世人展现东方的戏剧观,阐析中国戏曲独特的艺术魅力,以便让世界文坛,丰富和提升文学艺术抒情达意的表现能力。我们知道,世界文化的交流,从来是双向的。近代西学东渐,而东学也曾西渐。其实,西方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魅力,从而融合并且更新了自己的理念。像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观看了中国戏曲的表演,创造了“间离效果”、“陌生化”的美学概念,形成了不同于体验派和表现派的戏剧体系,便是东方文化影响西方最好的一例。

在古代,不同的民族,对世界、宇宙有不同的认识。我国古代作家和理论家,深受“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影响,从来注重和谐,注意研究主观客观矛盾统一的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尤其注重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交融。换言之,我国古代文学家追求的,既不是以作品直接反映客观世界,也不是单纯张扬主观世界,而是情与景,意与境,形与神,气与象的融汇。人们认为宇宙的“虚”与“实”,渾成一体,因而在如何以虚与实结合的方式,表达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融合,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理念,总结出行之有效的创作经验。

文学创作,总是或顕或隐地包涵着人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包涵着作者的感情。而它在传播的过程中,作为审美受体的接受者,必然也会根据自已对审美载体的认识,根据自己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参予到作品形象中去,进行再创造。所谓“形象大于思维”,这是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不过,如何解决审美客体、审美主体与受体之间的联系,如何调协客观形象与主观想象的对立,这一点,东西方的作者和文学艺术研究者,一直在努力摸索。西方许多作者,曾崇尚“模仿说”,以如实地模写客观为美。当他们感到这样的创作方法,存在着忽视审美主体的感情表达,以及妨碍审美受体的参予创造时,便想方设法,另找出路。甚焉者,有人无视或歪曲了客观事物的形象,以符号代替客体,于是,抽象主义之类荒诞诡异的流派,大行其道。总之,长期以来,在把审美主体与客体,以及载体与受体视为对立的思维定势中,西方许多人并没有体悟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没有体悟到客观形象的“实”,与作者、读者主观感情的“虚”,可以融为一体。这样,他们写出的作品,或者过“实”,毫无意趣;或者过“虚”,如丈八金刚,让人摸不清头脑。

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统一的问题,亦即虚实结合这一文学的根本性问题,我国古代作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古代的理论家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今天,我们可以在“和谐观”的观照下,从各个方面,缜密地系统地研究虚实结合的创作理念,理壮气直地加以推广,这会有助于解决世界文坛上一些让人困惑的问题。因此,在世界文坛上,我们不仅需要建立并掌握话语权,而且需要让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让中华民族的软实力,作为推动全球文化前进的合力。

从世界看中国,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特色和贡献。有许多方面,我们和国际接轨是必须的。就硏究中国古代文学而言,我们生活在神州大地,长期受传统文化的薰沐,也更能窥察中国古代文学的玄奥,在这方面的研究领域中,理应让国际向我们接轨,为此,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者,还要更自信,更自觉,作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近年来,有些单位根据学科分类,把全国刊物分为“一类”、“二类”。一些外行的人事部门,竟误认为这是区分刊物的“优”或“良”,一等或次等的标准,并以此作为教师评定职称的依据。其实,无论《文学遗产》被分到哪一类,学术界公认,在《文学遗产》上面所发表的论文,多数能体现当前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文学遗产》一直是这领域最权威的刊物。

近年来,不良之风也在学界和一些刊物中瀰漫。而《文学遗产》一直秉承六十年来的优良传统,严谨办刊,廉正办刊,它像在溷藩中一缕清流,受到了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爱戴。谨祝《文学遗产》愈办愈好,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2014/1/20于中山大学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月版)



  • 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 邮政编码:100732
  • 联系电话:(010)85195453
  • 邮箱:yichan@cass.org.cn
  • 域名:http://wxyc.literature.org.cn
  • http://www.文学遗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