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季刊·双月刊

吕薇芬


    

我在《文学遗产》编辑部整整工作了十一年,再加上两年返聘,总共十三年的时间。如果是一块石头,在怀里捂了十三年,肯定捂得很热,而且舍不得丢弃了。何况这十三年是与编辑部的同仁们一起工作,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日子,自然很是怀念那段日子。1984年,我还在古典文学研究室,参加了《文学遗产》创刊三十年的纪念活动,没想到1985年自己会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1995年又与编辑部的同仁们一起举办了创刊四十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的活动。一晃又是十九年,《文学遗产》又迎来了创刊六十年的日子,感慨恨深。不过,我在回忆十三年经历的时候,还是要先回顾《文学遗产》的历史,历史总是与我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纠葛。

    《文学遗产》原本是《光明日报》的副刊,1954年创刊。最初是由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54年三月一日刊出第一期。1956年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销,由当时的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即今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1963年《文学遗产》曾暂时休刊。1964年《光明日报》接手《文学遗产》的主管权,重新出刊。1966年,《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停刊。自创刊至文化大革命时停刊,《文学遗产》副刊共计出刊五百五十六期,发表了不少好文章,同时还举办了多次学术讨论,如《红楼梦》、李煜词、《胡笳十八拍》、关于“中间作品”等问题的讨论。因为副刊每期只有一万多字的篇幅,所以又另结集出版《文学遗产增刊》,刊登篇幅较长的学术论文。总之,《文学遗产》当时已经是全国古典文学教师和研究者的一块重要阵地,并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

文化革命后,随着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正常展开,迫切需要一块发表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阵地。据中华书局编辑冀勤回忆,他们到上海、杭州、福建等地高校调查古典文学教学、研究工作,各地都强烈要求《文学遗产》复刊。他们回来后向出版总局作了汇报。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文学研究所也成立了领导班子。当然,文学所的领导也了解到学术领域内众多学者关于《文学遗产》复刊的强烈呼声。1979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文学遗产》筹备复刊。1980年6月,《文学遗产》以十六开本学术季刊的形式复刊,出版了第一期。这一期共发表论文十六篇,其中有闻一多的一篇未完成稿《东皇太一考》,是首次发表。还有林庚《<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缩影》、王季思《从<凤求凰>到<西厢记>》、聂绀弩《<聊斋志异>的反封建反科学精神》等有学术质量的文章,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自此,《文学遗产》以季刊的形式运行五年,而这五年中,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1985年,徐公恃任《文学遗产》主编,我也从古代文学研究室调任《文学遗产》编辑部主任。当时,文学研究领域正掀起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潮流,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也面临着探索新方法,拓展新思路的问题。这是与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形势密切相连的大趋势。因此,《文学遗产》编辑部在1985年的第三期上,组织了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就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和方法问题的笔谈。同时,《文学遗产》编委会也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虽然《文学遗产》季刊所发表的论文,学术质量得到同行们的承认,但是三月一期,篇幅有限,确实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另外,《文学遗产》副刊自创刊后,一直关心学术动态,曾经开展多次学术讨论。《文学遗产》不仅应该是发表学术成果的平台,还是学术交流的阵地,这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期刊不能像副刊那样灵活,那样反应迅速,但是也不能太迟钝了。所以征得文学所领导同意后,编辑部决定自1986年第一期起,改为双月刊。

    这应该是好事,问题出在经费。季刊一直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大部分经费也由他们承担,文学所拨给的经费很少。改为双月刊意味着增加经费,而周期缩短,又牵涉到人力的增加。中华书局表示不能承担。幸好上海古籍出版社愿意接下《文学遗产》的出版工作,因此1986年改为双月刊后,就由他们承担出版,经费也大部分由他们承担。发行工作由上海邮局报刊发行处总发行。记得为此事,我与李伊白一起去上海,与出版社商讨此事,当时就意识到异地出版发行的种种不方便之处。不过,危难之处见真情,上海古籍出版社真的为此付出很多,使得双月刊如期顺利出版。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年时间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渐渐地有了可喜的变化。在我的印象中,季刊时期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的,以老专家和五六十年代毕业的中年学者为多。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老专家多年积累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刊发,中年学者的能量也大大的释放。而在这两年内,一大批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相继毕业,也就是说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增加了一批新的思想活跃的生力军,他们与一些同样想探索新思路、新方法的中老年学者一起,掀起了关于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探讨的思潮。

顺应形势,《文学遗产》1985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与方法论问题”的笔谈,之后,刊物陆续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同时,编辑部也注意发表年轻学者的文章。在1986年第二期的《编后记》中明确地写道:“从作者方面说,读者可能注意到,本期我们发表了几位老专家不可多得的研究和评论,但中青年的研究成果仍占多数,这是我们队伍兴旺发展的标志!我们欢迎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有更多的青年作者的成长和成熟。”实际上,重视和培植青年作者的做法,符合当时青年作者大批涌现的情况。而这些青年学者,正是思想最活跃的群体。

    就在1986年第二期上,编辑部发出了“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将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引导到一个特定的方面。“启事”划出十个选题参考范围,大致包括古典文学的总体特质、总的发展规律、文学史的分期、文体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流派风格的基本特点、某一时期的文学特性、古典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等等。这些题目确实很大,做起来不容易。这次征文持续到1987年底,才告一段落,共收到稿件一百三十多篇。此前,在三月份,《文学遗产》编辑部与《文学评论》、《语文导报》、《天府新论》四家,在杭州大学举行了“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到会者有一百多人。大家就“宏观研究”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其实在《文学遗产》上所发表的关于“宏观研究”的文章,有不少精彩的有见地的论文,但也有一些内容空疏之作。有人担心的学风问题不是没有道理。但总的来说,这次征文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视角与研究思维的拓展、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方法的变革,起到一定作用。

    1986年到1987年,这两年是《文学遗产》在经济上最有保障的时期,也是刊物发展欣欣向荣的时期。虽然编辑与出版分处两地,工作起来有些不方便,不过大家干得都恨起劲。于是,双方都同意,从1987年第一期开始,增加一个印张,即由128页增加到144页。

1988年,因为种种原因,刊物又转回北京,由社科院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邮局发行。《文学遗产》是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但是文学所却因为经费紧张,自来就只支付一些“刊物补贴”,并不负担出版、印刷、发行的全部经费,亏空的经费由出版社填补。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为出版《文学遗产》每年要填补不少经费,因为《文学遗产》是一个专业刊物,读者面窄,不可能有很大发行量,赚钱是不可能的,赔钱是必然的。

没有想到,由于经费问题,1988年底,中国社会出版社决定,自1990年起从邮局发行改为自办发行;并且,《文学遗产》还重新由双月刊改为季刊,似乎又回到原地。对此,编辑部每个人都大感无奈,还真有些伤感。1988年第六期的“编后记”中写道:

 

尽管古典文学研究“周期长,见效慢”,微薄的稿费与艰辛的劳动不成比例。却仍有众多的老、中、青学者,在困难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耕耘着这块园地。看着每天寄来的大量稿件,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惨淡经营得到了报偿。······

在编完1988年最后一期稿子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向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帮助《文学遗产》这个刊物的广大作者和读者致以深深的谢意。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仅存的‘老字号’才得以继续存在。

今天重读这篇“编后记”,不禁莞尔。但这正是当年的真实感受。最后一期还登载了“《文学遗产》杂志征订启事”,说:

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1990年的杂志期数和发行办法都有所改变,希望读者注意:一、《文学遗产》杂志1990年改为季刊,季中(二、五、八、十一月中旬)出版。九印张,16开。二、《文学遗产》杂志1990年改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发行······三、《文学遗产》杂志每期定价为3.00元,全年定价共12.00元,全年一次收订,并另加10%邮费。请照此准确计算后汇款。······七、零售各期,请与编辑部具体商洽。”因此,编辑部又多了一项出售杂志的工作。

原本,我们还想,既然已经“季刊”了,是否能争取增加两个印张,结果也没能成功。1990年第一期“编后记”中说:

今年我刊因经济拮据而改为季刊,又因为同样原因,从邮局发行改为由社科出版社发行,并提高了定价。事出无奈,不得不如此。去年第五期编后记中曾提到我刊改为季刊后将增加二印张,但也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而未能办成,在此特向订户致歉。一年来我刊收到很多读者来信,为我们出了不少好主意,在此一并致谢。······很多作者来信表示捐赠应得之稿酬,但我们不能这样做。作者辛勤劳动,我刊报之甚少,已有歉意,不能再接受这番美意了。

    当时,编辑部同仁们真的为那些作者和读者们的真情所感动,因此又表示:“我们一定努力办好刊物,并尽力创造条件,再图发展”然而,又由于“经费”原因,《文学遗产》只能到一个郊区的小工厂印刷,每期的印刷错误成堆,在以后几期的“编后记”中连连检讨道歉。真令人哭笑不得。

 为什么不在邮局发行,而改为社办发行,原因仍然是经费不足。我也曾向邮局了解,邮局的解释是成本高。因为在全国发行,覆盖面广,无论哪个穷乡僻攘,只要有订户,就要送达。这个解释好像也合理。听了这样的解释,我转而十分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自86年到88年,三年来,他们确实付出很多。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很快,新的研究所纷纷成立,每个所都会办一两个、甚至更多的刊物,而社科院的经费有限,刊物经费不足是普遍现象,只好各显神通了。无奈《文学遗产》的作者或读者,多半是穷书生,除了可以贡献所得稿费外,别无他法。听说,有人建议整顿刊物,每个研究所只出一种,最多两种刊物。又听说有人建议将《文学遗产》合并到我所另一刊物《文学评论》中去。还听说当时的副院长汝信反对,说《文学遗产》是老刊物了,不能合并。但这一切只是听说而已,而已!不过,这些“听说”自然会影响我们编辑部同仁的情绪。倒不是为“饭碗”,因为我们的编制在文学所,最多换一个岗位而已。可惜的是《文学遗产》这个老刊物。

    不过,最关键的仍然是经费。由于自办发行,订户减少,我们欠出版社钱,成了杨白劳。欠着就欠着吧!同是社科院的属下,还能怎样?但是,从双月刊退到季刊,发行量上不去,印刷质量下降等等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这个“老字号”刊物终将会萎缩。我当时是付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对这些实际困难的细节了解较深,对将来的前景堪忧,也是深有感受的。我不是个勇敢坚毅的人,也没有遇事能“闲庭信步”的人。所以有时会想,如果当年留在研究室,静静看自己爱看的书,做自己喜欢的科研课题,真的是,多好啊。不过,在《文学遗产》工作了这末些年,经历了那么些事,真的割舍不下。

    尽管有这麽多问题,编辑部的业务工作却仍然热火朝天,学者们对我们的期望仍然很高。“宏观研究”问题的讨论牵动了大家的心,“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关系成了大家思考的课题。其后,正逢1989年建国四十年大庆,如何反思这四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已经成为学界关心的课题。1989年一月,在《文学遗产》编委会上正式列为当年的工作计划。主编徐公恃提出“把反思的重点放在科学意义上的批判上。这种反思应该是全面的,深刻的。是对过去四十年的具有历史感和理论深度的反省。”当年三月,编辑部召开了“古典小说研究四十年反思”座谈会;四月,召开“四十年古代文论研究反思座谈会”;五月,又在信阳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同时在刊物上发表了有关此题目的学术论文。1990年,又提出了关于“文学史观”的讨论。在第一期上,开辟了“文学史观与文学史”专栏,这个专栏一直延续到1994年。就此问题,编辑部与别的单位联合开了三次学术讨论会:1990年在桂林召开“文学史观与文学史”讨论会;1991年在大连召开“全国文学史理论问题研讨会”;1994年在漳州召开“94年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究会”。此外,刊物还开辟“学者研究”、“书评”、“学术动态”等新栏目。编辑部的这些工作,全靠全国学术界的帮助和信任,编辑部怎能辜负大家呢!

    这种关心还不仅表现在学术上的信任与支持,还在经费上给与具体支持,编辑部与别的单位联合开学术会,总是别的单位经费出的多。这且不提。还有在经济上直接提供帮助的。黑龙江大学、北京大学教务处,都曾直接拨款给文学所,支持《文学遗产》办刊物。中山大学中文系“王季思基金会”提供资金,让《文学遗产》评“优秀论文奖”,这个奖延续了好几年。这自然说明他们对《文学遗产》的信任和支持,同时还反映了学界对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一片热忱。

    要突破困局,再图发展,是我们的愿望。但是现实条件并不存在,只能另辟蹊径。于是,由陶文鹏负责,向新华社“内参”写了一篇反映《文学遗产》因经费困难而面临困境的报道。没有想到这一篇小报道,居然引起当时的财政部长王丙乾的注意,他发了批示,并立刻拨专款支持《文学遗产》办刊。批示的内容我们虽有耳闻,却不知道具体、准确的内容。但是他的支持,极大的鼓舞士气。一个要管理繁复的全国财政的部长,居然能注意到一个小小的、专业性很强的、发行量很少的刊物,他必定是很热爱、很尊重传统文化的人,一定很关心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必定是古代文学的爱好者。正是他的支持,给《文学遗产》解了套,真的很感谢王部长。

    拨款很快到位,一半被院部留下,一半交给文学所。我被告知:“这个事你们别管了。”其实“别管了”是个大好的结果,意味着可以专心办刊,再不被经费问题打扰。当然,闲话是有的,好像还有人埋怨这篇“内参”有损与财政部的关系。不过这些对我们来说,已不再重要。

    季刊办了两年(90年、91年),1991年下半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愿意接手《文学遗产》的出版工作,而且条件优渥,不但恢复双月刊,邮局发行,还要在印刷、纸张、封面设计上大大改进。1991年8月,编委会扩大会在京举行,会上通报了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合办事宜,与会者大力支持,一致赞赏江苏古籍出版社对学术事业的贡献。

    1992年2月,重新改为双月刊的《文学遗产》第一期出版发行,刊物面貌大大改观。在第一期上,编辑部发表了一篇“致读者”,写道:

本刊从这一期起,以新的面貌同读者相见了。新面貌首先表现在刊物外观上。纸张、印刷、装帧、版面(包括封面)设计等等,都比过去有所改进,一目了然。另外,刊期恢复为双月,发行办法恢复邮发,也满足了许多读者的要求。······而这些事务的圆满办成,全仗江苏古籍出版社几位主事者的不懈努力,想读者诸君会和我们一样,对他们对于学术事业的奉献精神深表感激。

此后,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进展顺利。还与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套《文学遗产丛书》。

    1995年,《文学遗产》高高兴兴地庆祝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汝信副院长的致辞代表了大家的心意。他说:

《文学遗产》这个杂志长期以来已经在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取得了普遍的好评。《文学遗产》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当然是和编辑部的同志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但是也有赖于广大学者、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大力支持。在它创刊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把这个刊物的成就归功于创办这个刊物、并且曾经为这个刊物花费许多心血的老一辈学者,如翔老(陈翔鹤)、余老(余冠英)······江苏古籍出版社给与我们大力的支持,是这个刊物能够继续办下去,能够在我国保持一个专门为古典文学研究服务的发表园地。对此,我们要向江苏古籍出版社表示感谢。

他说得很全面。

回忆这十一年在《文学遗产》的工作,感慨万千。而特别感到荣幸,也十分令我留恋的,是能与我的同事们一起相处、一起工作的时光。徐公恃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能宏观地把握学术发展大局,为《文学遗产》掌舵。陶文鹏是个学术思想十分活跃的人,尤其善于联系作者。王毅审稿认真公正;李伊白全心全意、为这个杂志工作;张展是个认真、善良却少言的老编辑,我打心眼里尊敬他。后来又来了朝气蓬勃的竺青。我们两个编务王芳和马丽,也很认真负责。还有短期在编辑部工作过的王炜、戴燕、吕微,张奇慧、都令我怀念。虽然我们这个集体,每个人都有个性,会有些小脾气,闹点小矛盾,但是对待这个刊物,都是一心一意的维护,为之努力工作。能在一起工作是缘分,应该珍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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