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也是一份文学遗产

 


曾枣庄


我同《文学遗产》的关系是通过《文学评论》开始的。著名雕塑家、美学家、文学评论家王朝闻先生是我老伴的舅舅,王老的妻子解玉珍女士是《文学评论》的编室主任。1983年他们俩老在我家做客,解女士问我:“曾枣庄,是不是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的曾枣庄?”可见此前她并不知道我。八十年代初,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多篇文章不是因她的关系,而是当时《文学评论》的主编侯敏泽先生觉得我的文章有一些自已的看法,就接连发了我很多篇文章。当时的学风跟现在大不一样,那时我虽只是一名普通中学语文教师,《文学评论》也照发不误,如同很多人都以为我当然是“博导”一样,其实我从来没带过国内的博士生。我调回川大,侯先生也起了关键作用。当时川大中文系正在招兵买马,要校注《苏轼全集》。侯先生曾向系主任杨明照先生推荐我说,你们成都有位中学老师曾枣庄,对苏轼颇有研究。这样我就被调回了川大。但《文学评论》研讨古今中外的文学,而我主要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因此,凡我认为有一定学术见解的文章我都寄给了《文学遗产》,《文学遗产》对我的研究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宋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整理和古代文体学研究两个领域,我大约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近十篇文章,我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的成果和心得都借助《文学遗产》这个平台得到了很好展现。《文学遗产》对我个人研究工作的推动和鼓励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主持编纂《全宋文》耗费了我近三十年的时间。2006年《全宋文》一次性推出后不久,2007年第2期的《文学遗产》就发表了我的《编纂出版<全宋文>感言》。我一向认为科研是天生的个体劳动,主持编纂《全宋文》在一定意义上说,我都是被迫的。一九八四年我被调到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负责,古籍所的经费主要由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提供,除每年少量的日常经费外,主要是按科研项目提供,因此,我们不得不上一个大型项目。一九八五年秋我们申报了《全宋文》,第一次就拨了五十万,后来又追加了三十五万。川大古籍所的基本建设、图书资料、微机设备都是靠这笔钱购置的。为此,我只好暂时放弃了原有的研究计划,把全部精力用于编纂《全宋文》。经过全所的努力,一九九三年基本完成了《全宋文》的校点任务,一九九五年基本完成了审稿工作。我在这篇文章中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花了二十年时间编纂的《全宋文》终于全书面世了。我作为《全宋文》主编之一,高兴之余,也感慨万千。我的发言本未定题目,《主编感言》是会务组定的,那我就谈‘三感’吧!” 一是感谢,感谢各级领导、各图书馆和各出版社对《全宋文》的支持。二是感慨,编书难,出书更难。《全宋文》于一九八五年上马,一九九三年完成校点编纂,一九九五年完成审稿,其间历尽艰辛,特别是在收集资料阶段,我们跑遍全国各大图书,住地下室,啃冷馒头,挤公交车,白天泡图书馆,晚上在招待所地下室昏暗的灯光下整理资料。编书再苦,自己还能控制,出书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全宋文》于一九八八年就开始出书,轰动国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界,以后每年出三、五册,一九九四年出至第五十册就停止出版了,这一拖就是十多年。一想到《全宋文》迟迟不能全书出版,我就对为它付出了艰辛劳动的全体同仁们有一种负罪感。最后是感想。主编《全宋文》,耗费了我近三十年的时间,是人生最关键的岁月。理科二三十岁出成果,文科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才是出成果的最佳年龄段。我病后十多年的个人研究成果,超过此前成果的总和,就是明证。但我对主编《全宋文》毫不后悔,因为它确实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但如果有来生,问我还会不会再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会了。”

说到这里,就要特别感谢《文学遗产》了,不仅为我个人提供了一次全面总结《全宋文》编纂过程的机会,同时还为我们约请了邓绍基、王水照、陈尚君等多位知名学者,他们分别在《文学遗产》上撰文,不仅对《全宋文》的价值作了充分肯定,而且还十分中肯地指出了不少存在的问题,让我们受益匪浅。此外,我还陆续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苏洵佚诗系年商榷》(1983年第3期)、《姑溪居士的词论与词作》( 1991年第2期)、《陈师道师承关系辨》(1993年第2期)、《论〈西昆酬唱集〉的作家群》(1993年第6期)、《“强附贤达”的伪托之作──苏轼<叶氏宗谱序>》真伪辨》( 1997年第6期),不难看出,《文学遗产》对我拓宽宋代文学文献的研究领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

我的另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体学。我的第一篇研究文体学的专论《从<文章辨体>看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1988年第4期),后来我又分别发表了《论宋启》(2007年1期)、《“散文至宋人才是真文字”》(2009年第3期)、《论〈西昆酬唱集〉的作家群》等与文体学有关的文章。

我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是从1985年编《全宋文》时开始的,当时为了解决《全宋文》的编纂体例,我请本所王智勇先生选了二十种总集和别集,把这些书所收的文体及其排序制成一张大表,并撰成了《〈全宋文〉的文体分类及编序》,作为参加编纂《全宋文》者的共同依据。我的《从<文章辨体>看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围》就是据此改写的。以后因忙于编《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未再继续进行文体研究。后来之所以又下决心对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系统研究,一是因为不仅普通读者,甚至连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也缺乏起码的中国古代文体常识。二是虽然最近三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对文体学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发表出版了一些专论和专著,但存在资料视野较窄,研究视野较窄,务虚不务实,很多具体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很多基本资料都没整理好就大谈“体系”、“学科”等不良倾向。正是有鉴于此,我才下决心编著了三部文体学专书(《中国古代文体资集成》、《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并于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希望能对古代文体学研究尽微薄之力。在我对古代文体学的研究过程中,我也充分注意到《文学遗产》这几十年也发表了上百篇中国古代文体学方面的专论,对打开文体学研究的新局面功不可没。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半路出家的古典文学研究者,都能与《文学遗产》扯上这些关系,就不难想像《文学遗产》在当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位置。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再过若干年,《文学遗产》本身也将成为一份特殊的文学遗产,古典文学研究的遗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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