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一个花甲的《文学遗产》

  王学泰


    退休12年,按照古人的说法也就是过了一纪。虽然这十多年俗事俗情缠身,有时还不免要写点俗文,但每当拿到新一期的《文学遗产》还是要看看目录,有好的文章忍不住还要读一读,尽管眼了白内障手术之后,长时间的阅读已经很吃力了。这大约就是爱好的力量罢。

 

一 作为良师益友的《文学遗产》

 

  从初中开始接触古典诗歌,先是因为它合辙押韵,音律优美,特别“上口”,尤其是供孩子读的《千家诗》之类,便于诵读,读它好像唱歌一样,带来美的享受;继而是从思想到情感上受其熏染,陶醉在这些作品的优美意境与神韵之中。后来阅读、背诵了一些诗词后,开始关注讨论诗词内容与艺术的文字。这是1954到1957年间的事儿。

  初中我就读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这是座老学校,馆藏图书十分丰富,我曾借了馆藏的胡云翼的《宋诗研究》梁昆的《宋诗派别论》薛砺若的《宋词通论》等三四十年的年代的论著来读,因为知识面不够,理解力也还幼稚,读来读去,不得要领。此时偶然读到《光明日报》上的“文学遗产”专栏,每期都发讨论古典文学的文字,马上吸引了我的注意。

为什么读诗还要关注有关的研究文字呢?现今的青年人也许不知道,1953年以前,虽然高校的文史教学还未能摆脱民国以来教材的影响(当时许多文科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认为老教授学问越多,“对社会危害越大”),然而面对社会的传媒如报纸、电台等已经没有诗词这类旧文学作品的位置了。作为主流的社会舆论已经把传统诗词被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的意识形态”从而摒弃不论,青年人读旧诗是思想落后的标志(这在王蒙小说《青春万岁》都有反映)。我想弄清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那是个“重志不重情”的时代,连新诗中的抒情诗都会被打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何况古代抒情诗!那是个强调“树雄心,立壮志”的年代,当时最受青年欢迎的诗人邵燕祥、公刘、闻捷要写抒情诗时也须向“立志”方面靠拢。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描写姑娘应答小伙子的追求时也没忘了加上这样的句子:“你要爱我吗?脖子上还缺了一块奖章”。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古典诗歌的爱好者不言自明。

  那时古典诗歌选本的出版也很少,旧书、线装书在旧书店堆成山,没人买,因为,新社会了,要这些破烂儿干什么?它的最好的去处是造纸厂。现实也是这样库存的“经部书”大多回炉造纸了,“子部书”中小说也不像人们想象那么热。黄裳有篇文章写道,上海某旧书铺中光是《金瓶梅》就码满了一墙,没有什么人光顾。有关诗词的集部书也是如此,康熙时期刻本(清代刻本中康熙时代的比较精致)中的清人集也好,前人诗词选本也好,都是一两毛钱(旧币一两千元)一本;扫叶山房、同文书局的石印本,纸白墨浓,楷法漂亮(印石本大多是写印的),才五分钱一本。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中年以下读书人愿意捧着线装书读了,谁愿意没事儿找麻烦呢!

  六十多年来,有两次割断与传统关系时期,大家记住了文革十年,那是激烈的反传统时期,凡是“四旧”皆在扫荡、捣毁之列,大拆、大毁,投之于火;一个是所谓的“十七年时期”(文革当中认为从1949到1966年,文化领域是“修正主义黑线专政”的)。这个时期虽被“四人帮”诬蔑为“封资修”统治时期,实际上在这十七年文化领域中极左意识也是占统治地位的。虽然这些年中对于文化管理有宽有严、有张有弛,但其基调上还是要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因为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告白的。因此无论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好,说“厚今薄古”也好,其目的都是消弱传统对于今人的影响;这一点与苏联不同,即使斯大林当政期间,对于俄国传统文化也是百分之百肯定的,苏联学界每当提到普希金、果戈里、契柯夫、托尔斯泰这些大师的名字一律是顶礼膜拜、当作圣人一样供奉。苏共的文化政策是把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当做社会的凝聚力量来看待的;而我们恰恰相反,传统文化在我们领导眼中是一种涣散力量,认为它的存在必然会矮化当代文化。因此,在评价古典作家之时即使被充分肯定的伟大作家(如杜甫),最后也要落实在“他毕竟是古代作家,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历史局限,人们还易理解;所谓“阶级局限”,就是指出身于地主阶级。似乎不管多么伟大的古代作家,也不能与现今的“工人阶级”作家相提并论。在鄙视传统、迷信未来的社会风气下,作为青年学生喜欢古代文学必然会有一定的压力。十七年中,“割断”传统的手法不像文革中那样激烈,所以不为研究者所注意,但它为文革中激烈反传统奠定了基础。这十七年中传统文化日益解体,不仅没有培养中像样的、对传统有着深入研究的专家,而且使得整个社会很自觉地疏离了本民族的传统,以致现在补救都很困難。

  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由法、德等欧洲“进步人士”发起,为苏联支持的左翼组织)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国内隆重纪念了这个贵族出身的“人民诗人”。也有楚辞各种版本出版(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就是稍后出版的),由此,国家出版机构也开始重视古典文学名著的出版,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代文学编辑室几位著名编辑(聂绀弩、王利器、黄肃秋、舒芜、陈迩冬、周汝昌等)各抱一部古典名著整理编校。纪念屈原,使得对古代文学基本否定的极左做法有所矫正。

  1954年在《光明日报》开辟了《文学遗产》专刊,每周定期发表评论和研究古代文学的文章给广大读者阅读以指导,也给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提供参考。大约也是矫正“极左”做法的一部分吧。

我关注《文学遗产》是从1955年开始的。因为李泽厚的一篇长文在这个专栏上发表——《关于中国古典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前面说到我对古典诗歌的喜爱,作为人总要给自己的感情倾向与行为找个正当的理由,特别当这种感情或行为与社会舆论不太合拍的时候。我读了李这篇近两万字的文章,认识到中国古典诗歌太有价值了、它是中国人的骄傲、是值得人们喜爱和长久诵读的。

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李文高度评价了中国古典诗歌人民性。该文肯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绝大部分作品,包括当时几乎被绝对否定的南唐亡国皇帝李煜大部分抒情词。这篇文章我读了两三遍,它对古典诗歌作品价值的认定,给我的个人爱好以心理和感情上的支持。

  “人民性”是当时从苏联传来的一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那时一切都要学习苏联,李泽厚运用这个概念来评价中国古代抒情诗谁也不敢乱打棍子(当时有许多所谓批评文章明目张胆地“打棍子”,而且混不讲理,以势压人)。此文的发表,有点空谷绝响。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思想界逐渐活跃,文艺研究理论领域为教条主义所独霸的势态有所改变。那时在北京教授文艺理论的专家如北大的毕达可夫,北师大的尼古拉耶娃,都有些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倾向。毕达可夫的一部《文艺学引论》尤为琐碎。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三本小书——《文学概论》《怎样分析文学作品》《文学发展过程》——很像文学作品,思想前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界),条理明畅。1954年查良铮翻译、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受到许多有思考能力中国学者的欢迎。李泽厚的文章明显的受到季莫菲耶夫的影响。《文学发展过程》一书中有专节分析抒情诗的独特性及其价值,季莫费耶夫也使用了“人民性”这个概念。当时尚很年轻的李泽厚几乎亦步亦趋来分析抒发个人情感的抒情诗的典型意义,而且也像季氏一样强调抒情诗也有“形象大于思想”问题,也就是谭复堂所说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这就解决了古代诗人尽管隶属于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但写出的抒情诗却有可能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代人民抒情,李泽厚这种夹缝间的论述在当时被认为是创见。后来李泽厚收在《门外集》中《意境杂谈》进一步把人民性与古典诗歌艺术特征结合起来,对于我理解古典诗歌有很大启发。

  从此,《文学遗产》进入了我的生活,几乎每期必看,最初想一期不落,后来发现很困难,因为“文遗”出版日期是每个星期日。这一天学校阅览室不开,星期一中午阅览室换当天的报纸,星期日的报纸就撤下来了。因此每当这一天都是匆匆吃完午饭及就赶到阅览室看报,也有时还赶不上。我家距离虎坊桥较近,这里是《光明日报》社址所在,星期日无事常到这里的报栏,读当天的《文学遗产》。1960年上了大学,又读的是中文系,更感到有阅读“文遗”的必要,此时得知《光明日报》的学术副刊可以单订,也就是说,可以向《光明日报》单订《文学遗产》或其他副刊,如《史学》《哲学》《经济学》《逻辑学》等。从此我每期都能读到了,其中有好文章我还能通过剪报保存下来。从1960年到1962年思想界比较活跃,“文遗”也随之繁荣了一个时期。“文遗”编辑部也很注重组织古典文学研究的讨论和争论,这类文章很吸引人,也是一种思想操练,能提高读者分析认识能力。引起我关注的是如何评价边塞诗、陶渊明诗文、长恨歌、李煜词、以及《胡笳十八拍》的作者问题等。

追溯《文学遗产》组织学术讨论应从1955年发表陈培治的《对詹安泰先生关于李煜<虞美人>看法的意见》开始。李煜词很有读者群,他许多名句活跃在人们口头,如“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可是李煜是个皇帝,而且还是个奢侈淫靡的亡国之君,如何看待李煜作品,他的作品在新时代是否还有阅读价值?这些引起热烈的讨论。《文学遗产》一共发表了十多篇争论文章,直到1956年2月,文学所的毛星先生发了一篇《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这是一篇总结文章,可以视作本次讨论的終結、也是曲终论定的权威观点,今后如果讲授李煜词就要以此为准了。这次讨论使我受益,但我对这种研讨方式有不同的想法。

在十七年中,每个学术讨论,如果这个“学术讨论”最后不转变为敌我矛盾,须批判斗争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讨论终结时都会有“权威单位”的“权威人物”来总结,这往往并非是做总结者意愿,而是组织的安排。有时甚至没有讨论一些较为重要的学术问题都要由权威人物写文章一锤定音。1956年据说文学界某领导就说,关于李白的评价问题要以“力扬同志写的文章为准”,其实当时力扬的文章还没有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种用行政的办法处理学术问题,把复杂的学术问题简单化了。讨论最后要作结论、定论,仿佛做事要有头有尾,这不仅影响今后的学术发展,也取消了与“定论”有不同看法人的继续发表意见的机会。就拿李煜词讨论来说,当时李泽厚也写了一篇带有综合各种意见加以折衷色彩的文章,名为《谈李煜词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观点虽与毛接近,但比毛文更宽容一些、写得更雄辩一些,可是因为有了毛文,他这篇就没有发出来。后来收在1957年出版的《门外集》里。

文革前没有专门讨论古典文学的杂志,《光明日报》每周用一个版面专门刊登有关古典文学研究文字,那时每个版面约1万3千余字,每个月下来也有6万字左右,它还不定期以书的方式出版“增刊”,文革前出版了十三辑。《文学遗产》基本上反映了五十年代以来国内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文遗”附《光明日报》发行,其受众面自然极大,远不止是古典文学的研究者、爱好者,就是一般读者也许就是通过这个副刊成为古典文学爱好者、甚至进而成为研究者。

阅读《文学遗产》不仅增加了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而且熟悉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动态。1980年当文学所领导研究我调入文学所从事《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之前,有个考试,除了考了一般的关于古典文学知识外,还有一个大题:试述文革前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论争,可就其中的两次做详细介绍与评论。因为常读《文学遗产》,答起来很顺手。因此可以说我在进《文学遗产》工作之前,这个专刊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搞一千年、一万年。1962年12月巡视华东各省时又谈到文艺领域“有点西风压倒东风”,1963年3月文化部停演“鬼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严峻的时候,1963年6月《文学遗产》主动停刊。1964年《光明日报》按照上级指示一度以双周一期的形式复刊,但已经以发表大批判文章为主了,在学术上影响很小了。

 

二 从局外人到局内人

 

  1.调入《文学遗产》编辑部

    没到文学所之前,我一直认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就是该报自己组稿编辑的。到了文学所才知道,该报学术性副刊大多是由研究单位负责采编的。“文遗”原是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编,后来该部人员转到文学研究所,文学所遂成为这个副刊的主办单位。从1954年到1963年停刊主编一直是陈翔鹤先生,到文学所后,除了陈先生在文革中去世外,原来参与编辑“文遗”的几乎都成为同事,如张白山、劳洪、白鸿、卢兴基等先生。我也从“文遗”局外人一变而为局内人。

我经半生磨难,没想到最终能到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来工作。这对我个人来说是否极泰来。我们这一代是没有个人财产的一代,必须有借以谋生工作,不管你是否喜欢这个工作。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幸福的莫过于谋生工作与个人兴趣爱好能够一致。

我能到文学所来既是时代所赐,也是几位师长扶掖帮助的结果。所谓“时代所赐”,一是粉碎“四人帮”,中国社会发展渐入正轨,一切都要拨乱反正,原来的学部扩大为中国社科院,恢复《文学遗产》就排上日程;二是我得到平反,社会才有可能改变对我的评价。所谓“师长的扶掖帮助”是指我的老师廖仲安先生向余冠英先生介绍,余先生是《文学遗产》主编,认为我适合做这个学术刊物的编辑。具体负责编辑部工作的张白山先生又特别积极为我的调动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此时文学所一位老同志舒群调到作协,空出一个编制,给了“文遗”,为我调入编辑部创造了条件。听余冠英先生说,“你进所时七个所领导(所长沙汀、副所长陈荒煤、吴伯箫、余冠英、许觉民,书记王平凡、副书记徐达)都赞成,就是人事部门负责人不赞成,说你历史复杂。不过我可以找她谈谈,她会想通的”。不久很快就通过了。到文学所后,听说陈荒煤先生还在所务会上还为我辩护说:“他有什么复杂的?连三青团都没参加过!他那点事还不是我们把他弄‘复杂’了。”

2.编辑部的领导张白山

  白山先生为我的调动也很上心,所务会通过了之后,在院里的调令还没到的时候,他就催我上班。此时是1980年5 月中旬,上班后,白山又多次到院里催办,在5月31日拿到调令,人事处的葛幼力同志第二天就房山调我的人事关系,6月初我终于成为文学所的一员,在这里一直工作到2002年退休。

  当时《文学遗产》正在积极筹办中,打算在6月份问世。编辑部主编是余冠英先生,但他年事已高,又兼着副所长,没有时间多管文遗的事儿。杂志从组稿、审稿、编辑都是副主编张白山负责。白山非常看重这个工作,想把杂志办成一流学术刊物,对稿子质量要求也很高。他负责三审,审稿特别认真,每篇稿子都要写上千字的意见。我劝他不要如此费力,他很以此自负,曾说:“我要把如何看待和分析作品的意见都写出来,以后我这些审稿意见就能出个集子。”不过他的字太草,很难辨识。

  白山同志不年轻了,大我30岁,已经年近古稀了,但还是事必亲躬,外出组稿,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开会发言也都是自己写稿,从不假手他人。对于编辑部同志要求也很严。然而他也有苦恼,主要是职称问题。那时在职称上限制很严,所里除了一些解放前就有名气的老专家和革命资历很深的老干部外,普遍职称不高。白山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做编辑,当编辑要以奉献为原则,在编辑的位置上老写自己的东西是要受批评的。我做了八年编辑基本上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也常有“年年苦恨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之感。可是在科研单位工作,在评职称时还是要靠著作说话。白山没有论著出版,他是以作家身份调入文学所的,他写的小说《一江春水向东流》,改编为电影后,红极一时,创造了当年的最高票房,也捧红了一批演员,如陶金、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可是,创作在文学所没地位,白山也只是与我们私下谈起他写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所里不敢说,怕人被人取笑。他能拿得出手只有解放前,上海某私立大学给他的“教授聘书”,用这个证明转为研究员,在所内也有争议;另外,社科院还重视革命资历,白山参加革命很早,三十代就进入党的外围组织了,解放初又在上海又担任过文联秘书长。他的资历、年龄与所领导和所内著名老专家、老干部差不太多,可是职称、职位就差了太多,主持着国内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刊物,连个高级职称都没有,在外人看来很费解,白山难免不太舒畅,有些牢骚。

  白山自解放以来就在文学界工作,有个作家头衔,外行看着很光鲜,但实际上是个高危行业,“犯错误”的几率很高,而且往往因为一篇文章或一篇小说就会堕入深潭,万劫不复。钟惦棐先生因为一篇《电影的锣鼓》便被划为右派,一下子沉沦二十年;“文遗”的老主编陈翔鹤先生因为两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钟、陈都是白山很相熟的朋友,他们的遭遇不可能不给白山深刻的影响。在编辑“文遗”时,白山特别害怕有借古讽今的文章在刊物上出现,严格把关,有时做得过了,就不免与我们这些负责一二审的编辑发生分歧、甚至冲突。有时候,他觉得文章“味儿不对”就把我们辛苦挑出的稿子否了,我们就有意见了。有时细小到一个词儿也不放过,记得一篇文稿涉及到北宋王安石变法和北宋党争,作者用了“持不同政见者”一词。白山一看,马上命令改了,说不能用这个词儿。当时我们评论国际共运中东欧国家中反主流势力(如波兰的“团结工会”)经常用“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词儿,白山把它看成“洪水猛兽”。我为之辩解说,这是个“中性词汇”,没有褒贬之意;白山说,那也不行,别招事。我觉得他真是活得很累、也很孤独,背着太多历史负担,有时看到他提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半旧的提包来去匆匆地为一篇稿子奔走,不由得让人感到心酸。

1984年冬,白山终于病倒了,心脏病突发,被送到同仁医院,连病房都没有,躺在楼道里自己带去的临时床上,任凭人们穿来走去。我到医院陪住了几天,看到白山缩在被子里,似乎在逃避楼道里的噪杂与喧嚣。后来经过所里帮助,转到颐和园附近西苑中医医院的个人单间,才安定了些。从此再也没有主持“文遗”的工作了,古代室的劳洪替代了他。白山一直在医院病床和家中的安乐椅上转来换去,直到1999年去世。

3.五个人的编辑部

  “文遗”之初,编辑部仅五人,四个编辑,一个编务。编辑中最年长的是高光起先生,他是1923年生,年近六旬,锡伯族人,194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喜爱并热衷创作,师从沈从文先生,从贬谪地回京后还常看沈先生,他经常在编辑部聊起沈先生的一些逸事。老高本来在《人民文学》担任编辑,后调到文学所。1957年上半年《人民文学》贯彻中央倡导的“双百方针”,五月、六月编发了一个合刊,该期选用了一些思想、艺术都有创新的稿件和复出老作家的稿件,李希凡、姚文元等带头批判这期《人民文学》,说它代表了修正主义创作逆流,《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变成了“毒草”专号。编辑部主任李清泉首当其冲,划为右派,编辑们也不能幸免,此时老高已经调到文学所,《人民文学》划右派时,也没忘了给他留顶帽子。老高说当时批判我时,连上大学时爱戴墨镜都是一条罪状,说“像特务”。后来老高被发配到甘肃,后又从兰州下放平凉县,在文化馆工作。1979年被改正,回到北京。他在“文遗”担任编辑室副主任,他只工作了四五年,1985年文学所从日坛路6号,迁回建国门大街5号时便退休了。高光起先生性格和蔼,永远不急不慌,听说一盘棋他能下一天,是个散淡的人。他担任编辑部主任,是编辑部同仁和谐相处的根本。

  与老高类似是卢兴基先生,他也是1979年被改正,从包头回到北京的。本集中有卢先生的自我介绍,这里不赘。

还有一位是从空军政治部专业来的张展先生。他本姓白,张展是他秘密参加了共产党之后,从事地下工作时起的名字。抗战中在东北大学读中文系,当时学校撤到四川三台县(柏杨也是同时期的东北大学学生),解放战争中被调到华北根据地,遂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张展为人朴讷,平常总是在默默看稿子,如果没有主动与他说话,屋子里像没人一样。可是要是一和他聊起来,便知其腹笥之丰富。我给他概括为三个“熟悉”,一是长期在空军政治部工作,熟悉军内掌故。其二据他的好朋友和大学同学徐放先生说:“张展通读过‘二十四史’,熟悉文史掌故。”其三,他熟悉娱乐圈的掌故,谁演过什么电影,谁得过奖,上始三四十年代,下讫八十年代,谈起来如数家珍。这在编辑部里还是一绝。在部队里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张展最后竞因为博学被强令转业。这是因为他沾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事件”的“包”。

文革当中毛泽东讲话经常爱引文史典故,许多半文盲的领导听不懂,于是就找一些老学究给他们讲解。江青牌子大就让“梁效”(北大清华两校)中的文史名教授给她恶补这方面的知识;叶群不敢跟江青比,只能在部队里找。她找到张展,让他标点、翻译古书、辅导她学习。张展也在郝家湾上过班,亲眼看到过林彪生活的简朴与怪异。913林彪外逃时,正巧张展也被招至北戴河,于是连同林办人员和林立果未能带走未婚妻张宁在林彪的三叉戟起飞不久后都被拘押审查了。他们被审查四五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也被迫转业。张展被派到承德师专任教务长,把北京空军分给他的三居室楼房退回给空军。老张的夫人、孩子都在北京工作,他怎么能一个人去承德?而且他还面临着无处居住的问题。最后只能与住在北京城内的继母挤在两件小平房里。通过原来“文遗”老编辑白鸿女士介绍到改版的《文学遗产》编辑部来工作。张展因为居处紧张一度住在编辑部,编辑部两间屋子我们一人一间。晚上有时看完书还要聊会天,从而得知其经历。张展头发白得很早,从我们一见他,他头发就是白的。是否是审查时白的?不得而知。

张展在军队三十余年,养成了服从命令、谦虚谨慎的作风,再加上他性格慢,说起话来慢斯条理,做起事来有条不紊,与我个性大异其趣。他曾说我,像你这种性格在部队里一天也不行。他讲1948年从四川经千辛万苦来到华北根据地,那时正在搞整党,又称“搬大石头运动”,极左之风极盛。党员分坐三队,一队是“倚靠席”这是指出身工人、贫雇农的;一队是“團結席”指出身小资产阶级、中农等;一队是“王八蛋席”指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旧军队等。我父亲是东北军的军需处长,个人又是知识分子,所以被安排坐在“王八蛋席”。但我安然待之,这阵风过去也就好了。除了林彪事件非自己能避免外,几十年没犯过错误。这可能与我性格慢有关,凡事多看看,少说话,自然麻烦就少很多。不过,我见他急过一次。1980年代所里分给他一套房子,地点在古城,离市区很远,家人的户口还在市内。那一年赶上儿子考大学,考场随户口,自然也在市内。儿子也是慢性子,起床后慢腾腾穿衣服。张展在编辑部说到此事“我在一边看着他穿袜子,摩挲来,摩挲去,怕穿得不周正。真急死我了!”大家听了都笑了。我说:“老张,儿子能让您著急,可见他的‘慢’是青出于蓝了。”到了退休的年龄,张展接受了返聘,编辑部老人已经星散,大多退休,我转到古代室。有一次到老张好朋友、老朋友徐放先生那里去,他向我问起张展。我说,“虽都在文学所,也很少见。有一天我坐‘大一路’车,从社科院门口过,见他一个人提着包从院里走出来,踽踽独行,白发在阳光下分外闪光,让我想起杜甫的一句诗‘白头拾遗徒步归’。”徐放先生也笑了:“真是‘白头拾遗’,张展真是难得的好人,老实人。”大约是在世纪末,他彻底退休了。不久听说他中风了,还没有来得及去看望他便匆匆去世了。一天的早晨与编辑部的老人、再加上徐放、白鸿,还有后来的“文遗”领导劳洪到协和医院为他送行。仪式很简单,我们向他行了告别礼就结束了。本来很是丰腴的老张缩成一个精瘦的小老头直挺挺地躺在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上,我想这位循规蹈矩前军官是不是休息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呢?这是我最后见到的张展。

编务是王芳女士。她是《文学评论》侯敏泽先生的妻子,敏泽是有名的文学批评家,他从保定调到“文评”时王芳也跟着来到北京,所里把她安排到“文遗”来做编务。王芳给我的印象是热情、爱干净、整齐和闲不住。当时编辑部蜷局在两间活动板房里,风雨一来,土泥并至,搞卫生简直是白费劲!可是王芳每一上班就是不停地用抹布擦,擦书架子,擦桌子,编辑部的书籍、稿纸永远是整整齐齐的。她每天沉埋在收发信件、给来稿者回函等繁琐工作中,勤勤恳恳,但因为不善于辨识潦草的字迹也闹过笑话。我们杭州有位老作者是研究戏曲文学和戏曲音乐的,名为“洛地”。一次给他复信,王芳误把名字写为“浴池”。洛地后来回信说“不料竟将贱名改为‘浴池’”,编辑部为之哄堂。

我初到“文遗”时的编辑部。

4.编辑部中的常事

当编辑无非就是组稿、审稿、编稿、发稿。有时还要组织学术会议。

虽然我从大学毕业已经十七八年了,但从事编辑工作还是第一回,所以是个新编辑。新编辑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爱改动自己所处理的稿件,我也不例外。坐在我对面的老高就对我说:为人处世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做编辑最好的习惯是一个标点也不动。后来当编辑久了发现了这是新编辑的通病。为什么一当编辑就有改他人稿子的冲动?这与当官一样,常说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新官”放“火”冲动由何而来?说白了新官就是要表现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且他有权力去表现;新编辑也如此。不同的是,新官有权改变其所职掌部门的旧貌,而编辑在他人的文章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也是他的职业权力。

在新编辑眼中,如果发的稿子里没有自己痕迹总会感到不痛快,仿佛自己什么也没干似的。其实改稿子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如果是长袍改短褂,长裤改褲衩儿还好办,动动剪刀就可以了;可怕的是肥改瘦、最可怕是对原文作“款式”上的变动,这样不仅处处都要拆改、并重新缝合,而且还要把它塞入另一个款式的模版中,其费劲儿程度可以想见。待“新款”出笼后往往还是“三不满意”,作者不满意,读者不满意,有时作为修改后台的主编也不满意,“新款”的制造者的编辑遂成为众矢之的。

记得编辑部曾要发一篇谈爱国主义的,来稿中恰好有一篇,三天内就要发稿。作者在外埠,按当时的条件,让作者自己修改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的。白山同志责令我改,此文长达两万余字,要改成一万字以内、并要在文章申明一下编辑部的主张。当时初来文遗,觉得这是领导对自己的看重,辛辛苦苦弄了20个小时,才赶出来。文章编入刊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