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家集與文化傳統

  

徐雁平

 

 

清代具體類别文獻的編輯與刊刻,多有全面回溯性質;各類别之間又存在整合配套關係。如就一人而言,有自編年譜,有自定著述總集;一家一族則有家譜,有家族性總集(家集);一鄉一鎮、一縣一府乃至一省,有百科全書式的志書,又有郡邑性總集。層層外推,小大呼應,古今關聯,形成層級性的文獻體系。這一内部彼此牽涉的文獻體系的形成,當然不只是文獻編纂、生産體系中的模仿與再生,它應該還有更深層的文化原因,特别是將目光集中在這一文獻體系中的周全性,以及明清家集、郡邑性總集與前代十分醒目的數量差異時,更不能僅視其爲商業興盛時代的書籍商品了。

 

一  家集的涌現及其在目録中的位置

 

家集是指匯合或編選的家族性著述,它可以是一家族某一代成員的作品,亦可包含二三代乃至數十代成員的作品。家集所包含的作品通常屬於集部,亦有一小部分家集彙編經、史、子類著述;家集所收録的文獻,或爲較爲完整的專書,或爲作品匯選。因其内容性質及所收文獻篇數之差别,在晚近的目録中,家集常列入集部的總集類,或者四部之外的叢書類。

溯家集源流,多以《竇氏聯珠集》、《清江三孔集》以及名目頗多的《三蘇集》爲樣例,《四庫全書總目》集部類共著録家集37種(含存目所録),所録家集總數,在清代及其以前的諸多目録中,最爲突出,然限於體例,對於“家集”作爲一種特别類目的意識並不明晰,單書提要中亦無有意標識的文字。在《四庫全書總目》之前有按類匯合家集的目録或藝文志,如黄虞稷的《千頃堂書目》,此目重點在明代著述,卷十七集中著録張輿、張輅《聯輝集》,缪珊、缪璉《塤篪集》,吴任、吴田、吴穀《三鳳集》;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五二在總集類著録自《謝氏蘭玉集》以至《甬東薛氏世風删》等家集17種,並首次以類目“家集”標識。此後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五八《藝文志下》在“彙集”一類目中著録家集6種,《八千卷樓書目上》卷十九集部中著録家集25種,《嘉業堂藏書志》卷四集部中著録家集11種,雖有以類彙聚之實,然無目録標示。《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補编》在叢書中列“氏族類”,類下設小目“叢編之屬”、“詩文之屬”,有語云:“右叢部氏族類凡十一種。”[1]謝國楨編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叢書部》中專立“族望類”。[2]目録中設立氏族類、族望類、家集之類的類目以揭示反映一較為特别的文獻,已漸得認可。隨其後的幾種大型目録或藝文志,如《中國叢書廣録》的“類編叢書·集類·家集類”、《中國叢書綜録續編》的“彙編·氏族類”、《中國古籍總目》的“叢書部·氏族類”及“郡邑類”中的小部分,還有孫殿起《販書偶記》及《續編》中的“家集之屬”,更是從不同視角對家集文獻予以更全面的呈現。

家集若以所屬時代劃分,有其棘手處,因家集往往爲匯合歷代家族成員的作品,是一種累積性的文獻;本文所據乃大略的界定標準,如家集所録作者主要集中於何朝代,編定成書、印行問世的時間,依此可對家集所屬時代作大致區分。目前所知唐及唐以前的家集,當以宋刻本《竇氏聯珠集》最早定型、刊刻,其他11種編定成書較晚,主要在明清,如《儲氏叢書》、《扶風班氏遺書》,則是民國時的産物。總之,唐及唐以前家集是受明清家集編纂風氣推動而形成的回溯性編輯産物。家集有明確編纂意識的時期應在元代,宋、金二代的家集有20種(多種版本的三蘇集,此處視作一種),但其中也屬明清人回溯性的編輯;而元人編元代家集,據筆者對《全元文》家集序的梳理,有15種。明清是家集編輯刊刻的繁盛期,明代有125種(含小部分清人編輯),而清代的家集,可以查閲的有782種,見於目録或其他文獻記録的、以及暂不能查閲的有164種,合計共946種(有小部分爲民國時編輯),明清家集數量的大幅度變化,以及明清作爲一個整體與前代的數量差距,可説明一代有一代之文獻;而此話題牽涉的是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研究明清學術與文學,當考慮其時著述風氣,以及書籍編纂出版的背景。

由家集數量的增長,聯繫目録中家集作爲一個子目的出現,則更可知目録的類例變化沿革的緣由,余嘉錫云:“夫部類之分合,隨宜而定。書之多寡及性質既變,則部類亦隨之而變。”[3]而此題又與時代、風尚相應,“夫古今作者,時代不同,風尚亦異。古之學術,往往至後世而絶,後之著述,又多爲古代所無”[4]。清代目録中著録家集,乃家集數量劇增,不得不録的結果;同時,也要注意前文所舉《浙江通志》、《湖南通志》的特殊性,此即一地之史編纂過程中展開的對地方文獻的梳理。由地方及家族,這與南宋以降的地方意識、家族傳統的日漸滋衍之勢一脉相承。丁氏的《八千卷樓書目》著録家集,亦事出有因,丁丙續輯《國朝杭郡詩輯》,杭州府本土家集的搜羅,則可視爲長編性的資料準備工作。從諸多類似的個案,可見清代文獻編纂回溯性與整合性的軌迹。

 

二  家集命名中的姓氏、籍貫與世代

 

(―)姓氏與籍貫

在總集的範圍内,考察家集與其他類型總集命名方式的區别,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家集名目繁多。追源溯流,不妨先梳理《四庫全書總目》中所著録的家集[5]、《四庫全書總目》關於家集的著録,雖未并置一處,但對此後家集的編纂,尤其是家集序的撰寫,產生不小的影響。同治六年陳澧撰《莫如樓詩鈔合刻序》即從《四庫全書總目》著録家集事實入手爲文:

 

獨以兄弟數人合爲一集,考之《四庫書目》,惟唐有《竇氏聯珠集》,爲竇常及其弟牟、群、庠、鞏五人之詩。至宋之《柴氏四隱集》,則從兄弟也。柴氏四先生集,比柴氏爲盛,蓋舆竇氏如驂之有靳矣。[6]

 

在《四庫全書總目》著録家集之前,家集序在溯家集源流時,並不十分清晰或並未刻意講求,此後則多提及《四庫全書總目》著録情况,如光緒二年陳倬撰《清河六先生詩選序》云:

 

家刻總集著録於《四庫》者,厥有二例:一由他人論定,如唐褚藏言編《竇氏聯珠集》,宋王薳編《清江三孔集》,明劉潤之編《二皇集》是也;一由後人輯録,如宋《三劉家集》、金《二妙集》、元《圭塘欸乃集》、明《柴氏四隱》、《三華》諸集、《文氏五家詩》是也。我朝人文蔚起,近數鄉先達若長洲之惠氏、彭氏接踵而起,人各有集,不下數十種……平湖張氏世傳科甲,詩人代出。[7]

 

前代零散的家集,因《四庫全書總目》官方性質的著録,自有擴大影響之功;但此種影響,恐多來自家集自身的命名傳统。

《四庫全書總目》著録的37種家集中,以姓氏名集者較多,這也是清代家集命名中直截、用意顯豁的方式,最能表現家集的本色與特質;而在此命名方式基礎之上繼續拓展,是在家集名稱中冠以籍貫,如《長洲彭氏家集》、《德州田氏叢書》、《番禺潘氏詩略》等,這種命名方式在上文所提及的37種家集中並不是特色,然在782種家集中,則有335種之多。而在此前,如元人編輯的16種人家集中,只有一種家集冠以籍貫,而可輯考的125種明人家集中,只有23種。家譜題名中涵有籍貫、姓氏是一種最爲常見的方式,自宋元以來幾乎没有明顯變化。家集命名,受家譜命名方式的影響,毫無疑問;然在此前提之下,亦應對此影響作進一步區分,即爲何明及明以前家集題名中所受影響較小?或許是文獻數量與編纂風氣在其中産生了較重要的作用。種數日繁,某一家集自然要在比較中顯現出自己的辨識度,特别是這一題與支派繁多的姓氏牽涉時,題目的多層修飾、限定就成爲一種趨勢。家集題名中的籍貫即是簡易的區分標誌,同時又隱涵一種地域上的競爭,此種意圖在家集序跋等文字中時有流露:

 

(洛陽)肅堂先生《春秋集解》、伯繩先生《遲悔齋文集》等書,竊歎其經學家傳,文章華國,祖孫間繼繼繩繩,宜其爲中州之山斗也。[8](《洛陽曹氏叢書》)

 

《海豐吴氏詩存》,太守仲鈶吴公輯其歷世家集之所存也。……凡四卷,八代作者二十有五人,彬彬乎可謂盛矣。山左詩人巨手,興壇坫乎海内,若勝國之歷下,熙朝之新城,其尤著也。至才高學富,蹊徑獨辟,則莫如德州,其精詣處,殆兼唐宋之勝而有之。吴氏爲山左名閥,科第簪纓,世濟其美。……[9](《海豐吴氏詩存》)

 

夫任爲宜興巨族,國初時,王谷先生與商邱侯朝宗、寧都魏冰叔、長洲汪苕文諸公治古文,有盛名。葵尊先生以剛正不阿居諫垣,聖祖褒爲直臣第一,其奏議具有經籍光。迨鈞台前輩,以理學名家,著書數十萬言,如《周易洗心》等書釆入《四庫》。踵而起者,文人學士,尤指不勝屈,著述之富,甲于江左。[10](《宜興任氏傳家集》)

 

莱爲山左名勝之區,而氣節文章,惟趙氏一門最盛。[11](《東莱趙氏楹書叢刊》)

 

這類文字的傾向,雖有某種寫作模式的推促,但也有各地文學世家借家集的編纂之機自我標榜的意圖。以籍貫視野考察,其中多爲某一較大區域,如“中州”、“山左”、“江左”之内的進一步區分;亦有跨地域的比照,宣統三年吴重熹序《如皋冒氏詩略》云:

 

冒氏地靈人傑,蔚爲大家,自潛德先生佑啓後人,水繪極其盛,葚原集其成,名世偉人,相繼代出;聯翩著述,霞蒸雲起。鶴亭京卿,乃輯冒氏詩詞爲一集,屬重熹叙之。……古之萃一家言成集者,《氏聯珠》爲最著,嗣是三孔、三劉、二程、三蘇,均著聲北宋,金段氏之二妙,明錢氏之三華,亦相繼代興,收録《四庫》,古人敬宗收族之意,後人于以爲嚆矢焉。今京卿收冒氏之詩詞,自永樂迄今五百餘年,發幽殫懿,搜剔叢殘,爲詩略十四卷,詞略一卷,列名者八十六人,存詩詞至一千一百七十首,凡成一家之言者,可謂無比靈斯者矣。重熹幼讀孔繡山侍讀所輯《闕里孔氏詩鈔》,顯晦並著,幽隱畢宣,心焉慕之。里居時鳩集《海豐吴氏詩鈔》爲四卷,以步趨其後。獨山莫友芝氏亦輯《莫氏家集》,謂黔西詩學,莫盛于潘氏,始明萬曆,迄國朝道光,二百餘年,風雅相續,以视冒氏,不瞠乎其後乎?[12]

 

吴氏序中所及西潘氏詩學,當指《黔西潘氏七世詩》。文字由如皋,回溯曲阜、海豐,在參照、比較中提及邊遠之地黔西;其中既有不經意地將自家編織於序文之舉,又有意地“發起”不同地域世家“比賽”。“比賽”風氣的形成,正是因爲在宋、元、明家集的基礎上,清代家集層出不窮所致。以清代嘉慶十年的行政區域統計各區域的家集數量:

 

江蘇,284/38    [13]

浙江,170/30

山東,57/10

安徽,61/11

湖南,39/9

江西,18/0

廣東,24/7

貴州,12/6

雲南,11/2

福建,16/3

陝西,7/1

直隸,22/0

滿洲,5/1

廣西,5/2

河南,16/7

山西,9/12

四川,11/0

湖北,16/4

甘肅,0/1

 

從上列資料,可見家集的編纂具有全國性,但也有顯著的分布不均衡特徵,江浙居總數之半,這也是清代學術與文學的量與質地域分布不均衡的一個縮影。家集編纂既然在一種風氣之中編輯、印行,難免互相影響。特别是在家集編纂較爲密集的區域,比較參照晚近家集的凡例,或受其推動,似乎更爲常見。

 

桃源戴氏,有明一代爲甬上世家,其肇興在永樂初年,至嘉靖時同產四進士,輝映壇席,厥後門才輩起,又垂及數世,亦綦盛矣哉。年運而往,文獻闕如,巨製鴻裁,渐以亡佚,於是戴君仁宇出其舊家藏家牒,徵之于史宬圖志,及諸家耆舊傳,搜拾墜簡,得文如干首,都爲五卷,詩亦如之,题曰《戴氏一家稿輯略》。……竊謂吾邑家集之刻,著者如史氏之《世寶録》,屠氏之《遣詩彙編》,李氏之《砌里文獻録》,黄氏之《家世淵源録》,皆前有光,而後有輝。戴氏參列諸大姓,宜不可無傳?[14](《戴氏一家稿輯略》)

 

按古之總録,一家言者始于唐廖光圖《廖氏家集》,厥後王氏《文獻》、陳氏《義溪世稿》、李氏《花萼集》、氏《聯珠集》、謝氏《蘭玉集》、錢氏《傳芳録》,或專述先作,或兼録生存。兹援南海朱子襄先生《朱氏傳芳録》之例,謂其人既往然後其文克定,所攟拾者皆前人作也。[15](《番禹潘氏詩略》)

 

家集之刊,肇于唐《二皇甫集》及《竇氏聯珠集》……有明長洲文氏有《文氏五家詩》,皆其例也。我朝稽古右文,刊家集者益盛,近時浙中平湖朱氏、徐氏、歸安沈氏,皆編刊一家之詩,蔚成巨觀……(先君)趨公之暇……高祖以上父輩以下,復加裒集,計作者二十家,得詩五百十首。[16](《浙西張氏合集》)

 

近例的參照,或風氣的追溯,目光所及,多在本土範圍之内,如上文所及“吾邑”、“浙中”諸家集,其中可見風氣之湧動,有時延及民國時期;而《番禺潘氏詩略》、《香山黄氏詩略》,通過仿近例南海《朱氏傳芳録》、番禺《黎氏存詩匯選》,暗示廣東一省家集的編纂情形,張其淦爲《香山黄氏詩略》作序時,在提及《黎氏存詩匯選》、《香山黄氏詩略》之後,巧妙地帶出自家的《東莞張氏詩略》;又如王延長撰《金陵蔡氏五世詩存跋》,其中亦有牽涉之筆且與吾鄉之《朱氏家集》、郭孝子《雲川五世文稿》前先後輝”[17]。諸如此類,有意無意地拼合出廣東家集後先輝映的譜系。這種地方性譜系建立的意義在於表明一地家集已有數家,同時也强調某一家集立於其中。選擇近例,還與家集體例的變化有關。家集自宋以來,編選旨趣大致不變,但編選方法與内容編排則略有時代差異,以典型的近例作爲參照對象,更具操作的可能。《錫山榮氏繩武樓叢刊》仿永康胡氏《退補齋雜刊》例,是集卷首有嚴懋功撰“叙例”,其一云:

 

古人家傳著述,往往綜祖孫父子兄弟之詩若文,合刊成編,曰家集。二范、三蘇、蔡氏九儒、寧都三魏,所由昉也。近世編輯家集,兼以閨秀入焉,而慶贺哀挽文字,概加輯録,則又不曰集,而曰雜刊,如永康胡氏《退補齋雜刊》,是蓋以慶贺哀挽文字,出自他人,而其所稱述尤足見其人之生平,而補傳志所不及,似又不可輕棄,爰仿《退補齋雜刊》之例,而以叢刊名焉。[18]

 

重視晚近家集的現象,還可能與清朝朝野以本朝文治之盛自得的心態有關。道光二十三年錢寶琛撰《食舊德堂家集序》,先述家集自謝氏《蘭玉集》、李氏《花萼集》以至陳氏《溪世稿》的源流,續接的一句是“而莫盛於吾家之《傳芳集》”[19],錢氏的自信,若與清代家集編刊的興盛關聯,即可知不是孤鳴,而是存在家集或家族間的“比賽”。

(二)家集編纂與時間意識

家集,是一家一族文學、學術傳承的表徵之一,這些家族多爲書香世家。清人對世家的認識,似有意避開唐以前論高門大族重門第的標準,錢泰吉云:“所謂世家者,非徒以科第顯達之爲貴,而以士農工商各敬其業,各守其家法之爲美。”[20]余集云:“今之所謂世家者,大率以聲施之赫奕,門第之高華相矜尚。簪甲第,蟬聯累葉,鄉之人莫不嘖嘖稱巨族。僕竊謂不然。夫世家者,有以德世其家,有以業世其家,有以文學世其家,而窮達不與焉。”[21]德、業、文學、家法在家族綿衍的過程中,作爲一種實質性的内容得到確認。“世”,有三十年爲一世,父子相繼爲一世之説,是時間的長度;又有繼承之説,如“世德”、“世官”、“世家”、“世親”、“世統”、“世學”、“世業”、“世職”、“世族”等等,雖未明言時間長度,其實亦暗涵代際之間的關聯。綿延的時間,對於世家及作爲世家文化表徵之一的家集而言,是一决定性的因素。

希爾斯在論述傳統的持續性時,特别留意世代問題。他指出一種信仰和慣例從宣導者到接受者,至少要持續三代人,即三代人的兩次延傳才能成爲傳統。[22]持續三代之説,正與中國的“三代承風,方成世家”之説相合。持續時間的重要性亦顯露於清代家集名稱之中。在家集名稱中標明“三世”、“四代”之類的語詞這一手法,只有到了清代才盛行。

檢清以前家集,宋代家集名稱中無標世代數的例子,元代有3例(2例標“三世”,1例標“四葉”),明代有4[23],至清代則有72例,略舉其要如下:

父子、兩世、二葉:如《畢氏兩世遺詩》、《曹貞吉父子詩稿》等,共12例;

三代、三世:如《卜氏三世詩草三種》、《艮背閣三世詩鈔》等,共33例;

四代、四世:如《畢燕衎堂四世詩鈔》、《長林四世弓冶集》等,共10例;

五代、五世:如《金陵蔡氏五世詩存》、《五代袓孫父子鄉會墨藝》等,共9例;

六世:有《漵浦舒氏六世詩稿》,1例;

七代,七世:如《桐城方氏七代遺書》、《黔陽潘氏七世詩》等,共4例;

八葉、九世、十世:有《八葉詩存》、《賜書樓九世詩文録》、《張氏十世詩鈔》,共3例。[24]

其實以上所列,若論世代數量,多不及前文所列16種容量較大的家集,如《海鹽徐氏詩》共22世,《宜興任氏傳家集》共24世,《菱湖孫氏詩録》共12世。以世代數命名家集,一方面是一種質實的命名方法,另一方面寄寓一種自得,數代持守,終成書香世家,此種“詩是吾家事”的自豪與擔當,是家集序中的一種普遍情感。與這種情感相應的,還有一種家集命名方法,幾乎是清代獨有的,即在家集中標明“一家言”、“一家集”、“一家稿”等,如《四明黄氏一家稿輯存》、《桐城許氏一家集》、《吴氏一家詩》之類,共有44種,而清以前,僅明代有一種《洪氏一家言》。家集名稱中的數代與一家,從不同視角揭示了書香世家文學傳統的形成過程中的驅動力。

清人編纂清代家集或民國時編纂的清代家集,時有某一家族明代成員的作品。清代家集中多有明人著述,而所收録宋元以前著述相對較少,顯示家集中明清兩代的緊密關聯。結合清代家集所收文字起訖時間,可進一步推論,宋元以後的文學世家絶大多數是新生的世家,不是中古社會世家大族老樹上的新枝。毛漢光所考察列舉的綿延三百年至七百年以上的六家士族[25],在宋以後,尤其是明清,絶少得到延續。

清人家集所收文字,亦有追溯至唐宋者,但多出於“致敬”性質,所收録人物與後世人物往往遠隔數代或關係模糊,或很有可能是攀附,絶大多數家集以晚近時段爲主,略古詳今;或徑輯本朝家族成員作品。其中緣由,杜世祺編輯《雲間杜氏詩選》已有解釋。杜氏指出,若以姓氏而言,自有攀附的便利,然其撰卷首《紀問十則》,有一則專針對此題而言:

 

客問:詩以杜名,則自少陵而後,歷唐宋而元,代不乏人,人不乏詩,是集也將合數百世爲一堂以成巨觀乎?余曰:詩稱一家,原本世系,宋元以前,世遠譜逸,余何敢附會,上誣祖宗?故兹選始自有明,取其信而足徵也。[26]

 

以《北海郭氏詩存》及《續編》等收録人數較多、或時間跨度較長的清人編纂的清代家集爲例,可考察其收録範圍與重點。[27]16種家集在清代較具代表性,每種家集收録人數、涵蓋世代在清代家集中頗爲突出,但這些家集所收録的上限最遠者只到宋代,然所收人數寥寥無幾;所收元代人數較宋略有增長,但相對於明清而言,仍是少數。這種詳近略遠的編選策略,取决於與文獻的存佚,亦依據於家族的發展狀况,然其中不乏有意的選擇,如孔憲彝道光十六年編訂《闕里孔氏詩》“凡例”中有一則云:

 

孔氏别集,自十一代族祖藏、二十代族祖融而下,不下千餘家,而世禩遼遠,每多散佚……深懼搜采未當,挂一漏萬,况北海《清江三仲集》,已經先高祖六十八代公重刊,其餘亦有專集行世,無事再刻。是集皆采昭代之間詩,斷自國朝,仿《史通》例限也。[28]

 

如《湖墅錢氏家集》十八卷,皆選自乾隆朝以下人物,而錢氏家世,據譚獻序可知:

 

仁和錢氏,吴越武肅王之裔,宋以來綿族三十世矣。世德作求,讀書尚禮,湖墅家風彬彬,衣冠踵接,良士名臣,古王、謝無以尚。[29]

 

人數在時間軸上分布的懸殊以及與中古社會士族的距離,正可以見明清世家乃“新社會”或“新制度”的産物。潘光旦嘗對明清嘉興望族九十一個血系進行綜合考察,“平均起來,每一個血系的世澤流衍可以到八點三世之久”。“嘉興的望族,平均大約能維持到二百一二十年”[30]。清代家集所包涵具體世家在明清的世代,與潘光旦所説的世澤流衍平均值相當,也説明清代家集所録注重晚近時期,其實也是明清世家生存狀况的反映。

在時間的脉絡中,家集名稱還因融合了典籍中所蕴涵的豐富内涵,與前代關於家族文化的傳統建立精神聯繫。

陸機《文賦》中的名句“咏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被采入清代家集名稱中的詞語有“清芬”(9例)、“世德”(2例)、“誦先”與“誦芬”(各1例);

《尚書大傳·梓材》中的“喬梓”或“橋梓”,喻父子。清代家集題名中有8例。

《小雅·常棣》:“常棣之華,鄂不鞾鞾;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鄭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清代家集題名用“棣萼”有4例,“花萼”4例,“莫如”2例,“鄂不”1例,“鄂鞾”1例。

《漢書·律曆志上》:“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竇氏聯珠集》取竇氏昆弟若五星。清代家集題名用“聯珠”有6例,“連珠”2例。

《小雅·何人斯》:“伯氏吹,仲氏吹篪。”“篪”喻兄弟親睦。清代家集題名用此詞有5例,另“吹篪”1例。

《晏子春秋·雜篇下》:“晏子病,將死,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清代家集題名用“楹書”有2例。

《禮·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清代家集題名用“弓治”、“箕裘”各有1例。

《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于喁”,聲之相和也。清代家集題名用此詞有1例。

《小雅·鼓鐘》:“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清代家集題名用“笙磬”有1例。

《鄭風·大叔于田》:“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清代家集題名用“雁行”有1例。

《宋書·王準之傳》:“曾祖彪之,尚書會。……彪之博聞多識,練習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清代家集題名用“青箱”有2例。

《小雅·天保》:“天保定爾,俾爾戬穀。”清代家集題名用“詒穀”(“貽穀”)有2例。

《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清代家集題名用“友于”有1例。

經典中的詞語在相隔久遠的清代家集題名中再次獲得生生不息的活力。在諸多用例中,源自《詩經》的家集題名較爲突出,這些極具情意又合儒家思想旨趣的詩句似在家集題名的精心使用中焕發出神采。這一活力與神采源自一家一族的凝聚力,以及家族成員之間的緊密關聯。嘉慶壬午,洪亮吉撰《陳氏聯珠集序》,由“聯珠”聯及“吹篪”而充分發揮《詩》義,以盡“一家之中,兄弟能詩”之意:

 

一家之中,兄弟能詩,實始於五子之歌,其後至漢,而安平崔氏、安陵班氏,又皆父子兄弟著聲。降及三國晉,而應氏、丁氏、陸氏、潘氏又繼之。至江左六朝……烏衣之王氏、謝氏,彭城之劉氏、到氏,無不人人有集,此又藝苑之美談,而名家之艷事矣。青陽陳君豹章,少余同師而學,自弱冠日,已知其能詩。别三十年,今歲四月訪余於澤川講院,因出所編《聯珠集》見示,余受而讀之,則皆其一門父子兄弟之詩也,猗與盛哉。陳君家九華之麓,其一門之詩,類皆清遠卓犖,幽迥綿渺,蓋實得於山水之助者。夫《詩·小雅》言‘伯氏吹,仲氏吹篪’,疑其爲一家之合奏矣;然《世本》又著云‘暴新公作,蘇成公作篪’,則似一家而實非一家也。今《聯珠》一編,宛如塤篪之疊奏,且閉門唱和,不歲即成一集,工而且多,復至於此,他日連翩直上,吾知其歌咏太平,有可以繼西京班氏、崔氏之逸軌者,又非江左六朝偏安一隅之世王、謝、到、劉諸賢之可以同日語矣。集凡十二人,附録一人,共十有三人。[31]

 

與這一批源自經典的詞語競秀的還有較爲素樸的詞語,這些詞語在家集題名中的利用情形是:“同懷”有17例,“傳家”有14例,“淵源”有6例,“同根”有2例,“餘芬”有2例,“倡隨”有3例,“遺芳”有2例,“昆季”有1例。這些具有延展、包涵性質的詞語,與前面所列世代數,經由家集的命名與編選排列,將家族成員歷時性串連或共時性并置,形成一種以血緣或姻親爲聯繋紐帶的整體。在共時性的關聯中,家集中有父子、叔侄、父女、兄弟、姑嫂、姊妹、兄妹、夫婦、母女等組合,或者爲以上若干組合的混合體。

 

三  家集的編纂及家集的“家族性”特質

 

(一)家集與家譜及家譜中的藝文

家集的家族性特徵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對家族成員著述按照一定的順序予以梳理編選,此一特徵於家集的編、卷、小傳、詩文選目中具體呈現;而其意圖則往往在家集序言或凡例中闡明,在這類文字中,由姓氏而及家族發展史、家學之形成與衍變,是常見的論述路徑。這一論述方法與家譜序中論姓氏淵源、家族遷徙、修譜緣由、修譜目的、修譜經過等有不少關聯,[32]而關聯最緊密的應是爲何要編家集與修家譜?或許可以類比爲殊途同歸,其要點在敬宗收族。以下録嘉道以至民國時的家集序片段: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郡邑有志乘也。國史非文藝,無以驗氣泽之盛衰;志乘非文藝,無以稽人事之隆替;家譜非文藝,無以徵文獻之存亡,是三者相因而不墜也。(方世敬跋)[33]

 

人幸而生於詩禮之家,譜系可考,遺文軼行,流布人間,而先人又各有著撰,不同泯泯,使數百年以上祖宗之性情謦欬,與數百年以下之子孫相接,不亦幸歟。假使不幸,而家世單微,子孫絶續,或祖宗有行而失所傳,或祖宗本無行而人莫之知,遂至畢生惘惘,幾不知厥祖爲何如人,厥考爲何如人,其恨悵更當何如耶?又嘗見華膴子弟,名門之冑,其祖宗之功業文章,炫赫一代,他人知之,而其子孫或不知也;他人守之,而其子孫反不能守也,遂使清門貴裔與蓬户同譏,通德鴻儒與編氓同滅。吁,其危矣!基幼承家學,無所建樹,有負先人,然抱殘守缺之心,耿耿於懷而不能釋,欲有所纂集而未遑也。(趙基序)[34]

 

惟日月如流,老成遷謝,死者既不可作,而生者又决不能百年,不及早圖之,將文獻無徵,日甚一日,恐更難爲力矣。况族譜久未修輯,小子後生每典而忘其祖,斯集一刻,有詩者固開卷了然,而履歷之下,上而祖宗,旁而昆弟,凡有德行文章、勳名閥閲者,得以連類并書,略存梗概,一舉而生孝弟之心,興風雅之教,並藉以爲修族譜之嚆矢。竊謂吾族之事,莫大於此,更莫急於此也,但近代之詩患其多,遠代之詩患其少,至前明科目仕宦諸公,世年湮,流傳益復無幾,鄙意欲先期周知各房長老及留心此道者,預早搜羅,得吉光片羽,亦稍慰孝子慈孫之心,且令祖德宗功,不致湮没,此則第一著也。(何天衢序)[35]

 

竊見世所傳刊合一郡一邑之作號爲文徵者,視此一家之集美盛,猶或遜之,况尋常士族,所輯家集,譬爝火之於日星,詎可同日語哉?意猶有感者……又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爲,此故家大族之有繫于世道人心也。世運循環,文質遞嬗,盈虚消息,不期而然,要自有不可變者以維持其間,古所謂士食舊德,今所謂保存國粹,家之粹即國之粹也。(夏孫桐序)[36]

 

夫一家之集,即鄉邑文獻之一部;而鄉邑文獻,亦即全國文化之基礎。然則是編也,雖寥寥數文,而以文存人,固大有益於鄉邑者也,鳥可爲一姓之書而少之哉?(胡士瑩序)[37]

 

時代變遷中,方、趙、何序與夏、胡序立論旨趣亦有差異。前兩序立足於家族之内,論説家集之功用,或者家集在某一時刻可彌補家譜未修時的缺失;後兩序放眼於鄉邑或一國,表明家集是構成文化的單元,是維繫世道人心的國粹。

家集中留有家譜的,在一些家集中可見,如朱美鏐輯《胥溪朱氏文會堂詩鈔》中收録《胥溪朱氏世系圖》,尹掄輯《尹氏歷代詩草》中收録《尹氏歷代詩草世系圖》,皆藉“世系圖”以示書香之綿衍。方世敬跋的特别之處在於指明譜、志乘、史這一系列中“文藝”不可替代的功用,從而間接論説家集作爲“集”的價值的獨特性。

家集與家譜的聯繋,其重要處在功用,而返回其編纂過程,在家集的序或凡例中可查檢出有20種家集,其編修或者是家譜的“副産品”,或者是從家譜中輯録詩文編成的。家譜中的“藝文”或“著述”部分,近似家集,據《中國家譜總目》稍顯簡單的提要及數十種家譜的查閲結果,推測大約有394種家譜中有“準家集”。之所以稱爲“準家集”,是因爲這一部分藝文爲脱離家譜單獨刊行。就同一家族而言,如在某一時段同時修家譜、編家集,且家譜中有藝文部分,則該家族的家集内容比家譜中的藝文部分豐富,這是因爲家譜的體例與篇幅所導致的。道光六年黄庭撰《黄氏詞翰録序》云:

 

前此二十餘年,族伯繡莊先生諱春林纂修宗譜,業已搜羅成帙,采輯成編,增刊藝文數卷,以爲先世表揚。……今歲季春,復修宗譜,上承己卯之遗,下續庚申之舊,族伯絳泉先生(名尊)實總其成,謂修譜重在世系,與碑銘傳贊等而已。世系日益增,碑銘傳贊等日益多,卷帙日益廣,更加藝文,得毋有嫌其浩繁者?且藝文雖佳,而一载入譜,或反束之高閣,不見不聞,孰若擇其有關於宗譜者,登载數條,其餘則另鐫詞翰録,分給族中知書識字者,案置一編,供其翻閱,大而記序,小而詩歌,以及書啓雜著,時加揣摩,開卷自然有益。[38]

 

家譜中的譜與藝文性質不同,譜供查檢,而詩文可讀,更見性情,故有必要析出獨立成書;此外家譜與家集流傳範圍不同,家譜主要是族内分發,印數有限;家集則可面向族内外,印數較家譜爲多。家集有意的廣泛傳播,可以缪荃孫編《舊德集》爲例。

缪荃孫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二日記有重編《舊德集》第二卷之語,[39]稍後有重編第三、第五卷的記録,並於六月廿九日交陶子麟刻印第二卷。至此年末,光緒二十二年初編校《舊德集》工作完畢。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缪氏日記云:“《舊德集》已刻畢,錯訛極多,未知何日修起耳。”[40]光緒二十四折正月初七日,“發陶子霖信,寄《舊德集》十四卷付修”。[41]至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一日日記有送傅苕生《舊德集》一部的記録。至此《舊德集》修改後的定本面世。之後缪荃孫頻頻以《舊德集》贈送師友,光緒二十五年送給徐乃昌、蒯光典、譚獻、陸潤庠等27人,光緒二十六年送夏仁虎、張謇等14人,光緒二十七年送張之洞、沈曾植、汪康年、吴昌碩等28人,光緒二十八年未見記録,光緒二十九年、三十一年共送給3人。1914年、1918年分别送給3人。共計送78人,這其中有2位爲缪姓,是缪荃孫族人,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廿二日日記記載:“交《舊德集》卅部與養和。”[42]養和即缪荃孫弟。

缪荃孫主動贈送家集,以及清人私家藏書目録藏書題跋中絶少見關於家譜的記録、文人日記中少見買賣家譜的記載,都可證示家集雖然受家譜影響,但它畢竟屬於集部,有通常集部書籍所具有的流通空間。

(二)家集的彙集與編刊

家集的編纂刊刻,需要一人數年或幾代人數十年的心力方能完成,這在清代家集序跋、凡例及編輯者名單中常有顯示,然皆作爲一種總結性文字,三言兩語帶過,在管庭芬的日記中記録了《管氏家集》以管氏一己之力的“累積”過程,[43]現録其要如下:

 

(道光三年六月十七日)偶閲桐鄉吴干歧先生所刊《金絲桃倡和集》,得先叔祖竹溪公詩二章,即摘録於此。……案公諱風翽,字振飛,增廣生。(第217頁)

 

(道光三年十月十九日)是時余欲輯家集,復得先嫂楊孺人(處士鼎和兄室)哭女七絶句(七首)……《感懷》二首。(第230—231頁)。

 

(道光六年二月十七日)燈下閲卜氏節孝詩舊本,喜得先叔祖竹溪公(諱鳳翽,號振飛,增廣生)题詩,敬録於此……當補入平昌家集。(第340—341頁)

 

(道光七年二月十二日)撿得先大人《影談》原序,敬録於此……(第401頁)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是時武林吴氏有《續杭郡詩輯》之刻,來徵詩,因選録家集,今附首於此。伯曾祖右民公諱宏淳,康熙辛酉舉人,《自題秋林讀易圖》云:……伯祖桐南公諱鳳苞,字翔高,康熙己丑進士,直隸高陽知縣。《哈密道中》……伯祖南棠公諱式龍,字剛中,康熙癸巳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討,湖北學政。《中書值宿口占》……從伯祖又庵公諱汝錫,字幼安,雍正甲辰舉人。《登澉水湖山嶺》……祖父菊棠公諱風岡,字上九。《夜吟》……從伯鰲峰公諱聯,字思復,乾隆丙子武舉,福建澎湖千總兼守備。《自澎湖抵台同蒞參戎作》……(第708—709頁。)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廿七日,録汪遠孫致錢泰吉書札)其略曰:前奉到《管氏家集》一卷,《詩輯》中皆未經采入者,詩並清雅,貫履亦詳,即可照録,惟《詩輯》之例,凡門才之盛者,必書其世系,如某爲某之子,某之孫,某之弟或從弟,或從子,或從孫,如可再向芷香茂才詢明開示,更爲詳備。(第710頁。)

 

(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是時春蘋作姚江之游,甫歸,即出余姚明經吴雙匏先生大本所輯《三祠列傳》十二卷見示,其五卷有祖石峰公傳一首,吾家木本水源有所考鏡,欣録於此。……又雙匏先生《書石峰公傳後》云……(第746—747頁)

 

管庭芬日記中關於《管氏家集》的記載,可見家集具體的輯録過程中有持續的關注,在道光十二年已大致編成,但並未就此收結,次年又有補録之舉;又可見地域詩總集與家集之間的互動,因管氏平時積累,故《續杭郡詩輯》編者向管氏徵詩,立即得到回應,並可補《續杭郡詩輯》之不足,而《續杭郡詩輯》對作者世系的要求,或可促進《管氏家集》小傳文字更趨嚴密。

從管庭芬日記的零星記載,可見《管氏家集》的累積時間有十年之久。從清代家集的序跋來看,最順利的家集編刊也要五六年時間,十年或許只是接近平均編纂時間,朱美鏐稱《胥溪朱氏文會堂詩鈔》“編集於乙酉(道光五年)至丙午(道光二十六年)冬月,歷二十二載,七易稿始輯成”。[44]甬上屠氏家集現有兩種存世:其一爲《甬上屠氏家集》,嘉慶四年刊刻,“十七世孫屠繼序(淇篁)輯録,二十世孫屠彝(芝泉)增輯,二十一世孫屠志恒(倬雲)補傳”,值得注意的是此集十六世之後只存目録,未收詩作。其二爲《甬上屠氏遺詩》,前編四卷、續編二卷,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屠紹理嘉慶二十年撰《甬上屠氏遺詩跋》云:“將宋至明十二世列爲前編四卷,至我朝自十二世大司馬芝岩公起,至十七世列爲續編二卷,後有作者,則可自十七八世以至數十世,亦可自六卷續至數十卷也。”家集鈔本較刊本有積累增加的内容,兩者之間則是屠氏幾代人的努力。張美翊序《甬上屠氏遺詩》,有贊美之語:

 

歲在戊午,屠氏重修宗譜,復事搜訪,於是芝泉、倬雲叔侄兩君網羅放失,冀補鳧園所未及,久之得文四卷、詩八卷,名曰家集,且人爲小傳,付之排印,以存屠氏一家著作。……余嘗慨世澤之難延,而遗書之不易守,往往而是。即以吾鄉言之,如王厚齋尚書集百卷,迄元季後裔析產,割裂分藏,遂以散亡;而萬氏一門,晦庵父子,各有著述,今欲求充宗、季野之集而不得,續《騷堂集》亦非完帙,文獻彫落,鄉邦之耻,抑亦子孫不振致之也。屠氏後人,鄭重先世遣文,守而弗失,鳧園輯之於前,芝泉師弟補之於後,裒然成此巨觀。[45]

 

數代人對家族文獻的搜求與續補,綿延形成一個系列,如錢塘吴氏的家集,嘉慶庚午年吴鈶孫匯刻的有《竹洲集》一卷、《竹洲秀衍集》六卷、《竹洲秀衍續集》八卷;吴慶坻接續的編纂是《吴氏一家詩鈔》。浙江圖書館藏有此家集的三種鈔本,即“遺墨”一册本、“初稿”二册本,“已繕清本”六册本。吴氏家族的幾種接連不斷的家集,有保存家族文獻的精神流貫;而這種精神還存在於吴氏家族對杭郡詩的搜集保存,吴慶坻高祖編有《杭郡詩輯》,祖父吴振棫編有《杭郡詩續輯》,從家集到鄉邦文獻,範圍雖有大小,但内在的精神却一致。

有責任感的世家子弟,常以繼往開來自勉,故所承受的壓力不同尋常,平日搜輯文獻之舉,亦常有憂懼之心。

 

是集成於式微之際,蓋深懼先人手澤日以散逸,輯録十餘年之久,僅能存什一於千百。[46](陳秉焯《高都陳氏傳家集》“集意”)

 

既殁,而外舅嚴士竹簵先生搜撿殘零,藏之篋中有年。……忽忽三十年矣,橐筆依人,頭顱衰白,三家子姓都濩落,不急爲刻傳,懼遂湮没。[47](孫錫祉《二談女史詩詞合刊跋》)

 

余受而讀之,零章片簡,雖未足見詩人之全,而音雅志和,猶有乾嘉以來之流風餘韻,是可珍也。嗟乎,世衰道失,瓦缶爭鳴,即此篇什所存,已不勝人往風微之感,恐數十年後,愈益晦盲否塞,不待秦火之焚,行且蕩爲灰燼,斯文將喪,天意難知,余故於披覽斯編,不禁惕然深懼,至詞之工拙,傳有久暫,皆末而無足言也。[48](王伯恭《高要馮氏清芬集序》)

 

上列陳序點明家集成於家族“式微之際”,孫跋則指出家集成於“子姓濩落”之時,王序所述乃“世衰道失”、“斯文將喪”時家集編成,由家族至世道,皆在不同層面上表明家集成於“危機時刻”是在“深懼”的憂患中輯録散逸。

對於清代家族文獻或文化而言,最嚴重的“危機時刻”,莫過於咸同之際的太平天國戰爭。[49]在清代家集序跋等文字中多次提及兵燹之後的搶救性整理家族文獻,其中專指太平天國戰火摧毁的家集有52種,泛指性質的戰火有9種,明清之際的戰火有3種,指明其他戰火有4種。書籍的天敵是水、火、兵、蟲,陳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論析典籍聚散之原因,四種原因中有“受厄於兵匪之擾亂而成其聚散[50]”。52種家集的痛訴,只是江南舊家文獻劫難冰山之一角,而類似“自發賊倡亂以來,遺編藏帙,毁于兵燹者何限,而諸先生之著作巋然獨存”[51]這樣的表述,慶倖免於兵燹之害,在382種有序跋或凡例的家集中只有寥寥三例。

戰火對包括家集在内的家族文獻的嚴重摧毁,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家族後人在戰亂後的搶救文獻,“(錫山顧氏著述)咸豐間粤寇一炬,已刻未刻之作谮而爲灰,存焉者寡。文字之劫,無過於是矣。……頻年所求得者,倘不急爲刊播,深懼後復散佚,而漸即於澌滅,何以謝後起之責耶?”[52]《浚儀世集序》云:“毅盦修輯家乘,搜訪有年,掇拾於兵燹之餘,雖片什零箋,珍如拱璧,雪鈔露纂,匯成巨編,本敬宗收族之心,寓誦詩知人之意,可謂篤於務本者矣。”[53]有文獻在,不但是在保存故舊,更重要的是護持根本,有根本則可以開來,家族之書香將有復現之機。正是因爲這種意識和踐行,清代家集在各個時段的分布顯示出有特别之處,現將782種家集的版本情况作如下統計:

 

刻本

石印本

鉛印本

木活字本

稿鈔本

乾隆朝及此前時段(152年)有48

光、宣兩朝有6

光、宣兩朝有6

清代有9

清代有101

嘉道两朝(65年)有關112

民國有17

民國有136

民國有9

民國有17

咸同光宣四朝(61年)有206

民國(39年)有34

 

若將咸、同、光、宣四朝的刻本、石印本、鉛印本家集數量合併,且除去太平天國戰爭所造成的編輯刊印空白期,就可得出一個判斷:晚清家集大量刊刻應是在這次戰亂之後,其總數超過以前兩個較長時段。當然數字背後也要考慮愈早編刊的家集因多種原因造成存世數量相對較少這一可能性。此處還可引入一個參考資料,即對與清代家集關係密切的清代家譜作一普查性統計,《中國家譜綜合目録》著録1949年以前編成的家譜14719種,[54]大致情形是順治朝少有家譜編成或刊印,康熙、雍正兩朝每年編成或刊印家譜平均不足5種,乾隆朝每年在520種之間,嘉慶朝每年在1525種之間,道光、咸豐以及同治朝初年,每年在2540種之間;自同治七年之後,每年至少有65種,如同治十一年有90種,同治十二年有75種,光緒朝毎年至少100種以上。而民國時期,1937年以前,每年至少有170種。家譜在同治七年以後年均數量的明顯增加,與兵燹後家集的編輯刊印情况相似,其中有搶救性的文化保存與宗族重振。戰亂後激發文獻的新生,或者説浴火重生,就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十分有文化内涵的現象。

家集與家譜在民國時期編刊的密度與數量,也可調整過去對傳統文化在民國命運的認識。傳統文化果真在西潮衝撃,在新文化、新政治、新教育等體制中迅速衰落嗎?以家族爲依附的家集與家譜顯示了傳統文化另外一種存在,傳統文化還有屬於自己的空間,在多重壓力之下,它仍有頑强的生命力。

(三)家集文獻系列的行成

因爲時間延展而形成的家集文獻增補,以及家集内部文體的擴充,累積爲某一家族的家集文獻系列,如上文的甬上屠氏與錢塘吴氏即在此系列之中。又如海寧查氏,有常見的《查氏文鈔》四卷、《查氏一家詩略》,還有内容十分豐富的《海昌查氏詩鈔》鈔本;海豐吴氏,有《海豐吴氏詩存》四卷,《海豐吴氏文存》四卷,《海豐吴氏硃卷》、《海豐吴氏硃卷續刻》四卷;山陽丁氏,有《山陽丁氏家書》二册、《山陽丁氏兩先生遺稿》、《山陽丁氏著作》。更爲完備的是陽湖張氏,有《武進張氏家集》[55]、《宛鄰書屋叢書》、《陽湖張氏四女集》、《擬古詩録》,還有《棣華館詩課》。研究陽湖張氏家族及其文學,通常多利用張惠言、張琦、湯瑶卿,及張氏四女的别集,然此種研究,只能稱爲張氏家族文學的“上編”;“下編”全在十二卷本的《棣華館詩課》,此種家集的作用,在於延續《陽湖張氏四女集》的部分文學活動,更在於呈現這個家族在“二張”之後,在張曜孫艱難支持之際,仍有活躍的家庭文學活動。道光三十年,張曜孫序《棣華館詩課》云:

 

余自道光癸已承先大夫命,割宅與姊婿孫叔獻、王季旭同居。余與季旭常出游,叔獻家居課諸子讀,並女子亦課之,時女甥采蘋、采蘩年十二三,讀書最慧,稍長出塾,習女紅,以其暇讀書閨中,而時就叔獻爲講貫。會余卧病里居者四年,授以唐人詩,輒能效爲之,旋學書,篆隸行草鐘鼎文皆爲之,又學畫,山水、卉木、禽鳥、蟲魚皆爲之,余喜其敏慧好學,又病中無所事,日與論詩書讀畫以自遣,諸女之出塾者,皆令督課之。及官武昌,伯姊孟緹自京師先至,乃迎婉紃、若綺來居官舍,見諸女皆長成,學日進,甚樂之,而叔獻、季旭相繼病卒,婉紃、若绮憂傷樵悴。若綺奉靈南歸,孟緹旋返京師,余方困於簿書,恒經月不問門内事,偶相對亦戚戚無歡顏,而諸女讀書不輟。逾年,若绮自南來,復與婉紃共課之,於是一庭之内,既損米鹽井臼之勞,又無膏粱文繡之好,遂日以讀書爲事,相與礴切義理,陶澤性情,陳説古今,研求事物。凡讀書,作詩文書畫,治女工,皆有定程,而中饋酒漿瑣屑之事,各於其間爲之不廢,日無曠晷,語無雜言。余偶于宵分得餘隙,共坐棣華館,各出所業,爲品評而指摘之,積三年得詩二千餘首,擇其略可誦者,命兒子晉禮匯録成册,以寄孟緹于京師,並付塾中諸子觀覽,聊志一時歡輯之雅,諸女力學之勤,差有合于敬姜思善之旨,以厲諸子而慰孟緹焉。客有聞者多索觀,疲於鈔寫,遂付梓匠,詩凡九百六十首,爲十二卷,斷自武昌爲始,前之所作不與焉,以作詩之先後爲次,後有所作續入之。作者凡六人:采蘋,字澗香,年二十四;采蘩,字筥香,年二十三;采藻,字錡香,年十七,皆姓王氏,太倉人,若綺女也。采藍,字綠香,本若綺第三女,婉紃愛之,撫爲女從孫,氏姓更名嗣徽,字少婉,年十八,陽湖人;祥珍,字儷之,年二十一,余女也;李,字紫畦,光山人,與祥珍同齒,爲余侍婢,皆學於采蘋。棣華館者,武昌官舍之内室,婉紃、若綺譚燕之所,故名。[56]

 

張曜孫的叙説,是對其父張琦道光九年一段文字的回應。

 

䌌英年十三,即學爲詩,余時奔走乞食,歲恒一歸,不過留數十日,兒女有問學者,心輒善,然不得常授書,偶一講説大義而已。歲甲戌九月,余自豫返里,𥿑英年十九,出詩詞請益,行間有奇氣,甚異之,其年十月,余仍游豫,轉至京師,凡十餘年不得歸,而明年𥿑英適江陰章政平,逾六年生子。道光癸未,余以知縣分發山東,甲申眷口自南來,而𥿑英以其年七月病殁,年甫三十,傷哉。回憶甲戌九十月間,夜分篝燈,談説今古,評騭文字,姊弟五人,環余左右,心甚樂之,孰意此敷十曰間竟成永訣。今其姊弟均在前無恙,而𥿑英獨澌滅不可復見,何父子之緣如是其薄也。[57]

 

陽湖張氏,在地理版圖或文化版圖中皆處於理想的位置,似乎是在得天獨厚、風調雨順中發展;而在現實中,這一家族有其艱難,居處亦有流動性,如寄寓山東館陶、湖北武昌。可貴的是,在轉徙中,張家仍舊保持家庭特有的文學氛圍,而張曜孫在武昌(時任武昌縣令)的一段時間,對於這一文學家族的延續尤爲重要,其時太平軍已攻至湖南,張曜孫作此序後的咸豐二年底,武昌被太平軍攻占,其後,江南亦被捲入戰火的劫難。對於張氏家族而言,武昌棣華館中的“吟誦之聲常徹午夜”[58],是大亂之前難得的安寧與快樂。從文獻編纂來看,張曜孫編《陽湖張氏四女集》、張晉禮編《棣華館詩課》乃以文字留存張氏家族兩個時段的“家庭内部文學情景”。

現存有序跋或編輯凡例的清代家集,多會説明搜集編輯的經過,如梅瞿山康熙辛未年爲《梅氏詩略》撰《書詩略後》云:

 

曩歲丙午,族人三修家乘,囑余謬首其事,群從载筆者十人計,閲兩载,中間搜采藝文,得詩稿五十五種。維時同事群從朝夕商酌,乃建《梅氏詩略》之議,謂七十载之譜牒不可不修,五百年之風雅流傳亦不可不輯。蓋家譜與詩略人物文章,實相表裹交藉,爲不朽盛事。甚哉,前人之有賴於後人也,固自不小!時余年尚壯,議焉而未輯,將有待也。歲癸丑,郡守莊公囑修《宛陵志》;歲壬戌,郡守王公又囑修《宛陵續志》;歲癸卯,總制于公、撫軍徐公聘修《江南通志》;歲丙寅,邑令袁公又囑修《宣城縣志》。十年之内,四膺其任,或總或分。余所司者,大略多山川、人物、藝文之類。當其在一邑一郡一省之時,廣搜博采,紛見錯出圖書典籍於充;而我梅氏之詩文,散見於一邑一郡一省者,所在都有。余因得采拾爲繕本,或全册,或片箋殘簡,不敢或遣,於是又得零稿十種。維時輯而未竣,將猶有待也。[59]

 

《梅氏詩略》是在累積性編纂中形成的,十二卷編輯者多有不同,自卷一梅夢紱、梅文鼎、梅鋗、梅庚、梅曰文,至卷十二的梅炳,共有26人參與編輯。[60]上引文中在搜訪途徑之外,可留意的是對“片箋殘簡”的重視。統観清代家集,固然收録了大量已能獨立成爲或已刊行的别集,還有一部分就是零散或未成卷、未成書的詩詞文賦等作品,而且往往一人只有一二篇(首)。這一部分總量幾占家集的半壁江山,家集的重要文獻價值在“搜集叢殘”、“抱殘守闕”這一點上得到充分體現,如無此搜輯匯合之功,如無零篇斷簡視若吉光片羽之敬畏,家集的敬宗收族之用意則無從體現。正是在這一點上,家集序跋對珍視“叢殘”之舉,多用重墨表彰。

(四)家集在關聯中所顯示的作用

清代家集的價值,如果僅從所收録作者數量、涵括别集種數而言,可對《清人别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作一補充;然這不是這類文獻的主要價值,就清代文學而言,家集以血緣和姻親整合的方式,以作品顯示清代文學家族以及家族文學的切實存在與分量。筆者曾編制出《清代文學世家姻親譜系》,其中收録世家數目是:直隸25家,山東17家,江蘇289家,安徽49家,浙江235家,山西7家,河南8家,湖北8家,江西35家,湖南27家,廣東13家,福建28家,貴州7家,廣西8家,陕西1家,四川5家,雲南1家,籍貫不詳者3家,共計766家。[61]這是以女性爲中心建立的世家分布圖,强調的是婚姻的建構與聯繋之功。家學傳承,世代之間相對穩定,但並非一成不變。文學女性出嫁,帶出自家的家教;此種家教與夫君家的家教匯合,或互補或强化,是家學生生不息的推動力量。766個文學世家雖非清代文學世家全部,然就其包含的人數、覆蓋的空間與延續的時間而言,足以説明婚姻作爲一種文化生發機制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的作用。然這些家族的姻親譜系,只是一些框架,或者脉絡,真正要瞭解在框架或脉絡下鮮活的文學活動,還要回到作品上來。

782種清代家集中,收録女性作品的有93種;在此之外,專收女性作品的家集已查閲的有31種,另有8種未見或待訪[62],共計39種,超過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録一“合刻書目”中所列的23種。清代女性著述,以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録人數而論,“漢魏六朝共33人,唐五代22人,宋遼46人,元代16人,明代近250人,清代3660餘人”;“據調查,初步可知現存清代女性870餘人的各類著作900種左右(主要是詩集),其中刻本800餘種,而從《歷代婦女著作考》的記載來看,還有一些女性著作雖經付梓,却未能保存至今。是以在清代3600餘名有著作可徵的女性之中,超過五分之一的作品得到刊刻”。[63]在女性著述中,以家族爲單位得以彙編刊刻或傳鈔,是清代獨有的文化現象;這類家集無論是在清代還是在民國編刊,多以“閨秀”或其他標示女性的字詞來命名,此舉自是有意爲之,略顯露出女性創作的自信或獨特性。

將兼收女性詩文的93種家集和專收女性詩文的39種家集合并,置於782種家集中比照,可見這兩類的加入,改變了家集以專收男性著述的單一格局,成就了家族文學的多樣性。39種專收女性詩文的家集還有其特别意義,就是在書香世家中,女性及其文字也能自成一體系;同時,此類家集所展現的家族女性群體特徵,也可證示清代書香世家中女性所扮演角色之重要,作爲母親、妻子、姊妹,他們的作用是在家族成員網絡中得以釋放。簡言之,就是可在家庭或家族的背景中大致還原女性作家言説所指,進而避免博物館陳列式的單一觀看。

從文獻編纂而言,家集以多種方式編選,使文學家族的大致創作面目顯現,性别是一種視角,文體分類、專集與選編等也是常用的編選方法。不同的編選,意味不同的呈現方式。清代除一些在後世知名的家族之外,更多的是在當時有名然在後世叙述中漸被遺忘的家族。安徽涇縣有名的文學家族是朱氏家族(朱珔出自這一家),這一家族的家集有《紫陽家塾詩鈔》二十四卷,收126人,又有《古月軒詩存》,收録8人專集,兩種形式的編選,從廣度與深度層面揭示朱氏家族的文學實力;然涇縣並非朱氏家族一枝獨秀,還有茂林吴氏。嘉慶年間刊刻的《茂林賦鈔》收録16人賦作,光緒年間刊刻的《茂林賦鈔二集》收録52人賦作;道光年間,吴文炳輯録《茂林賦鈔》三十一卷,收録82人詩作,更重要的是人皆有集,據吴文炳序:“即各出所著投示,並欲裒集以廣其傳,俾爲一家之文獻,俟輶軒之採録也。”[64]據此可知吴文炳是據族人别集選録而成家集,這些别集《清人别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提要》皆未著録。吴氏作者群的累積性存在,可與朱氏作者群呼應,再加上宣城《梅氏詩略》的兩次編選所包涵的作者群,可在安徽地域文學的版圖上,豐富只知有桐城派不知其他群體的文學圖景。

類似的家族作者群,在前文所列的16種涵量大的家集中,更有代表性,這些家族群體在各自所處地域進行文學、學術活動,也是清代地域性文學、學術流派興盛的重要原因。

以作者群的方式顯現家族文學狀况的還有家族性硃卷彙集一類文獻。科舉時文,是否編入家集,在衆多的家集編選凡例中有近似一致的看法,即暫不與其他詩文混雜編排,故大多數家族性硃卷單獨成集,今可見者有19種,這類家集也有累積性,如《光州吴氏家墨》前後三編,吴益培於序文述其累積經過:

 

家墨初編,先大夫戊辰鄉捷時,先伯父蔭南公手輯也。自雍正壬子,迄嘉慶戊辰,综先世以來春秋闈藝之藏稿於家者,凡得詩文若干首,並附拔貢卷,都爲一册,文前譜以世系,命曰《光州吴氏家墨》。益培幼手此編,深懼失墜,思刊佈以延先緒,而名場屢躓,旅食天涯,忽忽五十餘年,未遑從事。同治丁卯庚午兒子鏡澄、鏡沆試南北,先後捷於鄉,距先伯父戊辰匯輯時又六十餘年矣。中間父兄子侄行獲雋者復十餘人,爰命兒輩次近科各試卷,續爲一册,復譜世系,補列科名表,並録家傳三篇,列之卷首。蓋以見我祖宗積德裒施,子子孫孫,得以似續書香,引繩勿替者。[65]

 

除録應試之作外,各編卷首列出“世系譜”,共有34人。類似的家集還有《海曲丁氏世業》,收録日照丁氏九世鄉會47科獲選者42人之作;陳宏謀家族的《横山陳氏硃卷》,陳氏諸人履歷中亦可見世系,當是清代世家研究的重要文獻。科舉與世家的延續,在家集中也多有例證,一般而言,容量較爲大、綿延時間較長的家族,必有多人獲得科名,海豐吴氏、桐城方氏、湘鄉蔣氏等家族,在硃卷性彙集之外,還有按詩、文等文體編纂的家集。這一類型的家族有多種文體的家集,也説明家族子弟不僅僅是爲科名讀書。

(五)家集内部藴涵的“相互性”

家集除反映家族文學作者的譜系外,還因爲文獻整合,能見各成員之間的文學交往。這種“相互性”,應是家集作者的整合與作品的選擇性編選賦予的。前文所列“陽湖張氏家族文獻群”即是典型一例。其他如張問彤、張問安、張問陶合撰的《張氏三先生集》,可見三兄弟遠離家鄉獨處或在家時的兄弟情誼與唱和;《凝香閣合集》所收作者非出同姓,然同屬一家,史麟序云:“我朝于文襄公才華動宇内……一家源流授受,代不乏人,其曾孫磻溪以名進士出宰漸東,之蕭山,余過訪焉。……盡讀其馨畦夫人之詩詞,凡兩卷,又讀其弟伊州德耦瑞芝夫人之詩詞,及磻溪女公子綺如詩詞各兩卷。”[66]《凝香閣合集》收録馮蘭貞(馨畦)、陳芳藻(瑞芝)、于曉霞(綺如)三位女性的詩詞,分爲上下兩卷,在兩種文體中,皆有展現家族成員之間文學交流活動的作品,現僅摘録詩集部分篇目如下:

馮蘭貞《吟翠軒稿》中有《寄南貞小姑》、《贈别南貞小姑》、《瑞芝娣邀賞紅梅卒成絶句奉酬》、《送士奇弟歸金沙即和留别原韻》、《新秋和巽之夫弟韻》、《丙戌秋日曉霞大女偕小覺婿同赴粤東口占志别》、《雨後得霞女書並詩二首即用原韻却寄》、《除夕得霞女詩偶賦》、《依園弟抱恙歸星賦此贈别》、《月夜憶霞女》、《寄呈寳岑五舅舅母即和寄懷原韻》諸詩。

陳芳藻《挹秀山莊稿》中有《寄曉峰三弟》、《馨畦姒惠佛手柑口占以謝》、《乙酉除夕和震亭舅氏韻》、《綺如侄女寄呈馨畦姒詩二首憶母懷鄉意溢言表馨畦姒以和詩見示因賦二絶句却寄用原韻》、《感懷和震亭舅氏原韻》、《寄綺如侄女》、《湖上同穀人弟玩月》諸詩。

于曉霞《小瓊華仙館》中有《哭藴輝姊》、《咏菊和士奇舅氏韻》、《富春舟次眺雨有作寄呈家慈》、《秋夜和小覺寄原韻》、《得小覺秋闈報罷信偶賦四律志感即用原韻却寄》諸詩。

馮蘭貞詩中有“南貞小姑”、“瑞芝女弟”、“士奇弟”、“巽之夫弟”、女于曉霞、“依園弟”、“寶岑五舅舅母”;陳芳藻詩中有“曉峰三弟”、“馨畦姒”、“震亭舅”、“綺如侄女”、“穀人弟”;于曉霞詩中有“蘊輝姊”、“士奇舅”、父親、丈夫小覺。可借助婚姻關係的脉絡再進一步聯綴這些人物:

于敏中曾孫于尚齡娶馮蘭貞(江蘇金壇,有《吟翠軒稿》、《吟翠軒詞草》)。(《清閨秀藝文略》卷一,《凝香閣合集》)

于彭齡娶陳芳藻(湖南祁陽,有《挹秀山莊稿》、《挹秀山莊詞草》)。(《凝香閣合集》,《清閨秀藝文略》卷一,《歷代婦女著作考》)

于尚齡女于曉霞(有《小瓊華仙館稿》、《小瓊華仙館詞草》)適金文淵(江蘇蘇州)。(《凝香閣合集》,《清閨秀藝文略》卷一)

經由詩詞唱和贈答,三位女性之間以及以各自爲起點延展形成不同面向的人際關係,以及伴此而生的文學空間。這一空間,如同三個交匯的圓圈,既有彼此共有的部分,又有没有疊合的部分。

筆者曾以梁章鉅撰《制義叢話》、《閩川閨秀詩話》對梁氏家族的男性、女性文學群體作過梳理,[67]然其時未見梁章鉅編《江田梁氏詩存》,是集九卷録梁氏25位詩人(含閨秀),録詩580餘首,[68]倘以此家集結合前兩書所述,便骨肉匀稱,其中閨秀許鸞、梁筠如、楊婉蕙的詩集,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雖著録,然標注爲“未見”,而這三位有詩集的女性與王淑卿、鄭齊卿、梁紫英這三位無詩集的女性,皆有多首詩作記録與家族成員之間的文學交往。

家集序跋中,多有文字論及家學傳承,然大多爲概括式的述説,落到實處的綫索,往往隱含在書信一類較爲私密的文體中,陸廷楨光緒十九年五月廿七日在從河南寄給“壽哥大人柟恂兩賢弟”書札中談讀書之法:

 

又近日《四書》文朱注已闡發殆盡,六經中字句亦搜剥無餘,而場中恒發新警,避陳腐,故持議恒出入於子,而用字恒出入於兩《漢》、《史記》、《騷》、《選》等書,吾鄉此風未開,甚吃虧。子壽年已弱冠,此類書亦宜渐翻閱,然不獨學者難,即舆之講亦難。今爲酌一至簡之法,須每日閲《易知録》數頁(買一至不好之本,使彼於舊本上字字校對,句句圈過,彼如嫌《易知録》少,自向《史》、《漢》搜索矣),又《六朝文絜》全部止百篇,每篇皆甚短,今既有注,則講授亦易,可令彼兩日讀一首,二百日即讀畢,有益於詩赋,有益於二場之經文,並有益於應酬之尺牘,且由此可渐渐進以《騷》、《選》(彼如真能喜六朝文,未有不索觀《騷》、《選》者)。《騷》、《選》既能讀,而以之讀《漢書》、《史記》便不畏難(勿曰經書尚不熟,何暇讀此,正恐經書之熟,終身無其時,而此類書轉因而坐廢)。至經書日日講,正恐彼仍未了了,茫不記憶,惟有取其平日所讀之文,於晚間檢一篇出,詢之曰此句出何書,此書作何解,彼不能應,則急與之講,講後缓數十日復詢之,以觀其能記否。平時既讀文四五百篇,而此四五百篇中所引用之書,果能字字貫徹,則經文之大段亦瞭然矣(可於每日晚間令彼還講文一篇,四五百篇,亦不過年餘可了。楨前歲在吴館,今日與生徒講一文,明日彼即来還講,不待先生説。可知世家子弟,自有成法,不似鄉間之草草。講時經書須檢注疏,勿用監本,既檢出,即令彼於眉間注出,恐後遺忘)。惟以上功夫,須親自教誨,斷不能責之塾師,而塾師之淺陋,又斷不可向子弟説出。不尊不信,其流弊又不僅在讀書不多也……(赋亦不可不令間作,惟吾鄉無詞賦之師,奈何)。楨現出外,不望自己升官,總望他日有繼起者(二官、三官六朝文亦可共讀)庶不同過眼之浮榮,可永振將來之門第。楨自己丑以來,未嘗改一舊事,剥丧先澤,有鑒於漁郎村王氏、莘溪凌氏也。[69]

 

陸廷楨書札内容豐富,雖爲揣摩考試,但取法乎上,其中涉及讀書次第、讀講方法、版本選擇,多爲心得之言,如讀《易知録》,買劣本作爲底本校讀,講經書須檢注疏,可見將樸學的學術研究滲透到備考性的讀書之中。陸廷楨所示讀書門徑,雖未擺脱科舉束縛,然已超越流俗,郝懿行在《新製書衣叙》一文(成於乾隆五十二年)中論及一般人家與世家在讀書方法的差異,稱“舊家世族,學有淵源,猶知教子弟以遠到”。[70]以此衡量,陸廷楨所述,當在此行列之中。

《山陽丁氏家書》中丁珩致其四弟書札,内容、用意與陸廷楨書札相仿,然世家在追求科名同時,亦有從容的心態。丁易癸丑年八月廿三日致書丁晏云:

 

讀書學古方成人,不僅爲應考取秀貢科第地步也。世人爲八股爲文,如盲女演義,摹影繪聲,驚才絶艷,自以爲得計,究之皆屬子虚,無中生有,牆東老人白民前輩皆有些習氣。……究之敲門磚,門開則棄之,儒士得科甲後,則不復在意,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而棄天爵,問兵農而不知,詢禮樂而不曉,敵人毁駡而無聞,冠盗誅戮而不怒。[71]

 

《金陵朱氏家集》中,有朱濤的《戒子》詩,朱瀾的《感懷寄紹曾續曾二子》、《訓子帖》詩,朱緒曾的《述袓德詩》所寫皆關注奕代書香;然皆不及朱圻《留雲堂稿》中《寄長子元英書》、《寄次子元璧書》質實。與元英書札云:

 

汝文字不怕不秀脱,而高簡渾闊之處正須進步。歸、胡大家標準具在,趨向在此,得力亦必在此也。

 

汝所要《黄庭經帖》,今將我案上善本移來。其中帖乃米元章《寶章待訪録》所記,細細臨模,自得古人淡泊深靜之致,秘之笥中可也。其他《文選》、《蘭亭》一併付汝。在京斂鳄藏鋒,韜光匿迹,經圖奮發。此我深願,我今年督率諸弟作文,不放鬆一步,俟有佳者寄汝批看。[72]

 

以上所録陸廷楨、丁易、朱圻書札,多爲家庭内部的“私密”話語,其中當然有針對科舉考試的經驗知識的傳授,也有技能要訣的提示。大凡一綿延世代較長的文學家族,此類傳承或多或少存在,亦屬常情;[73]然在此基礎上,三人還有知識、技能、要訣之外的傳授,此即不完全爲科舉所拘束的眼界,從容的心態,以及從涵泳中得來的精緻,總之,是屬於精神層面上的追求。或許正是因爲有此等追求,清代文學世家大多不至於速生速滅。

 

四  家集編纂與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

 

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方式,在清代主要表現爲地方性文學總集的編撰和地方性詩話的叙寫。[74]地方性文學總集名目衆多,且多具規模性與系統性,編纂者大多是一地知名文士,他們在編纂過程中,多留意運用一些編輯策略,反映當地文學世家的創作成就,世家(尤其是與編纂者相關的)的世代和成員往往有較爲清晰的呈現。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綿延數世的文學世家作用顯著,幾乎可視爲建構中的支點乃至框架。反之,一家一姓的文學總集之序,在叙説該家庭文學傳承衍變時,亦不脱離“吾土吾民”。朱爲弼序《桐城馬氏詩鈔》云:“此鈔既成,豈惟一家之美,實足徵一邑文學之盛。”[75]家族文獻與地域文學傳統這一關聯手法,不是刻意地鑲嵌,而是由泛寫走向特寫的自然轉换。

 

海虞山水絶佳……有張子亦中,生名勝文學之鄉,屬詩禮世家之後。[76]

海上雲間岩邑,大海環帶,鵬之變化,雲霧之蒸薈,地靈而人文萃焉。曹氏南渡巨宗,代有傳人。[77]

丹陽北枕大江,南鄰湖山諸勝,其間清淑之氣,蔚爲人文。[78]

吾涇山邑也,大塊噫氣,㟏岈吞吐,隱隱隆隆,殽之清者,無過於此,故生其間,不乏能詩之士。[79]

 

以上選列的幾段引文,有山水到人文的筆勢轉向。鍾靈毓秀,這一思路在叙寫一地人文時,較爲常見。而從一家族着手,一方面是得靈秀山水的浸潤,一家之文學的産生有其必然;另一方面,作序者也爲家族在地域背景上定位,進而顯揚家族清譽。前者是家族的自我消融,後者則可視爲凸顯。寫山水之氣較爲深遠的用意是,人才雖不世出,然一家一族若能持循法度,世代守望,得山川清淑之氣,必有人文興旺之日。“夫天之生才,良非易易,山川靈淑之氣,每間世而一發,今欲聚靈淑之氣於一門,且連綿續續,世濟其美,此固天之所靳,而不輕與者。”[80]山川靈淑之氣,必待賢子孫能讀父祖書,方能感發。

家集總序或出自該家族文士之手,或出自同鄉知名文士之手,其中所藴涵推揚之意,往往於“吾邑”、“吾鄉”可見。“楊氏之在吾邑,固饒詩人。”[81]“趙氏爲吾邑巨族,代有聞人。”[82]“吾雲間杜氏爲祁公後人,遷宅青龍江上,閲十八九世矣。”[83]“吾粤香山黄雙槐、粤洲、泰泉三先生,皆以著述巨儒,著於前代,而詩名亦震鑠今古,流風所被,傳十餘代,其後嗣多以能詩稱,蓋幾于人人有集矣。”[84]“吾”字是第一人稱叙寫時常出現的字眼,看似尋常,但在這類特定的文體中,在這類語句中吾”明顯有推挹之意。如果説家集的編纂大多由自家族後人承擔,家集總序有相當一部分出自同鄉之手;如此看來,家族文學傳統的形成,至少有來自内外的兩種力量發生作用。

 

當有明中葉,吾邑人文蔚起,若吴、若周、若葉,暨先太常公以下,倶各以清門舊澤,樹幟詞壇,而趙則自漁庵、藎庵、山子公而外,其尤著者不下十數家。[85]

 

余讀史,嘗由宋元逆稽魏晉以上,獨怪吾邑無達者。唐曹松、宋李公麟,傳皆次爲舒產,惟明初姚氏、方氏始大,中葉以後遂有吴氏、張氏、馬氏、左氏數十族,同盛遞興,勃焉濬發。[86]

 

吾邑風俗敦樸,故儒家子弟以詩文爲世業,如華漕之朱、龍華之張、浦東之陸、邑城之曹,皆代有文人,家傳名著……李氏雖晚出,祖孫父子姊弟夫婦繼述之作,唱和之詞,歇浦西,播爲佳話。[87]

 

“吾邑”依然藴涵自豪之感,文字的落脚點是在各自面對的家集,但筆墨並未拘於家集的範圍,而是放眼“吾邑”,如數家珍式地列述同邑文學方面的著姓望族,以顯示吾邑“人文蔚起”、“同盛遞興”。因爲一種叙寫策略的運用,序文所關聯的家集或家族被置於地域家族文化網絡之中,成爲網絡的一個重要節點。上引三段家集序文中所列家族,撰序者用筆有主次之分,但其用意在彼此映照,所關注的家集與家族或爲晚近興起,或爲隱晦未彰,經此推揚,終在地域文學的圖景中獲得清晰與固定的位置。

382種有總體性序跋文的家集中,有56種家集的序有關於家族與地方文學傳統的叙述,而這種叙述落到實處,便要觸及地方性總集中一家一族文學在其中的位置與篇幅。

 

我朝李杲堂前輩選《甬上耆舊詩》,自謂用功頗多,于宋一代搢紳韋布,僅得二十四人,内除《薛氏世編》十人,餘祇十四人,謝山全太史謂其如天一閣有史忠定《鄮峰漫録》、《宋文鑑》有《豐清荷花詩》,而皆未録,須增補云云,然而操選者,雖疏於搜羅,亦由其後嗣不能預爲彙集,終不勝湮没之悲。夫名郡勝邑,文人吟咏,匯萃成編,斯世絶少,其人即或留心文獻,而歷時久遠,採訪無以,致選多遗漏。序慨焉傷之,于先世諸祖遣詩,爲名家所選及家乘所载,斷素零紈,隨見隨輯,雖不能如彭城之劉,人有其集;亦得仿浮石之薛,家匯爲編,庶免大雅所譏。[88]

 

康雍間,姚聽岩先生弘緒輯《松風餘韻》,録自晉迄明郡人詩篇六百餘家,其後姜孺山先生兆翀繼《松風餘韻》而輯《松江詩鈔》,則才自清初以逮慶初元耳,而録詩之富,則幾倍之。我嘗综覽二家所輯,往往一姓之作,有多至敷十人者,於以見先正之流澤孔長,而士子能守其學者衆也。[89]

 

前序作于嘉慶十五年,後序作於民國十一年,雖時隔較久,但其中有一共同點:在地方性詩總集中關注以家族爲單位的某姓創作群體。而這一視角,正是編輯地方性總集的方式。清代的地方性總集編纂,通常向各家各族採訪詩文,有些家族以已編輯刊行的家集送選;還有一些是搜輯鈔録,形成家集的雛形,然後送選;還有由編者按一家一性輯録,今可還原其編輯過程者是丁丙編《國朝杭郡詩三輯》過程中所形成的6種家集鈔本,這些鈔本作爲八千卷樓藏書留存于南京圖書館:

《方氏喬梓詩存》,方隲、方宗誠撰,收録2人詩作;

《高氏一家稿》,高雲麟編,收録6人詩作;

《屠氏昆季詩草》,屠秉等撰,收録3人詩作;

《汪氏一家稿》,汪鉽等撰,收録5人詩作;

《翟氏詩鈔》,翟瀚等撰,收録7人詩作;

《鄒氏一家稿》,鄒在寅編,收録11人詩作。

以上數種鈔本多有“八千卷樓丁氏藏書記”印,《鄒氏一家稿》所用爲“國朝杭郡詩三輯”稿紙。這些鈔本家集對於小傳文字有較多修改,留意揭示一族之内人物關係。《八千卷樓書目》對清代杭郡詩人别集及家集也有較多著録,丁丙編《國朝杭郡詩三輯》的文獻準備工作於此可見一斑。

家集作爲地方性詩文總集單元的思路,在王舟瑶編《台詩四録》二十卷時也有體現,如洪氏家族的有:洪鼎煊、洪師煊、洪蒙煊、洪頤煊、洪震煊、洪濟煊、洪增、洪瞻陛、洪瞻壇、洪應封、洪瞻台、洪玷、洪建封;王氏家族的有:王映玉、王瀚、王維祺、王樹祺、王壽祺、王維城、王棻、王應胄、王维翰、王咏霓、王會疇、王維哲,王舟瑶在編輯地方詩總集時,因爲對自家文獻的熟知,編有《黄岩西橋王氏家集》七卷(民國五年木活字本),難免有格外關照之舉,故所録王氏詩人較多,且彼此之間關係清晰。還有黄氏家族的黄濬、黄渲、黄治。在選録黄氏三人詩作時,似特别留意他們之間的唱和、交往之作。

王舟瑶等人編輯方法没有將一家一姓之人集中編輯,實際上在地方藝文總集的編輯中還有將一族一姓合併編排之法,如盧見曾編《國朝山左詩鈔》,卷五十七徑名爲“家集”,録盧世㴶詩85首,盧道悦、盧承曾、盧揚曾詩各1首。[90]在地方詩文總集中以族姓編排的當以咸豐年間刊刻的《桐舊集》最具特色,然據徐璈《桐舊集例言》:“是編起于明初,迄於今之逝者,仿《江蘇詩徵》之例,分姓列卷,其間略以時代之先後爲序。”[91]《江蘇詩徵》可能因爲所録牽涉面較廣,能按姓氏集中作者,不一定能按族集中,而這對於面向桐城一邑的《桐舊集》而言,則是切實可行之法。咸豐元年蘇惇元撰《桐舊集序》云:“……後世其制(采風)寖廢,而郡邑各輯其詩爲總集,亦猶古國風之遺意也。……吾桐城之詩,康熙間木厓潘氏曾輯之,今凡二百年,詩家輩出,而卷帙浩繁,或有選輯一鄉一族之詩,而合邑通選,未有續其事者。吾舅氏徐樗亭先生……于嘉慶之末始擬選輯合邑之詩……逾數年而成集,自明初迄道光庚子,凡四十二卷,作者一千二百餘人,詩七千七百餘首。”[92]

《桐舊集》共録84姓作者詩作,是桐城詩學的全景圖。在以族姓藝文爲組成單元的《桐舊集》之外,存在與之關聯緊密的桐城家集系列:

《澄響堂五世詩鈔》六卷,劉萃和輯,道光乙酉年刻本;

《二許先生集》,許鑾輯,光緒十四年刻本;

《國朝桐城張兩相國語録》,張英、張廷玉撰,光緒六年重刊本;

《講筵四世詩鈔》十卷,張英等撰,光緒壬辰重刊本;

《麻溪姚氏詩薈約選》八卷,沈德潛評訂,民國二十六年印本;

《馬氏家集》十一卷,馬毓華等撰,光緒三年刻本;

《馬氏家刻集》二十九卷,馬孟禎等撰,光緒六年重刊本;

《述本堂詩集》、《續集》,二十五卷,方觀承輯撰,乾嘉二十年、嘉慶十四年刊本;

《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方昌翰等輯,光緒十四年刻本;

《桐城方氏詩輯》六十七卷,方于穀輯,道光元年飼經堂刊本;

《桐城方氏時文全稿》,方舟等輯,光緒十四年刊本;

《桐城馬氏詩鈔》,馬樹華編,道光十六年可久處齋刻本;

《桐城麻溪姚氏詩鈔》四卷,佚名編,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桐城許氏一家集》十册,許新堂等撰,清刻本;

《桐城姚氏詩鈔》二册,姚永楷輯,安徽省圖書館藏鈔本;

《小萬柳堂叢刊》九卷,吴芝瑛輯,民國七年印本;

《周氏清芬文集詩集》,周琴風等輯,光緒十九年木活字印本。

桐城一縣先後有17種家集編刊,在782種家集中其數量次於江蘇吴江(25種)、江蘇常熟(21種)、江蘇無錫(20種)、浙江錢塘(22種),與浙江仁和縣家集種數平齊。單就一縣家集數量而言,除桐城之外,没有可與江浙相比者。

這些家集包涵的内容大致在《桐舊集》中有一接近實際的反映。現將《桐舊集》中重要家族作者、作品情况作一統計(閨秀併入其中):

方氏有四卷,共有作者141人,詩作1120首,有詩集者91人;

姚氏有三卷,共有作者106人,詩作811首,有詩集者94人;

張氏有四卷,共有作者110人,詩作751首,有詩集者72人;

馬氏有二卷,共有作者70人,詩作647首,有詩集者42人;

劉氏有一卷,共有作者24人,詩作255首,有詩集者15人;

左氏有一卷,共有作者53人,詩作220首,有詩集者33人。

如將最爲人知的方、姚、張、馬、劉五姓統計,共有作者451人,超過《桐舊集》收録作者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五姓共收詩作3584首,接近《桐舊集》收録詩作總數的一半。馬樹華稱“吾邑騷壇夙盛”,[93]此種興盛,因幾大姓代有才人出匯合而成。“海内諸賢謂古文之在桐城,豈知詩亦有然哉。”[94]桐城文派,聲揚天下;發端於明中葉的桐城詩派,其實成績也蜚然可觀,然其聲光被桐城文派遮掩。《桐舊集》以“分姓列卷”的方式,最爲充分地梳理道光朝以前桐城詩壇的概貌,從而極大地充實了桐城文學的内涵。[95]

在方、姚、張、馬、劉、左等著名家族之外,《桐舊集》中的吴姓創作也頗興盛,共收録90708首詩作;卷二十八所録周姓作者29125首詩作,此處所録,就人數而論,不及《周氏清芬詩集》所録作者。此集録明清作者下限至道光朝,共48人。此集卷首有方宗誠序:

 

桐城山川雄傑,盤回深厚,甲於江南北,磅礴鬱積既久,遂發而爲人文,自唐宋已然矣。唐曹松著於《全唐詩録》,宋李公麟見於《宋史·文苑傳》,迨明至國朝,人文尤推極盛,康熙間何存齋、李芥須輯有《龍眠古文》,潘蜀藻輯有《龍眠風雅》,皆纂集一邑之詩文也。道光間徐樗亭、戴存莊復賡續以廣之,曰《桐舊集》、曰《桐城文録》。而世家巨族,又多裒録一族之著述,以存文獻焉,如方氏之有《方氏詩輯》,馬氏之有《馬氏詩鈔》,烏呼盛哉!是皆一邑鍾毓之秀,非徒爲一族之先顯也。今觀周君琴風、綏之、叔慎等所輯《鷂石清芬集》,不與方氏、馬氏同爲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且桐之先輩,非徒以詩文著也,其仕者類多以經學、氣節、忠義顯,其處者亦多以通經學古、著述文章、篤行孝友顯,史傳志乘代不絶書。[96]

 

在周氏家集中,有不少周氏作者與錢澄之、方以智、姚鼐等的交往詩作。方宗誠此序先述桐城地方詩文總集與家集源流,以“一邑鍾毓之秀,非徒爲一族之先顯也”點明桐城文學之盛,乃衆家族競秀的結果,周氏家族順此勢在地域文學傳統叙述中有一席之地。

從表象看來,桐城的方、馬、姚、周等幾大文學家族編選各家編刊家集,是彰顯家學淵源,顯現自家面目,似略有家族之間競賽之意;然而方、馬、姚、劉、張、左等望族又通過交游、師承、姻婭等關係,彼此間往來交通,並以《桐城耆舊傳》、《桐舊集》等合乎實情的編輯策略的整合,使這些不同的文學家族形成了内涵豐富的桐城文學圖景。

 

小結

 

家集在清代(延及民國初年)的集中編輯與印行,其意義或價值可大略從兩方面探尋:其一,家集本身的涵量。782種近似總集式的作品匯合,是研究清代文學與文化的基礎文獻之一,若進一步明確,其内容價值更應看重“家族性”或由此衍生出的文學與文化的“傳承性”。“家族性”的呈現,在作爲主體的作品,亦在屬於附屬文本的題名、序跋、小傳、評點。其二,家集的搜輯、編纂、鈔録、刊印等行爲本身。這一行爲爲何在宋以後興起,在宋以後的發展過程中,又爲何在清代最爲興盛?爲何清人不但編輯本朝家集,而且回溯性編輯此前各代家集?這些問題背後隱涵了清人自覺的、自有的歷史感覺與文化意識。

家集編輯的過程,既有對作爲物質遺存的刻本、稿本、鈔本文獻的搜集、複製、保存,所費精力與時間,在衆多家集的序跋及例言中有叙説;更有對作爲精神層面的家族文學傳統的綴合、潤色、再造,其中牽涉題名的設計、作品的選擇編排、文字的修飾、小傳的撰寫、評説文字的搜集、世系的確定、人物關係的梳理等,這些舉措在有意建立家族文學傳統跨越時間的持續性,進而釀造出屬於某一家族的“共同意識”。[97]衆多家族有此用意,聯繫到清代其他類型文獻(如郡邑總集、家譜、年譜等)的編纂,則不能不注意到清代文學有其獨特之處,上文提及的“家族性”以及與之相關的地域文學意識,應爲此獨特性的兩個面向。

 

    注释:

    [1]《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補編》卷七至卷十二,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第644頁。

    [2]謝國楨撰,吴格、眭駿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536—571頁。

    [3]余嘉錫《目録學發微》,巴蜀書社,1991年,第142頁。

    [4]余嘉錫《目録學發微》,第149頁。

    [5]《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著録:《寅氏聯珠集》五卷、《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三劉家集》一卷、《二程文集》十三卷、《二皇甫集》七卷;卷一八七著録:《柴氏四隱集》三卷;卷一八八著録:《二妙集》八卷、《圭塘欸乃集》二卷;卷一八九著録:《三華集》十八卷、《文氏五家詩》十四卷;卷一九一著録:《存存稿》十八卷、《雙桂集》六卷、《唐氏三先生集》二十八卷;卷一九二著録:《二戴小簡》二卷、《二陸集》三卷、《二温集》四卷、《六李集》三十四卷、《吴越錢氏傳芳集》二卷;卷一九三著録:《篪音》二卷、《世玉集選》二卷、《山鄭氏詩選》二卷、《蔡氏九賢書》九卷、《奕世文集》十六卷、《成氏詩集》五卷;卷一九四著録:《蕭氏世集》不分卷、《澄遠堂三世詩存》八卷、《楊氏五家文鈔》十二卷、《瑞竹亭合稿》四卷、《述本堂詩集》十八卷、《三蘇文粹》七十卷、《義門鄭氏奕葉吟集》七卷、《義門鄭氏奕葉集》十卷、《棣華書屋近刻泗卷、《篤叙堂詩集》五卷、《長林四世弓冶集》五卷、《殘本湖陵江氏集》五卷。

    [6]蔣益澧輯《莫如樓詩鈔合刻》卷首,同治刻本。

    [7]朱爲弼等編選《清河六先生詩選》卷首,清平湖張氏刊本。

    [8]黄舒昺《洛陽曹氏叢書序》,見曹曾矩編《洛陽曹氏叢書》卷首,清刻本。

    [9]吴清俊《海豐吴氏詩存跋》,見吴重熹輯《海豐吴氏詩存》卷末,光绪甲申刻本。

    [10]孫家鼐《宜興任氏傳家集序》,見任光斗輯《宜興任氏傳家集》卷首,同治刊本。

    [11]鄭熙嘏《東萊趙氏楹書叢刊序》,見趙琪編《東萊趙氏楹書叢刊》卷首,民國二十四年東萊趙氏永厚堂刊本。

    [12]冒廣生輯《如皋冒氏詩略》卷首,宣統三年刻本。

    [13]284/38,表示江蘇省的家集,目前能看到的有284種;或不能査閲的有38種。

    [14]董縉褀《戴氏一家稿序》,見《戴氏一家稿》卷首,光緒丁酉望麓山館刊本。

    [15]潘儀曾《番禹潘氏詩略序》,見《番禺潘氏詩略》卷首,光绪二十年刻本。

    [16]張翼成《浙西張氏合集序》,見《浙西張氏合集》卷首,民國十年鉛印本。

    [17]蔡爲雄、蔡景淇輯《金陵蔡氏五世詩存》卷末,同治癸酉刊本。

    [18]榮棣輝輯《錫山榮氏繩武樓叢刊》卷首,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19]錢曰銘輯《食舊德堂集》卷首,光緒三十年重刻本。

    [20]陳用光引錢泰吉語,見陳用光《清芬世守録序》,《太乙舟文集》卷六,續修四庫全書本,第358頁。

    [21]余集《查介坪壽序》,見《秋室學古録》卷二,續修四庫全書本,第306頁。

    [22]希爾斯(Edward Shils)著,傅鏗、吕樂譯《論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6頁。

    [23]即《澄遠堂三世詩存》八卷、《梁溪馬氏三世遺集》、《馬忠節父子合集》、《玉峰雍里顧氏六世詩文集》五十一卷。

    [24]以上所列舉清代家集,包括待訪、未見家集。

    [25]毛漢光指出,自魏晉以迄唐末,京兆杜陵韋氏、河南開封鄭氏、弘農華陰楊氏等二十家,“衣冠人物,相繼不絶,凡七百年之久”。其次扶風氏、洛陽長孫氏、洛陽宇文氏、潁川陳氏等,“此十家列位統治階層凡五百年之久”。沛國龍亢桓氏、潁川穎陰荀氏、并州文水武氏等三十家,“皆有三百年以上之人物”。見《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第56—59頁。

    [26]杜世祺輯《雲間杜氏詩選》卷首,康熙十五年刻本。

    [27]這16種家集是:1.《北海郭氏詩存》及《續編》,清刻本,收97人,皆爲清人;2.《程氏所見詩鈔》,嘉慶丁卯刻本,收650人,其中唐及唐以前6人,宋金元69人,餘皆明清兩朝人;3.《宜興任氏傳家集》,同治甲戌刻本,共24世,收68人,皆爲明清兩朝人;4.《賜書樓九世詩文録》,收9世,共40卷,皆爲明清兩朝人;5.《董氏詩草》,乾隆刻本,收60人,一人爲宋人,其餘皆明清兩朝人;6.《歸安前邱吴氏詩存》,嘉慶十五年刊本,共21卷,收139人,其中卷一收元末明初18人,其餘皆明清兩朝人;7.《海昌查氏詩鈔》,光緒鈔本,收232人,皆爲清朝人;8?《海鹽徐氏詩》,咸豐壬子刻本,10卷,共22世,收111人,皆爲明清兩朝人;9.《浚儀世集》、《浚儀外集》,光绪戊戌刻本,7卷,收106人,皆爲明清兩朝人;10.《菱湖孫氏詩録》,光緒刻本,共12世,其中第四世至十二世爲明清兩朝人;11.《吴江沈氏詩録》,乾隆刻本,12卷,收96人,皆爲明清兩朝人;12.《桐城方氏詩輯》,道光刊本,67卷,收123人,皆爲明清兩朝人;13.《吴江沈氏詩録》,乾隆刻本,12卷,收90人,皆爲明清兩朝人;14.《錫山秦氏詩鈔》,道光己亥刻本,18卷,收251人,其中卷首録秦觀、秦覯之作,前集八卷收録元明人之作,“國朝今集”10卷收録清人之作;15.《胥溪朱氏文會堂詩鈔》,咸豐刻本,7卷,收133人,皆爲明清兩朝人;16.《甬上屠氏遺詩》,嘉慶鈔本,前編四卷,收宋至明十一世54人之作;續編二卷十二至二十世收録本朝19人之作。

    [28]孔憲彝輯《里孔氏詩鈔》卷首,道光刊本。

    [29]錢錫賓、錢錫珪輯《湖墅錢氏家集》卷首,光绪丙申刊本。

    [30]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96頁。

    [31]王肇奎輯《陳氏聨珠集》卷首,清華南書屋刻本。

    [32]王鶴鳴《中國家譜通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8頁。

    [33]方世敬《方氏一家言跋》,見《方氏一家言》卷首,中山大學圖書館藏稿本。此跋作於乾隆丁卯年。

    [34]趙基《吴江趙氏詩存序》,見《吴江趙氏詩存》卷首,道光刻本。此序作於嘉慶十年。

    [35]何天衢《議刻族中先輩遺詩書》,見何天衢《欖溪何氏詩徵》卷首,道光辛卯刊本。此序作於道光十一年。

    [36]夏孫桐《錫山秦氏文鈔序》,秦毓鈞輯《錫山秦氏文鈔》卷首,民國十九年印本。此序作於民國十九年。

    [37]胡士瑩《平湖屈氏文拾》卷首,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此序作於民國三十四年。

    [38]黄春林編《黄氏詞翰録》卷首,道光刻本。

    [39]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一),見《缪荃孫全集》,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365頁。

    [40]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一),見《缪荃孫全集》,第462頁。

    [41]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一),見《缪荃孫全集》,第498頁。

    [42]缪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二),第73頁。

    [43]管庭芬著,張廷銀整理《管庭芬日記》,中華書局,2013年。

    [44]朱美鏐《胥溪朱氏文會堂詩鈔》卷首,咸豐元年刻本。

    [45]見《甬上屠氏遺詩》卷首。

    [46]陳秉焯輯《高都陳氏傳家集》卷首,清刻本。

    [47]孫錫祉輯《二談女史詩詞合刊》卷首,光緒庚寅歸安孫氏刊本。

    [48]馮劭峻輯《高要馮氏清芬集》卷首,民國十年印本。

    [49]這場戰爭,對安徽、江蘇、浙江等地文化損毁極爲嚴重,有文化積累的世家,自然難逃厄運。以《江蘇藝文志·常州卷》(南京師範大學古典文獻整理研究所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爲例,列舉部分家族的災難:莊濱澍,莊存與曾孫,經學承家學,精通律曆,太平軍入常州,死於戰亂。(第645頁)趙起,趙翼孫,善畫,工詩詞,太平軍功常州,與邑人借團練抵抗,城破自殺。(第659頁)莊敏,莊穎曾子,幼承家學,精熟《詩經》、《晉書》,尤工詩。與洪齮孫、湯成烈、楊承造等友好。太平軍攻常州,參與守城,城破自殺。莊延準,莊濱澍從祖弟,惲敬之婿。窮研經史,治古文辭益工,以經學教後進。太平軍攻入常州,死於戰亂。(第683頁)李岳生,李兆洛從孫,工詩,論詩自漢魏以至清人,其源流正變,瞭若指掌。兼工詞,守其鄉張惠言、董士錫詞風。咸豐十年太平軍攻常州時,率兵抗拒,兵變被殺。(第707頁)趙振祚,道光十五年進士。喜讀書,尤致力明史,少從舅氏劉逢禄,通《春秋》、《易》、《禮》。因丁母憂,辦團練,太平軍攻入常州,被殺。(第709頁)洪金貢,洪亮吉曾孫,太平軍攻入常州,戰死。(第710頁)

    [50]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書店,1983年影印本,第16頁。

    [51]吴致麟《周氏清芬文集詩集序》,見周琴風等輯《周氏清芬文集詩集》卷首,光緒十九年刻本。

    [52]顧森書《勤斯堂詩彙編序》,見顧森書、顧王書編《勤斯堂彙編》卷首,光緒丙申刊本。

    [53]趙希文編《浚儀世集》卷首,光緒戊戌常熟趙氏承啓堂刊本。

    [54]《中國家譜综合目録》(朱振華主編,中華書局,1997年)中清代家譜的統計,筆者於8年前完成;後有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總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收録更爲完備。然統計工作量繁重,暫未有精力統計分析。特此説明。

    [55]此題名爲中國國家圖書館擬,欠妥。

    [56]張晉禮輯《棣華館詩課》卷首,道光庚戌刻本。《棣華館詩課》的文學史料價值,還未得充分利用,目前所見只有曼素恩(Susan Mann)著《張門才女》在第四章寫王采蘋時有少量利用。(《張門才女》,羅曉翔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又筆者指導的研究生胡靜的碩士學位論文《陽湖張氏女性文學研究》利用過這一文獻。

    [57]張琦《緯青詩稿序》,見張曜孫編《陽湖張氏四女集》,道光宛鄰書屋刻本。

    [58]謝有蘭《棣華館詩課跋》,見《棣華館詩課》卷首。

    [59]梅清等輯《梅氏詩略》卷首,道光乙酉敦睦堂刻本。

    [60]關於《梅氏詩略》成書經過,可參朱則傑《〈梅氏詩略〉王士镇佚序及其他》,見《國學茶座》,2014年第3期,第140—145頁。

    [61]徐雁平《清代文學世家姻親譜系》,鳳凰出版社,2010年。在此要特别指出,此書所録還有不完備之處,近年一直在增補修訂,在數量上會有較大增長,但世家分佈格局似不會有較大變動。

    [62]這39種女性家集是:1.《蔡氏閨秀集》,夏卿藻等撰,民國鉛印本;2.《慈雲閣詩鈔》,左孝威編,同治十二年刻本;3.《棣華館詩課》,張晉禮編,道光庚戌刻本;4.《二談女史詩詞合刊》,孫錫祉輯,光緒庚寅歸安孫氏刊本;5.《二餘詩鈔》,李心敬、歸懋儀撰,常熟歸氏壽舆讀書室鈔本;6.《范氏三女史同懷詩鈔》,范士熊選訂,咸豐刻本;7.《官閣聯吟集》,潘焕龍編,稿本;8.《慧福樓幸草》及附録二種,俞繡孫等撰,清刻本;9.《京江鮑氏三女史詩鈔合刻》,載燮元,光緒八年刻本;10.《蘭陵三秀集》,趙雲卿等撰,道光癸巳刻本;11.《李氏閨媛詩鈔》,俞鏡秋等撰,民國三十六年李氏家刻本;12.《吕氏三姐妹集》,吕湘等撰,光绪三十一年排印本;13.《凝香閣合集》,馮蘭貞等撰,道光癸巳刻本;14.《清河閨秀聯珠集》,鄭瑛輯,上海圖書館藏鈔本;15.《三珠詩草》,張炳翔編,蘇州圖書館藏鈔本;16.《泰州仲氏閨秀集合刻》,仲蓮慶等撰,嘉慶十二年刻本;17.《同根草》,屈茝纕、屈蕙纕撰,浙江省圖書館藏鈔本;18.《桐鄉鄭氏閨秀詩》,鄭以和等撰,光緒刻本;19.《文藻遺芬集》,林黻禎編,民國石印本;20.《吴江沈氏閨秀詩》,張倩倩等撰,上海圖書館藏民國鈔本;21.《湘繭合稿》,宗廷輔輯,光绪庚辰常熟宗氏刊本;22.《湘潭郭氏閨秀集》,郭潤玉輯,道光十七年刊本;23.《雁行集》,陳勤婉等撰,民國十七年長沙印本;24.《陽湖張氏四女集》,張曜孫編,道光宛鄰書屋刻本;25.《隱硯樓詩合刊》,温慕貞、温廉貞撰,乾隆三十三年刻本;26.《袁家三姝合稿》,袁枚編,小倉山房刻本;27.《袁氏閨鈔》,袁之球編,民國七年排印本;28.《棗香山房詩集》,許秀貞等撰,道光丙午刻本;29.《織雲樓合刻》,周映清等撰,上海圖書館清鈔本;30.《種竹軒閨秀聯珠集》,王瓊等撰,嘉慶丁卯刻本;31.《周浦二馮詩草》,朱益明輯,民國十六年鉛印本;32.《長沙楊氏閨秀詩》,楊書霖輯校,光緒四年刻本;33.《董十媛詩集合刻》,董蕙生等撰,編刊年代不詳;34.《海寧陳太宜人姊妹合稿》,陳貞源、陳貞淑撰,浙江海寧縣圖書館藏鈔本;35.《蘭閨競秀》,許欣芳等撰,編刊年代不詳;36.《彭城三秀集》,吴黄等撰,錢氏刊本;37.《三才女詩合稿》,羅敬貞等撰,編刊年代不詳;38.《上元車氏三婦集合刊》,車持謙編,嘉慶十五年刊本;39.《章氏六才女詩集》,章有淑等輯,編刊年代不詳。

    [63]張宏生、石旻《古代婦女文學研究的現代起點及其拓展》,見胡文楷《歷代著作婦女考》(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06頁。

    [64]吴文炳輯《茂林詩鈔》卷首,道光刻本。

    [65]吴鏡沆《光州吴氏家墨》卷首,光緒戊子蘇州重刻本。

    [66]馮蘭貞等撰《凝香閣合集》卷首,道光癸巳刻本。

    [67]徐雁平《清代世家與文學傳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49—153頁。

    [68]梁章鉅編《江田梁氏詩存》,清刻本。

    [69]陸廷楨《溉釜家書》,見陸明桓《松陵陸氏叢著》,民國蘇齋刊本。

    [70]郝懿行《曬書堂文集》卷三,見《郝懿行集》第7册,齊魯書社,2010年,第5242—5243頁。原文是:“東省教弟子甚無法,其舊家世族學有淵源,猶知教子弟以遠到,至於寒鄉僻壤,子弟初入學,無論穎鈍,但讀一經,多者至兩經、三經而止,便學操觚爲文,意在速化。……父兄即以此獲售,於是教子弟亦復然,數十篇爛時文,不徒作隨時竿木,並奉爲傳家衣鉢。至於經史諸書,務因鎖深室中,類怪物,不則散置破簏,飽蠹魚腹。”

    [71]丁珩等撰《山陽丁氏家書》,南京圖書館藏稿本。

    [72]朱緒曾編《金陵朱氏家集》,道光二十年金陵朱氏刊本。

    [73]關於應試技巧的傳授,兪樾《與王康侯女婿》最有代表性,書札中有語云:“竊有一淺近之説:凡人欲立言傳後,不必作八股文字;凡作八股文字,不過鄉會兩試,借作敲門磚耳。僕從前治舉業時,每代閲文者設想。夫闈中閲文,猶走馬看花,想其夜闌人倦之後,燭光摇蕩,朱字麻茶,且又同此題目,同此文字,千篇一律,其昏昏欲睡久矣;故作文者須有呼寐而使覺之法,使一展卷,眼目一醒,精神一提,覺此卷文字,與千百卷不同,自不覺手之舞之矣。其法:第一在命意,同一題目,而我之所見,深人一層,高人一著,讀者自歡欣鼓舞而不自知;次之在立局,雖意思猶人,而局陣縱横,有五華八門之妙;又次之在造句,雖格局猶人。而字句精卓,有千錘百煉之功,亦足以逐去睡魔,引之入勝。凡此,皆是代閲者設想。所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雖非聖賢之道,而作八股文字,不得不爾。若徒向紙上捉摸,不向闈中揣摩,此是古者爲己不求人知之學,竟不如閉户著書爲妙也。……今作文不揣摩閲者之意,如何可以動目,而徒自揣而自摩,則何益之有乎!率書所見,爲足下揣摩之一助,幸忽示人,恐爲高明笑矣。”《兪曲先生書札》,新文化書社1927年印本,第71頁。從俞樾所言,亦可約略推知爲何清代多科舉世家。

    [74]參見蔣寅《清代詩學與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

    [75]朱爲弼《桐城馬氏詩鈔序》,見馬樹華編《桐城馬氏詩鈔》卷首,道光十六年刻本。

    [76]勞必達《南張三代合集序》,見張朝績等撰《南張三代合集》卷首,卷葹草廬重刊本。

    [77]王朞輯《石倉世纂》卷首,乾隆十四年刻本。

    [78]彦秀《丹陽周氏家集序》,見周壽朋輯《丹陽周氏家集》卷首,光緒甲午刻本。

    [79]趙青藜《鑒樓傳芳集序》,見胡尚衡等撰《奕世傳芳集》卷首,乾隆乙未刻本。

    [80]陸榮《世倉世纂序》,見王朞輯《石倉世纂》卷首。

    [81]夏昀《廣濟楊氏一家詩序》,見楊材達輯《廣濟楊氏一家詩》卷首,民國五年刊本。

    [82]王伊《浚儀世集序》,見趙希文編《浚儀世集》卷首,光緒戊戌刊本。

    [83]沈垄《雲間杜氏詩選序》,見杜世祺輯《雲間杜氏詩選》卷首,康熙十五年刻本。

    [84]張其淦《香山黄氏詩略序》,見黄映奎編《香山黄氏詩略》卷首,《清代稿鈔本》第38册。

    [85]沈欽霖《吴江趙氏存序》,見趙作舟輯《吴江趙氏詩存》卷首,嘉慶刻本。

    [86]吴大澂《重刊南華九老會唱和詩譜叙》,見莊宇逵編《南華九老會唱和詩譜》卷首,民國癸亥刻本。

    [87]秦錫田《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序》,見李林松等撰《上海李氏易圜三代清芬集》卷首,民國印本。

    [88]屠繼序《甬上屠氏遺詩跋》,見《甬上屠氏遺詩》卷末,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89]高燮《雲間王氏詩鈔序》,見王毅存輯《雲間五氏詩鈔》卷首,民國印本。

    [90]盧見曾編《國朝山左詩鈔》卷五十七,乾隆戊寅雅雨堂刻本。    [91]徐璈編《桐舊集》卷首,咸豐丁巳刻本。

    [92]徐璈編《桐舊集》卷首。

    [93]馬樹華《桐舊集序》,見《桐舊集》卷首。

    [94]姚瑩《桐舊集序》,見《桐舊集》卷首。

    [95]關於這一問題的展開論説,參見筆者所撰《清代家集的編刊、家族文學的敘説與地方文學傳統的建構》,見《古典文獻研究》2009年總第12輯。

    [96]周琴風等輯《周氏清芬文集詩集》卷首,光緒十九年木活字本。

    [97]此處叙述參考希爾斯《論傳統》(第181頁)論説。

 

附記:2015年5月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向筆者無私提供《清人著述總目》“總集類氏族之屬”書目數據八百餘條,頗可補正筆者《清代家集總目提要》闕失;然核對查檢尚在進行,此處暫不作修改。初步推斷,具體统計數據或有較小變動,然不影響相關論點。2015年9月6日記。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10&ZD130)、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清代文學家族姻親匯考與整合研究"14BZW074)階段研究成果。本文原有一節“家集編纂與家族間的比赛”,主要部分已經以《清代家集總序的構造及其文化意蕴》爲題刊發(《文學遺產》2011年第3期,第123131頁),此處就不録入。

 

原载《古典文献研究》2015年第十八辑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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