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评点选本《古文标准》考论


侯体健

 

 

摘要: 南宋后期署名敩斋的《古文标准》是一部古文评点选本,虽早已亡佚,但在王霆震编选的《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中保留了部分内容,我们可以据以辑佚。《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汇编其他评点本的态度比较忠实,为我们揣测《古文标准》的体例、性质和选评特色,提供了有效材料。从现存《古文标准》佚文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此书具有评注结合的特点,选文范围比较宽,有一定的求异心理,比较看重韩、柳古文的典范意义。此书佚文丰富了我们对南宋古文评点的认识,也带给我们一些文章学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古文标准》 敩斋 文章评点 辑佚

 

 

南宋是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期[1],文章学著述比较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就此时有评有点的文章选集而言,除了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四部颇具代表性的著述外,王霆震汇编的《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或简称《古文集成》)亦常为学界注意,而在《古文集成》中保留部分内容的另一部南宋文章评点选集,却几乎被人们遗忘,那就是署名敩斋的《古文标准》。

《古文标准》历代书目未见记载,作者敩斋也不知姓甚名谁,只有《至顺镇江志》在记叙镇江至顺年间学校藏书时列“类集十六部八十四册”中有“《古文标准》四册”[2],信息量非常有限。学界一般认为《古文集成》的成书应在南宋理宗年间,《古文标准》自然成书在《古文集成》之前,但《古文标准》一书又批注了朱熹之作,如此,我们可以肯定此书也当编成于南宋中后期,是当时盛行的古文评点之风的产物,对充分认识南宋文章评点与文章学具有一定意义。本文拟就此书的辑佚情况、批点特色与文章学价值略作讨论。

 

一、《古文集成》的体例与《古文标准》的辑佚

 

敩斋《古文标准》的佚文仅存于《古文集成》之中,故而要辑佚《古文标准》,首先必须清楚认识《古文集成》的性质和体例。

《古文集成》编者王霆震生平不可考,仅可据此书署名知其字亨福,江西庐陵人。该书目前存世两个版本,即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宋刻本和清乾隆时期抄写的四库全书本,前者题作《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后者仅题《古文集成》,从该书的性质来说,冠以“诸儒批点”更能准确反映其作为“汇编式评点型选集”的特色,恰与署名刘震孙的《新刊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相呼应,与黄坚编选的《诸儒笺解古文真宝》亦相似。四库本所据的底本,正是国图所藏的宋刻本,馆臣们对该书内容有所删改,特别是完全去除了圈点符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该书的原始形态,故而本文所论依据宋刻本[3]。

《古文集成》分十集共七十八卷[4],选文五百余篇,文章批点则“篇中有批有注,行间有点有掷,有大小黑圆围”,“点画围掷,悉臻精妙”(皆傅增湘《宋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跋》语)。该书汇集了诸儒的批点,《四库全书总目》即云“凡吕祖谦之《古文关键》、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楼昉之《迂斋古文标注》,一圈一点无不具载”,评述颇为到位。我们不妨看看《古文集成》如何利用这些书的评点,以此类推,便可基本确定它采录《古文标准》的方式。

就《古文集成》基本体例而言,一般先列每篇总评于标题之下:墨围阴刻标示批点者,再以双行注文总评内容。而文中的圈点批注一般亦采自总评之人。如甲集卷一首篇韩愈《送孟东野序》,总评为“迂斋批:曲尽文字变态之妙”,篇中有批有注,全篇文眼“鸣”字均加围圈,于警句“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者也”则行右加小圈。这一则“迂斋批”出自《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我们可用元刻本《崇古文诀》所收《送孟东野序》对核[5],恰可看到《古文集成》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迻录了《崇古文诀》的评点内容,无论总评还是篇中评、注,都几无改变,特别是全篇围圈的“鸣”字,亦予具载,最为显眼。我们继续再看甲集卷一第二篇韩愈《文畅师序》。此文总评标为:“东莱批:体格好。就他身上说极好处。”核诸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增注东莱吕成公古文关键》[6],包括篇首总评和文内批注,亦完全迻录此书内容,仅少了一句。需要说明的是,《古文集成》采用的《古文关键》,并非吕祖谦原本,而是蔡子文的增注本,许多文中批注,应该是蔡子文的增注,而非吕祖谦之语。据上,我们可以基本认定,《古文集成》汇集他人评点,如果总评仅有一人,那么文中的批注即出自此人。有时选篇并无总评,但有篇中批注,王霆震则会于标题下直接标明“全篇依某某批点”,如壬集卷八王安石《原过》无总评,即署“全篇依敩斋批点”。

除了总评仅有一人的情况,许多篇章的总评会有多人,这也是《古文集成》作为“汇编式评点选集”的一大特点。那么,这种情况下,文中批注又出自何人呢?这就需要分情况讨论了。有时《古文集成》会特别注明文内评注作者,如丙集卷一乐毅《报燕惠王书》总评有“迂斋批云”“西山批云”两则,文中批注也以白文分别标示出“迂斋云”“西山云”;或者虽然总评有多人,但文中批注出自一人,则标示“全篇某某批注”,如壬集卷四韩愈《获麟解》,有“东莱批”和“敩斋批”,于总评后即标“全篇东莱批注”。这类标示已经非常清楚,自然无须多言。但也常有另一种情况,即篇前多人总评,却并未继续注明文内批注者,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明了王霆震的编辑体例以作判断。如丙集卷一吕相《绝秦书》,前有总评依次为“东莱曰”和“西山曰”,文中又有大量批注,我们据此核对《增注古文关键》和《文章正宗》,可以确定文中批注正是删改自《文章正宗》;又如丙集卷二韩愈《上宰相书》,前有总评依次为“西山批”和“迂斋批”,核诸《文章正宗》和《崇古文诀》,则又可见文中批注采自《崇古文诀》。这样我们又可以基本断定,有多篇总评而未注明文中批注时,文中一般采用自最后一位总评者。不过,这还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几位总评的著者,是有评点之作的,我们才能认定最后一位总评者是文中批注的作者。换言之,如果虽有多位总评,但仅有一位总评者著有评点专书,而这位总评人并不是所列顺序的最后一位,则文中批注自然也出自这位唯一有评点专书之人,而不会是最后一位总评人。比如甲集卷三苏轼《六一居士集序》一文,题下依次有“欧文六一居士传云”“东莱云”“唐子西语录云”三条总评,虽然“东莱云”处于第二而非最后,但其实除了“东莱云”一条,其他两条乃在于补充相关资料,欧阳修和唐庚并无点评著作,故而文中批注不可能是出自欧阳修或唐庚,而只应出自署名吕氏的《古文关键》。类似的情况至少有五处,依此义例判断的结果都符合实际。

总之,《古文集成》所载评点的署名情况,总评均会标明作者;文中点评,有时也会标明作者;若文中点评未标明作者,则可分三种情况:一是总评仅有一人时,文中点评作者即是总评者;二是总评有多人时,且最后一人有点评专著,文中点评一般是最后一位总评人;三是倘若多人总评而最后一位总评人并无点评专著,我们可以基本推断,文中点评来自其中有点评专著者。认清了《古文集成》的这一汇编体例,即可据以辑佚此书未署名而属于《古文标准》的文中评点部分了。

 

二、《古文标准》佚文的批点特色与选文尚好

 

敩斋《古文标准》一名首次出现在《古文集成》甲集卷一柳宗元《送薛存义序》题下,径称“敩斋《古文标准》”;第二次出现在乙集卷七朱熹《江州濂溪书堂记》,但已改称“敩斋《标准》”。此后,仅称“敩斋”,而不称书名。据上文讨论的《古文集成》体例,我们可以将《古文标准》的总评部分辑佚如下:

 

甲集卷一柳宗元《送薛存义序》:“此篇文势转圆,如珠走盘中,略无凝滞。加之论为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议论过人远甚。中间以庸夫受直怠事为譬,且云势不同而理同,此识见最高。至于结句,用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亦与发端数语相应,学者宜玩味。”

乙集卷七朱熹《江州濂溪书堂记》:“此篇论道未尝亡,惟托于人,行于世,故有绝续、明晦之异。中间铺叙濂溪‘不繇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可谓见微识远之论也。”

己集卷五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此篇论《春秋》不治夷狄,其不治者,乃所以深治,议论尽有味。中间铺叙齐、晋行事未能纯为中国,秦、楚行事未能纯为夷狄,圣经终抑夷而尊夏者,此正可见其用法至详处。末又说‘戎之会,公不敢深责其礼’,文意亦高妙。”

庚集卷一柳宗元《沛国汉原庙铭》:“沛国,汉高祖所生之地。原,本始之意。凡人君立国,必建原庙,以其推原祖宗,而奉祀之也。”

壬集卷四韩愈《获麟解》:“自先秦雅训之书不复作,而学者溺于浮靡之习,韩愈氏以古文起八代之衰,至今天下师承之。此无他,盖其立意精严,措辞简古,铺叙缴结,句法圆转如走盘之珠,后世虽有作者,未易造其阃域。且以《获麟解》言之,自首及末,立为五段,抑扬开合,皆以‘祥’字为主,字虽少而意则多,反复玩味,使人一唱而三叹耳。”

壬集卷四韩愈《进学解》:“樊曰:‘《进学解》出于东方朔《客难》、扬雄《解嘲》,而公过之。’”又云:“孙樵曰:‘韩吏部《进学解》、玉川子《月蚀诗》,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鞚勒骑生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

壬集卷七韩愈《原性》:“此篇论性之品有三,孟、荀、扬之说,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壬集卷七韩愈《原人》:“此篇论人者,夷狄禽兽之主,圣人一视而同仁。”

壬集卷七韩愈《原毁》:“此篇论古之君子责己重以周,后世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

壬集卷八皮日休《原化》:“原者,所自始也。此篇推原圣化之所自出,而辟佛教之乱中国,引孟子距杨墨、韩公辟佛老二事证。”

癸集卷六宋玉《对楚王问》:“此篇设辞,先论‘曲弥高而和弥寡’,后以凤凰、鲲鱼自喻其行能,而王不能用也。”

癸集卷六韩愈《对禹问》:“此篇论禹以传子,为虑后世。”

癸集卷八班固《答宾戏》:“此篇主意设为问答,以解讥刺,论辩精当,学者不可不读。”

癸集卷八扬雄《解嘲》:“此又是一样文体,阴寓讥时之意,阳咏叹之。《进学解》《送穷文》皆出于此。”

癸集卷九韩愈《守戒》:“此篇论备在得人。”

癸集卷九柳宗元《敌戒》:“此篇论敌存灭祸。”

癸集卷九柳宗元《三戒·临江之麋》:“此篇戒依势以干非其类者。”

癸集卷九柳宗元《三戒·黔之驴》:“此篇戒出技以恣强者。”

癸集卷九柳宗元《三戒·永某氏之鼠》:“此篇戒窃时以肆暴者。”

癸集卷九张耒《药戒》:“此篇首论治痞之疾,不可急攻以求快,苦用药之速,则必耗元气。中间引秦商君求快之过,后归美先王之治,斡归主意有力。”

 

以上所辑《古文标准》20则文章总评(《三戒》算3篇),最多的是对文章内容的概括,多以“此篇论某某”句式展开,以揭示文章主旨,偶尔阐述文章篇章结构。从这些总评来看,《古文标准》的编选宗旨应在科举教学的辅导,属于古文写作的入门教程。该书取名“标准”,可能即以经典篇章立作标准,来揭示文章写作准则,以让学子获得基本的写作门径,由此达到一定之水平。

《古文标准》的总评除了概括文章内容外,还有一些是“解题”之语,如庚集卷一柳宗元《沛国汉原庙铭》和壬集卷八皮日休《原化》两篇,都就题目本身的字义作了必要的阐述。但作为古文评点最重要的,则是一些评语体现出作者敩斋解析篇章结构和行文之妙的手法:

第一,敩斋特别点出“识见”对于议论文的重要性。学者早已指出,南宋评点性选本倾向选择议论文,这和它们的评点宗旨在于指导科举考试有密切关系[7]。而所谓“识见”,即一篇文章的立意,“议论过人”“识见最高”“见微识远之论”“文意高妙”等论述是这寥寥20则评语频率较高的词语。文章的立意乃议论文字之“骨骼”,只有立意高远,议论文才能获得有司青睐,从指导后学的角度来说,点明经典篇章立意的胜处以便初学,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敩斋总评注意全篇事例的引证。他指出《送薛存义序》“以庸夫受直怠事为譬”,《王者不治夷狄论》“中间铺叙齐、晋行事未能纯为中国,秦、楚行事未能纯为夷狄”,《原化》“引孟子距杨墨、韩公辟佛老二事为证”等,显然都是在概括文意之外,特别拈出文章在叙述引证时的关键要素——事例——加以评论。事例的引证是文章的“血肉”,只有识见而没有事例来加以论证,就如同只有骨骼而无血肉,文章生动性和说服力都将大大减弱。事例引证得恰切丰富与否,来源于学养积累的深浅,敩斋把这些经典文章的事例引证一一指出,亦有利于应试学子的备考。

第三,敩斋对语言设辞也颇为注重。他点明《送薛存义序》结句“与发端数语相应”,《获麟解》“自首及末,立为五段,抑扬开合,皆以‘祥’字为主,字虽少而意则多,反复玩味,使人一唱而三叹耳”,《答宾戏》“主意设为问答,以解讥刺”,《解嘲》“阴寓讥时之意,阳咏叹之”等,都能从语辞本身在篇章中的作用出发,加以评论,批点颇中肯綮。语言设辞的艺术实乃文章之肌理,有骨骼有血肉都还是皮相,只有深入剖析语辞本身,才能切中文章肌理,揭示文章妙处。

当然,就语言设辞的文章肌理分析而言,文中批注篇幅更大,比如评朱熹《江州濂溪书堂记》“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传者与?不然何其绝之久而续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一句,就批作“文老意正”;评韩愈《原人》开篇之句为“鼎足立说”;评皮日休《原化》开篇“设问起”;评王安石《原过》开篇“取天地设喻起”;评柳宗元《临江之麋》“善叙事”,等等,都是深入文本内部的分析,侧重艺术技巧的揭示,很有学术价值。这些文中批点,除了相关艺术技巧的点评外,还有不少其实是文字典故注解,综合而言,这一部分内容恰好体现出《古文标准》有评有注、评注结合的基本特点。

《古文集成》在引述《古文标准》时,用了“评曰”“云(曰)”“批”“批点”“批注”等词汇,王霆震在使用这些词汇时有时比较随意,并无特别的讲究,但总体而言,“批点”与“批注”仍有所区别,特别是使用“注”字时,更多还是偏向于典故字义的注解。比如甲集卷二马存《送陈自然西上序》只写“东莱注”,全篇确实只有两个典故出处的注释,并无点评;壬集卷七韩愈《原道》篇题下也特别写明“全篇依东莱批注,全篇增迂斋批点”,检视文中楼昉文字,确实都在“批点”文意,而吕氏文字则有批有注,于此可见王霆震在“注”字的使用上有所讲究。再结合《古文标准》的佚文来看,《古文标准》的性质在“批点”与“批注”之间,而更倾向于“批注”。比如癸集卷七柳宗元《设渔者对智伯》题下就无总评,仅标“敩斋批注”。全篇有对文章起承转合的解说,开篇即点出“智氏既灭范、中行,志益大”一句乃“一篇主意”,并就智伯之问与渔者之答作了批点,但更多的是注释字词音义、典故出处、历史背景。这些注释有些是敩斋自己的注,有些则采自他人,比如先唐文注释多采《文选》六臣注,韩文注释与《五百家注昌黎文集》相合,柳文注释与《五百家注柳先生文集》相合等,都能证明敩斋在注解这一部分,承袭前人不少。也许有人怀疑这些注文可能是王霆震加进去的,而不一定是《古文标准》原有的,这当然也有可能。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王霆震在采用了他人批注和注解时一般都会注明,比如癸集卷六宋玉《对楚王问》题下除了写明“依敩斋批点”外,又特别注明“增五臣注解”,从这一点看,王霆震还是比较注意出处的。如果我们相信王霆震不是一个随便加入注解的妄人,而是一个忠实的编选者,那么,那些署名敩斋批注的文中注,即使我们可以考证甚或本已注明出自其他注本,我觉得也应属于敩斋编选《古文标准》的行为,而非王霆震编选《古文集成》的结果。何况,就当时评点选本的批注风气来说,采纳前人注解也是很常见的现象。比如我们看到《古文集成》有引所谓“郎学士”的注文,实即撰写《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的郎晔。由此可见,《古文标准》是一部评点、批注结合的文章选本,与当时流行的《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同属一脉。

我们目前所见《古文标准》所收文章除了上文所列总评涉及的20篇外,还有《古文集成》壬集卷八王安石《原过》、癸集卷七柳宗元《设渔者对智伯》2篇没有总评只有文内批注的文章,合计22篇。这22篇文章以文体来看,序1篇、记1篇、论1篇,铭1篇、解2篇、原5篇、对问2篇,设论3篇,戒6篇;从时代来看,唐前3篇(宋玉、班固、扬雄各1篇),唐代15篇(韩愈7篇,柳宗元7篇,皮日休1篇),宋代4篇(王安石、苏轼、张耒、朱熹各1篇)。这一选目,与《古文关键》选文重合4篇,与《崇古文诀》选文重合3篇,与《文章正宗》(含《续文章正宗》)选文重合7篇,与《文章轨范》选文重合4篇。具体篇目如下图所示。

 


古文关键

崇古文诀

文章正宗

文章轨范

送薛存义序


王者不治夷狄论



获麟解


进学解




原性




原人



原毁


原过




对禹问




解嘲




 

而与以上四种南宋古文批点选本完全不重合的文章,则有宋玉《对楚王问》、班固《答宾戏》、韩愈《守戒》、柳宗元《沛国汉原庙铭》、《设渔者对智伯》、《敌戒》、《三戒·临江之麋》、《三戒·黔之驴》、《三戒·永某氏之鼠》、皮日休《原化》、张耒《药戒》、朱熹《江州濂溪书堂记》等12篇,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的《古文标准》篇目就有一半以上不和当时流行的其他评点选本重复[8]。

以上的统计数据,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就是《古文标准》入选文章的时间跨度大,最早是战国的宋玉,最晚是南宋的朱熹,然重心乃在于韩、柳文章,二人选入的篇目非常多,由此可以看出敩斋既具有长时段的文章史眼光和古文统绪观念,又具有特定的选文立场;第二就是《古文标准》的遴选尺度与当时流行的选本颇有不同,和南宋著名的《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四大文章评点选本比较,仅现在我们能确定的22篇文章就有12篇是它独有的,这显然说明敩斋选文的着眼点有立异的成分,也可能是为了在当时的图书市场获得读者的青睐而故意选择别本不收的文章。第三就是“戒”文体几乎不与他本重合,体现出《古文标准》选文时对“戒”的特别重视,甚至可以推测它可能专门辟有“戒”之一目,直接影响了其后包括《古文集成》《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在内的等书文体目录设置。如果还有第四点,那就是他的选文宗旨或许与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最接近,现在能确定的篇目与《文章正宗》重合最多,不过,考虑到《文章正宗》(含《续文章正宗》)本来选文数量就多达900余篇,覆盖面已经很宽,所以这一点尚可存而不论。总之,从前三点来看,《古文标准》既看重韩、柳文章的典范意义,又希望能够在选文上自具特色,对一些特殊文体予以关注,说明编选者秉持了特有的衡文标准。当然,这些存留佚文所反映出来的特点只是《古文标准》之一隅,甚或并非《古文标准》一书整体的特点,而更可能掺杂了《古文集成》编选者王霆震的尚好。但无论如何,我们根据有限的材料作此颇具可能性的推测,应是可以成立的。

 

三、《古文标准》的文章学启示

 

南宋是文章评点的发轫期,《古文关键》的出现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这种集评论、圈点和选本为一体的新的文学批评方式,对后来的文章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学者张云章在《重刻古文关键序》[9]中曾标举《古文关键》的开创之功,同时也肯定了《崇古文诀》《文章正宗》和《文章轨范》的典范性,而敩斋《古文标准》一书显然就是在这一风潮下产生的。倘若我们把《古文标准》置于这一著述群落中静态地加以比较考察,它的特性似乎并不明显,只是一部普通的古文评点选本而已,但如果动态地来看待它在此时出现的意义,则可以有另一番结论。

《古文集成》将南宋最有价值的古文批点选本加以选择汇编,又采纳了《古文标准》如此多的条目,这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古文标准》在当时应具备了一定影响力。南宋时期综合性(选文至少三家以上)古文评点选集的时间序列,以吕祖谦《古文关键》(最迟成书于1181年)为始,继而有楼昉《崇古文诀》(约成书于1227年)和真德秀《文章正宗》(约成书于1232年)的出现,之后有汤汉《东涧先生妙绝今古文选》(成书于1242年)、谢枋得《文章轨范》(约成书于1267年)和周应龙《文髓》,其中还陆续出现了汇编性的王霆震《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和刘震孙《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从现有的材料推断,《古文标准》在这一序列中的位置可能与《崇古文诀》和《文章正宗》相近或稍晚,至少比《妙绝今古文选》早,约成书于1227年至1242年间[10]。也就是说,此书应算作有限的几种早期古文评点选本之一,对其后出现的评点选本产生过影响。比如论《送薛存义序》的结句“与发端数语相应”,《文章轨范》就直接吸收了。想必类似的评语,《文章轨范》引用自《古文标准》的还有不少,只是由于《古文标准》已经亡佚,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哪些部分属于《文章轨范》引用它的了。从《古文集成》采纳评点选本的批注情况来看,《崇古文诀》入选最多,涉及55篇,《古文关键》其次,有38篇,排名第三的即是《古文标准》的22篇,而《文章正宗》则仅采入5篇。由此可见,至少在王霆震看来,《古文标准》作为早期的文章评点选集极为重要。

学者曾对宋元时期的诗文评点发展过程作了历时性的考察[11],但忽略了《古文标准》实乃诗文评点发展链条的一环,应该将其补入恰当位置,正是有了这一环,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描述古文评点的演化轨迹,也对进一步把握南宋古文评点的繁荣状况有所助益。《古文标准》的存在,也让我们认识到古文评点在其发轫初期就已经展现出蓬勃的景象,这或许与科举考试和印刷业发达密切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关,南宋古文选本乃“唐宋八大家”成立的重要源头[12],《古文关键》就选取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张耒八人的文章,与后来的“八大家”之说只差一人(以张耒代替了王安石),是此说确立的重要方向标。而《古文标准》明显表现出对韩、柳文章的重视,大量选录评点韩、柳古文,这也构成了韩、柳古文“权威化”的重要一环。可以说,《古文标准》的出现,同样丰富了我们对“八大家”在南宋具体演变过程的认识。颇有兴味的是,张耒文章被《古文标准》选入,这与《古文关键》《崇古文诀》《续文章正宗》一同体现出南宋文坛对张耒古文的重视。张耒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文章纡徐自然,雍容疏朗,苏轼赞其文章“汪洋冲泊,有一倡三叹之声” [13],作为当时科场范本的《苏门六君子文粹》也以张耒文章选得最多并排在卷首,足见张耒的文章趣味符合科举标准,具有一定的示范价值。《古文标准》收录张耒《药戒》一文,分别点评了此文的造语、文老、意高、文工、结有力,指示出此文的写作技巧与铺叙意脉。洪迈《容斋随笔》也曾经对张耒此文作过评价,不过他乃是将此与苏轼《盖公堂记》比较,认为:“予观文潜之说,尽祖苏公之绪论,而千言之烦,不若三百言之简也。故详书之,俾作文立说者知所矜式。” [14]洪迈觉得对同一题材和相同议论的处理,张耒不如苏轼,长篇不如短简。这种纯粹的学术观点和古文评点选本作为一般的应试指南的立场,显然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张耒文章接受史上的重要面相。推广而言,《古文标准》在某些文章的经典化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一些他本不选的唐宋人文章,更凸显了《古文标准》在此层面的意义。如柳宗元的《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从现有材料来看,是由《古文标准》开始第一次进入文章选本,之后多有选本选入,最终入选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可算正式成为文章经典。

以上就“选”的角度看《古文标准》,其特殊价值乃在于“求异”;而就“评”的角度说,《古文标准》的评语则体现出当时文章学所重视的一些共同焦点,价值在于“求同”。文章的评点,特别是文中批点,是“过程的美学”,它伴随读者的文本阅读过程而展开,与读者临场反应紧密相关,而这种阅读过程所产生的瞬间感觉,尤为关乎人们的审美直觉,反映出当时读书人最直接、最核心的知识兴趣。南宋的古文评点选本之间互相因袭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看似蹈袭稗贩的背后,恰可看出他们当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认为好的文章应该有哪些关键要素,什么样的文章审美是最重要的等等。关于南宋文章选本中所蕴藏的文章学思想,已有学者梳理总结,认为“标揭文章的变态之法,提倡活法圆转” [15]是它们的核心观念。我们检视《古文标准》,确实看到不少类似的评语,比如论《送薛存义序》“文势转圆,如珠走盘中,略无凝滞”,论《获麟解》“句法圆转如走盘之珠”都指向了所谓的“圆转”;《文章轨范》在评论《获麟解》时也说:“能熟读此等文字,笔便圆活,便能生议论。”这让我们极易联想到江西诗派的“活法”说。祝尚书先生就曾指出,南宋的文章评点与“江西派”诗文论之间确实存在密切联系。[16]除此之外,像“有力”也是当时文章学关注的一个问题[17]。《古文关键》论韩愈《师说》“此篇最是结得段段有力”,论欧阳修《送王陶序》“结最有力”,论《王者不治夷狄论》“起头有力”等,都指向文章结构与叙述的力量感,而《古文标准》论《守戒》《药戒》也都点明“结有力”,将“有力”与否视为文章起结的重要指标,反映出当时科场文章追求和崇尚矫健文风。还有就是“老”。“老”这个审美概念在宋代诗文中普遍可见,它被广泛地运用到古文评点之中,就涉及文章的审美趣味和句法结构,《古文标准》论《江州濂溪书堂记》和《药戒》时都点到了句子“文老”,其美学意涵非常值得我们探究。总之,这些都是宋代文章学的核心概念,涉及文章的风格命题,已经从一般的句词修饰上升到审美范畴的高度,是古文点评中最具理论色彩而又最难绎的部分,它们虽非《古文标准》佚文所独有,却启示我们探讨宋代文章学,对这些古文批点所共有的审美焦点应有所注意。

总之,作为一部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散佚已久的文章选集,《古文标准》为我们深入认识宋代文章学和早期古文评点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我们重新勾画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演进过程补充了有效环节,特别是该书佚文所体现的选文立场和评点眼光,更是加深了我们对南宋后期图书编撰、科举文化与文学批评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颇具学术启示意义。

 

注释:

[1]关于古代文章学的成立时间,学界尚有歧见,笔者倾向认同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和祝尚书《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等文的观点。

[2]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一,《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66页。

[3]关于《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宋刻本的递藏情况,可以参考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八所载《宋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26—931页)。另有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和《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唐宋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对此书版本有简单梳理。

[4]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本实存七十三卷,缺卷53、54“箴”类文两卷,内尚有若干阙页,且甲集卷六、乙集卷一、丁集卷九乃配清抄本而成。《藏园群书题记·宋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跋》谓:“又前丁、前辛两集细审标题下及版心书名下,皆有补缀痕,余意此两字必为‘后集’,贾人剜去以弥此阙。《提要》谓后集佚去者,盖视之未谛耳。更可异者,各集皆序、记、书、论之文,此两卷忽以章奏之文插入,要为不伦。此又可断为取后集羼补之一证也。”(前揭,第928页)则傅氏认为现在的“前集”中丁、辛两集乃是书商改窜“后集”补足。

[5]《中华再造善本》收录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本文即使用此本。文贵平《〈古文集成〉中楼昉评点辑录》(《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5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页)一文认为《古文集成》中迂斋评语“夹评皆为《崇古文诀》所无”,实乃误会。四库全书本《崇古文诀》删去了文中夹评,而其他版本如元刻本、明刻本均保留了这些评语,并不需要另外辑录。

[6]此书《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本文即使用此本。

[7]吴承学:《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8]《古文集成》是一部汇编式评点选本,与一般的评点选本性质不同,故不作比较。《妙绝今古》批点文字极少,多是注释,选目只有《获麟解》与《古文标准》相同;《古文真宝》成书稍晚(约1310年),流传版本复杂,《古文标准》现存选目与日本流行的《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重合5篇,韩国流行的《详说古文真宝大全》重合6篇,其中多出的1篇正是张耒的《药戒》。考虑《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已远非黄坚《古文真宝》原貌,且时代更晚,故不予讨论。

[9]张云章:《重刻古文关键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古文关键》,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10]《四库全书总目》推测《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刊刻于宋理宗朝,而此书又未辑《妙绝今古文选》内容,或可旁推《古文标准》早于《妙绝今古文选》。另外,《古文标准》论扬雄《解嘲》的总评与《崇古文诀》非常近似,而此篇《古文集成》题下标作“敩斋批注,迂斋批点”,文中批点文字又特别注出了“迂斋批”的部分。按照《古文集成》的一般体例,除了标明“迂斋批”的部分外,其他文中批注应该都来自《古文标准》。但是,仔细对照《崇古文诀》与《古文集成》,却发现《崇古文诀》的一些文中批语,和《古文集成》中应当属于《古文标准》的文中批语是一样的。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自然就是《古文标准》承袭了《崇古文诀》的批语;一种则可能相反,是《崇古文诀》承袭了《古文标准》的批语,因为理论上《古文集成》的作者王霆震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放弃《崇古文诀》已有的批语,而采用《古文标准》,然后又以《崇古文诀》来补充。比如此文“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一句,《古文集成》批注:“虽尊大汉,其实含不满意。迂斋批:‘观下文可见’。”未注明“迂斋批”的部分就应该是《古文标准》的内容,而《崇古文诀》此句评语除了“迂斋批”三字,其他都一样。由此可见,王霆震是先采用《古文标准》,再使用《崇古文诀》的,如果王霆震有书籍出现先后的优先意识的话,那么,《古文标准》出现在《崇古文诀》之前也未尝没有可能。当然,这也只是猜测,并无其他证据,姑妄言之。

[11]高津孝:《宋元评点考》,载《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2]关于“唐宋八大家”的成立过程,亦可参考高津孝《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载《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

[13]脱脱:《宋史·文苑传·张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13页。

[14]洪迈:《容斋五笔》卷四“东坡文章不可学”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73页。

[15]张海鸥、罗婵媛:《南宋古文选本中的文章学思想》,《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16]祝尚书:《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7]罗书华即指出“有力”是《古文关键》的审美关键词。参氏著《从文道到意法:吕祖谦与散文学史的重要转折——兼说〈古文关键〉之“关键”的含义》,《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

 

作者简介:侯体健,男,湖南永兴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066)、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宋金元散佚文话辑考”(项目编号:1552)阶段性成果。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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