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中的三种“语言指纹”



杨琳

 

 

摘要:《金瓶梅词话》存在很多悬案,如成书问题、作者问题、语言问题等。本文通过对《词话》文本的深入辨析,揭示了《词话》中包含的三种“语言指纹”,即作者的“语言指纹”、听录者的“语言指纹”和抄写者的“语言指纹”。以此为据,得出如下结论:《词话》是尚未经历“去地方化”和“去陌生化”修改的个体作品,而非“集体积累”型作品;其作者为艺人而非文人;说散本《金瓶梅》则为“集体积累”型作品,未可与《词话》混为一谈。   

关键词:金瓶梅 语言指纹 俗语词   

 

 

很多人根据《金瓶梅词话》(下文简称《词话》)的语言去探求作者,但《词话》使用的语言究竟是哪里的方言,学人看法分歧很大,除了流行的山东方言和吴方言两说外,还曾提出过河北方言、河南方言、北京方言、山西方言、内蒙古西部方言、兰州方言、江淮方言、扬州方言、湖南平江方言、临川方言等说法[1]。这些研究结果其实只是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方言是共同语的变体,各方言之间相同的成分远远大于相异的成分(否则就变成另一种语言了),词汇尤其如此,所以很多词语你有我有他也有,而研究者往往自以为是“我方独有”照这种盲人摸象的思维方式探讨下去,几乎可以得出《词话》的语言是任一方言的结论。   

所谓《词话》的语言,无非就是传世《词话》刻本文字所呈现的语言。经过一番全面的考查,我们认为刻本文字呈现的语言特征并不完全符合单一的个人语言,其中包含了三种“语言指纹”。

 

第一种“语言指纹”:作者的“语言指纹”

 

关于《词话》的成书过程,学界主要有“个体独创说”和“集体积累说”两种观点。其实这两种观点并非没有联系。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作品其产生之初必然是个体创作的,不存在众人同时执笔的集体创作,所谓“集体积累”是指个体创作的作品在传播过程中被不同时地的众多无名氏做了很多的修改加工而已。不少古代白话小说都经历过从“个体独创”到“集体积累”的演变过程。后人对个体作品的加工修改大都沿着两个方向,一是“去地方化”,即将初创者的方言俗语改为通行的雅言通语;二是“去陌生化”,即将自己不熟悉、不理解,甚或不喜欢的语段情节加以删改。我们将《词话》本和崇祯本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崇祯本对《词话》本作了很多修改,其修改主要就体现在“去地方化”及“去陌生化”两个方面,所以崇祯本符合“集体积累”型作品的特征。《词话》则不然,它保留着大量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呈现了作者的方言特征,此即作者留在作品中的“语言指纹”。下面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第一回:“武大自从搬到县西街上来,照旧卖炊饼。一日街上所过,见数队缨枪,锣鼓喧天,花红软轿簇拥着一个人,却是他嫡亲兄弟武松。”这里“所过”的说法不符合“所”字结构常见的使用规则。常见的“所 动词”结构相当于一个名词,如“所见”“所闻”之类,但上例中的“所过”却是动词性的,指经过、走过,因此,传世介休本上有人将“所”校改为“走”。然而《词话》中这种动词性的“所”字结构并非仅此一例。其他如:   

 

(1)这个香囊葫芦儿,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园里做生活,因从木香栏下所过,带系儿不牢,就抓落在地。(第十一二回)  

(2)一日玳安骑马打狮子街所过、看见李瓶儿门首开个大生药铺,里边堆着许多生熟药材,朱红小拒,油漆牌面,吊着幌子,甚是热闹。(第十八回)   

(3)这潘道士焚符,喝道:“值日神将,不来等甚!”噀了一口法水去,见一阵狂风所过,一黄巾力士现于面前。(第六十二回)   

(4)大风所过三次,一阵冷气来,把李瓶儿二十七盏本命灯尽皆刮尽,惟有一盏复明。(第六十二回)   

(5)次日月娘辞了老师,往前所进。走了一日,前有一山拦路。(第八十四回)   

(6)韩二交纳了婆婆房钱,领爱姐作辞出门,望前途所进。(第一百回)   

(7)这经济听言,满心欢喜。一日正打街前所走,寻觅主管伙计,也是合当有事,不料撞遇旧时朋友陆二哥陆秉义。(第九十八回)

(8)可怜这吴月娘,穿着随身衣裳,和吴二舅男女五口杂在人队里挨出城门,到于郊外,往前所行。(第一百回)   

 

这种动词性“所”字结构也见于其他文献。例如:

 

(9)我待往前再走,不意遇着这大雨;待不前去,又怕那贼汉赶来,所伤了我的性命。怎生是好?(元佚名《朱砂担滴水浮沤记》第二折)   

(10)自身姓李,夫主姓杜。所生了一个女孩儿,是上厅行首杜蕊娘。(元关汉卿《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一出)   

(11)妾身近日所生了个孩儿,见孩儿口大,就唤孩儿做王阿三。(元关汉卿《刘夫人庆赏五侯宴·楔子》)   

(12)小生虽未与足下识荆,所烦相小生祸福咱。(元关汉抑《山神庙装度还带》第二折)   

(13)所央松江府旧认的孔目每,讨了一张文书,则做往京探亲,带房中细软,上京寻那荆楚臣去。(元贾仲名《荆楚臣重对玉梳》第三折)   

(14)周瑜领兵赶上,跪在车前,所说他取荆州之计。(元佚名《两军师隔江斗智》第四折)   

(15)张郎使嫉拓心肠,要所算了小梅。(元侠名《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第四折)   

(16)你道他所算了孩儿命,我道来须是他嫡母亲。(元佚名《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第四折)   

(17)你道他将亲来所图,你道他抵盗那财物,这公事凭谁做主。(元侠名《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第三折)   

(18)您向赵卿说俺恁的不好,要助他所算了俺!(明康海《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狠》第三折)   

(19)小道人只身在此,所慕娘子才色兼全,他阴沟洞里想天鹅肉吃哩。(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   

 

可见动词性“所”字结构是近代汉语中并不罕见的一种词汇现象,《词话》中的这类“所”绝非讹误,它是作者方言习惯的自然流露,不熟悉作者方言的人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它无疑是作者的“语言指纹”。而且从第一回到第一百回都有这种“所”字结构,表明百回《词话》的原稿是由一人创作完成的。介休本的校者不了解动词性“所”字结构,他将所有这类“所”字都做了修改,这正是后人“去地方化”的行为。如果他的修改被抄录重刻者接受,意味着“去地方化”的行为已然完成。   

第九回:“到二日,武二早起,先在陈先生家写了状子。”“二”介休本校改作“次”,崇祯本作“第二”。“二日”在有些方言中就是次日的意思。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上(广陵书社2008:367):“满洲的援兵,一总有几万,被成功杀退。到了二日,就把长泰县攻破,一直杀到凤尾山。”张恨水《虎贲万岁》(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363):“在这条街上的迫击炮营孔益虞营长所带的一六九团第二营残兵,和师直属部队杂兵,战了两日两夜,饿了一整日,在大炮毒气下,忍死防守,不肯变更位置,这就由五十多员名减到三十多员名。到了二日下午二时,毒气已经稀薄,敌人用掷弹筒掷弹,对了街上每一层障碍物,都作集中的轰炸。”陈建一《杭州评话·韩信传奇》(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55):“韩信到楚营之后,楚营中兵士三三两两在一旁议论,对韩信说长道短。……到了二日,聚将鼓一通,众将官顶盔亮甲;聚将鼓二通,众将军车马纷纷;聚将鼓三通,元帅升帐。帅帐外,众将官早已停车下马,等候传宣、参见元帅。”这些用例中的“二日”均为次日之义。《词话》中的“二日”应为作者方言,未可妄加修改。   

第二十三回:“那玉楼道:‘六姐,教他烧了拿盒子拿到这里来吃罢。在后边,李娇儿、孙雪娥两个看答着,是请他不请他是?’”这种把“是”放在句末的说法也是作者方言的言语习惯。其他的用例如第二十六回:“老婆见了他,站起来是,不站起来是?”第三十五回:“金莲道:‘姐姐,不是这等说。俺便罢了,你是个大娘子,没些家法儿。晴天还好,这等月黑,四顶轿子只点着一个灯笼,顾那些儿的是?’”第四十三回:“李瓶儿道:‘平白他爹拿进四锭金子来与孩子耍。我乱着陪大妗子和郑三姐,并他二娘,坐着说话,谁知就不见了一锭。如今丫头推奶子,奶子推老冯。急的那妈妈哭哭啼啼,只要寻死。无眼难明勾当,如今冤谁的是?’”第七十六回:“西门庆一面搂抱着,劝道:‘罢么,我的儿。我连日心中有事,你两家各省这一句儿就罢了。你教我说谁的是?’”

第三十回:“少顿,太师出厅。”“顿”介休本校改作“顷”,崇祯本及今世校注本也都改作“顷”,均非。古有“少顿”一词。见于《词话》者如第十四回:“少顿,西门庆进来,脱了衣服坐下。”第六十三回:“少顿,只见王经进来说道:‘娘每看了,快教拿出去。乔亲家爹来了,等乔亲家爹瞧哩。’”第七十二回:“少顿,出来说道:‘请老爹后边见罢。’”见于其他典籍者如《本草纲目》卷八《金石之一·铅丹》:“时珍曰:按独孤滔《丹房鉴源》云:‘炒铅丹法:用铅一斤,土硫黄十两,消石一两,铭铅成汁,下醋点之,滚沸时下硫一块,少顿,下消少许,沸定再点醋。’”清郑重光《素圃医案》卷二《暑证治效》“及余甫出门,病者即发呃。少顿,即欲下床卧地。”“少顿”义为一会儿,不久,与“少顷”同义,但“少顷”为文言词,“少顿”为口语词,《词话》中作“少顿”正是作者口语的反映。后人熟悉“少顷”而不知有“少顿”,故改“顿”为“顷”。   

第五十一回:“门外手帕巷有名王家,专一发卖各色改样销金点翠手帕汗巾儿,随你问多少也有。”“问”崇祯本改作“要气梅节:“‘问’应为‘便’。本书‘随便’均作‘随问’。”[2]“间”有要求义。《三国志·魏志·陈登传》:“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元关汉卿《望江亭》第三折《紫花儿序》:“俺则是一撒网、一蓑衣、一箬笠,先图些打捏,只问那肯买的哥哥照顾俺也些些。”明彭孙贻《茗斋诗余》卷一《意难忘》:“行不得也哥哥。尽销么瘦么,索问他、神君交接,素女方科。”清末黄世仲《廿载繁华梦》第四十回:“周庸佑听罢,也没得可答,心中只是纳闷。次日又向各侍妾问索,都称并无私积。”福建邵武闽语中称讨债为“问帐”。《词话》中的“问”就是要求义在方言中的遗存。   

第六十二回;“李瓶儿道:‘好傻子,只不死将来你拦的住那些。’”崇祯本“死”下加一“死”字,今世校注本皆从崇祯本,标点作:“李瓶儿道:‘好傻子,只不死,死将来,你拦的住那些!’”梅节(2004:290)认为“只”为“又”之形误,并认同崇祯本“死”下加一“死”字的做法。按:诸说均未得,“不”为“个”之形误。古有“只个”一词。《词话》第八回:“想起自日里听见那些勾当,只个乱打鼓𢵞拔不住。”此谓一直、总是。第八十五回:“薛妈,你只个领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见他一面。”此谓只管、只是。今湖南娄底话中仍用“只个”,义为“总是、老是”[3]“只个”中的“个”是词尾。其他“个”作词尾的例子如唐王维《酬黎居士淅川作》诗:“侬家真个去,公定随侬否。”“真个”谓真的、确实。宋辛弃疾《新荷叶》词:“南云雁少,锦书无个因依。”“无个”即没有。元佚名《还牢末》杂剧第三折:“待我手摸着心头暗酌量,毕竟个是真是谎?”“毕竟个”即毕竟。今有“整个”“全个”之词。“总是”与但凡、只要义密切相关,广东梅县客家话中的“总爱”就是“只要”的意思,“总”相当于“只”,“爱”即“要”。例如:“山歌唔系考声音,总爱唱来意义深。”[4]《词话》句子应断为:“只不死将来,你拦的住那些?”“只不(个)”义为但凡、只要,整句话意为但凡死将到来,你拦得住哪些?这样的话无疑出自作者之口。

第六十五回:“我也见这老婆这两日有些别改模样的,怕这贼没廉耻货镇日在那屋里缠了这老婆也不止的。”“止”介休本校改作“可知”,崇祯本改为“见”。梅节(2004:305):“‘止’应为‘定’。”今谓“不止”位于句末的用法《词话》中屡见。第六十七回:“着紧一二年也不止。”第七十三回:“娘不信,掏他袖子,怕不的还有柑子皮儿在袖子里不止的。”第八十九回:“怕不就是春梅来了也不止的。”第九十四回:“若喜欢,只惩放出来也不止。”“止”有停止、安定义,“不止”义为说不定,表示估计。改作“知”“见”“定”等字都是不了解作者方言词语的臆改。   

第六十八回:“玳安道:‘再不,你备豆腐铺子里驴子骑了去,到那里等我打发他钱就是了。’文嫂儿道:‘这等还许说。’”“许”介休本校改作“好”,“说”下校改补“着”,“说着”属下。崇祯本作“这还是话”。今谓原文无误。第六十九回:“倒只是他家里深宅大院,一时三老爹不在,藏掖个儿去,人不知鬼不觉,倒还许说。若是小媳妇那里,窄门窄户,敢招惹这个事?”“还许”在今天一些方言中仍在使用,是也许、还算的意思。“这等还许说”意为这还算像个话。   

第七十五回:“当下月娘自知屋里说话,不防金莲暗走到明间帘下听觑多时了,猛可开言说道。”“知”介休本校改作“在”。梅节(2004:380):“‘自’应为‘只’。同音代用。下文‘自我晓的’同改。”二校均非。“自”有“只”义。第十五回:“自我认的,你每都猜不着。”“自我”谓只有我。第七十回:“自知好色贪财,那晓王章国法。”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自知淫人妻子而不知死之将至。”“自知”谓只知。可见原文无误。   

第八十三回:“却表秋菊在后边厨下,睡到半夜里起来净手,见房门倒扣着,推不开,于是伸手出来,拔门了吊儿。”“了”介休本校改移至“拔”下,“‘门”崇祯本作“开”。两种校改均非,原文无误。“了吊”指门窗锁扣上的插销。清周家嵋《顺天府志》(光绪刻本)卷三十二《方言上》:“今顺天人呼门边县铁可加锁者曰了吊。”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五《乡试》:“各处房门了吊一百六十二副,赁木床七张,共价四两六钱三分四厘。”   

上述作者的“语言指纹”表明,《词话》是尚未经历“去地方化”和“去陌生化”修改的个体作品。所以,在讨论《金瓶梅》成书方式的时候,应将《词话》本和说散本加以区别,未可胡子眉毛一把抓,使问题纠缠不清。

 

第二种“语言指纹”:听录者的“语言指纹”

 

承认《词话》为个体作品的学者当中,又有“文人创作”还是“艺人创作”的争议。持“艺人创作”说者常常列举《词话》中有大量韵文唱词,有众多“话说”“此是后话”“评话捷说”等语言表征,有“春梅等唱‘人皆畏夏日’云云”(第30回)这样的对现场表演的略述,他们以诸如此类的话本特征试图证明《词话》为话本,既为话本,作者自为艺人。持“文人创作”说者则认为《词话》的话本特征是文人小说对话本表述方式的模仿和借用,《词话》的情节结构采用纵横交错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适宜于可重复查看的视觉,而不适于转瞬即逝的听觉,所以《词话》是文人创作的用于阅读的小说,而非用于演说的话本。   

凡是读过《词话》的人都会承认《词话》用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音同音近替代现象相当普遍,远远超出了古籍中常见的通假的范围。对此我们该如何解释?

首先,这种现象不可能出自作者之手,作者能创作出八十万字的优秀作品,其文化水平是不容低估的,不可能是个随意写白字的白字先生。有人说:“(《词话》作者)大写、乱写同音字、近音字,并写不通用的俗字,人们还以为这位作者是别字专家、白字能手,有人因此就猜,这位作者文化水平不高,尽写错别字。我看,这位作者不是认字不多而常写错别字,而是深达语言文字的本质,故意多写同音字或近音字,以掩盖自己,作弄别人。”[5]这种说法是不切实际不合情理的想象。小说不署真名的很多,但没有人故意写大量错别字。不署真名就已达到了隐身的目的,故意写错别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次,这种现象也不可能是传抄者造成的,照本抄写一般只会造成形误,不会造成大量音误。   

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传世《词话》的底本是听录的文本。听录一方面来不及细辨文意,一方面速度要快,加之听录者的文化水平不高,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同音替代现象。   

如第五十五回:“任医官道:‘只是用些清火止血的药,黄柏、知母为君,其余只是地黄、黄荃之类,再加减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门庆听了,就叫书童封了一两银子,送任一官做药本,任一官作谢去了。”前面写“任医官”,后面却写成“任一官”,这是听录者为求快而用笔画少的字代替笔画多的字,是有意写白字。第五十回:“十日卖一担针卖不得,一日卖一担甲倒卖了。”“针”固然是可以买卖的物品,但“甲”则不知为何物了。第九十三回:“二日卖不得一担真,一日卖了三担假。”这回听录者算是理解了俗语的含义,正确记录为“真”“假”。可见写成“针”“甲”是由于听者误解造成的,这是无意写白字。大部分的同音替代是无意造成的。   

第二十二回:“贼没廉耻的货,你和奴淫妇大自日里在这里端的干的勾当儿!”“干的”之“的”崇祯本作“这”。梅节(2004:108)认为“的”为“好”之误。应以崇本作“这”为是。元明时期的一些方言中“的”与“这”“着”读音相同,所以“这”“着”也写作“的”。如《词话》第四十一回:“后边又是两个小厮,打着两个灯笼,喝的路走。”此谓喝呼着行走。第六十二回:“冯妈妈一手接了银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的说道:‘老身没造化了。’”此谓哭着说。今天的一些方言中“着”仍然与“的”同音。如哈尔滨话(说的说的就哭了)、山西武乡话、昆明话中持续标记“‘着”读[tə]《词话))“的”作“这”只能是听录之误。  

 第五十二回:“你家汉子成日摽着人在院里顽,酒快肉吃,大把家挝了银子钱家去。”今世校注本此处多无校释。梅节(2004:245):“酒快肉吃,崇本作‘大酒大肉吃’,意改。‘酒’上应脱‘碗’字,‘快’应作‘块’。”此说非是。古有成语“碗酒块肉”。明澹圃主人《大唐秦王词话》卷三:“主公今日或出西门,着西门内居民人等各出钱粮,每一名碗酒块肉,馒头一对。”清鸳湖烟水散人《珍珠舶》第一回:“众邻居俱是个经纪手业之人,免不得四个字,唤做粗俚朴实。碗酒块肉,是其所乐。”清曾国荃《(光绪)湖南通志》卷四十《地理志》:“约集党与,劳以碗酒块肉。”也说“满酒块肉”。清孔尚任《节序同风录·正月·二十》:“切肉为大块,饮酒以碗,谓之满酒块肉。”据此,“顽”为“碗”之音误,“快”为“块”之音误,句子应断为:“你家汉子成日摽着人在院里顽酒快肉吃,大把家挝了银子钱家去。”

耳听难免会听岔,听不真切。如第六回:“却说西门庆便对胡九说去了。”“胡”介休本校改作“何”。文中均作“何九”,校改作“何”是对的。《词话》中还有几处相同的音误。如第十回;“知县道:‘这厮何说!你岂不认的他是县中皂隶,想必别有缘故,你不实说。’”“何说”应为“胡说”。第三回:“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河。”“洞庭河”应为“洞庭湖”。误“何”“河”为“胡”“湖”,这不可能是作者,因为这几个字意思不同,即便作者方言中读音相同,作者一般也不会写错,何况“何九”是作者笔下的人物,自己怎么会连姓也搞错?之所以发生错乱,是因为刻本所据的底本是从说书人那里听录来的,说书人或听书人方言中“何”“胡”读音相同或相近,故写成了别字。   

第十一回:“春梅有几分不顺,使性子走到厨下。只见秋菊正在那里等着哩,便骂道:‘贼饧奴,娘要卸你那腿哩!说你怎的就不去了哩。爹紧等着吃了饼,要往庙上去。急的爹在前边暴跳,叫我采了你去哩!’”“贼饧奴”之语《词话》仅此一见,也不见于其他文献。崇祯本作“贼奴才”,盖因“饧”字不可解而臆改。李申:“《说文·食部》:‘饧’饴和馓者也,徐盈切。’《广韵》:‘饧,怡也。’本义指糖稀,引申为成糖稀状。今徐州方言称面粉调水和好之后放一放,使其松软叫‘饧一饧’。称两人或数人形影不离为‘饧成一块’。《金瓶梅》第十一回春梅骂秋菊为‘贼饧奴’(实际影射孙雪娥),是嫌其懒惰怠工,松松垮垮,没有个‘正形’。”[6]岳国钧:“贼饧奴,做事拖拉缓慢的奴才。骂人话。”[7]陶慕宁:“贼饧奴——‘饧’是用麦芽熬成的糖,极粘软。此语骂人是粘乎、糊涂的奴才。”[8]梅节(2004:5:8):“‘饧奴’未闻,疑为‘淫妇’之音误。”说“场”比喻怠惰拖拉、比喻糊涂,皆无实据。说“饧奴”为“淫妇”音误,也不合理,两个音节都听岔的可能性不大,何况语言中并不存在“饧奴”这样的词。  

《词话》中多见“贼小奴才”之语。第二十八回:“你看贼小奴才,把我这鞋弄的恁漆黑的!”第七十六回:“怪贼小奴才儿,还不与我过一边去!”第七十六回;“画童贼小奴才,俺送大吟子去,他正在门首哭,如此这般,温蛮子弄他来。”第九十一回:“贼小奴才,小淫妇儿!礁磨也有个先来后到。”“饧”当为“小”之误听。   

第十二回:“潘金莲在房中听见,如提冷水盆内一般。不一时,西门庆进房来,唬的战战兢兢,浑身无了脉息,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被西门庆兜脸了个耳刮子,把妇人打了一交。”崇祯本改“了”作“一”,虽然文意可通,但不好解释“一”何以误作“了”。介休本朱校“了”前补“打”。《词话》中表示打耳光有时不用动词。如第二十八回:“他也慌了,被春梅两个耳刮子,就拉回来见妇人。”“被西门庆兜脸了个耳刮子”之语与此例相同,“了”理解为“两”之音误最为切实。    

其他如第二十五回:“那厮说爹怎的打发他不在家,耍了他爹老婆。”“他爹老婆”不通,崇祯本改作“他的老婆”。“爹”为“的”之音误,此误只能是听者之误。第五十五回:“只见那两个歌童通新走过。”“通”崇祯本改作“从”。“通”为“从”之音误。第三十九回:“这六姐,好恁罗说白道的。”“罗”为“绿”之音误。第五十五回:“燕窝鱼刺,绝好下饭。”“刺”为“翅”之音误。第六十七回:“这封五十两,你多拿了使去,省的我又拆开他。”“多”为“都”之音误。   

俯拾即是的音误表明,《词话》的底本是听书人在听艺人说书的过程中记录而成的。明张岱《西湖梦寻》卷四《定香桥小记》;“甲戌(1634年)十月,携楚生住(应为‘往’)不系园看红叶。至定香桥,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伶陈素芝。余留饮。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紫檀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杭州人杨与民“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应该是指用北方话演说《金瓶梅》评书,这表明《金瓶梅》最初就是话本。话本是艺人吃饭的重要工具,要是随便让人抄录,让抄本流传开去,就会影响到艺人的收人,所以艺人的一话本一般是秘不示人的。一个人想要得到话本,通常只能偷偷听录。清代小说《龙图耳录》就是佚名人听老艺人石玉昆说唱《龙图公案》时记录的本子,故称“耳录”。《词话》底本无疑来自耳录,由此只能得出《词话》作者为艺人的结论。文人写作的作品是不会有如此多的音误的。   

第七十二回的《甜水令》曲也表明《词话》底本是听录而成的。其曲云:“琼树生花,玉龙晚冻,瑞雪舞回凤。碧落尘,淡自窥,丹云接,臭门珠玄。”不堪卒读。该曲在明郭勋《雍熙乐府》卷十一中也有收录,原作:“琼树生花,玉龙脱甲,银河剪冻,瑞雪舞回风。碧落无尘,淡月窥檐,彤云接栋,白茫茫贝闻珠宫。”两相对照,可知《词话》不仅有形误(脱晚,月自,贝臭,宫玄),还脱漏了“甲”“银河剪”“无”“檐”“栋”“白茫茫”等字词。如果说形误是因转抄误识而造成的话,短短数句中有如此多的脱漏,致使语句不通,这恐怕是难以用抄写粗心来解释的,尤其是“丹云接”与“臭门珠玄”之间还留有二字空距,“白茫茫”三字不至于都难识别。合理的解释是,曲原本是演唱的,演唱中曲辞很难听清,听录者只把自己听到的草草记录下来,这就造成了大量脱漏。

 

第三种“语言指纹”:抄写者的“语言指纹”

 

《词话》最初的文本是书写潦草的听录文本,听录本流向社会后不断被人辗转传抄,抄写者因误识手写体而造成很多错误。这类错误不仅仅是单个的文字错误,还存在因不识字形而对语句所做的删改。抄写者也包括最后制版时的写样人。制版时写样人要将底本用工整的宋体抄录在有透明性的纸张上,然后反贴在木板上刻出反字。按理说,制版时的写样人是文字的最后把关者,应该找一位有水平的人士,这样就会大大减少差错。然而出资刻版的书商旨在赚钱,只会用低廉的价钱雇佣水平低下的抄手,这样的抄手辨识手写字形的能力有限,难免造成新的文字错误。我们看到《词话》印本中留有好几处墨钉,如第八十六回“尽力数说了一顿”下、“我兑了银子来罢”下、“如同”下都有墨钉,有些地方留有空白,如第二十回“蕙性兰心”与“神仙标格世间无”之间留了十个字的空距(见下图,崇祯本补“款款呼相怜爱倩人扶”九字),这应该都是写样人因不能辨识字形而暂留空白,事后忘了补写,或最终无法辨识而只好作罢。这类误抄删改改变了作者的语言和表意,给作品留下了抄写者的“语言指纹”。

 

第一回:“一旦被韩信所败,夜走阴陵,为追兵所逼。霸王败向江东取救,因舍虞姬不得,又闻四面皆楚歌,事发,叹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毕,泪下数行。”“事发”一语各本句读相同,点校者均无异辞。然“事发”义为原本不为人知的事情后来暴露了(如“东窗事发”),用在这里文意不通。项羽败逃,汉兵追击,这原本就是公开的事,无所谓事后暴露。窃谓“事”当为“乃”之讹误。“事”字元明以来手写体中常作[9],至今手写体中仍有这么写的,与“乃”字形体近似,故误作“事”。“事发叹曰”应为“乃发叹曰”。   

第十回:“拟武松合依斗殴杀人,不问千足、他物、金两,律绞。”“两”校改作“刃”。“金两”无义,应为“金刃”。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二十一《斗讼》:“疏议曰:若刃伤,谓以金刃伤人。注云:‘刃谓金铁,无大小之限,堪以杀人者。’”明刘惟谦《大明律》卷十九《刑律二·斗殴及故杀人》:“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两”草书中作(隋智永)、(唐杨凝式)、

(宋米莆)等形[10],后在此基础上讹变为“”及“”(参刘复、李家瑞1930:119),前者与“刃”同形,故抄写刊刻者改换为“两”。   

第十二回:“自此为始,每夜妇人便叫这小厮进房中如此。未到天明,就打发出来。背地把金裹头簪子两三根带在头上,又把裙边带的锦香囊股子葫芦儿也与了他,系在身底下。岂知这小厮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厮在街吃酒耍钱,颇露出去用。”“去用”介休本校改作“圭角”。“去用”不通。“圭角”有痕迹、端倪义。宋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卷下《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浑其心者,浑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浑然,所以无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明张凤翼《处实堂集》续集卷二《王孝子报雠传》:“且孝子身抱父痛,日接父雌,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五:“我如今赏他一两银子,教他以讨银为名,不时去打探,少不得露出些圭角来。”《词话》原稿当是作“颇露圭角”,角字明代手写体作等形(洪钧陶19863654),其上部与“圭”之下部“土”相连即为“去”字,而“圭”字上部之“土”被误认作“出”(草书形近),故“圭角”被传抄者误认成“出去用”三字。第八十三回:“一日,八月中秋时分,金莲夜间暗约经济赏月饮酒,和春梅同下鳖棋儿。晚夕贪睡失晓,至茶时前后还末起来,颇露圭角。”可为佐证。崇祯本作“机关”,盖修改者所见《词话》本已误作“出去用”,故据文意改为“机关”。   

第四十四回:“西门庆道:‘我也不吃酒了。你们拿乐器来,唱《十段锦》儿我听,打发他两个先去罢。’当下四个唱的,李桂姐弹琵琶,吴银儿弹筝,韩玉钏儿拨阮,董娇儿打着紧急鼓子,一递一个唱《十段锦》,二十八半截儿。”白维国、卜键校注:“这里引的《十段锦》共十一支曲子,其中《尾声》是一曲唱完的,其余十支曲子被拆成两个半截儿分开来唱,合计共二十个半截曲,曲名《二十八半截儿》,‘八’或为‘个’(個)的误字。”[11]“二十八半截儿”并非曲名,而是说明性的文字。但说“八”为“个”的误字则是完全正确的。手写体中“个半”连书,两字竖画相连,因而被误认成“八半”二字。   

第四十六回中“薰”字误抄成“董”,版刻成后发现有误,就让刻工在版的边框上补刻了“灬”(见图),成了一个奇特的字。

 

 

第七十二回:“天色又晚,百里不见人,众人多慌了,况一个装驮垛又多,诚恐钻出个贼怎了?”介休本校改删除“况一个装”四字,崇祯本删除“一个装”二字。梅节(2b04:345):“‘一个’刘改‘行’。疑‘一个’为‘钱()’之误。下‘早使了钱知多少银子’,‘不’误为‘钱’。本书‘一个’误合为‘不’,有多例。而‘不’与简写‘钱’混。”按:这里说的是西门庆到东京上朝谢恩后返乡途中的事,出门时带的钱在东京花销得差不多了,不可能回家时还有很多装钱驮垛,而且“装钱驮垛”怎能说成“钱装驮垛”?梅说难通。第八十一回:“王汉搬行李驮垛进来。”第八十四回:“行李驮垛都不敢要。”据此文例,刘本栋校订本将“一个”校为“行”最为可取,但刘氏未能讲清其中缘由。“个”草书作(明《草韵辨体》),“行”草书作(明文征明;洪钧陶,1986:375、1115),形体相近,故“行”误为“个”。因“个装驮垛”不通,故抄写者又在“个”前加“一”。   

第三十一回:“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教头头去回妈声,放心些。’”“头头”介休本校改作“顶头”,崇祯本删改作“人”。梅节(2004:149):“应为‘顶人’之误。‘小顶人’为尚未接客之雏妓,兼作跟随。第十二回:西门庆到桂姐家,‘小顶人拿茶来,陪着吃了’。……一本书‘顶’‘头’二字形近,故‘枕顶’常误为‘枕头’(见第八十六回)。‘人’又被误为重文号,故误为‘头头’。”   

“小顶人”一词各家解释不一。王利器:“小顶人,即小丁人,妓院中的役人。”[12]许少峰:“小顶人,妓院中的小厮。”[13]白维国:“小顶人,妓院里做杂活的小女孩。”[14]黄霖:“小顶人,李家妓院侍女。”[15]“役人”可男可女,“小厮”则指男性。黄霖则把“小顶人”看成人名。“小顶人”之称不见于其他典籍,《词话》中也仅此一见,各家释义都是据《词话》文意猜测,谁也没有拿出任何依据来。

我们认为“头头”原本应为“顶老”。“顶老”近代汉语常见,指妓女。明徐渭《南词叙录》:“顶老,伎之浑名。”特指年少的妓女。明风月友《金陵六院市语》:“小娃子为顶老。”“小娃子”指小女孩。也写作“鼎老”。明佚名《墨娥小录》卷十四《行院声嗽·人物》:“女,鼎老。”见于《词话》者如第十五回:“半日,李桂姐出来……顶老彩漆方盘拿七盏茶来,雪绽盘盏儿,银杏叶茶匙,梅桂泼卤瓜仁泡茶,甚是馨香美味。桂卿、桂姐每人递了一盏。”第九十四回:“炕上坐着个五六十岁的婆子,还有个十七八顶老丫头。”“老”是名词后缀,没有实义,其他如“盖老”(丈夫)、“底老”(妻子)、“渌老”(眼睛)、“插老”(簪子)等。“头”草书中写作(洪钧陶1986;3509 3517),与“顶”近似,容易互误,如第八十六回“枕顶”误为“枕头”。“老”草书中常写作

(洪钧陶1986:1964),类似重文符号。抄写者将“顶”误认作“頭”,将误认作重文符号,这样“顶老”就被抄成了“头头”。若有抄录者将改写成常见的重文符号,就与“人”字相混,这样“顶老”又被抄成了“顶人”。“小顶人(老)”只是强调顶老年小,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名称。   

“老”手写体或作(明王铎),所以也被误成“夫”字。第四十一回:“他不是房里,是大夫婆?”“夫”崇祯本作“老”。根据文意,作“老”是。   

第七十六回:“周氏便向宋得说:‘你我本没事,枉耽其名,今日在此山野空地,咱两个成其夫妻罢。’这宋得就把周氏奸说一度。”“说”介休本校改作“了”。戴鸿森、陶慕宁、白维国与卜键等校本均改作“脱”。梅节(2004:388):“‘说’白维国谓应为‘讫’之误。第八十六回:‘两个干讫一度,作别之时难割难舍。’《元典章》刑部卷之七《强奸有夫妇人》:‘驴儿用拳打脚踢,以言唬吓,强奸讫一度。’”校“说”为“脱”,当取欺骗义,然文中是周氏主动请求宋得,理解为宋得骗奸难以成立,且典籍未见“奸脱”之词。“说”应为“讫”之形误。《元典章·户部》卷四《典章十八·叔收兄嫂》:“付望伯见有妻子,先曾于伊父母说要接续阿牛,不肯允许有,付望伯为父母不在家,强行奸讫,以致阿牛归家去讫。”又《刑部》卷三《典章四十一。好义女已成》:“伍二六招伏:不合将妻前夫未出室女罗李一娘,于二月内拖拽于火合内奸讫女身一次。”“讫”表示完成,相当于“了”。也用“著(着)”。《元典章·刑部》卷七《典章四十五·奴奸主幼女例》:“至元四年济南路归问到王来具状招:将本使梁佑未曾婚配十二岁女儿强行奸著一次。《词话》第九十九回:“两个叙了回衷肠之话,干讫一度。”清李百川《绿野仙踪》第八十二回:“周琏也不分辨,将蕙娘放倒就云雨起来,到天将明时,已干讫两度。”“干讫一度”谓干了一次。“把周氏奸讫一度”是说把周氏奸淫了一次。   

有些差错似乎难以用抄写者文化水平低下来解释。这有两种表现。

一是很多别字,根据上下文意很容易判定应为何字。如第二十回:“俺的小肉儿,正经使着他,死了一般懒待动且。”根据文意不难知道“动且”应为“动旦”。第二十九回:“子是取了针线筐,两个同一处做。”“子”应为“于”。第三十回:“省的你明日又来,途问往返了。”“问”应为“间”。第四十五回:“爹,好夕看我分上,留下这丫头罢。”“夕”应为“歹”。第四十六回:“小玉正在炕上笼着炉台拷大。”“大”应为“火”。第五十五回:“不觉地扑簌簌哩吊下洎来。”“洎”应为“泪”。第八十六回:“妇人道:‘你既为我一场,休与干娘争执,上紧取去。只恐未迟了,剔人娶了奴去了,就不是你的人了。’”“未”应为“来”,“剔”应为“别”。第九十七回:“久旱逢甘两。”“两”应为“雨”。这类别字若说是抄写者造成的,个别的也许有可能,但大量出现就很难归咎于抄写者了,因为抄写者是识字的,即便底本出错,一个粗通文墨的抄录者也会发现其错误并加以改正的,更别说自己大量抄错了。  

另一种表现是,《词话》中有不少字是典籍中不曾有过的自造字。如第十四回:“你早细好来。” 既非存又非仔,根据文意应为仔字。第二十一回:“我是那不贤的淫妇。” 字不见于其他典籍。第十八回:“教那不贤良的淫妇说去,到明日休想我这里理他。”第二十回:“他背地对人骂我不贤良的淫妇,我怎的不贤良的来?”从这些同类说法来看,应该是良字。良字何以作?这应该是不能辨识字形造成的。第二十一回:“昨日李铭那王八先来打子儿。” 字也不见于其他典籍,崇祯本作“探”,应该是未能辨识探字而造成的。第四十五回:“自古木构、火杖儿短,强如手拨。”“”也是错字,原本应为“刺”。其他如“甘贫乐道”的“甘”作(第四回),“打发出来”的“出”作(第二十五回),“斟”写成(第三十七回),“敲”写成(第四十七回),“眼”写成(第六十八回)、“耻”写成(第六十八回),“顿”写成(第七十二回),“巡”写成(第七十六回),“渐”写成(第七十七回),“忙”写成(第八十七回),“丽”写成(第九十一回)。这些莫名其妙的错字不可能出自识字人之手。   

上面两种现象该作何解释?我们知道,古代刻工跟石匠、木匠一样,属于下层百姓,基本上都不识字。周绍明指出:“抄手识字而很多刻工不识字。”[16]上面两种错误大部分应由刻工造成。由于刻工不识字,如果粘贴在木板上的纸张透明度不好,刻工看不清背面的字迹,就会导致误刻,尤其是从不见其他典籍的错字,只可能由刻工造成。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一味在抄写者身上寻找差错的因由了。如第七十四回“他却跪着你”的“跪”介休本作,这应该是“”旁的“止”模糊不清被刻工看成了“土”。大安本此字不误,说明大安本是后印本,印刷时对错字做了挖改。第一百回“汝当谛吾言”的“”,很多后出的排印本转录作“所”,其实并非“所”字,这可能是刻工误将木板纹道当成了“听”字的组成部分。   

广义地说,刻写也是一种抄录,所以刻工也可归于抄写者之列。不过,在错误的制造方面刻工与抄写者还是有区别的。抄写者不但产生别字,还会删改语句,而刻工只产生错别字,不会删改语句。   

上面我们对《词话》中存在的各种“语言指纹”做了辨析,这为正确认识《词话》的成书过程、正确理解《词话》的语言文字、合理探讨《词话》的作者提供了来自作品本身的可靠内证及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有些学者认为《词话》曾有多个刻本(有二刻说、三刻说),现存《词话》是初刻本的翻刻本。且不说多个刻本的观点能否成立,抄写者留下的“语言指纹”墨钉及空白的存在并不支持现存《词话》为翻刻本的看法,因为如果现存《词话》的底本是刻本,刻本用的是规整的宋体,一般不存在字形难以辨识的问题,怎么会留下多处墨钉和空白呢?重刻总会对原刻的差错加以修正,正如崇祯本修正了《词话》本的众多错误一样,现存《词话》的差错却是俯拾即是,不少差错粗通文墨者即可判别,何以重刻时未能改正?《词话》的“语言指纹”给我们的昭示是:《词话》的底本只能是书写潦草的写本。   

总体来看,作者的“语言指纹”是作品的底层信息,原始信息,是我们把握作者及其语言的重要依据;听录者和抄写者的“语言指纹”是作品的表层信息,次生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作品的流变历史和成书过程,而通过科学剥离,我们也可以还原作品的原貌。这都体现了“语言指纹”的重要价值。

 

    注释:

[1]参看张玉萍《<金瓶梅>方言问题研究综述》,《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

[2]梅节《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页243。下引梅节文皆出此书,随文注明页码,不再出注,以省篇幅。其他仿此。

[3]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938。

[4]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页4440。

[5]张惠英《金瓶梅俚俗难词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页325。

[6]李申《近代汉语释词丛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140。

[7]岳国钧《元明清文学方言俗语辞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211。

[8]见《金瓶梅词话》,陶慕宁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页112。

[9]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页118。

[10]洪钧陶《草字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页34。

[11]白维国、卜键《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页1186。

[12]王利器《金瓶梅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页38。

[13]许少峰《近代汉语大词典》,中华书局,2008年,页2044。

[14]白维国《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1991年,页582。

[15]黄霖《金瓶梅大辞典》,巴蜀书社,1991年,页136。

[16][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1。

 

作者简介:杨琳,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古代汉语及古典文献的教学与研究。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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