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簃诗汇》的编纂成员、续补与别纂考论

潘静如

 

 

摘要:由近人徐世昌总其事的《晚晴诗汇》是规模宏大的清代诗歌选集,其编纂成员颇为繁杂,目前学术界考定的成员并不完整,现重新考证出纪钜维、吴笈孙、许宝蘅、傅岳、章钰、金梁六人。由于《诗汇》带有半官修性质,再加上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颇有缺憾。金梁、陈融相继有续补和别纂之作,前者为《清诗补》,后者的部分成果以《园诗话》的形式面世。这两部著作都晦而不彰,实际都是继《晚晴诗汇》而出的相当重要的清诗汇选。

关键词:清遗民 晚晴 清诗补 颙园诗话

 

 

徐世昌设晚晴诗社组织僚友编纂的《晚晴诗汇》,一名《清诗汇》,最早有1929年退耕堂刊本,两年后重刊,是一部迄今为止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清代诗歌选集。关于此书的编纂情况、文献价值、诗学倾向等,近年来陆续有零星关注,但整体上还是颇为疏略。目前以李佳行《<晚晴诗汇>的编纂及文献价值初探》、陆瑶《<晚晴诗汇>研究》两文的讨论最为集中。笔者研阅相关文献,发现关于《晚晴诗汇》的编纂及其余波,还有很多待发之覆。现勾稽文献,疏通条贯,凡李、陆二文所已备者,概不涉及,谨就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加以考辩:第一,晚晴诗社的成员;第二,《晚晴诗汇》刊行之初的评价以及由这一问题衍生的两部“续补”与“别纂”之作。

 

一、晚晴诗社成员考

 

徐世昌号“文治总统”,1919年在总统府集灵囿创晚晴诗社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遴选清诗,编为总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晴诗汇》的编纂人员同时也是晚晴诗社的成员。徐世昌自1918年10月至1922年6月间任民国总统,这一时期的编纂工作,主要在集灵囿的晚晴中。徐世昌下野以后,隐居天津退耕堂,编纂地点与人员均有变动。即使以总统府时期而论,名义上参与编纂的成员也有相继谢世者,如易顺鼎(1828-1920)、张元奇(1858-1922),陈田(1849-1921)等。现在很难考证出每个人实际编纂了多少内容,只能就相关文献,考证出参与其事的人。

目前已确认的诗社成员除徐世昌而外,有樊增祥、王树楠、易顺鼎、周树谟、柯劭忞、郭曾炘、秦树声、徐树铮、曹秉章、赵衡、吴传绮、张元奇、王式通、宋伯鲁、陈田、成多禄、董康、郭则沄、林纾、严修、高步瀛、吴延燮、郭树声、陶湘、沈祖宪、郑沅、丁传靖、闵尔昌、章华、关赓麟、夏孙桐、吴昌绶、金兆蕃、傅增湘[1]。他们大抵都是清遗老或清遗民,往往同时还供职国史馆或清史馆。以上名录基本上来自《晚晴诗汇》中徐世昌的自撰诗话、《晚晴诗汇》附录的闵尔昌《记<晚晴诗汇>》以及近年来新发现的《徐世昌手札》[2]。换言之,作为半官修性质的《晚晴诗汇》,由徐世昌总其事,编纂者的姓名没有列出,目前的编纂者姓名是从零碎的文献中辑考出来的。

考察相关文献,入社者尚不止此数。邹永修《烟海楼文集》卷五有《与纪悔轩世丈论编全清诗书》,提到纪悔轩被徐世昌聘为《全清诗》主纂之事。纪悔轩即纪钜维(1848-1920),河北献县人,纪昀五世孙,1920年秋卒于天津旅次。现已有文章论及此点,只是对纪钜维是否被聘一事存疑[3]。笔者相信,纪钜维应在被聘之列。理由有四:一是《晨报》1919年4月2日报道有“延聘人物,现在延聘未齐,今先列之如下”[4]之文,以后续有延聘。二是纪钜维尝游张之洞幕府,主讲各地书院,颇有德望,最关键的是纪钜维是直隶人,与徐世昌有同乡之谊,且是纪昀的五世孙,徐世昌以修纂清诗来润色鸿业,延聘纪的后人担任选政,实乃妙不可言。三是笔者偶然注意到《寒山社诗钟选乙集》卷首的《社员名录》里有纪钜维的名字[5],而晚晴诗社的大部分成员像樊增祥、王式通、夏孙桐、成多禄、陈田等同样也列名寒山社社员名录,其交情之洽与交游之密自不待言,可以作为旁证。四是邹永修书信俱在,绝无捏造的动机。不过,纪钜维次年秋即病残,具体参与多少编纂之役,则不可知。

复考陈瀚一《新语林》卷三:

 

斋设晚晴社于公府,入社者有周沈观、樊樊山、易哭厂、傅沅叔、郑叔进、王书衡、吴士缃,郭小麓、许季湘、傅芷芗等数十人,觞咏不绝,佳句时传,将使兰亭绝唱,长在人间,柏梁聊吟,重来台上。风雅道衰之际,此为最难得之韵事也。[6]   

 

较现有结论,多出吴士缃、许季湘、傅芷芗三人。吴士缃,即吴笈孙(1875-1947),字世缃,一作士缃,河南固始人,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征诗启》及相关函件均由秘书厅发出,吴笈孙作为总统府秘书长,显然参与其事。许季湘,即许宝蘅(1875-1961),字季湘,号巢云,浙江杭州人。他以总统府秘书任铨叙局长,到1919年9月兼任内务次长[7]。从他的日记看,他几乎天天去集灵囿,也记载了晚晴之集,还记叙了1920年1月4日樊增祥、郭则沄、郭曾炘、王式通、张元奇相约为击钵吟诸事[8],这几人都是晚晴诗社的成员。傅芷芗,即傅岳棻(1878-1951),其字一作治芗,湖北江夏人,清光绪举人。他于1919年6月5日至1920年8月11日期间任教育总长[9],也是在徐世昌任总统期间。此外,傅岳棻代傅增湘作《江阴夏闰庵先生墓志铭》有云:“东海秉国,设晚晴府中,选《清诗汇》,先生搜采为多,小传尤慎,是诗史也。”[10]夏闰庵即夏孙桐,是《晚晴诗汇》主要的编纂人之一,傅岳棻谓“搜采为多,小传尤慎”,当是亲据见闻,也从侧面证明了傅岳棻确曾参与其事。因此,吴笈孙、许宝蘅和傅岳棻同属晚晴诗社的早期成员。

1922年,徐世昌下野,隐居天津。第二年,《晚晴诗汇》的编纂工作重新展开。编纂人员也有一定变动。据闵尔昌《记<晚晴诗汇>》,诗社主要负责人仍为曹秉章、王式通,另邀夏孙桐、吴昌绶、金兆蕃等人加入,工作地点则由总统府改迁至傅增湘在北京的藏园,所谓“假江安傅君沅叔藏园,月仍四五集”[11]。徐世昌在天津时,通过书札与以上诸人保持联络,商定铨选事宜。同时,天津也有一批人从事相关工作。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云:

 

津门城南诗社,范老实主之,吟侣甚盛,颇多旧识。报载《城南十子歌》,直可作小传读也:“范孙岿然鲁灵光,头白先朝旧侍郎,温柔敦厚诗教昌(严范孙)。乡人更有比部王,说诗每道范肯堂,淡语能真混宋唐(王仁安)。式之南派亦清刚,春在平生赐也墙,《晚晴》诗选费评量(章式之)。……”[12]

 

《城南十子歌》今见于1927年《国闻周报》,署“诗逋”[13],王氏诗话当本此。“城南十子”都是城南诗社中人。陈诵洛《蟫香馆别记》云:“林墨青庚申立存社,月课诗文,吴子通、王纬斋、李琴湘递膺冠军。公(严修)顾而乐之,乃于次岁倡为城南诗社,声应气求,先后入社者颇众,今且逾百人矣。”[14]据此,严修1921年在天津创立城南诗社。如前所述,他是晚晴诗社成员。《城南十子歌》咏的第一个人严范孙就是他。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城南十子歌》中的第三句:“式之南派亦清刚,春在平生赐也墙,《晚晴》诗选费评量(章式之)。”这确切表明章式之也是《晚晴诗汇》的编纂人,从“《晚晴》诗选费评量”一句来看,他应该撰述了部分诗话。按章钰(1864-1937),字式之,江苏长州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辛亥后隐居天津。他曾师从俞樾,“春在平生赐也墙”一句中的“春在”即春在堂的省写。章钰参与《晚晴诗汇》的编纂,当在徐世昌退隐天津以后。实际上,除严修、章钰二人而外,城南诗社成员参与了《晚晴诗汇》的至少还有两位。其一是郭则沄(1882-1946),他在徐世昌当政期间,任铨叙局长。他加入晚晴诗社甚早,远在北京时期。民国十三年马仲莹缮稿的《城南诗社小传》不见他的名字,但二十二年的《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却收录有他的诗作[15]。这表明郭则沄加入城南诗社当在1924年以后,事实上,徐世昌下野以后,郭则沄很快也随之隐居天津。其二是金梁(1878-1962),他也参与了《晚晴诗汇》的编纂,详见下文论述。

此外,考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曩在金陵,见黄君坦孝平曾代撰《清诗汇序》一文。此文为王书衡属君坦所拟,即取《晚晴征诗启》点缀成文。”[16]按,许宝蘅民国八、九年间的日记,多次提到黄君坦(1902-1986)。今存《藏园唱和诗稿》册子起自辛未(1931),迄甲申(1944),收有夏孙桐、关赓麟、黄君坦、傅岳棻、郭则沄等人的唱和诗[17]。如前所述,藏园正是《晚晴诗汇》后期编纂工作的所在地。这样看来,黄君坦与许宝蘅、傅增湘、关赓麟、傅岳棻、郭则沄等晚晴诗社中人过往甚密,很可能也参与了编纂之役。无论如何,至少《晚晴诗汇》刊本序言出自他的删润,是不成问题的。

综上,纪钜维受徐世昌之聘,基本可以定谳,而吴笈孙、许宝蘅、傅岳棻、章钰、金梁等晚晴诗社成员,都参与了《晚晴诗汇》编纂的前期或后期工作。

 

二、《晚晴诗汇》的续补与别纂

 

《晚晴诗汇》二百卷编成以后,初版于1929年,但印数极少,流传无多,再版于1931年。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称:“撰选既出众手,去取亦多可议。然在此扰攘世局中,能留意及此,书虽不甚精审,但能保留如许材料,以待后人要删,亦不可谓为无益之事也。”[18]算是持平之论,不过这已是印行很久以后的事。据笔者所知,当时国人获读的是1931年刊本。这一年,《燕京学报》第九期刊有容媛《国内学术消息》,其丁节《出版界消息》第17目就是《晚晴诗汇》。肯定其价值之余,略云:“序中谓清代‘三百年间,诗满天地’之故有四:(一)皇帝之提倡甚力。(二)因考据金石题咏故物而发为诗歌。(三)中叶以后文网弛而国势衰,诗人因多风刺之作。(四)海外之交通,使诗境更新。此四种原因,似应与所选诗章及其编法有关系,然除将皇帝所作之诗放在最前以外,在全书编例方法上看不出此种原因之重要。”[19]这一批评颇为中肯。伦明(1875-1944)《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曾于1935、1936年间连载《正风》半月刊,也称:“天津徐菊人世昌,开晚晴选诗搜集部,佐之者嘉善曹理斋秉章也。然全无别择,而应有者反多阙陋,今其书犹存理斋所,加以所选之人不详考始末,生死不别,宜诗钞之不足观矣。甫出版,疵议纷起,乃停印拟修改,至今未改定也。”[20]可见其刊行之初即备受垢病。因此,当时就有人着手续补及别纂。两部《晚晴诗汇》的续补与别纂之作,至今犹存,只是很少有学者知道或注意到它们的存在。现在就相关文献,考论二书的始末及意义。

先说《晚晴诗汇》的续补情况。考金受申(1906-1968)《跋<清诗选补例言>及<清遗民传稿例言>》有云:

 

一阳复始之月,又承息公(按即金梁,字息侯)损寄《清诗选补例言》《清遗民传稿例言》。呜呼,表彰幽潜,功莫大焉。……《清诗选补》系以《晚晴诗汇》选诗只及光宣,息公思有以补之,遂撰《清诗选补》,拟将辛亥前后各诗,而其人已故者,选录成帙,广其界范,不以新旧派别为限,不以官绅隐逸列女方外为别,存乎其人,厥德至溥。[21]

 

金受申是金梁的晚辈,两人都是满人。依其跋,金梁编有《清诗选补》,以弥补“《晚晴诗汇》选诗只及光宣”的缺陷。从金受申的论述来看,金梁的重点不在诗,而在“以诗存人”。这倒与他撰述《辛亥殉难录》《光宣小志》《近世人物志》的理念相一致。甚至他在关外本《清史稿》中增添《张康合传》也含着这样的企图。其《瓜圃丛刊叙录》有云:

 

余为清史撰《张康合传》,论引《明史·遗臣传》例。盖一朝史传,以事传人,亦以人传事。张、康二人,例应有传,而复辟出宫,事皆在后,亦无此无以附见。然此非深知史事者,不能与之言也,难矣![22]

 

抛开他的忠清私心不谈,从史学角度讲,此一主张正有其长。《清诗选补》应该也含着这一用意。笔者多方查找,一直未见此书或关于此书的著录,一度以为此书未曾刊行。后来因偶检其《清史稿补》(又名《清遗逸传》),才发现其下落。原来民国三十一年(1942)金梁印行的《清史稿补》,各图书馆大抵著录四卷,笔者在检阅时发现《清史稿补》实际只有两卷,后两卷别是一种,题为《清诗补》,分上、下两卷。可能文学研究者很少研阅《清史稿补》,而史学研究者研阅之余,一般也不重视附录的《清诗补》,因此致使《清诗补》很少被人提及。

按《清诗补》目录前有编纂者的识语,略云:

 

《清诗补》原拟名《清诗选补》,今去选字而仅曰补,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不敢操选政也,况有今上御制恭录于首乎?昔《晚晴诗汇》德宗御制诗,即梁所补。今复补此,当与《清史补》并存(自注:《清史稿补》亦名曰《清史补》)。分二卷,上卷为今上御制及当代臣工,其曾通朝籍而强起救时者附之,下卷为辛亥前后已故旧人,其旧人复出而为国为民者附之。总不外存人存诗之意。拾遗补缺,仅足备诗选之参考而已。[23]

 

据此,《晚晴诗汇》卷三的“德宗景皇帝”诗录就是金梁所选编。很显然,金梁参与了《晚晴诗汇》的编纂。至于“《清诗补》原拟名《清诗选补》”,则有力地证明了这两卷《清诗补》就是金受申所说的《清诗选补》。这部《清诗补》上卷收录40人,下卷收录80人,总计120人(见表1)。

 

 

不过,正文只选了30多人的诗,按照金梁自己的说法是限于手头纸张匮乏而又急于印行,不得已而采取的一个折中办法。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缺憾。据笔者猜测,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余各家的诗不易罗致。从已经入选的诸家来看,诸家名下都撰有极扼要的小传,然后录其诗;对于已见于《清史稿补》的诗家,则名下注曰“见《清史稿补》”。在体例上,卷上首位诗家溥仪未列其名,仅书“今上御制”四字,卷下首位诗家凤瑞也没有直书其名,而是书“先将军”三字;最令人惊奇的是,卷下的徐世昌居然另起一列,也许是尊总统之义。这些都是此书值得商榷的地方,倒是曲折地反映了他的遗老心态。不过,从名录来看,此书还是比较好地补充了《晚晴诗汇》的遗缺。

次说《晚晴诗汇》的别纂。《晚晴诗汇》的诗人小传和诗话,出于众手,包括徐世昌在内都有撰述,但由于带有半官修的性质,颇以雅饬为宗,不免失之率略。陈融(1876-1956)且有重纂之举。陈融,字协之,号颙园,别署颐庵、秋山、松斋,广东番禺人。考徐信符(1879-1947)《广东藏书纪事诗》云:

 

园藏书所蓄清代诗文集,在二千种以上。其继续访购,犹未有艾。盖欲仿陈石遗《元诗纪事》、陈田《明诗纪事》,勒成《清诗纪事》也。其属草时,先为诗话。病自来总集操选政者,未见其人专集,辄从他处稗贩,则其人本末不得藉诗以传,致使读其诗者不得尚论其人,致为憾事。《晚》一选,号称淹博,而挂漏既多,舛误亦不少。思欲成一家言,积卷盈尺。如皋冒广生劝其刊布,曾将《园诗话》分日在香港《中兴报》发表,其原稿体例,于姓氏爵里后,先列各家评语、诗话笔记,次列自作诗话,次列所选诸诗。其登于报章,则仅为自作诗话。所选诸诗,仍存其目于诗话后,盖即《清诗纪事》之长篇也。乃自广州失陷,园藏书,盖为强梁胠篋以去,《清诗纪事》汗青无日矣。[24]

 

陈融不满《晚晴诗汇》过于简略,所以别纂一书。以他藏有两千种以上的清代诗文集来看,他具备这个条件。先小传,次昔贤评语、诗话、笔记,次自撰诗话,次选诗,这是《晚晴诗汇》的体例。《广东藏书纪事诗》所言是本之于《颙园诗话》的冒广生序。《颙园诗话》除香港《中兴报》曾予刊载而外,还有《青鹤》、《美术(广州)》、《南华月刊》三种杂志亦刊。按,冒广生原序还有云:

 

顾以时代多未编定,不欲遽出示人。余谓兹事体大,得寸则寸,必欲首尾完备,始行问世,正恐头白有期,汗青无日。而协之(按即陈融)犹以凌杂无次欿然于忠,则董而理之,固不妨佚诸异日。协之原稿于姓氏爵里后先列各家评语、诗话、笔记……今将各家评语、诗话、笔记,姑付阙如。所选诸诗,仍存其目于诗话后。[25]

 

由此可知,陈融对别纂《晚晴诗汇》非常用心。考《青鹤》杂志,从1935年3卷第10期起至1937年5卷第18期止,先后登载《颙园诗话》凡四十七期[26],每一期都有万字左右,已颇具规模。就已经登载在《青鹤》上的各期《颙园诗话》来说,每论述完一人之后都列存所选诸诗的题目,并且注明各诗在某一别集、总集或其他著述中的具体卷数、页码。徐信符猜测陈融“盖欲仿陈石遗《元诗纪事》、陈田《明诗纪事》,勒成《清诗纪事》”是有误的,其书的构想与《元诗纪事》、《明诗纪事》的体例颇有出入,实际是沿袭了《晚晴诗汇》的体例,只因登载在杂志上,不便抄录全诗而已。后来大概因中日战事兴起,此业中辍。统计《青鹤》各期所论列的清代诗人,总计约250人(见表2)。

 


 

就其价值来说:一是有不少诗家是《晚晴诗汇》未收录的,可以补其阙漏;二是与《晚晴诗汇》的半官修性质不同,此书不以雅饬为宗,陈融为大诗人撰述的小传和诗话,往往多达千字,甚至几千字,详尽程度是《晚晴诗汇》所不能比拟的;三是他于所列各诗是精心挑选的,而且题下都注明出自某书某卷某页,非常谨严,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存的《徐世昌手札(弢师手札)》就知道当时的编纂者苦于无书,往往随得一首就采撷入内,注明出处就更是奢侈了。不过,陈融限于报刊连载的条件,在编排次序上没有一个准则。但这部著述的价值还是无可置疑的。这些年考论诗话的几种著述间或论及《颙园诗话》[27],但都忽略了《颙园诗话》只是别纂清诗总集的一个部分,在体例上也与过去的诗话根本不同。

 

结语

 

《晚晴诗汇》一书收录了有清一朝6100余人的27000余首诗,且于所选诗人各系以小传、诗话,这无疑为研究清诗者提供了很多便利。但此书出自众人之手,刊刻时仅署徐世昌之名,致使编纂者的姓名无考,仅能从相关文献加以勾稽。本文所补考的编纂成员,算是对这一问题的完善。在这一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评价《晚晴诗汇》。同时,也正因出于众手,且格于半官修的性质、在世者不录的体例以及大部分编纂工作是在徐世昌下野以后条件有限的情形下进行的,《晚晴诗汇》尚多缺憾。《晚晴诗汇》的编纂者之一金梁的《清诗补》和岭南文献家陈融别纂清诗总集的附产品或半成品《颙园诗话》适当地弥补了这些缺憾。这对清代诗学是一个巨大贡献。

 

释:

[1]详参李佳行《<晚晴诗汇>的编纂及文献价值初探》,北京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陆瑶《<晚晴诗汇>研究》,苏州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2]参见傅辛《徐世昌手札》,《收藏家》2003年12期;付辛《徐世昌手札中所见<清诗汇>资料》,《文献》2006年4期。按,两文作者为同一人,姓氏的写法遵从原期刊。

[3]朱则杰《<全清诗>的先声》,《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4]转引自李佳行《<晚晴诗汇>的编纂及文献价值初探》,页5。

[5]《寒山社社友名录》,寒山诗社《寒山社诗钟选乙集》卷首,正蒙印书局铅印本,1914年。

[6]陈瀚一《新语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页65。

[7]许宝蘅《央庐居士年谱》,《许宝蘅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0年,页2081。

[8]许宝蘅《许宝蘅日记》,页789。

[9]田正平、阎登科《北洋政府时期教育总长群体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1期。

[10]傅增湘(傅岳棻代)《江阴夏闰庵先生墓志铭》,卞孝营、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十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页748。

[11]闵尔昌《记<晚晴诗汇>》,徐世昌《晚晴诗汇》附,退耕堂刊本。

[12]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页360。

[13]诗逋《城南十子歌》,《国闻周报》1927年第4卷30期。

[14]陈诵洛《陈诵洛集》,广陵书社,2011年,页332。

[15]高洪钧《天津城南诗社成员一览》,《天津记忆》第80期《津门文坛琐记》,内部印行本,页53-56。

[16]汪辟疆《汪辟疆诗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201。

[17]《藏园唱和诗稿》,民国稿本。

[18]汪辟疆《汪辟疆诗学论集》,页201。

[19]容媛《国内学术消息》,《燕京学报》1931年第九期,页1952。

[20]伦明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页62。

[21]金受申《跋<清诗选补例言>及<清遗民传稿例言>》,《立言画刊》1942年第221期。

[22]金梁《瓜圃丛刊叙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页14。

[23]金梁《清诗补》卷首识语,《清史稿补》附录,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本。

[24]伦明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页304、305。

[25]冒广生《颙园诗话序》,陈融《颙园诗话(一)》,《青鹤》1935年3卷第10期。

[26]其中《青鹤》1936年4卷第19期,刊登的应是《颙园诗话(二十九)》,手民误植成《颙园诗话(二十八)》;《青鹤》1936年4卷第22期,刊登的应是《颙园诗话(三十二)》,手民误植成《颙园诗话(二十)》;《青鹤》1937年5卷第4期刊登的应是《颙园诗话(三十六)》,手民误植成《颙园诗话(续)》。这就导致有三次重复,相应的,有三次遗漏。其实,都是刊物标题误植造成的,本身是足本。

[27]吴宏一等《清代诗话考述》,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页1308-1310。潘静如《近代期刊杂志所载诗话目考略》,蒋寅、张伯伟《中国诗学》第十九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页59-102。

 

作者简介:潘静如,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级古代文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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