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慕寿祺《中国小说考》


刘倩

 

 

    提要:治中国古代小说者,较少提及民国史地学者慕寿祺1939年所撰的《中国小说考》。此书由单篇小说考论、历代小说总论、杂录三个部分组成,论及自汉初至民国年间的小说戏曲作品一百一十余种。此书的撰述观念亦新亦旧,从小说概念看,它试图将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包含在传统目录学的小说概念之内;从内容上看,它以传统的“本事”考辨为中心,注重作品的教化功能。作者撰成此书,实受清末民初学术风气转移的影响,故而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作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的一部早期尝试之作,此书虽不完备成熟,我们却足可借以察见学风变迁、想象小说戏曲研究逐渐成为一时显学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慕寿祺  《中国小说考》  小说观念  分类特点

   

 

慕寿祺(1874—1947),字子介,号少堂,甘肃镇原县人。1903年癸卯科举人,早期同盟会会员,甘肃辛亥革命领袖。1927年后从政坛退隐,主要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据其女慕文云《中国小说考·跋记》,慕寿祺博览群书,穷究经史,尤精于西北历史及音韵学,著述颇丰,“求是斋丛书”收《新疆回部史略》《中国小说考》《音韵学源流考》《晓灵子新著易说》《中国文学史》《敦煌艺文志》《经学概论》《群经余论》《韵文研究》《菜根谈》等稿;“求是斋文存”收《十三经要略》《序文钞》《诗钞》《诗话》《鸿爪偶存》等稿。这里未曾提及四十卷、百余万言的《甘宁青史略》,是一部关于甘宁青三省的编年体史地巨著,影响很大,乃今日治西北史者的必备参考书目。

    慕寿祺撰《中国小说考》,二卷二册,包括单篇小说考论、历代小说总论、杂录三个部分,成书于1939年,今有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石印本。治中国古代小说者,较少提及此书,但其价值仍有不可忽视之处。本文拟对其体例、内容和价值略作介绍。

    一、《中国小说考》的小说观念及分类特点

    既然要“考”中国小说,首先就应该确定小说的性质和范围,否则无从着手。我们知道,小说概念,古今有别,有传统目录学家的小说概念,也有自明清以来逐渐成熟的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概念[2]。《中国小说考》对这两类概念都予以接受,此书共记小说一百一十余种,据慕氏自述,均取自家中所藏:“就家中所存新旧小说二百余种,择其雅驯者得半数焉,加以说明,俾知内容”(《后序》,下卷第45页)。这百余种作品,既有叙事性的小说、戏曲,也有《读史方舆纪要》《廿二史札记》等史料笔记;既有应归入传统四部中的子、史类作品,又有传统四部所未收的通俗小说;所记作品以中国为主,西方译著亦厕身其间;在时间上,最早为汉代作品,下迄民国年间②。《中国小说考》所考的对象如此驳杂,反映出作者未对“小说”概念本身作系统梳理,而是兼收并蓄,试图将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包容在传统目录学家的范畴之内。

最令人瞠目的,是《中国小说考》对小说的分类。这百余部作品,慕寿祺一共分出了十九大类:曰说部,曰笔记,曰弹词,曰野语,曰理想,曰劝惩,曰忠孝,曰节烈,曰豪侠,曰革命,曰扰乱,曰战事,曰才女,曰仙佛,曰高僧,曰妖怪,曰敦煌石室所发见旧小说,曰鸿博,曰札记。至于分类标准,《中国小说考》基本未作任何说明,仅在二三类目下加有简短按语,如“笔记”类下慕氏说:

 

笔记者,随笔录也,有称笔录者,有称笔谈者,有称随笔者,名虽不同,其体一也。至用以为书名,则始于宋祁之《笔记》三卷,南宋时凡杂记见闻体,近说部者,皆喜以此为名。如龚顺正之《芥隐笔记》,陆游之《老学庵笔记》是也。金元明诸家亦多可喜可愕之作。清代如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俞曲园《右台仙馆笔记》,尤为别开生面。(上卷第25页)

 

    “笔记”条下所列作品最多,包括《东观汉纪》《博物志》《吴兴风土记》《续齐谐记》《殷芸小说》《洛阳伽蓝记》《云仙杂记》《封氏闻见录》《博异记》《唐代丛书》《奉天录》《集异记》《北梦琐言》《归田录》《北窗炙輠录》《吴船录》《桯史》《建文帝后纪》《秦公传》《湖壖杂记》《右台仙馆笔记》《唐祝文周四杰传》。慕寿祺认为这类杂记见闻,近乎“说部”,这种认识有合理的一面;但他却将偏重于记叙故事的笔记小说,与偏重于记载史料的野史笔记混为一谈,不加区别。此案语中同时提到的纪昀、俞樾之作,实则分系于“劝惩”和“笔记”目下。

    《中国小说考》的分类标准,似乎主要是依据作品内容和题材的分类。如“扰乱”类下列《陇防纪略》《清同治时中国匪乱记》《拳匪酿祸纪略》三书,“战事”类下列《西征记》《中东战记》《欧洲大战记》三书;革命类下列《太平天国野史》,《儒林外史》《镜花缘》《水浒传》《明夷待访录》同科。按内容题材进行分类,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将《儿女英雄传》入“豪侠”类,何玉凤能仁寺的故事虽脍炙人口,却不足以概括整部书的全部内容;又如史料价值甚高的明人笔记《双槐岁钞》为什么属于“说部”,却不归入“笔记”?再如“理想”类下有《封神榜》《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二书,根据上下文推测,慕氏所谓的“理想”实指幻想,福尔摩斯其人其事均属子虚乌有,写神魔大战的《封神演义》却多少有些历史和传说的根据,将二书并置的理由,实难究解。

    小说分类,本来就是一个极其繁难的问题,更何况在分类之初,又忽略对“小说”概念的清理。慕寿祺《中国小说考》的小说分类,除了依循《太平广记》泛滥无归的分类法,还受到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小说分类法的影响,所谓“理想”“革命”“战事”等分类,均始现于此一时期。慕氏从内容题材对小说的分类,也是此一时期流行的分类方法③。另外,慕寿祺为敦煌遗书专立一目(“敦煌石室所发见旧小说”),也颇可见出彼时学术风气的影响。除记录《列国志》残卷、《观世音菩萨修行》《唐太宗入冥记》三种之外,慕寿祺还另记有自己所藏及亲睹的几种卷子:“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瀚,以名进士作宰此邦,助余搜,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又曹君直沙州石室文字记,光绪戊申同年陆季良示余,甘肃敦煌县令汪宗瀚所遗,后唐天成四年己丑岁五月二十九日樊宜信造药师琉璃光如来象绢本,长三尺许,笔意古拙,彩色鲜明,其所题记,文皆右行,盖千佛岩莫高窟物也。”(下卷第18-19页)这些记载或可补文献流传之阙。

至于《中国小说考》的历代小说总论,包括汉代小说、唐代小说、宋代小说戏曲、元代戏曲本事、清代戏曲本事(明清小说也包括其中)五个部分。名义上是总论,实际上是作者所以为重要的作品名录,附有简略点评,也有零星的本事考证,很少对小说整体发展状况予以概括。不过,慕寿祺也注意到了小说在唐代的日趋丰富、通俗文学在元代的发达等情况,还详考了戏剧发展源流。如他论元代文学时说:

 

元代文学比于历代,皆瞠乎其后,而可指为特色者,实惟通俗文学即小说戏曲之类是也。文以载道也,实所以弼教。前代学者每务为高深,故通俗文学之发达,迟迟吾行。(下卷第30页)

 

    他将元代通俗文学发达的原因归为三条:一、白话文体承袭自宋金:“前此无一白话说理者,自二程始,因弟子之讲习,仿佛家说法为语录,是后言性理者因之。此文体之用俗语者。邵康节之诗苑如口语,黄山谷之词至有竟体用白话,后起者往往效之。此韵文之用俗语者也。元人因以运入小说戏曲。”二、元人文化鄙朴:“元人崛起漠北,不谙文理,故朝廷所下文告,词多鄙俚,若今所传《天宝宫圣旨》碑文是也。即史官载笔,或以鸡儿狗儿猪儿纪年,如今所传《元秘史略》是也。故通俗文学适于发达。”三、元人性情豪奢:“元起朔漠荒寒之区,无礼教之束缚,一旦入中国,乃大放声色口体之欲,汉人迎其意、被其教者,遂于怪力乱神、骄奢淫侈之事极力描写以承之。”(下卷第31页)从语体文的角度来谈通俗小说的发展,甚有见地。此外,慕寿祺还注意到元代出现的章回体小说,他认为:“其体实昉于宋也。初宋仁宗时以天下无事,命群臣每日进讲一奇异之事以为娱,头回之后,继以话说,元取以入小说,始尽变汉以来之短章而为连贯之编述,诚伟制也。”(下卷第32页)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所经常采用的章回体,确实渊源于宋代书场“说话”,慕氏此论,离事实并不算太远。

    二、《中国小说考》的作品考论

于右任(1879—1964)在为《中国小说考》所作题序中说:

 

谈通俗教育宜改良小说与戏剧,欲改良小说戏剧宜先明其事之内容与流俗相传之错。慕少堂先生以救世之心,运旋风之笔,本数十年之研究,对于新旧各种小说及元明清之戏剧,莫不穷究源委,纠正错误,转移世道人心,诚并世无两之作。(上卷第1页)

 

    这段话概括了撰述《中国小说考》的两个主要目的:一是考证小说戏曲本事,纠正俗传错误;二是通过考论小说戏曲,发掘其教育价值,借以转移世道人心。

    (一)本事考证

    小说戏曲的本事考证,是慕寿祺用力最多的地方。

这个“本事”,首先指的是小说戏曲的取材,如书中论《隋唐演义》说:“此书叙隋炀帝、唐明皇宫闱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车、矮民王义及侯夫人自经诗词,则见于《迷楼记》;其叙杨素密谋,西苑十六院名号,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陈后主,杨梅玉李开花,及司马戡逼帝朱贵儿殉节等事,并见于《海山记》;其叙宫中阅广陵图,麻叔谋开河食小儿、冢中见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击大鼠,殿脚女挽龙舟等事,并见于《开河记》。三记皆韩偓撰。其叙唐宫事,则杂采刘餗《隋唐嘉话》、曹邺《梅妃传》、郑处诲《明皇杂录》、柳埕《常侍言旨》、郑棨《开天传信记》、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无名氏《大唐传载》、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史官乐史之《太真外传》、陈鸣之《长恨歌传》,复纬之以本纪、列传而成者,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上卷第21-22页)这个“本事”,还指小说戏曲的创作背景或创作动因。《金瓶梅》之所以归入“忠孝”类,即与其“本事”有关。慕氏认为该书出自王世贞之手,因负杀父之仇,而借小说口诛笔伐当时权相严氏。他说:“西门庆认蔡京为父,即此一端证明此书为严世藩而作。”(上卷第64页眉批)同样,他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初宫闱秘史,小说“借题发挥,有功于史晟不少”(上卷第19页),其中“尽谜语,以待后人之猜”(上卷第21页眉批)。他不满意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认为“蔡孑民索隐已知窍矣,而犹未尽也”(上卷第21页),他对《红楼梦》的揭秘,近于王梦阮,又稍有不同。他认为:

 

贾母,清之孝庄皇太后也;林黛玉,冒辟疆之妾董小宛也;王熙凤,即养心殿草诏之王文靖公熙也。其他一婢一仆皆有所指,一举一动皆有关系,而惟五台山三字言之再再。顺治十八年正月章皇帝幸五台,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皆实录也。先是顺治十七年冬小宛病殁于南苑,是书纪秦可卿之死及丧事之铺张,王公之临哭,即小宛死后之实在情形也。惟《红楼梦》提在前。按之当日事实,似嫌过早,此其中有故焉。盖是书后为清廷所禁,又故乱其次序耳。至曹雪芹续修时,原文概仍其旧,旧所无者则增益之,所言皆国家大事。(上卷第18页)

 

    而《红楼梦》第十七回荣国府归省庆元宵,“殆言太后下嫁事,时顺治七年春正月十五日也”。(上卷第18页)慕氏还推测,这部小说的作者有“黍离麦秀之感”,只不过囿于清初文字之狱,不得不隐晦其辞。随后,他又简略介绍了清初文字狱情形,附考“明末诸臣清初隐士所著各书其为清廷所禁者”。

《中国小说考》的“本事”考证,还包括从历史文献、民间传说、社会风俗等角度来考察小说戏曲的接受情况。如《西游记》后附记:

 

由青海省城赴玉树,道经通天河宽约八丈有奇,水势甚平,河之右岸有小山,山麓有一洞,相传三藏赴印度取经时宿于此,右岸有塔,谓三藏取经归渡河经被水淹,捞出列曝于石,语本《西游记》。颇荒诞,而番民信之甚笃。考三藏赴印度取道新疆,其归也,行至于阗,为于阗玉所留,因修表使高昌人马玄智随商侣入朝奏闻太宗,即敕于阗等道使诸国护送,并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以贞观十九年正月至西京谒太宗于洛阳宫。又四川越寯县东北一百里有晒经山,山有广石,相传玄奘晒经于此次因名,其颠为晒经阁。则玄奘未至玉树可知。(下卷第12-13页)

 

这从侧面反映了《西游记》在西北、西南一带的传播,为探索玄奘取经路径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另如论《玉通禅剧》(即月明和尚度柳翠故事),慕寿祺附记了兰州社戏的演出情况:

 

兰州社火于夏历灯节前,喜演大头和尚戏柳翠故事。大头和尚者,即月明和尚也,头戴假面具,几覆于肩,观者以其大也,故名。相传柳翠遇月明于大佛寺,月明思有以点之,为之戴面目为宰官身、为比丘身、为妇人身,现身说法,示彼前因,柳翠即时大悟,所谓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俗谈误谓戏柳翠,宜更正。(下卷第16页)

 

    这里所记叙的戴面具的戏剧演出形式,可为戏曲及民俗研究者提供生动的实例。

    综上所述,《中国小说考》本事考证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文本背后的历史为主,尤以作者自己对历史的考辨为主。这一著述特点,随处可见。如《建文帝后纪》,后附“从亡诸臣、革除辨”;《长生殿》,后附论“唐代女祸”;敦煌石室藏《列国志残卷》,后附“伍员鞭平王之尸辨”;《聊斋志异》,后附“侠女非吕四娘辨”;《野叟曝言》,后附清高宗禁止毁僧灭道等等。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清同治时中国匪乱纪》书后的附记,详细记载了整个事件的扰乱及平定经过,包括云南方面、陕西方面、甘宁青三方面、新疆方面、穆图善招抚叛回,以及乾隆时甘回争教之战争等六项内容,篇幅极长。西北史地研究是作者的“本色当行”,有心人读之,当获益匪浅。

    (二)小说教化观

《中国小说考》写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时慕寿祺已年近古稀。他在《自序》中说:“余老矣,景迫桑榆,门徒雨散,五经四书,束诸高阁,为转移风化计,就案头所存新旧小说,略加解释,后之览者,亦知所从事矣。”(上卷第3页)他还在《后序》中说:

 

近数十年以来,圣经贤传,弃若弁髦;言情小说,充斥书肆。人心益迷,人欲益肆,左道炽,真宰淆,异说横,微言绝,天理沦亡,邻邦侵略,岂不大可惧哉!……明曹安撰《谰言长语》一卷,皆据所见闻,阐明义理,议论纯正,颇有裨于风教。是编也,存天理于将亡,遏人欲于无形,其亦《谰言长语》之续也耶?(下卷第45页)

 

    这里的“言情小说”,不知具体何指。《中国小说考》虽然只提到了张恨水④,笔者却怀疑其所指恐怕亦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因为与鸳鸯蝴蝶类的言情小说相较,严肃的新文学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亦复不少,且笔锋更为尖锐,敢于探触人性禁区。《中国小说考》点名批评的“言情小说”,主要是两部,一是《会真记》之类,“败风俗,淆是非,弄笔墨以传之”,乃小说之“万不可作者”(上卷第40页眉批);一是“陇南人”所作的《并蒂花传奇》,记梁祝恋情。甘肃清水县旧志曾有关于祝英台墓址的记载,慕寿祺考证其说之非后说:“假令清水实有英台其人,亦(无)表扬之价值。盖英台与山伯少年同学耳,无夫妇名义,民间愚夫愚妇普遍宣传亦认为风流故事,盖即今世所传之爱情小说也。与政治风化有何关系?与其存也宁删。”(上卷第49页)接着他又举五代王凝妻断臂故事说:“妇爱身如爱玉,臂犹不可令人执,况英台受马氏聘,身已为马氏妇矣,乌可与山伯同处一穴也耶?”(上卷第49页)同样,慕寿祺将深受民众喜爱的《白蛇传》故事置于充满贬斥的“妖怪”类,也与他对小说功能的认识有关。

    慕寿祺所推尊的,是像《谰言长语》这样“议论纯正,颇有裨于风教”的作品。他对作品的评价,也以其教化功能为重心,因为“倘不从事审定,则狂澜既倒,其无津涯,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引言》,上卷第3页)。例如,他认为《野叟曝言》力排佛老,“大抵以昌黎原道论为根据,扩而充之,意之所至,笔亦足以达之”,“论者以其文笔好汉,学术纯正,于社会人心不无裨益”(上卷第23页);林纾所译《伊索寓言》,“余尝取之以课童蒙,最足益人智慧”(上卷第60页);还有列入“劝惩”类的《聊斋志异》:“全书以劝善惩恶为宗旨,开宗明义第一章考城隍,其曰:‘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可知其意之所在矣。”(上卷第58-59页)“蒲留仙本圣人立教之意,撰《聊斋志异》以寓劝诫阅者当求其合于经史者,勿为鬼狐所迷则得之矣。”(上卷第59页眉批)

基于教化,慕寿祺在《中国小说考》中屡屡致意于正统儒家所不取的因果报应思想。他称赞《金钟传》:“言礼义而不废因果,言因果而必本礼义。”(上卷第66页)他论《玉历宝钞》:“其垂训于经传同旨,而吉凶之显著,祸福之分明,尤据事直书,不雕不琢。士大夫固一览而知,而妇女童稚亦得耳闻而晓也。况两间智愚贤否,类有各分,与其告以修德修仁,全忠尽孝,未必人人能听。何如《玉历》之显然报应,使之动魄而惊心。是书也,浅视之为劝诫之文,深原之即存养之道。牖民觉世,其功讵出儒书下哉!”(上卷第56页)在新学日进之际,慕氏重提因果报应的老生常谈,也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说:

 

鬼神渺茫,荒惑无可准,新学家所不谈,惟是世风日降,而圣贤之经训,不足以警冥顽之民,此《周易》所以有神道设教之言也。是编附录神怪心理中有因果,辩论中有是非,于是知维持世教之衰微,可补教化之所不及。(上卷第52页眉批)

 

    文以载道,是传统中国文人的固结。慕寿祺在成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十三经要略》自序中曾说:“变法可也,因变法而并欲变道,大不可也。圣人之道晦塞,率天下而为无礼无教之民,学目愈多,其坏人才也愈甚,持论过偏,其亡国也愈速;国亡而种族随之,实为邃古所无之变。”所以,“使一国之学术纯粹散涣之情,使一国之人心聚”,舍却“圣人之道”,别无他途⑤。这个“圣人之道”,就是孔教;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世界,这就是慕氏对他所身处时代的基本认识。因此,慕寿祺撰述《中国小说考》,尤其重视的是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戏曲的教化价值,而不是其文学价值。这种对待小说的态度,是正统士大夫的态度,远可以追溯到稗官设立之目的,近则导源于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慕寿祺在论《女仙外史》时说:“《女仙外史》简直是一部妖书发达史,这一类书的影响产生了社会的种种迷信,酿成了全国的经济破产。就最近百年之事言之,如川楚教匪,义和神团,民国之红枪会,皆妖书之所鼓惑也。人民深受其害,犹有钞本流通各省。他的魔力极大,但这力量只能产生妖怪,而不能产生国民,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健全国民。”(下卷第17页眉批)这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夸大,不难看出梁启超的影响⑥。

    清末民初是慕寿祺生命历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新旧学的取舍与互补,基本上固定了他以后的思想走向。《中国小说考》这部撰述亦是如此,它亦新亦旧,“旧”的是传统的本事考证和传统士大夫的救世之心,“新”的是止步于民初的社会改良思潮。当慕寿祺完成《中国小说考》之时,我们已有了“五四”以来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等人所开创建立的现代小说学术范例,而他对此并非一无所知⑦,只不过隔膜太深,无法接受。这是我们今天阅读《中国小说考》一书的遗憾。但其本事考证部分,仍可资参考;而察其时代烙印,亦可见学术风气转移之一斑。

   

注释:

    慕文云《跋记》中关于慕寿祺著述的著录,不全且有误,如《新疆回部史稿》应是慕寿祺父亲慕璋的著作。慕寿祺的著作除了《甘宁青史略》,还有《甘宁青史略调查表》《重修镇原县志》二十卷、《甘肃历代大事记稿》二十二卷等。又据慕氏《重修镇原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收《十三经要略》《周易简义》《声韵学》和《求是斋集句诗钞》三书,另有《历代大事记》(镇原县)一卷及文若干篇。慕寿祺手稿及所藏图书,后均归甘肃省图书馆。

    如《精忠大侠传》,被称为“沪上新书”,慕氏说:“此书蛟川雕龙生著,漱六山房校订,都六十余万言,洋装六册,写剑客侠士轶事绝伦之艺,诡异钦奇之事,洋洋洒洒,极尽大观,字字根据历史,足补史事之阙,非信手涂抹者可比。内有朱凤竹绘插图一百廿幅。”(上卷第70页)此书有民国二十年(1931年)上海天然书局铅印本。

    如管达写于1912年的《说小说》,按“文学上之分类”(文言、白话)、“体制上之分类”(笔记体、章回体)与“性质上之分类”(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等)三类标准划分小说。陈平原指出:“不管是以文体还是以体制分类,始终都远不及‘性质上之分类’受世人重视。”《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册《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363页。

    如慕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欧洲亦盛行,而要以托尔多泰为最著。托尔多泰俄国小说家也,主持社会改良及宗教神秘之事,其论说以感化平民躬行实践为宗旨,盛宗仰之。窃愿吾国著小说者如张恨水之流,曷弗于感化平民而加以意乎?”(上卷第54页眉批)

    此序收入他主持编写的《重修镇原县志》(1935年)卷十五“艺文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慕氏另有《读实行尊孔疏》《尊孔论》二文,前者作于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者作于民初,均收入该志(卷十九“文存”)中,这反映出他对此二文的重视,也是其思想连贯性的一个表现。

    如梁启超在其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原载《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10月),收入陈平原、夏晓虹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如他曾提及北京大学研究小说戏曲的新风气,认为“青年学子思想为之一新”(《北大研究戏曲》,下卷“杂录”,第39-40页);论《红楼梦》时说:“其描写腐败家庭纨绔公子,可谓淋漓尽致,而文笔专重实际,描写不尚主观武断的批评,用纯粹的北京土语,不着一些色彩,尤能趋向自然一方面,适合于写实派文字之条件。”(上卷第17-18页)显然借鉴了胡适的观点,但同时又对胡适的考证成果置若罔闻,仍以索隐为主。

   

参考文献:

    [1]慕思恭.甘肃辛亥革命领袖慕寿祺[J].档案,2002(3):9-11.

    [2]石昌渝.小说界说[J].文学遗产,1994(1):85-92.

   

作者简介:刘倩(1972—),女,四川盐亭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学研究和海外汉学译介。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 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 邮政编码:100732
  • 联系电话:(010)85195453
  • 邮箱:yichan@cass.org.cn
  • 域名:http://wxyc.literature.org.cn
  • http://www.文学遗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