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解元西厢记》版本的流变

 

 

夏心言

 

 

摘要:《董解元西厢记》现存的九种明清版本,皆为明代嘉靖年间张羽整理本的衍生。直接来自张羽整理本的刻本,目前有“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两种,前者应为嘉靖年间刊刻,极有可能是张羽的原刻本;后者应为万历年间刊刻,根据八卷的分卷形式,其刊刻时间当早于同属万历年间的黄嘉惠刻本、《新刊合并》刻本。《董解元西厢记》的版本经历了一个卷数演变过程,由最初的八卷本分化为二卷本,后来形成二卷本和四卷本两个版本系统。这种演变既包含编撰者统一丛书体例的需要,亦包含商业出版趋新逐利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董解元西厢记》 版本 诸宫调 张羽

 

 

《西厢记》的版本研究,如今已蔚为大观,然而关于《董解元西厢记》版本的专门论文尚未出现。究其原因,《董解元西厢记》的流传演变,远不如王实甫 《西厢记》那般复杂。后者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编著者、戏曲体制的重大改变。由杂剧变为传奇,由王实甫到李日华、陆采,基本曲调和情节元素改头换面,太多变化值得推敲。相比之下,《董解元西厢记》一脉单传,明清各类刻本 之间仅有细节相异,没有注人过多改编者的个性。尽管如此,现存几种《董西 厢》版本的时间先后依然有待考察。看似单纯的版本流变,究其历史,则显得丰富而耐人寻味。

 

一、对《董解元西厢记》版本的认知

 

《董解元西厢记》的最初版本为何种面貌?对这个问题,1957年前后学术界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能够代表1957年以前学者对《董解元西厢记》版本认识的作品,当推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西厢记诸宫调》的出版说明,其中总结出如下八种版本:

 

1.黄嘉惠刻本二卷,明万历间;

2.屠赤水(隆)校本二卷,明万历间;

3.张雄飞(羽)钞本二卷,明万历间;

4.汤玉茗(显祖)评本四卷,明天启崇祯间;

5.闵齐伋本四卷,明天启崇祯间;

6.闵寓五刻《六幻西厢》本二卷,明崇祯间;

7.刘世珩暖红室刻本二卷,清光绪间;

8.暖红室校订本不分卷,1915年前后。[1]

 

这是当时最详尽的古本《董西厢》书目,总结了建国后所能见到的八种版本。然而受时代局限,该书目存在一些不足。如,人名辨别不清,闵齐伋和闵寓五乃一人,寓五为闵齐伋号,当注明。又如,版本指向不明,仅粗略记录版本的责任者和时代,不载馆藏地、卷端题名等,不便读者复核。特别是误将书前有写刻上版张羽之序的屠隆校本单行本,认定为“张雄飞(羽)钞本”。由于《出版说明》的结论影响较大,进行学术引用会造成不必要的错误[2],现根据笔者所见予以订正如下:

1.《董解元西厢记》二卷,金董解元撰,明杨慎点定、黄嘉惠校,明万历间黄嘉惠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此本齐鲁书社1984年影印出版。

2.《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二卷,金董解元撰,明屠隆、周居易校,明万历间周居易刻本,十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此本与《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二卷(元王实甫撰,明屠隆、周居易校)合订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出版影印本,收人《中华再造善本》丛书。

3.《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二卷,金董解元撰,明屠隆、周居易校,明万历间周居易刻本,十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此本即上一种的单行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有吴梅跋。

4.《董解元西厢》四卷,金董解元撰,明汤显祖评,明天启崇祯间刻本,八行十八字四周单边。此本商务印书馆1940年影印出版。

5.《董解元西厢》四卷,金董解元撰,明臧懋循点定,明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八行十八字左右双边。台湾“中央图书馆”有藏本。

6.《六幻西厢》十九卷之《董解元西厢记》二卷,金董解元撰,明崇祯间闵齐伋刻本,十行二十字四周双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出版,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

7.《董解元西厢》四卷,金董解元撰,刘世珩、傅春姗校,清末民国间暖红室刻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中国囯家图书馆有藏本。

8.暖红室校订本不分卷,1915年前后。此本今各大图书馆均未见,存疑。

1957年以来,两种前人未见的《董解元西厢记》进入研究者视野。其一为1957年2月,赵万里和叶枫、王程伟在安徽绩溪县发现的八卷本《董解元西厢记》按照此书版式和刻工体势看来,当是嘉靖、隆庆之间或是万历初年刻本。” [3] 此书早于之前国内所见的八种版本,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命名《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因署“海阳风逸散人适适子重校”,姑称为适适子本。其二为1963年春,上海古籍书店收得燕山松溪风逸人刻本。“从自序及版式风格、刻工体势各方面考察,当为嘉靖中张羽所刻原本” [4]此书在1963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命名为《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5]。因署“燕山松溪风逸人校正”,姑称为风逸人本。

适适子本和风逸人本早于先前所见八种版本,是1957年以后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二本的版式、刻工呈嘉靖时期风格,之前定为最早的黄嘉惠本,已是万历年间出版。其次,二本皆为八卷本,符合宋金说唱文体分卷惯例,比后世的四卷本、二卷本接近古本原貌。“诸宫调原是宋、金、元时代民间说唱曲子,像《水浒传》白秀英演唱《豫章城双渐赶苏卿》那样,艺人边说边唱,每次篇幅不宜过长。《刘知远》分十二题,《董西厢》分八卷,就是暗示艺人们可分十二次或八次说唱。到了明朝,诸宫调说唱已经失传,《董西厢》成了案头文艺。《董西厢》的翻刻家误认卷数多为不合理,遂合并为四卷或二卷。” [6]另外,二本有完整的张羽雄飞序。“张羽序文,现存《董西厢》各本大都不收,仅节录刻人屠隆评本卷首。第二页后五行末三字‘而先辈’起至第三页后一行首六字‘君一时交往皆’止,共一百三十五字,又序末‘明嘉靖丁已秋八月’八字,屠隆评本皆删落不存。” [7]此二本出现完整的张羽序。这段序文,写作时间在“嘉靖丁已”,不见于后世诸本,反映了《董西厢》在明代获得初次整理时的情况。

综上所述,《董解元西厢记》现存九种明清版本。其中,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时间最早,黄嘉惠刻本、屠隆校本二种、汤显祖评本、闵齐伋刻本、《六幻西厢》刻本为时间稍晚的明刊本,暖红室刻本则为最晚出现的刊本。这些版本在历史中的演变,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二、风逸人本、适适子本考辨

 

厘定了版本的时间先后,我们不免思考一个问题,《董解元西厢记》的最初版本,或者说现存的最早版本为何?答案显然在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之中。然而,这二本的先后顺序,似乎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跋“当为嘉靖中张羽所刻原本”的结论,似乎下得过于草率。如果是原刻,为何不署张羽本人的名号,而署“燕山松溪风逸人”,再加上一个“校”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采取的描述方式为:"现存《西厢记诸宫调》的早期版本,有1963年发现的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和1957年在绩溪发现的《古本董解元西厢记》,曾分别影印出版。” [8] 回避二本的先后问题。

 

                                             

 

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内容相近,但绝非同一版本。适适子本署名“海阳风选散人适适子重校”(图一),“风进散人”与“风逸人”字眼相似,曾被误认,例如赵万里的跋中径直将“风邋散人”四字写作“风逸散人” [9]。如此训解,将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等同起来。综合比较后,可知风逸人和适适子并非一人。第一,二人籍贯不同。“燕山”指北京地区,“海阳”是休宁古名。第二,二人字号不同。“风逸人”和“风说散人适适子”相比,少了“散人”的自我标榜和“适适子”别号。第三,二人对版本处理的不同。“风逸人”是“校正”,“适适子”是“重校”。确定存在两种最早版本的基础上,本文进行时间考证。

以下五方面的辨析,力图为二本先后问题提供更直接的证据。

1.“校正”和“重校”内涵的差别。风逸人本卷端题名下为“燕山松溪风逸人校正”,署为“校正”。适适子本卷端题名下为“海阳风邋散人适适子重校梓”,署为“重校”。根据字面意义“重校”指的是重新校订,说明前人已有校订本。适适子本作为二次校订本,时间上当晚于风逸人的校本。

2.适适子本的残缺与补录。适适子前后残缺,并非最善本。卷八“原缺最后第十二页尾声和‘君瑞鸾莺美满团圆,还都上任’一段” [10]。影印出版时,跟据黄嘉惠本补照,配成全秩。卷首张羽序言,版式与正文不同,是手抄而非版刻。赵万里先生据此推测:“序文原缺,后人按照另一足本移录。” [11]华文的跋语 认为此“为后人所抄补”。

适适子本的手抄序成为关键。若它是后起之书,则序文根据风逸人本或相关版本补抄,但也不能排除是张羽手稿的可能。

考校二本序文的具体出人,比如:

 

风逸人本:往岁三桥文君为余言,西山汪氏有元刻本。

适适子本:往岁三桥文君为余君,西山汪氏有元刻本。

 

三桥文君,指文寿承。据风逸人本之意,序作者从文寿承那里听说西山汪氏有元刻本。适适子本作“为余君”则意思不通。如果的手抄序是张羽自书,怎会把“为余言”的动作意义,误作一个解不通的人名“余君”?可知适适子本的错误完全是抄录造成的,序言前文有一大段人名:“谢湖袁君、丹厓杨君、射陂朱君、射阳吴君、大梅史君、茗山许君、石城许君、三桥文君、雉山邢君、青门沈君”,此处既复见“三桥文君”字样,习惯性地将其后的“余言”,看作又一人名“余君”。如此,适适子本晚出的可能性较大。

3.适适子本在文字上的钟误。日本学者传田章在《周居易辑刻的四种西厢》一文提到,校对现存七种《董西厢》的曲白正文,“文字差异不大”[12]。实际就微小的字词差异而论,适适子本和风逸人本多有不同于后世处,而适适子本有几种独有的错误。以卷一为例:

叶一下“柳槎金缕”,二本为“槎”,诸本为“搓”;“比前贤乐府”,二本为“前贤”,他本为“前览”。

叶三下小字“泛浮槎”,适适子本作“泛槎”。

叶四下“二哥”,适适子本作“二歌”;小字“心中似有闷倦”,适适子本作“门倦”。

叶五下“百株”,适适子本作“株”。

叶六上小字“玳瑁压阶石”二本为此,他本作“阶缸”。

叶八下小字“此位公不可往”二本为此,他本作“此处”。

叶十下“而今没这本话说”适适子本作“话儿”。

叶十二上小字“亦口占一绝”,适适子本作“赤口”。

叶十四上“穷愁泪淹了又还”,二本为“淹”,他本为“掩”。

以上校勘结果,说明适适子本和风逸人本属于同一系统,该系统早于后世几种版本。适适子本在文字方面,表现出了更多舛误。它的编订实在过于粗疏,不符合张羽序所体现的严格选稿、多重校勘原则。

4.杨循吉的跋语。风逸人本除了张羽序,末尾还有“闰八月九日南峰逸史杨循吉题”。杨循吉号南峰逸史,张羽序言称“南峰杨公”。他的藏本为张羽提供了校勘依据。如果是他专门为风逸人本作跋,承认与编者的交游,基本可以证明华文的推测,即风逸人本是张羽原刻本。

张羽序文,简述了自己刊刻董西厢的过程,“余既校董词,乃序其说如此”:“往岁三桥文君为余言,西山汪氏有元刻本,尝借录之,然恨其手尾倶缺,钟误殊甚,无从校补,每用病焉。柘湖何君晚得抄本,则南峰杨公所藏,末有题语,因赖以考订异同,修补遗脱,而董氏之书于是复完。[13]三桥文君、柘湖何君是与作者交游的戏曲爱好者,前者为文徵明之子文彭(号三桥居士),后者为何良俊(号柘湖居士),皆在张羽序前文交代的“余所雅游者”之列。据此可见,西山汪氏有元刻本《董解元西厢》,但为残本,张羽借阅抄录一份;南峰杨公(杨循吉)藏有《董西厢》抄本,后为何良俊所得,而张羽又从何良俊处借取,“考订异同,修补遗脱”,合成一部完整的《董解元西厢记》。据此,张羽是目前所知明代整理刊刻《董解元西厢记》第一人。而后世诸版《董西厢》,都从张羽所辑而来,具体分析见下文。杨循吉是《董西厢》张羽序刻本的底本贡献者之一。

从上引张羽序文来看,杨循吉与张羽并无交往关系,张羽是间接从何良俊处获得杨循吉本。且张羽序题“明嘉靖丁已秋八月”,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杨循吉卒于嘉靖二十三年,享寿八十九,二人交游的可能性不大。纵使二人有浅交,已死十三年的杨循吉,也不可能为嘉靖三十六年出版的文字题跋。可知杨循吉的跋语决不是专为风逸人本而作。

杨循吉跋语,实为他所收藏《董西厢》旧本的题词:

 

庚辰岁春仲,余随使者到金陵,寓居秦淮之上。此书多讹笔舛字,辄正鲁鱼,以藏箧笥。其词才情富艳,诚非后人可及也。今士大夫皆莫知乐府为何物,陋哉,陋哉!宜乎无好之者,其传世难矣。闰八月九日南峰逸史杨循吉题。

 

杨氏通篇交待自己的读书心境,其题词是自题藏书,不是与人赠序或题跋。“庚辰岁”为正德十五年(1520)。据《明史•杨循吉传》,是年他受召觐见南巡游赏的明武宗。引文中“余随使者到金陵”,就是随皇帝的使者人觐。《明通鉴》载,正德皇帝从十五年正月起,一直到闰八月都在南京,直到“九月乙卯朔”,方才北还“驻跸扬州”[14]。杨循吉面君的经历并不愉快。“武宗驻跸南都,召赋《打虎曲》,称旨,易武人装,日侍御前为乐府、小令。帝以优俳畜之,不授官。循吉以为耻,阅九月辞归。” [15]作为士大夫,他擅长制曲,却耻为倡优之事。在“寓居秦淮”的日子里,校勘《董西厢》,成为杨循吉消愁遣闷的乐事。杨循吉大概不会想到,他担心“其传世难矣”的《董西厢》,会依照自己的藏本刊刻流传。

由此可见,风逸人本最末的文字不是跋,而是杨循吉题自藏书的题识。当杨循吉的收藏本沿着杨循吉→何良俊→张羽的顺序传承时,这段文字也保存下来,最后刻入风逸人本。风逸人接触的原始材料非常多,包括张羽所用的杨循吉藏本之题识。他比适适子本更可能接触到《董西厢》的初始版本。

5.版式刻工风格。赵万里和华文都提到版本的版式刻工问题。根据形态上的特征,风逸人本被认为更接近嘉靖时期,而适适子本则可能晚至隆庆万历。对比书影,风逸人本字体粗黑雄健,笔锋硬朗;适适子本字体粗细匀称,结体圆融古朴,乍看上去,风逸人本的确有嘉靖本的典型特征。

二本的版心区别显著。风逸人本是白口单鱼尾,书名“西厢记”在鱼尾之下。而适适子本虽也作白口单鱼尾,书名“董解元西厢”却在鱼尾之上,卷次在鱼尾下。适适子本表现出典型的万历时期版本特征。这多少能够说明它的刊刻时间偏晚。

综上所述,风逸人本和适适子本同属于早期《董西厢》刻本。风逸人本保存了更多的早期材料,校对精良,堪称善本。适适子本在精确性、时间性上都不如风逸人本。然而本文不同意华文跋语“风逸人本为张羽原刻本”的看法,理由有二。第一,张羽已用真名和表字题署序文,没有必要只用“风逸人”别号题署正文,不露身份痕迹。第二,张羽籍贯与风逸人不同。“黄鹄山人张羽雄飞”,武昌有黄鹄山,不足确证。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说张羽为吴中人:“董解元《西厢》,吴中百年前罕全本,文寿承家得之西山汪氏,首尾俱缺,其后何柘湖得完书于杨南峰,而三吴好事者皆著一编矣。”[16]张羽就是张大复口中的“三吴好事者”。“燕山松溪风逸人”,明代人一般称北京为“燕山”或“燕京”。张羽和风逸人籍贯有南北之异。同一作者或许会改题姓名,却不会变更籍贯。

 

三、商业出版与《董西厢》新版本的衍生

 

《董西厢》诸本,都从最早的张羽整理本翻改而来。正如传田章所言,《董西厢》各版本文字差异极其细微。但后代刊刻者仍不断对古本进行重新包装。《董西厢》具体的演变形态,折射出商业对文学的影响力。

《董西厢》前后出版中发生了卷数的改变。早期为八卷本,后来合并为二卷本,又衍生为四卷本。早期的二卷本是黄嘉惠刻本,以及两种屠隆校正的《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黄嘉惠本具体刊刻年代不详,《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是已知时间最早的二卷本《董西厢》,根据张凤翼序“万历庚子”的题识,此书始刊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 [17]。与二卷本同时稍晚的万历年间,汤玉茗评本采用了四卷的形式。二卷本和四卷本,都不过是将原有八卷本的章节合并,无实质性内容更改。

二卷本直接来源于张羽序本。现存的两种《新刊合并董西厢》,一种与《王西厢》合刊,有画无序;一种为单行本,有画和插画目录,以及张凤翼、张羽行书 写刻的序文。后者信息完备,行书写刻序文的体例,与《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的序文一致,应当更接近屠隆、周居易校本原貌。序文中,张凤翼提到了合 刊本四种《西厢记》的来源:

 

赤水屠先生为当世博洽君子,亦于《西厢》订证披阅,盖不以词曲直视之也。然订证者非一人:张雄飞得董本而较,金在衡得实甫本而较,梁少白得日华本而较。余以为非直馊饤补掇传奇中之雅调也,观者能会作者之意,则庶几得古人立教之旨矣。此《西厢》合并也。吴郡冷然居士张凤翼。

 

董本的校订者是“张雄飞”,说明《新刊合并》采用的《董西厢》,应当为适适子本或风逸人本中的一种。《新刊合并董西厢》选录的张羽序,除删去“而先辈讲西康公”至“皆好古知音之士”一大段,其馀照录张羽序原文。其中,“国初词人”、“毅皇帝”二处顶格书写,款式同于适适子本和风逸人本。“往岁三桥文君为余言”讹为“余君”,与适适子本的错误同。可以推断《新刊合并董西厢》当以适适子本为底本衍生,改适适子本的八卷为二卷,与《新刊合并西厢记》的丛刊体例有关。周居易刻四种《新刊合并西厢记》,每种均分为上下卷、二册,以求达到“各种作品的卷数的齐一” [18]。八卷本《董西厢》,应当是在此时第一次出现卷数改变,成为二卷本《董西厢》。

此后,黄嘉惠本和汤玉茗本分别以二卷和四卷的形式出版。黄本、汤本的序文都未提及张羽序,当时流行的《董西厢》可能都是类似《新刊合并》的二卷本系统,难见适适子本和风逸人本原貌。黄嘉惠本之后,《六幻西厢》的《董西厢》分上下卷,延续了二卷本系统。四卷本系统以汤玉茗本为始祖,闵齐伋本系汤玉茗评本的补刻本,分四卷。清光绪间的刘世珩暖红室刻本,系闵齐伋本的翻刻本,亦分四卷[19]。总结《董西厢》十种版本的流变过程如下:

 

版本变化的过程中,商业出版因素发挥了重要影响。

首先,商业利益的竞逐造就了合刊本形式,从而影响了《董西厢》的分卷。《西厢记》在明代是重要的文化消费产品,版本众多。将数种版本编成丛书,捆绑销售,有利于提升书籍价格。周居易四种《西厢》合刊的形式,是出于商业目的,而非严谨的学术比较。它具有开一代出版风气的效用,“是汇刻《西厢记》的嚆矢,开启了闻遇五《会真六幻》本的先河。” [20]明清两代许多《西厢》丛书,内容冗长,离题甚远,不知编选目的何在,结合商业利益的驱动就可以理解。

其次,市场竞争的激烈导致了副文本的更新,从而使《董西厢》翻刻本独立于原本。所谓副文本,是指书籍正文以外的评点、插图、题跋部分,作为商业噱头,博取消费者的注意。《董西厢》在评点家、版画等外在形态上版本差异显著,集中表现为名家评点、名士插画。所谓的“名人”,许多是冒名的。黄嘉惠本《董解元西厢记》,号称“署新都杨慎点定”。然而杨慎死于嘉靖三十八年,张羽的整理本最早嘉靖三十六年才出现,行将就木的杨慎哪还有机会点定?这多半和明代铺天盖地的李卓吾评点本同类。有伪造名家评点,也有伪造名家书画。黄嘉惠本前有莺莺小像一幅,插图十二幅俱精。书商似乎将图画托名唐寅,以增强宣传效果。《曲话》卷五称:“《董解元西厢》,今传者为杨升庵定本,绘像则唐伯虎笔,刻极工致。” [21]桐华阁本《西厢记》吴兰修自序云:“在杭州得董解元《西厢记》二卷,乃杨升庵定本,图像精好,则唐伯虎所为也。” [22]唐寅卒于嘉靖二年,即便有西厢画,也不会是为《董西厢》创作的。然而众口一词,以为是唐寅作,可见商业宣传有多么强的渗透力。《新刊合并》本是否为屠隆校正也是个问题。传田章发现,《新刊合并》的四种西厢错漏甚多,不像是精校过。何况“周居易无考,他和屠隆有无来往亦未详。虽标屠隆‘校正’,周居易‘校梓但其具体情况是无考的” [23],迷雾重重。

两类衍生版本,真正艺术性的改造不多,增加商业噱头才是首要目标。

 

结语

 

《西厢记》研究日渐繁盛,《董西厢》的缺席令人遗憾。总括性的研究,如张人和《〈西厢记〉论证》,亦或是专门的版本研究,陈旭耀《现存明刊〈西厢记〉版本综录》,都没有专为《董西厢》开辟的篇章。大约是文体的特殊性,导致了《董西厢》尴尬的处境。然而正如本文所揭示的,《董西厢》版本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厘清这一古老的源头,终会对《西厢记》研究有所裨益。

 

注释:

[1]《西厢记诸宫调出版说明》,董解元撰:《西厢记诸宫调》,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卷首。

[2]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西厢记诸宫调》条沿袭《出版说明》中的说法,称“明万历以来的著名版本有黄嘉惠校本、屠隆校本、汤显祖评本、闵齐伋刻本、阂遇五刊《西厢六幻》本、暖红室刻本”(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425页),同样没有指出闵齐伋、闵遇五为同一人。

[3]赵万里:《古本董解元西厢记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卷末。

[4]华文:《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跋》,中华书局,1963年,卷末。

[5]此本卷端题名亦作“古本董解元西厢记”,或为与此前发现并影印的适适子本相区别而用此名。

[6]赵万里:《古本董解元西厢记跋》。

[7]赵万里:《古本董解元西厢记跋》。

[8]《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第425页。

[9]赵万里《跋》:“此书卷一题‘海阳风逸散人适适子重校梓’,海阳是休宁古名,适适子不知何人。

[10]赵万里:《古本董解元西厢记跋》。

[11]赵万里:《古本董解元西厢记跋》。

[12][日]传田章:《周居易辑刻的四种西厢》,《西厢记新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13]张羽:《序》,伏蒙蒙辑校:《西厢记资料汇编》,黄山书社,2012年,第82页。

[14]夏燮著:《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第1816、1822、1823页。

[15]张廷玉:《明史》卷二八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4168页。

[16]王英编校:《明人日记随笔选》,南强书局,1935年,第17页。

[17]张人和:《〈新刊合并西厢记〉的刊刻年代》,张人和:《〈西厢记〉论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18] [日]传田章,《周居易辑刻的四种西厢》,第236页。

[19]汤玉茗本、闵齐伋本和暖红室本的承继关系,见[日]金文京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第22页。

[20]张人和著:《〈西厢记〉论证》,第191页。

[21]谭正壁、谭寻:《评弹通考》,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第14页。

[22]谭正壁、谭寻:《评弹通考》,第17页。

[23][日]传田章:《周居易辑刻的四种西厢》,第236页。

 

作者简介:夏心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原载《文献》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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