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藏两种稀见陶渊明集朝鲜版本考述

 

苏晓威

 

 

    摘要: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宋末元初刘辰翁《须溪校本陶渊明诗集》三卷,文字校勘内容似乎粗疏一点,分量上也少于陶诗评价内容,但对研究刘辰翁诗歌评点特点有较大的作用和意义。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朝鲜刻本《陶渊明集》为后世陶渊明诗文集注集评本系列中的一种,为研究该系列中相关版本衍变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同时通过偏重陶集知识性问题的注解倾向,有助于思考明代李梦阳的复古文学观念。这两种国内不见的陶渊明集版本,提供了未曾见过的诸多文献信息,也是研究陶渊明作品在古代朝鲜、日本传播和接受的重要载体,具有较为重要的版本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日本 朝鲜 陶渊明 版本 刘辰翁 李梦阳

 

 

    日本现藏不少东晋陶渊明集版本,国内对其相关研究甚少[1],它们在文献版本以及陶渊明作品在朝鲜、日本的传播和接受方面,有较为重要的价值,笔者这里就见到的两种陶集朝鲜版本进行介绍和研究。

 

一、《须溪校本陶渊明诗集》三卷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朝鲜刻本《须溪校本陶渊明诗集》三卷(以下简称“国会本”),查检《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等书目[2],以及其他相关著作,可知中国国内没有该刻本。它在朝鲜李仁荣(1911—1950以后)《清芬室书目》卷四中有两种记载,内容如下:“《须溪校本陶渊明诗集》三卷,一册。首有梁昭明太子序及目录,卷首题《须溪校本陶渊明诗集》卷上,次行靖节先生陶元亮,成宗十四年癸卯晋州刊本,板四周双边,有界十行,十六字,注双行。……尾有成化癸卯六月尹皙跋,次前沙斤道驿丞郑瑞书,户长郑自良刻,二行首有弘文馆印记。尹皙跋文,则㵢溪俞好仁之代作。《㵢溪集》卷七揭之。《须溪校本陶渊明诗集》三卷,一册。与前揭本同板,但序一页及跋二页缺。”[3]国会本特征与第一种记载相合,书末有“新刊靖节先生诗集跋”一文,文末确实有“次前沙斤道驿丞郑瑞书,户长郑自良刻”两行字,这两行字与跋文之间另起一行顶格手写“圆光寺常住”数字,这行字下面似乎还有字,但已残。另外,与国会本可能同一版本的复本在日本他处亦可见到,日人涩江全善、森立之等撰写的《经籍访古志》卷六记载了藏于青归书屋的朝鲜刻本《须溪校本陶渊明诗集》三卷,是书有市野光彦手跋:“渊明达观于万物之表,游心于杳妙之境,故其诗天成自然,读者乐之。至如《止酒》《责子》诗,有诗而来,无有此诗,而知者盖鲜矣。文化丁丑秋。”[4]所言版式特征与国会本无差别。韩国忠南大学图书馆藏有与国会本同一版本的陶集,但只有卷一和卷二。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也藏有该版本的陶集,三卷一册。

国会本末尾有尹皙《新刊靖节先生诗集跋》一文,对了解李朝(1392—1910)时期其书的刊布,作用较大。依据文意划分段落,异体字随文改正,全录如下:

 

    一日,谨斋沐,白于州牧李公时宝曰:“近检书簏牙签,中有陶诗一帙。吾先人平生甚喜之,常出宰真珠也,思欲广传而竟未就。今为贰于晋,得我公为主人。冀仰卒前志,敢布腹心于下执事。”公曰:“诚哉!诗可以观。而善继人志者,孝也!子之言,犯兹三韪,其敢不唯命。”即令鸠工而锓诸梓。甫浃辰之余,功已断手。将见是集之流布海东者,庶几自公与仆始。

    呜呼!靖节公生当晋季。山林高义,不能与世俯仰。砥柱奔流,超越今古。其闲情逸识发而为咏歌者,乃余事尔。卒变夷旷萧散,三百篇之余音。间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东篱采菊,北窗清风。至今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为人。

仆每当衙罢吏散,梅花东阁,时下白胯汤数碗,朗咏此老《归去来辞》一篇,声彻寥廓,顿觉胸襟冲澹,恍然有抚孤松登东皋之想焉。第困吏隐,今已五年于兹。自分疏慵,早宜罢去,而龌龊依旧,常愧古人以忸怩。世之好此诗者,其亦怜吾志之所在耶?时成化癸丑(1483)六月三日,坡平尹皙希点。谨志。

 

    据前述李仁荣《清芬室书目》卷四记载可知,跋文非尹皙自作,由李朝俞好仁(字克己,号㵢溪,1445—1494)代作,其文集《㵢溪集》卷七中有《〈新刊靖节先生诗集〉跋(代人作)》一文[5],与前文相比,无“六月三日”之“三”字,“坡平尹皙希点”之“皙”作“某”,其他无差别。

    此文包含信息丰富,一是通过所言“将见是集之流布海东者,庶几自公与仆始”,指出该刻本在朝鲜开始流传的时间。流行于朝鲜的陶集并不少,多是从中国东传。相比于国内众多陶集刻本,朝鲜本土刻本并不多(但比日本本土刻本多且早)[6]。二是指出了陶诗诗风特点,这是陶诗在朝鲜传播与接受认识的重要材料。另外,国会本提供了对刘辰翁诗文评点和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材料。生活于宋末元初的文学家、学者刘辰翁(字会孟,别号须溪,1233—1297)对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李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唐宋诗人作品进行过评点。他对上述诗人群体显然有自己的通盘考虑,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是具有清丽诗风的诗人群体,以此思考刘辰翁诗文评点中对清丽诗风的研究,固无不可。但考虑到陶渊明导夫先路,对他们有较大的影响,这就显示出国会本重要性了——弥补国内没有刘辰翁的陶渊明诗文校本的缺憾,进而便于研究者从整体上思考刘辰翁对清丽诗风或诗派的研究。

    日本国会本文献形制,前文已言,此处不赘。各部分内容顺序如下:书首为梁昭明太子萧统所作《靖节先生集序》一文。其下为“须溪校本陶渊明诗集目录”,共分卷上、卷中和卷下三卷。宋汤汉《陶靖节诗集》只录陶诗,国会本与此相似,有一定的可比性。经比较发现,汤汉本卷一和卷二合起来为国会本卷上,卷三为国会本卷中,卷四为国会本卷下,卷下里不包括卷四中的《问来使》,汤汉认为这首诗为后人伪作,“此盖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诗而伪为之”[7],刘辰翁所以去之。

    刘辰翁对陶渊明诗集文字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第一,为疑难文字注音。多以反切方式注音,如《形赠影》中“举目情悽洏”句之“洏”字下注:“如之切。”《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荆扉昼常𨳲”句之“𨳲”字下注:“必结切。”以后世流行的宋末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为底本的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本文简称“逯本”)引曾集刻本、鲁铨刻苏写大字本(简称“苏写本”)于此说道:“𨳲音必结反。”[8]但也有采用直音法注音的情况,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其四》中“迺在峚山阳”句之“峚”字下注“音峚”[9];逯本、明焦竑刻本作峚,逯本引李(公焕)本注“音密”[10];宋汤汉《陶靖节诗集》于此注“峚(音密)”[11]。

    第二,文字校勘。如《游斜川》中“气和天惟澄”句之“惟”字下出校记:“一作微。”笔者今天所见诸本无作“微”字的情况,显然刘氏所见为另外一个系统。《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其一》中“冷风送余善”句下出校记:“一作风送余寒善。”逯本于此引曾本、焦本云:“一作风送余寒善。”[12]两者相同。

    第三,陶诗评点。可以分如下几类:一是对诗作年代进行说明。如卷中《赠羊长史》诗末云:“此诗,其晋宋之际乎?”二是论说诗意,这类最多。简列如下:《饮酒十二首》(引者按:当为二十首,刘辰翁误)之《其十一》“人当解其表”句末云:“解其表,即遗其外也。”[13]《其十七》诗末云:“终不足为用。”《其十八》诗末云:“自任亦高。”《其二十》诗末云:“未寄限如此,岂云旷然?”三是讨论诗歌主题。如《述酒》题目下云:“止酒戏言,后必复有破戒,故云述酒。”四是诗人和诗风评价。如《拟古九首》之《其二》诗末云:“风概修然,读其诗,想其人,岂独骯髒。”《其三》诗末云:“兴托固高,来如不迫。”

    此外,陶诗诗句旁边有两种符号:空心圆圈和上尖下椭圆的墨块,出现的次数并不少,但出现方式好像并不固定,一首诗中只出现一种符号,或者一首诗中同时出现两种符号,如《赠羊长史》“得知千载外,上来古人书,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岁暮和张常侍》“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诸句每一字旁皆有上尖下椭圆的墨块。如《止酒》“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每一字旁加空心圆圈;同诗“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每一字旁边加上尖下椭圆的墨块。这样的标记性符号,集中不少。二者在使用上应该没有根本性差异,应当是刘辰翁或刊刻者心仪的诗句。

    总之,通过该版本可以推断刘辰翁至少见过汤汉本、曾集本、苏写本诸版本,吸收其中内容为我所用,但文字校勘内容似乎粗疏一点,分量上也少于陶诗评价内容,也正是这个原因,对我们研究刘辰翁诗歌评点有较大的作用和意义。

 

二、《陶渊明集》八卷

 

现藏国立公文书馆的朝鲜刻本《陶渊明集》一册(下文径称“公文本”),原为昌平坂学问所旧藏。李朝鱼叔权(号也足堂,1506—1567)《册板目录》记载“黄海道”下的“忠州”刊行的册板目录中有《陶渊明集》[14],当为是书。公文本末尾附有朴祥(字昌世,号讷斋,1474—1530)《新刊陶靖节先生诗文集跋》一文,该跋文内容亦见于《讷斋先生集》之《续集》卷四[15],题目变为《靖节陶征士诗集跋》,除此之外,两者内容全一样。它对我们了解公文本的刊刻经过、陶诗诗风评价,有重要作用,异体字随文改正,标点与《靖节陶征士诗集跋》不全一样,谨录如下:

 

    右靖节先生诗文集,康州须溪本不但文集之不具,而其所载且有阙失,是岂陶氏之全书耶?余尝得国朝李梦阳所校定诗文两帙,盥手百遍,先生制作未必止此,而亦可以见其大略矣。图寿传于东夏,盖有年矣。去岁秋,因都事朴君遂良复于监司孙相公仲,请刊授学徒,公忻然以允,以付本州所管六州。材既鸠而书未入梓,孙相承召,朴君见代,令监司赵相公玉都事尹君溉续至,尤加轸念,简一路隽工若干人,优其稍食,以劝课之,月再谷,而手以题谒。

    于戏!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知其时之不可为,则高蹈远引,贤者避世也。宗国革易,则誓死不仕,忠臣不事二姓也。夫东篱采菊,乃西山采薇之遗义,而沾衣秦良,则讽切反君事雠之微意存;寄情荆卿,则沐浴请讨弑逆之钺寓。所谓“草中恐生刘寄奴,落絮不与江波东”之句,非附谄先生,而世不察,以为沈冥逃世,睹其粗迹耳。然则知先生者唯朱子,不有纲目表尊之,几与颂酒之刘伶同归放达矣。此余所以汲汲求诗文镂播,庶使知者兴怀,而彼二公两佐四君子之用力,实未尝不在是已。览者审焉。

皇明嘉靖元年(1522)壬午秋七月上,通训大夫忠州使朴祥昌世谨跋。

 

从跋文来看,公文本与明李梦阳校定的陶集关系甚大,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1473—1530)《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九中写于明正德八年(1513)的《刻陶渊明集序》说道:

 

会九江陶亨来言,本渊明裔,亨固少年,粗知字义者,于是使为郡学生焉。实欲久陶墓,而陶生则曰:“力能刻其祖集。”予曰:“刻其集必去其注与评焉。夫青黄者,木之灾也。太羹之味,岂群口所哉?”……集去其注与评,为八卷云,凡八十一板。[16]

 

    据郭绍虞《陶集考辨》一文的研究,明代陶亨所刊陶集已经佚失[17],而朴祥又亲见李梦阳校定的陶亨刊本(由李序可知,陶亨刊本不会早于1513年),据李朝安璐《己卯录补遗》卷上《朴祥传》记载:“(朴祥)丙戌以忠州牧使,擢重试壮元,陞通政。己丑以罗州牧使为监司。”[18]丙戌年为嘉靖五年(1526),己丑年为嘉靖八年(1529),则据朴祥跋文,公文本应当以朴祥所见李梦阳校定的陶亨刊本翻刻而成,应在1522—1529年期间刊行。由于今天已经不见陶亨所刊陶集,但据公文本可以得知陶亨刊本的大致面貌,因此公文本具有重要意义。

    公文本版式版四周单边;有界栏十行,每半页二十字,注小字双行;双鱼尾;版心内,靠近上鱼尾处写有“陶集卷之一”“陶集卷之二”等按照卷数先后顺序写就的文字;黑口。

    首为李梦阳《刻陶渊明集序》,次为梁昭明太子萧统撰写的《陶渊明集序》,接下无目录页,直接为正文内容,兹将每卷题目依次写出:陶渊明集卷之一(以下径写为:卷之二、卷之三云云):诗四言九首;卷之二:诗五言诗十二首;卷之三:诗五言三十五首;卷之四:诗五言四十七首;卷之五:(桃花源)记一首、(归去来兮)辞一首、传二首、述一首、赋二首;卷之六:赞五首、疏一首、文三首;卷之七:集圣贤群辅录上;卷之八:集圣贤群辅录下。后为附录:南朝宋颜延年的《靖节征士诔》、昭明太子的《(陶渊明)传》。次为朴祥《新刊陶靖节先生诗文集跋》,次为李梦阳记述发现陶墓和陶祠的《杂记》,最后为据此画出的陶墓和陶祠平面图。

    从前述跋文上来看,公文本应依据李梦阳校定陶集卷数分合意见,但李梦阳的分卷是在非常流行的集注集评于一体的宋末元初李公焕本卷数基础之上进行了再次分合。以之与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以下径称“李本”)相比[19]:卷一至卷四顺序与内容,与李本无差别。从卷五开始分合不一,李本卷五为杂文:《桃花源记》《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孟府君传》和《读史述九章》;卷六为杂文(以李本为基础的早期刻本名称)或赋(以李本为基础的晚期刻本名称):《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卷七:传,赞;卷八:疏,祭文;卷九和卷十与公文本卷七和卷八同。

    在陶渊明诗文内容上,如果确实如李梦阳所言“集去其注与评”,公文本势必变成陶渊明诗文白文本。实际却非如此,李公焕所辑宋人《总论》以及诗文相关的评说,确实不见于公文本,但诗文的有关注解,并非删除殆尽,只能说参酌了李梦阳的意见。

    公文本所做的具体文字工作如下:

    第一,文字校勘,标明异文。这部分工作极少,如卷三《述酒》“平王去旧京”句之“王”字下校记:“从韩子苍本旧作生。”卷四《拟挽歌辞三首》之《其二》“今宿荒草乡”句校记:“一本有‘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二句。”卷五《闲情赋》“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句校记:“宋本云:‘行云逝而不我留,时亦奄冉而就过。’”

    第二,诗文辨伪。如《述酒》下题记:“此篇恐非陶诗。”

    第三,诗文注解。这部分文字最多,略述如下:卷三《饮酒二十首》之《其十九》“杨朱所以止”句注:“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与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此处文字相比,缺少“《淮南·说林训》”文字出处的说明,也缺少“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数句。整体上来看,相比于李公焕的注解多有删减,并且诗文注解有一定倾向性,非常注意对历史事实、人物等知识性问题的解释,对诗人、诗风评价较少。

    另外,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也藏有似与公文本同一版本的陶集,该书分为乾、坤两册,乾册李梦阳《刻陶渊明集序》一文首页右下角及坤册卷六首页右下角界栏外各有一边框,其中皆有“高林寺藏书”数字。版式特征一如公文本,但李梦阳《杂记》、陶墓和陶祠平面图后,才是朴祥跋文,且跋文最后有如下文字:“忠州牧开刊。”隔两竖行,又书:“罗陆、金世玲、张守贞、朴眉贵、池末讫、尹山、金玉岗,刻字金处义,都邑户长朴培,书写韩山李贤英,幼学崔汉佑,监校成均进士安铸。”这些文字不见于公文本。它与公文本的关系,从版式特征以及序跋内容上而言,不易遽定,此处存疑。韩国忠南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与公文本同一版本的陶集两个复本,均两册,均只有卷一至卷三、卷七至卷八。卷末是否有与哈佛大学藏本末尾上述同样的文字,未曾目验,不可知晓。忠南大学图书馆将其认定为木板本,也就是中国版本学中的木刻本,但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活字本,一是不少同一版页上文字墨迹深浅不一,这是版框内的活字高低不平的现象所致。公文本不少版页上的文字具备上述特征。二是在刷印时,活字本还需要在无字空行处嵌以顶木以保持版形。由于缺少活字平面的支撑,版页张力不足,低于字面的顶木有时还是刷印在版页上。公文本不少卷末留有大量空行的界格里有长条的墨迹,这是顶木存在的重要标志,所以也不排除上述馆藏机构所藏同一版本为活字本的可能。

    总之,公文本为后世集注集评本系列中的一种,尤其在明陶亨刊本在中国久佚的前提下,对我们研究后世李本衍变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同时通过偏重陶集知识性问题的注解倾向,对我们思考李梦阳的复古文学观念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作用。

 

三、结语

 

    陶渊明作品传入日本的时代甚早,在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中有一定的反映。它成书于奈良时代(710—794)中的天平胜宝三年(751),汇聚了天皇、皇子、诸大臣、僧侣等社会上层人物的诗歌作品,以五言诗为主,内容以从驾、宴游、述怀、咏物为主,甚似中国南北朝浮华、艳丽诗风。如大津皇子《春苑宴》云:“惊波共弦响,弄鸟与风闻。群公倒载归,彭泽宴谁论。”[20]“彭泽宴”取渊明爱酒的典故。中臣人足《游吉野宫》云:“风波转入曲,鱼鸟共成伦。此地即方丈,谁说桃源宾。”[21]借陶渊明“桃花源”理想,言说吉野宫的美。藤原万里《过神纳言墟》云:“一旦辞荣去,十年奉谏余。松竹含春彩,容晖寂旧墟。清夜琴樽罢,倾门车马疏。……君道谁云易,臣义本自难。奉规终不用,皈去遂辞官。”[22]意象使用、主题思想表达显然借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表述。这些例子都可印证我们前述的判断。

    但陶集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在奈良时代、平安时代(794—1192)前期并不明晰。成书于宽平三年(891)的藤原佐世(847—898)《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别集家”提到了“陶潜集十”,右上红笔书写:“《隋志》云九卷。”[23]此“十”当为“十卷”之义,这是日本对陶集版本的最早记载,但不清楚该版本的任何信息。这个时间至李本存在的时间之间,陶集版本的流传情况,我们还缺乏更多的信息。

    最早的日本本土陶集刻本似乎是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陶靖节集》一册十卷本,原为土岐善麿(1885—?)的藏书。它经菊池耕斋(字东匀,1618—1682)和文训点,流传甚广,影响很大[24]。它的最早版本于日本明历三年(1657)京都武村市兵卫刊行,神户大学、东北大学、椙山女学园大学、一桥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收藏该版本。在此之前,日本流行的陶集版本主要是朝鲜和中国版本。由于朝鲜和中国地缘相接,表现出对中国文化更强的黏连性,所以较早接受中国刊刻的陶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翻刻;而日本与中国并不接壤,相对独立,在接受陶渊明诗文过程中,多以朝鲜为纽带,所以保存了不少朝鲜版本,而本土刻本较晚出现。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朝鲜在日本对陶渊明诗文接受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而针对上述两个陶集朝鲜版本流传至日本的时间和途径,笔者推测似乎与古代朝鲜和日本之间于1592年爆发的壬辰战争有一定的关系。一是两个陶集刊行的时间距离1592年较近;二是受壬辰战争的影响,古代朝鲜大量的书籍、活字以及精湛的印刷技术传入日本,使日本古书印刷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25]。只是限于种种条件,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其中的细节,只能寄希望于来日,有机会再进行研究。

    从上述两种陶集版本与中国现存众多陶集版本关系而言,它们于日本存在,但中国现在见不到,笔者据此将其称为独立版本。就版本价值而言,它们提供了先前未曾见过的诸多文献信息,自然也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和文化价值。

    总之,上述日藏两种陶渊明集版本,为我们研究陶渊明作品在朝鲜、日本传播和接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信息,本文只是初步介绍了版本情况,抛砖引玉,更深入的研究有待前辈时贤投身其间,做出更大的成绩。

    附: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让笔者得以避免小文中的不少错误,谨致谢意。另外,笔者于2015年中写成小文,至见刊发表,有一段时间。待小文发表前夕,见到了卞东波先生于《铜仁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发表的大作《日韩所刊珍本〈陶渊明集〉丛考》,小文提到的陶集版本内容,卞文已经论述。但小文有些内容,与卞文不同,这里仍将其发表,聊作狗尾而已。

   

注释:

[1]陶集版本的相关研究如下:梁启超《陶集考证》,见氏著《陶渊明》,《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六》第12册,中华书局,1989年,页46—55;[日]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文字同盟社,1931年;郭绍虞《陶集考辨》,《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页25—84;邓小军《陶集宋本源流》,见氏著《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年,页74—116;袁行霈《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见氏著《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95—204;周期政《〈四库全书总目·陶渊明集提要〉辨证》,《九江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页33—37;[日]松冈荣志著、范建明译《〈陶渊明集〉版本小识——宋本三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页60—63;卞东波《日韩所刊珍本〈陶渊明集〉丛考》,《铜仁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页22—32;苏晓威《日本藏四种稀见陶渊明文集版本考述》,《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页1—6。

    [2]黄建国、金初《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8年。

    [3][朝]李仁荣《清芬室书目》,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2004年,页4620—4621。

    [4][日]涩江全善、森立之等撰,杜泽逊、班龙门点校《经籍访古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页206。

    [5][朝]俞好仁《溪集》,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本,朝鲜中宗时代(约1530年左右)刻本。1530年的刻本为初刷本,后加以追刻、补板成为后刷本。现在《韩国文集丛刊》中的《溪集》底本中状况稍差的十九丁(卷五的三、六、七、二十、二十一;卷六的七、十三、十八、二十、二十七、三十二;卷七的一、十七、十九、二十七、三十七、四十、四十一)为初刷本,由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藏本取代之。[日]疋田启佑著、陈玮芬译《〈韩国文集丛刊解题〉(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2年第4期,页219—232。

    [6]就目前笔者考察而言,日本现存陶集朝鲜版本大致情况如下:[明]何孟春《陶靖节集》二卷,据明正德十三年(1518)何湛之序刊本重刊,现藏日本东洋文库;[明]何孟春《陶靖节集》二卷,据明天启中江宁何湛之校刊本重刊,现藏日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九州大学图书馆和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亦藏有据何孟春注、何湛之校的明刊本重刊的朝鲜刊本《陶靖节集》二卷,未目验之,不知是据正德还是据天启刊本重刊。《陶靖节集抄》一卷,朝鲜活字印本,现藏日本东洋文库;《陶靖节集》一卷,朝鲜写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陶靖节集》二卷,朝鲜版本(刻本或写本,情况不明),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另外,古代朝鲜还有李朝晋州牧使李济臣作跋,刊于李朝宣祖十二年(1579)的《陶渊明集》八卷本,未见于日本,韩国国学振兴院图书馆、韩国启明大学童山图书馆藏有该版本。

    [7][宋]汤汉《陶靖节诗集》,《丛书集成初编》(2218册),中华书局,1985年,页33。

    [8]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页78。𨳲应当为之讹,为《玉篇》闭的俗体写法。[梁]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中华书局,1987年,页55上左。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去声中有和闭,也是上字为俗体,下字为正体的关系。[唐]颜元孙《干禄字书》,日本文化十四年(1817)刊本,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9]李家浩认为楷书“”来自于战国文字“”的简体“”,上古音“)”与“密”看似读音有别,但实际上音近可通。李家浩《说“”字》,《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395—401。

    [10]逯钦立《陶渊明集》,页135。

    [11][宋]汤汉《陶靖节诗集》,页28。

    [12]逯钦立《陶渊明集》,页76。

    [13]逯本于此句作“人当解意表”。“意”字下云:“李本、和陶本作其。”该句末云:“曾本作其表。注云:一作意表。苏写本云:一作其表。”逯钦立《陶渊明集》,页93。

    [14][朝]鱼叔权《考事撮要·书册市准·册板目录·书册印纸数》,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3册,页1443。

    [15][朝]朴祥《讷斋先生集》,(韩国)财团法人民族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19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年,页71。

    [16][明]李梦阳《空同先生集》,明嘉靖九年(1530)刊本,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7]郭绍虞《陶集考辨》,《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页52。

    [18][朝]安璐补遗《己卯录补遗》,抄本,抄写时代不详,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19][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元刊本,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20]佚名《怀风藻》,[日]保己一编《群书类从》第162册卷一二二,江户后期刊本,现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页7左。

    [21]佚名《怀风藻》,[日]保己一编《群书类从》第162册卷一二二,页17右。

    [22]佚名《怀风藻》,[日]保己一编《群书类从》第162册卷一二二,页29左。

    [23][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天保六年(1835)乙未二月从仁井田源一郎长群藏本影抄,现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24]日本本土陶集刻本似乎还有羽泽石经山房刊刻的八卷本,附三谢诗一卷。[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637。笔者多方搜索,没有找到该刻本。前述卞东波《日韩所刊珍本〈陶渊明集〉丛考》一文讨论了该刻本,详参之。

[25][韩]崔官著,金锦善、魏大海译《壬辰倭乱: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页46—47。

 

作者简介:苏晓威,天津中医药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史、考古、古文字、古文献。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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