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

戚学民

 

 

    清廷国史《文苑传》是清官方纂修的“文学史”。从嘉庆十九年(1814)到民国十七年(1928),清史《文苑传》的纂修工作持续了上百年,产生了七个成形稿本。这些稿本的纂修及其内容是研究清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参考,我们至今只对其最后一个版本《清史稿·文苑传》较为熟悉,对于其他各个稿本少有了解。(参见吴承学《清代文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笔者认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档中有题名《钦定国史文苑传》的两册钞本,是罕为人知的清廷国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对了解《文苑传》的整体纂修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以往我们只能通过夏孙桐的片段记载获得一些零星信息:“艺风所记《儒林》《文苑》两传,第一次阮文达之稿,有《儒林》而无《文苑》;第二次戴文端所进呈,两传始备;第三次道光甲辰另行删并,即坊间所刻之本;第四次光绪中艺风所撰,未及进呈;第五次光绪癸卯国史馆据艺风稿重添,欲进呈而未果。及清史馆开,两传仍归艺风经手,即所自撰旧稿增删,改名《儒学》《文学》,此第六次也。又经马通伯覆辑,大致与缪稿无大异,略有增入之人,仍名《儒林》《文苑》,此第七次也。马稿又经柯凤孙覆阅,仅改作序文,其中无甚变动,而其稿失去儒林一册,至付印时仓猝又取缪稿,但改用阮文达原序。传中亦稍更动,此第八次也。”(朱师辙《清史述闻》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据上述记载,在阮元《儒林传稿》之后,才有《文苑传》第一次稿,且《文苑传》第一次稿本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之前修纂的。至于《文苑传》第一次稿的庐山真面目,世间从未得知。

    笔者研究《文苑传》期间,注意到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国史馆档案中有《文苑传》钞本多种,其中有文献编号为701008093701008094的两册钞本,题名为《钦定国史文苑传》,有特别的价值。除此《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之外,清代国史馆档案中还有题名为《文苑某某传》的零散档册若干。它们相互印证,揭示了前述《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的文献价值:这两册《钦定国史文苑传》修纂于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是清廷《文苑传》第一稿的钞本。

    上述两册《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与夏孙桐所说《文苑传》第一次本直接相关。此本系蓝格钞本,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共分为两卷,收录正传人物四十四人,附传三十人。其中文献编号为701008094的《钦定国史文苑传》(以下称“上册”)共载三十六人,正传二十一人,附传十五人;文献编号为701008093的一卷(以下称“下册”)共载三十八人,正传二十三人,附传十五人。总体而言,收录人数较少。通过对入传之人生卒年份的统计,卷一所录人物生年为16111702年,卒年为16701778年;卷二所录人物生年为16211731年,卒年为16841815年。明末清初涌现出一大批以文学著称的人物,该钞本皆未收录。入传人物大部分生于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后,生活的主要时期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只有宋琬及其附传徐夜和傅山三人生年早于1616年。其中宋琬生于1614年,宋琬在明代无功名,徐夜与傅山为明末诸生,但入清后不仕),活动在嘉庆年间的只有姚鼐一人,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钦定国史文苑传》收录人物截止于嘉庆朝,道光朝以后并无一人入传。故钦定本实际上呈现的是顺治至嘉庆时期的文坛景况,是对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总结。收录人物的卒年下限,可以说明该《文苑传》钞本的最后修纂时间是在嘉庆二十年(1815)以后。

    这两册《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的文字本身也提示了修纂时间。两册钞本属于清缮本,但文字多有删改标识,显然是一个工作本。删改后的文字,与其他传世钞本和刻本相同。而且,有明确证据表明,这些删改的时间可以确定为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比如零散档案中文献编号为701004879的《文苑姚鼐传》,是道光二十四年修改工作本之一,档册内正文与《钦定国史文苑传》相同,但有多处修改痕迹和说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动是在传主后增加了附传人物姚莹,传文称其为“范孙莹,进士,前官台湾道”,眉批有“进士,见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官阶见道光十七年十月廿七日上谕。”(《文苑姚鼐传》,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档案编号:701004879,第8页)姚莹任台湾道是道光十六年(1836)至道光二十年事(关于后续改订的具体内容和时间,本人另有研究)。这处修改就是夏孙桐所说的“第三次道光甲辰另行删并,即坊间所刻之本”,故《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的文字早于删改的时间,是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之前的版本。道光二十年之前的《钦定国史文苑传》就是该系列第一次稿。

    《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已经是成形的汇稿本,并未标注纂修者,但通过与钞本相关的档册来鉴别,我们可以获知其纂修者的信息,这些纂修者的信息也可以证实其为第一次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与《钦定国史文苑传》文字内容相同的《文苑传》零散档册二十一册(文献编号:701005225—701005245),共收录文苑正传人物二十一人,这些零散档册揭示了《文苑传》第一次稿汇稿之前的工作本样貌,也记载了纂修官信息和编纂时间。尽管这些零散稿册的内容只有汇稿本的一半,但已经可以相当程度地揭示《文苑传》第一次稿纂修官,他们是国史馆总纂陈用光、潘锡恩和协修陈沆。

    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一月,国史馆总裁、大学士托津上奏,嘉庆十八年(1813)至嘉庆二十三年这五年间,史馆共进呈《儒林传》三十六本,而《文苑传》则尚未进呈。直到嘉庆末年,国史馆才又继续纂办《文苑传》。

    文献编号为701005230的《文苑刘大櫆传》档册在封面上有“第十次”字样,在第二叶有“前总纂官陈用光纂辑,前总纂官潘锡恩覆辑”字样。文献编号为701005233的《姚鼐传》档册也是封面有“第十次”字样,第二叶也同样有“前总纂官陈用光纂辑,前总纂官潘锡恩覆辑”字样。文献编号为701005227的《蒋士铨传》档册和文献编号为701005229的《陈仪传》档册都标明“前总纂官陈用光纂辑”字样。这四个档册前有总裁、副总裁的签名和时间,总裁是托津、曹振镛和卢荫溥,副总裁是王引之和汤金钊。签阅的具体时间,托津是九月初七日,曹振镛是九月初二日,王引之是八月十七日,汤金钊是九月初四日。卢荫溥告假。这个档册的具体时间可以通过正副总裁的任职时间确定。托津,自嘉庆十九年五月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任国史馆正总裁,道光初年也可能留任。曹振镛,嘉庆十九年始任国史馆正总裁,不知何年解任。卢荫溥,嘉庆十九年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国史馆副总裁;嘉庆二十二年始任正总裁,不知何年解任。王引之自道光元年(1821)八月始任国史馆副总裁,不知何时去职。汤金钊,自道光二年(1822)元月始任国史馆副总裁,但在道光三年(1823)九月丁父忧回杭州。嘉庆帝去世,卢荫溥因为拟遗诏不当,被道光帝赶出军机处,告假也许与此有关。结合三位总裁和两位副总裁的任职时间,这个档册的具体时间应该是道光二年或者三年的九月。此两本《文苑传》档册的时间在道光初年,而且已经标明是第十次稿,其文字与《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同名传主相同,则《钦定国史文苑传》同名传记的初次纂辑时间必在道光三年之前。档册签名叶“前总纂官陈用光纂辑”字样说明了该册传文形成时间。陈用光任职国史馆总纂在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之间。根据清国史馆成例,“纂辑”指的是史官将某一传记完成初稿,即这四个档册的内容初次成形在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161819)。而这些档册的形成时间又远早于夏孙桐所说的道光二十四年。由上可知《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正是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

    原来学界曾有意见认为阮元是《文苑传》纂修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国史儒林传文苑传》钞本即题为阮元撰,而且有某些笔记提出此说法。这些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间接证据,尚没有国史馆《文苑传》档册题签这样直接的证据(阮元任总纂,辑纂的是《儒林传》,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国史馆传包传稿档案中虽无《儒林传稿》完整稿本,但有《李容传》和《张惠言传》两个零散档册,题有“前总纂官阮元辑纂”的字样)。阮元自己否认曾纂成《文苑传》。阮元在《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传》文末道:“元在史馆欲纂《儒林》《文苑》《循吏》三传。《儒林》甫脱稿,俄奉使出都,《文苑》《循吏》未之纂也。”(阮元《经室二集》卷四《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传》,《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464页)其弟子陈寿祺说,阮元因“牵于温州之外洋矣,坐失察。学政刘凤诰代办监临舞弊事,夺官。命以编修在文颖馆行走。十五年,迁侍讲兼国史馆总纂,创立《儒林传》。得百四十六人,但述学行而不区分门径。又拟创《文苑传》,未就。”(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一《阮文达公事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92册,第757页)这应该是实情。阮元从嘉庆十五年(1810)十月到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在国史馆任总纂的实际时间不足两年,其间还有其他差事,能将《儒林传稿》纂成已经很不容易。

    阮元应当没有完成《文苑传》的纂辑,但也不能说他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最起码从《儒林传》改入《文苑传》的《毛奇龄传》是阮元的手笔。除此而外阮元应该还纂成了一些散篇传记,只是尚未汇稿,如《揅经室集》中的《蒋士铨传》。而后来这些单篇传记基本被史馆放弃了,国史馆从事纂修工作的人对此有些回忆。陈用光《再与国史馆总裁书》的某些说法也证实阮元曾做过《文苑传》辑纂工作,他说:“用光于《汪尧峰传》舍芸薹先生录《四库提要》之虚语,而录陈午亭相国记载之实事。”(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五《再与国史馆总裁书》,《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3册,第242页)这里提到《汪琬传》的编纂工作,芸薹先生即阮元,说阮元已经纂成《汪琬传》,其中有取材于《四库提要》语料之处。采用《四库提要》正是阮元纂辑《儒林传》的常用手法。而陈用光自称放弃了阮元采用《四库提要》评价的较“虚”的做法,改用陈廷敬为汪琬纂《墓志铭》所记载的实事(参见陈廷敬《午亭文编》卷四四《翰林编修汪钝翁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16册,第630633页。按,《钦定国史文苑传》中的《汪琬传》,仍采《四库全书》提要)。阮元在国史馆任职期间应当纂成了一批《文苑传》的单传,这批传稿有可能成为史馆工作的底本。正如钱仪吉所说,在阮元的主持下,已纂成一批单传,只是并不齐全,也未汇稿。(参见钱仪吉《甘泉乡人稿》卷五《文苑传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951册,第242—243页)

    继阮元之后,陈用光最初主导国史《文苑传》纂辑工作。陈用光是姚鼐弟子,是桐城派的重要传人。近年来相关研究注意到陈氏在扩张桐城派影响方面的重要性(参见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6页;郑美花《陈用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但是学界对陈用光与国史《文苑传》的纂述并无关注。陈用光(17681835)少年时代从学于舅父鲁九皋,成年后又师从姚鼐、翁方纲。他虚心好学,出言有识,颇受姚、翁器重。与陈希增、陈希祖同为鲁九皋得意门生。嘉庆五年(1800)中举,六年(1801)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提升为司业。历任中允侍讲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代理户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还曾任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国史馆纂修、总纂,文颖馆《明鉴》总纂,乡会试同考官,河南、江南乡试正考官,福建、浙江学政,壬辰科(1832)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武会试总裁等职。在方苞以后的桐城派文人中,陈用光是最为官运亨通的一个。

    陈用光曾任职国史馆是确切的,他在国史馆的具体活动尚不清楚,其文集中有某些文章涉及其国史馆任职事宜。陈氏《再与国史馆总裁书》中称:“前者妄陈鄙见,辄蒙有所采录。昨所呈各传,复荷签示商改,谨已一一如命增损矣。用光尝恨壮岁以来从宦无师,有疑莫质,今已五十余矣。”陈用光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照此说法,他写此信时恰是嘉庆末道光初,而道光二年他已被提升为司业。他也说自己是在阮元稿子的基础上对《文苑传》进行编纂,可知阮元之后是陈用光接续其工作,完成第一次《文苑传》的汇稿,并由戴文端进呈。陈用光在《再与国史馆总裁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讲附传之人,称:“其朱竹垞传用光所附者尚有数人,以馆中诸君谓附传不宜多列人数,姑徇其意,而独存谭吉璁者,以其为朱氏之中表,又同举鸿博而尝有守城之功也。”(《太乙舟文集》卷五《再与国史馆总裁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93册,第242页)

    陈用光任国史馆总纂,当在嘉庆后期。陈氏在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任翰林院编修,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年任《明鉴》总纂,嘉庆二十四年(1819)兼任会试同考官和顺天乡试同考官。前述道光初年《文苑传》档册,已经写明是前总纂官陈用光。覆辑这几个《文苑传》的潘锡恩,担任国史馆总纂的时间在道光二年,可证陈用光担任总纂,辑纂《文苑传》的时间在嘉庆末年。而《姚鼐传》不可能早于姚鼐逝世的嘉庆二十年,故陈氏任总纂,辑纂《钦定国史文苑传》的时间应该在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之间(陈氏任总纂应与国史馆正总裁曹振镛,以及与同乡、同学且有可能是桐城派后学,时任国史馆副总裁陈希增有关)。总之,陈用光在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之间担任国史馆总纂,辑纂《文苑传》。前述的《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前身,至少有四个《文苑传》单本(《陈仪传》《蒋士铨传》《刘大櫆传》《姚鼐传》第十次稿或者第十一次稿)。档册的著作人题签揭示了一个重要信息:陈用光和潘锡恩曾任《文苑传》的总纂,而陈用光是最初的《钦定国史文苑传》的纂辑者,至少上述四个传记是基于他的工作成果。陈用光的任职年月也可以佐证《钦定国史文苑传》是第一次本。

    总纂官潘锡恩继陈用光之后负责纂办《文苑传》,辑纂了大量传稿。前述二十一篇《文苑传》零散档册中有十三篇题有“总纂官潘锡恩纂辑”,六篇经过他覆辑。潘锡恩,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十九年任国史馆协修。二十四年,因父丧归里,服满任侍读和国史馆纂修及总纂官分教。复任日讲起居注官。道光二年任国史馆总纂,又任国史馆汉提调。道光五年(1825),署文渊阁直阁士,后钦派稽察右翼觉罗官学。道光五年至六年(1826)任江苏淮扬道。道光六年至九年(1829),任南河副总河。道光二年起,潘锡恩以总纂的身份开始纂辑文苑相关传记,直到嘉庆五年离馆,在他手中《文苑传》渐渐完整。其中《吴嘉纪传》未题纂辑者,潘锡恩纂辑了顾景星、陈兆仑、赵青藜、宋琬、谷应泰、张鹏翀、计东、黄虞稷、李来泰、柴绍炳、邵长蘅、冯景星、王士禄的传记。现存的《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中的上述传记,修纂时间不可能晚于道光六年。

    除了陈用光、潘锡恩,陈沆也曾辑纂过《文苑传》个别传记。《庞垲传》封面明确写着编纂者信息:“协修官陈沆纂辑,总纂官潘锡恩覆辑。”(《庞垲传》,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档案编号:701005245)陈沆,湖北人,“己卯始成进士,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陈沆是嘉庆二十四年状元,随即入国史馆任协修。至道光二年,典试粤东。他在馆时间不长,虽然只是协修,但当时名气颇著,尤其擅长诗文,因而有机会纂辑传记,但目前没有档案资料证明他辑纂过《庞垲传》之外的其他传记。

    因为档案资料有限,我们目前只能确定《钦定国史文苑传》的主要纂修官是陈用光、潘锡恩和陈沆,他们纂辑了至少二十一个正传。这些纂修官的任职时间在嘉庆末道光初,他们的任职时间决定了《钦定国史文苑传》的修纂时间不晚于道光初年。

    借助《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我们可以初步了解清廷国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情况。《钦定国史文苑传》记载了从顺治到嘉庆朝的四十四人,纂辑者是陈用光、潘锡恩和陈沆。《钦定国史文苑传》记载的清代文坛状况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它们提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作者简介:戚学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原载《文学遗产》2017年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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