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

張伯偉

 

 

摘要:在東亞漢文化圈的歷史上,各國使者的往來頻繁,並且留下了大量的行紀文獻(俗稱“燕行録”)。對這些文獻的研究,在本世紀以來的東亞地區形成了熱點。然而在重視文獻“可貴”的同時,人們對其特徵缺乏必要的把握,從而導致了一些謬誤的產生。本文着重從前後因襲、觀看態度以及“文戰”場合三方面入手,對其“失實”問題予以探討。强調只有充分掌握行紀文獻特徵,纔能使大量的行紀資料實現其應用的價值。

關鍵詞:束亞  行紀  失實  明清中國  朝鲜  日本

 

 

一  引言

 

在東亞漢文化圈的歷史上,各國使者的往來頻繁,並且留下了大量的行紀文獻。就作者來看,既有從中國出發前往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琉球使者的著作,如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收録的《奉使朝鮮日記》、《使東述略》、《安南紀遊》、《使琉球記》等一系列著作;也有東亞諸國來往中國的使行記録,後者在今天,人們或以“燕行録”爲共名概稱之。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既不準確也不合適的稱謂,故提倡用“中國行紀”來代替。[1]如果目的地不止於中國,而涉及東亞諸國,就可以稱作“東亞行紀”。本文考察的文獻,既包括朝鮮時代的“朝天録”、“燕行録”,也包括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的記録及與日本文人的唱和、筆談,[2]乃至歐美人士對中國的觀察記録,故總稱“東亞行紀”。

就史料價值而言,東亞行紀無疑是一個龐大而珍貴的存在。但由其性質決定了其中的記載並非十分可靠。二十世紀以來的研究者,在閲讀此類記載時,不僅信以爲真,往往還非常認真地强調其可靠。如金毓黻編纂的《遼海叢書》收入了朝鮮時代柳得恭的《灤陽録》和《燕臺再遊録》,特别强調它們是“異國人紀中朝事迹之書,不參利害之見,頗能得真,故可貴也”。[3]現代韓國人也有類似之見,如李英浩1964年爲刊行金舜協《燕行録》作序,就推崇此書“宛然一部畫圖”,可與《寰宇》、《輿地》、《風俗通》諸書相爲伯仲也”。[4]外國人對中國的觀察記録,的確有許多無可替代的真實性和特殊性,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也當得起“可貴”之評。有關行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在本世紀以來的東亞地區已形成了一個熱點。然而在重視其文獻“可貴”的同時,人們對此類文獻的特徵缺乏必要的把握,因而對其記載之“真實性”也缺乏充分的警惕,在研究工作中導致了一些謬誤的産生,有必要作較爲仔細的討論,以便學術界能够更好地理解其文獻特徵並善用之。

其實,有關東亞行紀文獻的“真實性”質疑可以説由來已久。早在十八世紀初的燕行文獻作者就已經指出記録“不實”的現象,歸納其形成原因,略有以下三種:

一是情報來源的“不實”。燕行使者到京,出入常受到限制,往往由中國方面派出的被稱爲“序班”的書吏引導出入或代辦事情,朝鮮使臣也常常通過序班打探中國的内部消息。由於有利可圖,序班傳遞的信息往往有誤,使者不察,便記録下來並回國稟報。[5]到後來,就有人對此作出反省,金昌業是較早的一位,其《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云:

 

我國欲知此中陰事(案:指中國秘事),則因序班求知,故此屬太半爲僞文書而赚譯輩。雖無一事之時,亦以爲有事;事雖輕者,言之若重。此屬之言,從來少可信。[6]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卷下云:

 

我國人欲知燕中事情,則因序班而求知,輒作僞文書,受重價而赚譯輩。[7]

 

朴趾源《熱河日記》卷四《口外異聞·别單》云:

 

且譯輩欲得此中秘事,則因序班求知,故此輩大爲謊説,其言務爲新奇,皆怪怪罔測,以赚譯輩剩銀。時政則隱没善績,妝撰秕政,天災時變、人妖物怪,集歷代所無之事;至於荒徼侵叛,百姓愁怨,極一時騷擾之狀,有若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張皇列録,以授譯輩。譯輩以呈使臣,則書狀揀擇去就,作爲聞見事件、别單書啓,其不誠若此。[8]

 

在朴趾源看來,這種狀況已是“百年如此”。但這個問題至少在十八世紀初已經引起燕行文獻作者的警惕,到朴趾源則提出了具體的對策,所以無需深論。

其次,地理、制度等沿革,記録者或道聽途説,刻意與前人立異,記録時或詳略失當,也會導致“不實”。金景善《燕轅直指序》云:

 

其沿革之差舛,而記载隨而燕郢;蹈襲之互避,而詳略間或逕庭。苟非遍搜旁據以相參互而折衷之,則鲜能得其要領,覽者多以是病之。[9]

 

這裏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金景善在自己的書中,强調力剗其弊,無論其實際效用如何,至少已經有了觀念上的自覺。

第三,寫作者的文學筆法導致“不實”。尹程《西行録序》云:

 

記聞録見等文,亦不無疵謊。文勢豪放,不覺失實;筆端裁婉,已多反真。此固大欠。余略見燕行日記,每有此失。或指無曰有,或以虚謂實……此烏在其見所見、聞所聞之意哉?[10]

 

權有海《石湍燕記序》云:

 

東人之聘上國記游者多矣,速篇累牘,舉皆夸張於某山某水某地之奇勝,以至樓坮塔廟、舟橋市鋪之觀,魚鱗雜沓,指不勝僂。[11]

 

金炳始《燕槎日記跋》云:

 

作文當用此爲相題法。夫覽雄偉之觀,騁其詞藻,務出夸語,蓋其心目眩熠,役於外而亡其中,雖豪爽詭奇,足可以恐嚇人,究非文之至也。[12]

 

這是由“作文法”引致的夸張,雖然可以駭人心目,帶來一定的修辭效果,但由此引起的“失實”、“反真”乃至“疵謊”,“究非文之至也”,足見這一現象也遭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撃。所以,由上述原因導致的東亞行紀文獻“真實性”受損的問題,因爲已經得到古人的提醒,也就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内。

我要討論的文獻“真實性”問題,是由主觀上的因素導致的,無論其自覺或不自覺。因此,其中涉及如何看待觀察與記録,如何理解和利用文獻,以及如何超越作者自身的“先入之見”並克服文獻本身的種種“葛藤”。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關係到許多理論探討和實際操作,不能奢望在一篇文章中予以解決。本文的目的,主要在提出問題,也試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予以初步回答。

 

二  前後抄襲導致的“失實”

 

東亞行紀文獻是一個龐大的資料羣,一方面其中包孕了許多極富價值的記録,另一方面也暗藏了某些陷阱。追溯行紀文獻的淵源,逺則可至《周禮》中記載的“五書”,如賈公彦説:“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采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録,别爲一書,以報上也。”[13]孫詒讓説:“輶軒之使即行人,此五物之書即輶軒使者奏籍之書也。”[14]使者出行四方,回朝後將其見聞觀感所及之“風俗善惡”“别爲一書”上奏,成爲一項基本職責。朝鮮時代就有人將燕行録與《周禮》“小行人”之書聯繫起來。如趙寅永《送内兄洪癡叟學士起燮行臺之燕序》云:“書狀之職,匪專命而已,尤以觀上國爲重。故其回也,以耳目之所及者録聞於朝,號曰别單,實故規也。此《周官》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采風俗善惡,各爲一書,以反命於王。而春秋之大夫相朝聘也,亦必以刑政典禮睹其國者也。”[15]他把燕行録寫作看成是延續“故規”(即老規矩),淵源就在《周禮》的“小行人”之書。

燕行文獻的近源出自唐宋人的外國行紀,其命名方式亦多一脈相承。傅樂煥先生將宋人的行紀文獻皆歸入“語録”,他在《宋人使遼語録行程考》中指出:

 

在他們回國以後照例須作一個《語録》上之於政府。《語録》中主要的在報告他在遼庭應對酬答的情形,附帶記载着所經地點及各該地方的民物風俗等等……使臣年年派遣,《語録》自也不斷的出現,因此當時的人對於這種同時人的記载,習以爲常,當作官樣文章,並不特别的重視。[16]

 

傅先生指出的文獻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就東亞行紀文獻而言,其中固然有“官樣文章”的成分存在,但發生雷同和抄襲的原因並不止於此。以朝鮮時代的“朝天録”、“燕行録”來説,由於每年都有數批使者(本文采取廣義的理解,包括使圑中的隨從人員,有不少言行記録出於這些人之手)到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内,其往返路程也是相對固定的,所以後來者往往事先閲讀以前的行紀,或者隨身攜帶,即時查考。這與朝鮮通信使赴日之際,閲讀或攜帶前人的“海槎録”、“海槎日記”等,“以爲行中考閲之資”的情況是類似的。[17]由於前人記載的内容廣泛,後人作爲“考閲之資”采擷,到自己下筆時,因行途倥傯,無暇細思,便有時加以引用,有時直接截取,有時改頭換面,敷衍成文。這樣的文字,貌似“實録”,但能否據信,大堪疑問。

行紀文獻中的“抄襲”分兩類:一類是縱向的,即後人抄録前人的相關文字;一類是横向的,即作者抄録中國的相關文字。兹擬以一部書爲例,其中就聚合了以上兩類情況。

現存卷帙最豐的燕行文獻是舊題徐有素的《燕行録》十六卷,[18]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則題爲金魯敬《燕行雜録》十六卷,兩者内容一致。關於此書部分内容的作者,我曾經考證爲李永得,與徐有素、金魯敬全不相干。[19]本書卷一三“日本”專寫日本情形,卷一四“合國”則敍述安南、琉球概況。如果將這些文字誤信爲作者手筆,則或許會當作一個十九世紀初期朝鮮人眼中的日本、安南、琉球的形象,但是揆諸實際,這些内容都是抄襲而來。其中日本部分主要抄自朝鮮人姜沆《看羊録》、南龍翼《聞見别録》和申維翰的《海槎東遊録》、《海遊聞見雜録》;安南、琉球部分抄自明清人陸應陽輯、蔡方炳增輯之《廣輿記》。至於其中有關中國的疆域、制度、天文及詩文等内容(見卷一、卷二、卷三至卷五、卷九至卷一二、卷一五、卷一六的相關文字),又分别抄自中國的《大清會典》、《清文獻通考》、《宸垣識略》、《廣輿記》、《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等書。由於抄録者對其行爲不加説明,更不注明抄自何書,稍不留意,就會産生誤解。十年前我在一個學術會議上,就曾遇到一位韓國學者以此書中“明清文評”的内容相質疑,認爲我遺漏了朝鮮學人對明清文學批評的重要資料。其實,這些連篇累牘的評論文字都是從《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中抄襲而來,不能混同於朝鮮人的觀點,那位韓國學者實爲誤會。

由於不辨抄襲而導致的訛誤,在中國學者也同樣難以避免,這裏不妨再舉一例。有一位學者在討論朝鮮使者眼中清朝華夏文化的墮落時説:

 

道光十二年(1832)出使清朝的金景善就直截了當地對着衆人説:“自生民以來,未有薙髮之天子也,雖有陸隴其、李光地之學問,魏禧、汪琬、王士禛之文章,顧炎武、朱彝尊之博識,一薙髮則胡虜也,胡虜則犬羊也,吾於犬羊也何觀焉?此乃第一等義理也。”正如朝鮮人相當自信的,“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朝鮮人再也没有必要認爲,文化中華仍然在清帝國了。[20]

 

這裏引用的金景善云云,出自其《燕轅直指》,他在道光十二年(1832)作爲冬至使書狀官赴京。“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云云,又出於《英祖實録》元年(1725)四月壬辰。兩段文字的跨度超過一百年,足以使人相信,朝鮮對清朝的看法,從上到下都是“胡虜”、“犬羊”,其“不足觀”乃是“第一等義理”。而且這種看法,從十八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中没有變化。

問題恰恰就出在文獻的前後抄録導致的“失實”。

首先,上文所述金景善“對衆人説”云云,出自朴趾源的《熱河日記》,這是他在正祖四年(1780)以子弟軍官身份隨使赴京所寫的行紀,其内容早於金景善的時代五十多年。

其次,據《熱河日記》的記載,這是在陳述“我東人士,初逢自燕還者,必問曰:‘君行第一壯觀何物也?第爲拈出其第一壯觀而道之也’”,當“東人”聽説了種種“壯觀”之後,所謂的“上士”便有了這一番義正辭嚴的議論(即上文金景善所引),而“中士”則更有一番氣吞山河的豪邁之言:“神州陸沉,則山川變作腥膻之鄉;聖緒湮晦,則言語化爲诛𠌯之俗,[21]何足觀也。誠得十萬之衆,長驅入關,掃清函夏,然後壯観可論。”[22]但這些都是轉述“東人”之説,並非作者的意見。

第三,朴趾源的意見恰恰與這些“東人”不同,他强調的是向清朝學習:

 

然而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中華之城郭、宫室、人民,固自在也;正德、利用、厚生之具,固自如也;崔、盧、王、謝之氏族,固不廢也;周、張、程、朱之學問,固未泯也;三代以降聖帝明王、漢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固不變也……爲天下者,苟利於民而厚於國,雖其法之或出於夷狄,固將取而則之,而況三代以降聖帝明王、漢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聖人之作《春秋》,固爲尊華而攘夷,然未聞憤夷狄之猾夏,並與中華可尊之實而攘之也。故今之人誠欲攘夷也,莫如盡學中華之遗法,先變我俗之椎魯。自耕蠶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學焉。[23]

 

之所以要向清朝學習,是因爲在作者看來,清朝保存襲用了“聖帝明王、漢唐宋明固有之故常”,更不用説種種的人物、制度、氏族、學問,一句話漢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固不變也”。

第四,不止於此,朴趾源還有更進一步的議論,以申寫其主張:

 

余,下士也,曰壯觀在瓦礫,曰壯觀在糞壤。夫斷瓦,天下之棄物也。然而民舍繚垣,肩以上更以斷瓦兩兩相配,爲波濤之紋,四合而成連環之形,四背而成古魯錢,嵌空玲瓏,外内交映,不棄斷瓦,而天下之文章斯在矣……糞溷,至穢之物也,爲其糞田也,則惜之如金,道無遣灰,拾馬矢者奉畚而尾隨,積庤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爲樓臺之形,觀乎糞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故曰瓦礫糞壤都是壯觀,不必城池宫室、樓臺市鋪、寺觀牧畜、原野之曠漠、煙樹之奇幻然後爲壯觀也。[24]

 

在前一段引文中,朴趾源强調的是清朝與漢族王朝之間的一貫性,這是作爲學習清朝的理由之一,而在後一段引文中,他更將“壯觀”之物擴展到“瓦礫糞壤”,堪稱無一物不壯觀。上述議論也一無遺漏地被金景善抄録於《燕轅直指》中。

衆所周知,明清鼎革之後,一大批朝鮮知識人在面對滿清之際,擁有文化上的自豪感和優越感,並且將這種自豪和優越擴散爲朝野上下的“共識”。從前自稱“小中華”,是面對“大中華”而言,更多的是寄寓了仰慕之情;此時自稱“小中華”,是面對滿清“夷狄”、“胡虜”而言,所以充滿了文化上的自傲。但這樣的情形並非一成不變,其中的關鍵,就是英祖四十年(1764)朝鮮通信使在日本的觀感所受到的刺激。[25]朝鮮通信使驚訝於日本漢文化水平的飛速提高,日本人也明確告訴朝鮮人,其根本原因得自於從長崎源源不斷輸入清朝的最新書籍。《問槎餘響》一書中記載了日本石川金谷的《稟秋月龍淵玄川》云:

 

吾邦文物日聞,俊傑日起,且太平日久,海内富溢也。唐山賈人貿易肥長崎者無虚歲矣,以故珍奇之書往往傳播吾邦,是以吾邦之人亦學識大逾越乎前代云。[26]

 

“秋月”爲南玉號,是朝鮮通信使製述官,“龍淵”爲成大中號,“玄川”爲元重舉號,他們是此行的書記,皆掌管文事者。這個意見也得到了朝鮮通信使團主要成員的認同並加以自我反省,他們回國後,改變了對清朝學術文化的態度,從而形成了“北學於中國”的“新共識”。當然,繼續維持舊看法的人士也依然存在,但已經無法阻擋新的時代潮流。元重舉在給洪大容《湛軒燕記》寫跋文的時候,就有意識地將這兩者加以勾連:“余之南還在甲申,斯記之作實在其明年。以余閲此書,恍若落雲帆而馳星軺,背竺瀧而對潘陸,竞爾揮毫於筆牀茶爐之間矣……獨吾所以處竺瀧者,未若湛軒之接潘陸。”[27]這裏的“竺瀧”指僧竺常和瀧長愷,乃元重舉甲申(1764)之行在日本所遇者,而“潘陸”則指潘庭筠和陸飛,是洪大容在北京結交的友人。所以,從英祖元年到金景善赴燕的一百多年中,朝鮮士人對清朝文化的態度已經發生巨大的改變。如果誤以《燕轅直指》抄襲《熱河日記》的部分文字代表了金景善的意見,並由此得出朝鮮士人在十九世紀中仍然普遍持有對清朝的蔑視態度,那就離真相太遠了。

嚴格説來,這並不能“歸過”於金景善,因爲他在大段文字之前,已經標明“燕記曰”。只是這個“燕記”不容易讓人很快聯想到《熱河日記》,而大段的抄録也的確容易讓人看得眼花繚亂。但平心靜氣閲讀文獻,了解前後文獻的沿襲遞進關係,我們還是要説,從朴趾源到金景善,他們都主張向清朝學習。以真實材料爲依據,是無法得出“朝鮮人再也没有必要認爲,文化中華仍然在清帝國”之結論的。

需要同時指出的是,在行紀文獻中,後人對前人之作的抄録,並非都是負面的,也有文獻學上的積極意義。比如舊題徐有素的《燕行録》,其卷一三日本部分的“關白世系”,實抄自南龍翼的《聞見雜録》,但通行本原文在關白之號“凡三十八世”後,僅列有二十四世,而在《燕行録》的抄録中,“三十八世”人名倶在。又以《熱河日記》來説,其書初成,即被朝鮮正祖斥爲文體不正、文風敗壞之首,[28]故不得刊行,僅以抄本流傳,直到1902年收入《燕巖集》,始有刊本行世。[29]《燕轅直指》多處抄録《熱河日記》,當據彼時流傳之抄本引述,其中有若干則不見於刊本,亦有刊本文字訛誤而引文正確者,實有可資校補之價值,而人多忽之,殊爲可惜。至於抄録者對原文的“損益”,如舊題徐有素《燕行録》卷一三抄録申維翰《海遊聞見雜録》,在對日本人的評價中加入“蠢軟愚迷”、“日本人皆不齒於人類”二語;[30]《燕轅直指》抄録《湛軒燕記》,删除對中國廁所含有的“壁間彩畫,多淫戲狀”等負面描寫,就涉及觀看態度上的“憎惡”和“狂熱”,這就關係到下一節的内容。

 

三  觀看態度導致的“失實”

 

行紀文獻出自使者的觀看、言説和書寫,其觀看態度往往決定其觀察的視角和内容。從圖像學的理論來説,“我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於視野裏的某些東西,但永遠不可能集中於所有東西。一切注意都必須以不注意爲背景”。[31]如此一來,一個觀者所看到的東西就演變成只是他想要看到的東西。異國人對於他國的觀察、理解和記録,且不説是外交使節,就一般人而言,也會含有許多“成見”。這些“成見”有時是由觀察者的文化立場決定,有時又帶有個人的趣味。根據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學”來定義,“形象”特指一個國家的文獻中對異國形象的認識或描述,而對異國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就被稱作“形象學”,它注重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互動的研究。用法國學者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的話説:“形象即爲對兩種類型文化現實間的差距所作的文學的或非文學,且能説明符指關係的表述。”[32]也正因爲如此,形象並非客觀的現實。巴柔又指出:

 

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並非現實的複製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式而重組、重寫的,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於形象。[33]

 

“形象學”研究更關心“注視者”的整體,但在本文的研究中,個人的態度也同樣值得注意。

根據巴柔《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的歸納,有四種不同的觀看態度,[34]即狂熱、憎惡、友善和“一個新的正在統一起來的整體”。最後一種在我看來,與其説是態度,不如説是結果。在上述三種態度中,前面兩種是相反而又皆不可取,但在歷史和現實中卻又是頗爲常見的:

1.    狂熱。異國文化現實被一個作家或集圑視作是絶對優越於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對應於異國文化的正面增值,就是對本土文化的贬低。在此情況下,這個作家或集團就表現出一種“狂熱”來,他們對異國的描述也就更多地隸屬於一種“幻象”,而非形象。

2.    憎惡。與第一種態度相反,與本土文化相比,異國文化現實被視爲低下和負面的,對它就有一種“憎惡”之情。而這種態度反過來又發展出一種正面的增值,一種對本土文化所做的全部或部分的“幻象”。

這裏使用的“幻象”一詞,就類同於本文所説的“失實”。只是放到歷史中,這兩種態度既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某一個時期,也未必是單一存在的。

“狂熱”和“憎惡”是兩種不正確的觀看態度,伴隨着這兩種態度的自我認知,一個是自贬,一個是自傲。將這兩種態度作集中表述的,可以朝鮮宣祖大王的一段話爲代表:

 

設使以外國言之,中國,父母也;我國與日本同是外國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於子,則我國,孝子也;日本,賊子也。[35]

 

對待中國和日本,這裏就分别顯示了“狂熱”和“憎惡”兩種態度。而在朝鮮時代的行紀文獻中,這兩種態度也是屢見不鮮的。即便僅僅是對於中國的觀察記録,也包含了這樣不同的、對立的兩種態度。

先看“狂熱”。朝鮮半島的統一新羅時代已經擁有很高的漢文化水平,並引起唐玄宗的重視。他在派遣使臣的時候就再三叮囑道:“新羅號爲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36]文獻記載上可以看到,從北宋開始,中國就稱呼高麗爲“小中華”,所以李奎報有“君不見華人謂我小中華,此語真堪采”之句。[37]但在明清易代以前,“小中華”是相對於“大中華”而言,因此,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皆足以令彼人贊嘆。他們希望通過觀察記録,學習中國,並用來改變東俗。蘇巡《葆真堂燕行日記》載:

 

入向玉河館,城門萬仞,樓閣數層,所视珍怪,魂翻眼倒,不知其爲何物也。道路兩邊亦甚廣遠,厦屋櫛比,朱門粉牆,光照白日,眩奪人目。況官闕之壯、公府之大,巍巍蕩蕩,亦難形狀。都人士女,彩服鮮華,儀容端凝,尤見其中華氣象矣。[38]

 

其艷羨之態、傾慕之狀,可謂情見乎辭,躍然紙上。

趙憲曾“諦觀中朝文物制度之盛,意欲施效於東方”,[39]就是希望朝鮮能够模仿中國的“文物制度”。朴齊家也説:“重峰以質正官入燕,其《東還封事》勤勤懇懇,因彼而悟己,見善而思齊,無非用夏變夷之苦心。”[40]《東還封事》包含兩部分,即《先上八條疏》和《擬上十六條疏》。以前者而言,共分“聖廟配享”、“内外庶官”、“貴賤衣冠”、“食品宴飲”、“士夫揖讓”、“師生接禮”、“鄉閭習俗”和“軍事紀律”等八則,每則皆極口稱道中國,以東俗爲陋。其重心在改變朝鮮現狀,故其對中國的贊美、對東俗的批評不免過甚其言。如果參看其《朝天日記》對中國現狀的記録,比如居喪爭肉(六月十七日)、小吏索賄(六月十八日、六月二十三日、九月初二日)、官員好名(七月二十六日)、爲官喜錢(八月初五日)、風俗之識(八月十三日)、商品造假(八月二十八日)等,就可以發現,《先上八條疏》以及《擬上十六條疏》中所述中國種種之良風美俗,儘管有其用心,可以體諒其苦衷,但並非對於明代社會的“實録”,是可以斷言的。[41]

十八世紀中葉之後,朝鮮有識之士重新開始認識清朝社會,提倡“北學”,所以在一些行紀中,就再次表現出了“狂熱”。洪大容《湛軒燕記》“京城紀略”云:

 

風俗氣味,比我國十倍寬厚。雖有盛怒詬罵者,一人發誓自明,怒者輒破顏開心,不復爲疑阻色。[42]

 

又云:

 

嘗見古史,謂朝鮮童子喜走,心怪之,以爲童子喜走天性也。及見中國童子,雖驕戲輕快者,絶不見走跳如東兒者,中外風氣之懸殊可知也。

罵辱絶無醜語,如“没良心”、“甚麽東西”是辱常罵話,“王八滓子”、“雜種”、“狗滓子”等話,乃賤漢嫚戲。最發怒者天火燒死”也。[43]

 

金景善《燕轅直指》卷六“人物謡俗”也襲取洪大容上述文字,略加改竄,而兩段文字之間相隔較遠,並無説明,宛然出於自己手筆:

 

嘗見古史,謂高麗童子善走,心怪之,以爲童子善走天性也。及見中國童子,絶無走跳如東兒,始知中外風氣之懸殊。[44]

罵辱絶無醜語。其尋常罵話則曰“没良心”、“甚麽東西”。賤漢嫚語侵辱,則曰“王八滓子”、“雜種”、“狗滓子”。其最發怒者,不過曰“天火燒”、“火眼佛出世”。[45]

 

此皆與朝鮮習俗對舉而言,且直接加以褒贬,甚至連兒童之“走跳”、駡辱之用語都要表彰中國,歸結爲“風俗氣味,比我國十倍寬厚”,甚至上升到“中外風氣之懸殊”的高度。《湛軒燕記》又對中國的路邊廁所大加褒揚:

 

道傍處處爲淨廁,多塗丹雘,壁間彩畫,多淫戲狀。前置紅漆木機,遍插黄片紙爲廁籌用。或樹竿懸招帘,題“潔淨茅房”字。要出恭者必施銅錢一文。主其廁者既收銅錢之用,又有糞田之利。[46]

 

《燕轅直指》也節録此文,並略加改竄:

 

道傍處處爲淨廁,或塗丹雘,或豎拈帘,題以“淨房”。置紅漆木機,遍插廁籌,使出恭者施錢一文。爲廁主者既收錢,又糞田。[47]

 

乾隆三十年(1765)的北京“道傍處處爲淨廁”,牆壁上還有“丹雘”“彩畫”爲飾,這樣的描述恐怕很難令人置信。而金景善不加注明地抄襲、改竄原文,也容易使人誤解爲這是道光十二年(1832)的情形。其實,中國作爲一個農業大國,人們對於肥料的珍視是引人注目的,故朴趾源有“壯觀在糞壤”之説,認爲“觀乎糞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48]一如《莊子》所謂的“道”,或“在瓦甓”或“在屎溺”。[49]但洪大容、金景善的描述,由“肥田”擴展到“淨廁”,其態度可謂“狂熱”(後者删去“壁間彩畫,多淫戲狀”的描寫,“狂熱”之態更甚),其描繪之狀的“真實性”如何,我們可以同時代的西洋人觀察爲對照。馬嘎爾尼勛爵(George Macartney)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曾率領使團訪華,並將他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寫成《私人日誌》(An Embassy to China)。無論是開宗明義還是最後結論,他都反覆强調:“我保證如實加以陳述和報道……無意美化或贬抑一切,而是盡量保持其原貌。”[50]他在書中對北京有這樣的描寫:

 

他們没有抽水馬桶,也没有正經的廁所,方便處敞開着,臭氣不斷從裹面散發,幾乎所到之處都有怪味。[51]

 

這段話,英國人羅伯茨(J.A.G. Roberts)在其編著的《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China Though Western Eyes: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也作了轉載。[52]當時的歐美已使用抽水馬桶,中國人出使西方的記載,如斌椿《乘槎筆記》(1866年)、志剛《初使泰西記》(1868年)、張德彝《歐美環遊記》(1868年),都對此有觀察記録,並得出“西人好潔”的結論。[53]在西人眼中的中國廁所,既無衝水設施,又無遮擋掩蓋,恐怕是一個“實録”。該使團副使喬治·斯當東(George Staunton)有《英使謁見乾隆紀實》(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其筆下的記載是:

 

他們在田地裹或公路道邊安放一些大缸埋在地裹,供來往行人小便。在村莊附近或公路旁邊有時搭一個廁所,裹面安放糞缸。在缸裹面隨時把一些稻草放在上層,借以阻止蒸發消耗。[54]

 

這裏寫到的是鄉村的情形,另一位使圑財務總管約翰·巴羅(John Barrow)在《我看乾隆盛世》(Travels in China)中寫到的北京是:

 

雖然北京不像古羅馬或現代倫敦那樣自夸有統一的下水道,用以排除大城市必然會積纍的垃圾,卻有一項長處是英國首都也難以發現的:没有散發臭氣的糞便之類穢物被扔在街道上……每家都有一口大缸,一切可用作肥料的東西都被收集在内。缸滿之後,可以毫不费力地用它們换錢或蔬菜。同一輛爲城裹供應蔬菜的獨輪小斗車會毫無例外地带着一車這樣的水肥返回菜園……於是,雖然城裹出清了污物,卻並没有失去它的氣息。[55]

 

巴羅聲稱其書在敍述過程中努力遵循了“不朽的詩句所設立的規則”,即“不偏不倚,也不懷惡意”。[56]將東西方相關史料參照閲讀,我們會發現,洪大容、金景善的記録是過於“狂熱”了。

説到“憎惡”,最典型的還是朝鮮通信使筆下的日本。對於日本的看法,通信使在赴日之前就有不少“先入之見”。當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朝鮮人,對日本人的印象無非“狡詐”。明人鄭若曾輯録了不少時人對日本的看法,如黄元恭云:“倭寇狡猾,素無慕義之誠。”[57]唐順之云:“倭夷素性貪詐。”[58]嚴從簡也彙集了相關議論,如楊守陳云:“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狼貪。[59]熊蘭云:“夫倭奴僻居東海,其俗狙詐,其性狼貪。”[60]嚴清爲其書作序(1583年)時,也稱中國之患“在東南莫狡於日本”。[61]朝鮮士人魯認在豐臣秀吉第二次入侵朝鮮時(1597年)被俘至日本,其《錦溪日記》(從1599年2月22日至6月27日)中記録了一段日本僧人細安的自述:

 

五十年前,南蠻海舶滿载炮矢等物漂到日本,日本之人,從此力學,皆爲妙手。自成戰國之習,而便作禽獸之域。[62]

 

日本人會自稱自己的國家是“禽獸之域”嗎?實不可信,但這確切代表了魯認的看法:“倭之性,虎欲狼貪,不可信也。”[63]朝鮮通信使就是生活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之中,直到第十一次通信使赴日前(1763年),李德懋在《奉贈書記遜庵元丈重舉隨副使之日本》中還這樣寫道:“島俗多狙詐,外面待朝鮮。”[64]仍然用的是“狙詐”二字來概括日本。

南龍翼是第六次朝鮮通信使的從事官,孝宗六年(1655)赴日,其《聞見别録》是較早且較爲全面記録日本社會的文獻。在“風俗”下云:“殊形詭制,可記非一,而撮其表著者,分作十條。”如“性習”條云:

 

雖官高之人,興居步趨,少無節奏。時或意發,則不知裁制,有同挑達小兒,蓋其天性然也。

父子之間,無嚴敬之道……年老之後,全不顧養……其俗之無偷理如此。

夫婦之間,婚娶無别……兄嫂弟妻,皆爲率蓄……其俗之反常如此。

長幼之間,亦無拜揖之禮……其俗之不知禮如此。

朋友之間,通財貨,尚意氣……而一拂其意,則輒相刺殺……其俗之殘忍如此。[65]

 

民間社會習俗之種種幾乎純爲負面者,即便身届高官,其行爲也是輕薄放肆,而且被歸結爲其“天性”使然。至於書籍文學,在與朝鮮的對比中,就更爲不堪。如“文字”條記載:

 

書籍則有《日本記》、《續日本記》、《風土記》、《神社考》、《本朝文粹》等書,而怪誕駁雜,皆無可觀者。中國書籍幾盡流佈,解之者絶少。而向慕之情,則上下同然。如得我國人隻字片言,則寶藏而傳玩之。[66]

 

將日本的文史書籍,一概評爲“怪誕駁雜,皆無可觀”,語氣倒是痛快淋漓,但顯然不合實際。

再看申維翰的描述,他是第九次通信使的製述官,肅宗四十五年(1719)赴日,著有《海遊録》,附《聞見雜録》,其“憎惡”之情,更甚於南龍翼。如描述日本人的“衣服”,出現頻率最高的字眼是“可笑”、“一笑”、“最可笑”、“令人失笑”。而描繪的“宫室之制”,或譏諷“令人入不知所從,出不知所向”,或批評“無等級”,或感嘆“不如我國”。在申維翰的視野中,看到的大多是負面的現象,尤其是“女色”、“男倡”更引起他的冷嘲熱諷:

 

女色多妖艷怪麗……望之不似人形……觀光則倚繡户而垂簾,其餘在外者或坐或立,手持畫蜕,言笑琅琅。見我國人,不勝欣慕,或作招邀之狀。或與倭男年少者,按項磨腮而相悦於稠人廣路,少無愧色……兄嫂弟妻寡居,則亦爲率畜。淫穢之行,便同禽獸。家家必設浴室,男女同裸而浴,白畫相狎,夜必爇燈而行淫,各齎挑興之具,以盡歡情。

日本男倡之艷,倍於女色。其嬖而惑者,又倍於好色……余曰:“貴國之俗,可謂怪矣。男女之欲,本出於天地生生之理,四海所同,而猶以淫惑爲戒。世間豈有獨陽無陰而可以相感相悦者乎?”[67]

 

鮮的對比中,就更爲不堪。如“文字”條記載:

 

書籍則有《日本記》、《續日本記》、《風土記》、《神社考》、《本朝文粹》等書,而怪誕駁雜,皆無可觀者。中國書籍幾盡流佈,解之者絶少。而向慕之情,則上下同然。如得我國人隻字片言,則寶藏而傳玩之。[68]

 

將日本的文史書籍,一概評爲“怪誕駁雜,皆無可觀”,語氣倒是痛快淋漓,但顯然不合實際。

再看申維翰的描述,他是第九次通信使的製述官,肅宗四十五年(1719)赴日,著有《海遊録》,附《聞見雜録》,其“憎惡”之情,更甚於南龍翼。如描述日本人的“衣服”,出現頻率最高的字眼是“可笑”、“一笑”、“最可笑”、“令人失笑”。而描繪的“宫室之制”,或譏諷“令人入不知所從,出不知所向”,或批評“無等級”,或感嘆“不如我國”。在申維翰的視野中,看到的大多是負面的現象,尤其是“女色”、“男倡”更引起他的冷嘲熱諷:

 

女色多妖艷怪麗……望之不似人形……觀光則倚繡户而垂簾,其餘在外者或坐或立,手持畫蜕,言笑琅琅。見我國人,不勝欣慕,或作招邀之狀。或與倭男年少者,按項磨腮而相悦於稠人廣路,少無愧色……兄嫂弟妻寡居,則亦爲率畜。淫穢之行,便同禽獸。家家必設浴室,男女同裸而浴,白畫相狎,夜必爇燈而行淫,各齎挑興之具,以盡歡情。

日本男倡之艷,倍於女色。其嬖而惑者,又倍於好色……余曰:“貴國之俗,可謂怪矣。男女之欲,本出於天地生生之理,四海所同,而猶以淫惑爲戒。世間豈有獨陽無陰而可以相感相悦者乎?”[69]

 

“對”,就是指在外交場合中的隨機應對。只要能完成君命,説什麽,怎麽説,全憑使者的見機行事、臨場發揮,這也就是《公羊傳》中所説的“大夫受命不受辭”之意[70]而在《漢書·藝文志》中,更表示“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71]但“權事制宜”,在言者可以臨機發揮,在聽者不當死於句下,使者之“辭”固然應當有所修飾,但按照儒家的理想,卻應該秉持“修辭立其誠”的原則,[72]所以“情欲信,辭欲巧”,[73]兩者是聯在一起的。但在縱横家的使用中,卻往往“上詐諼而棄其信”,[74]其表述中不時藴含誆騙、恐嚇、夸誕之言,不能作“實事求是”的理解。在後代的外交語言中,固然有一些符合儒家要求,但也有不少實爲縱横家之餘孽。

壬辰(1592年)倭亂數年之後,豐臣秀吉亡(1598年),不久,德川家康統一天下,開江户幕府。應德川幕府之請,朝鮮於宣祖四十年(1607)派遣了第一次通信使。當時爲避“通信”之稱,改作“回答使”,“以回答倭請爲名也”。[75]由於此前的豐臣秀吉率兵犯境,朝鮮在軍事上受挫,因此,通信使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在文化上贏得優勢。與軍事角力的“武鬥”相對而言,文化較量就可以稱作“文戰”。這一點,在日本方面也看得很清楚。荻生徂徠《與江若水》第四書云:

 

三韓獷悍,見稱於隋史,而不能與吾猿面王(案:指豐臣秀吉)爭勝也。後來乃欲以文勝之,則辄拔八道之萃,從聘使東來。[76]

 

石川丈山在寬永十五年戊寅(1638)所寫的《與朝鮮國權學士菊軒筆語跋》中云:

 

寬永十三年丙子十一月,朝鮮國貢獻……歲丁丑正月中旬還京師,館於本國寺,余爲試其才識行而往候焉。其徒有中直大夫詩學教授權學士者,出而與余臆對矣……余此行也,不設難問,啻記取會次之風雅,以爲文戰之徵矣。[77]

 

至於通信使回國以後向國王覆命之際,有關“文戰”優劣必然是正副使報告的内容。《東槎録》、《海行日記》等行紀文獻,是其報告的依據之一。涉及“文戰”的記載,朝鮮文人固然有對於日本方面的文化優越感,儘管在彼此唱和之際,也不免有些虚文浮詞以作應酬,但在寫作行紀時,就往往暴露出其本來面目。在向國王覆命時,爲了滿足其虚榮心,其中的表述就更加揚我抑人。就日本方面來説,由於在相當一段時間内,整體水平不如朝鮮,所以會預先做好準備,或事後有所彌補,以獲得“文戰”之捷。在這種爭勝心理的驅使下,有些記録和議論就不免“失實”。

南龍翼在其《聞見别録》中,專有“人物”一條,其中“稱爲文士者八人”,羅列了當時日本文化的最高代表,包括林道春(羅山)、林恕(鵞峰)以及鵞峰之弟林靖、鵞峰長子林春信。[78]林羅山是日本大學頭之始,當時人稱許他“最爲我國之儒宗也”,[79]南龍翼與他有詩歌唱和,見於其《扶桑録》。但在南龍翼的筆下,其“詩則全無格調,文亦猶昧蹊徑”。林鵞峰是第二代大學頭,在南氏看來,也只是“稍解詩文,性質冥頑”。就算對林靖、林春信有所肯定,也不過“比厥兄頗優”、“亦能寫字綴句”而已。其他的人,或是“從林氏受業者”,或是“與林恕相近”。惟一獲得較好評價的是李全直,原因在於其父爲朝鮮全州人,“對我國人言,油然有感舊反本之意,至於流涕,蓋其秉彝之良心有所不泯也”。[80]這不能不説是過於“自戀”了。

六十多年後,申維翰出使日本,對日本文學水平的總體評價仍然不高,所謂“使之爲歌行律語,則平仄多乖,趣味全喪,爲我國三尺童子所聞而笑者;使之爲序記雜文,則又盲蛇走蘆田,法度與詞氣,無一可觀”;“詩則人人自謂欲學唐音,而無一句畫虎於古人”;“與余對坐酬唱者,率多粗疎遁塞,語無倫序”。[81]這些人還可以説是無名之輩,申氏的譏諷或不無道理,但他對林家之學的評價也極低:

 

林信篤爲日本第一耆碩,其門徒輩與余筆談時,皆稱“學問之純粹、道義之淵深,我整宇先生一人而已”,其爲國人之推宗如此。然余見其狀貌,謹厚有餘,而詩文則無一可觀。[82]

林信智以信篤之子,挾其家閲,甚有才望。其贈我五言排律二十韻詩曰……又有七言古詩曰……其詩自謂俊俊,而多不成語。筆法似仿洪武體,而拙弱可笑。其兄信充所贈詩亦多,而尤不足觀。[83]

 

林信篤(鳳岡、整宇)爲第三代大學頭,林信充(榴崗)爲第四代大學頭,堪稱當時日本文化之最高代表,其詩文都被申維翰贬得一錢不值。至於日本人自詡的朱子學,在申氏眼中,也是“日本性理之學,無一可聞”。[84]在“文戰”的場合下,加之其恃才傲物的個性,他的過甚之言顯然是偏激的。

既然是“文戰”,那就必然志在獲勝。勝方的標誌有二,一是寫得好,一是寫得快,但在臨場之際,向來是“巧遲不如拙速”,而朝鮮人也總是能在這一方面取勝。日本文學史上的捷才不多,惟一可數的是祇園南海,他在十八歲時曾有一夜百首的創作記録。肅宗三十七年辛卯(正德元年,1711),朝鮮通信使製述官李礥(東郭)爲其詩集作序,且贈詩稱他爲“詩仙”,[85]南海也將彼此的唱酬詩編爲《賓館縞紵集》。不過此後的日本文壇,竟然出現這樣的“故事”:

 

正德中,奉命迎接韓人,其學士李東郭者,負才豪放,自謂“日東騷人莫我若者”,南海與之唱酬數日,手不輟筆,詞益瓌新,東郭竟屈。將别,仗劍立賦《贈别二十四章》寄之,東郭逡巡,不能和一詩,大慚恨而去。相傳東郭比至釜山海,嘔血猝死。[86]

 

其産生背景就是日本人希望自己在酬唱之際能够以速度戰勝對方。松田甲對此記載雖有懷疑,但也還是爲不能在朝鮮文獻中找到相應資料而感到遺憾。[87]事實上,李礥在肅宗三十八年(1712)二月回到朝鮮,到四十四年纔染疾去世,門人趙泰億撰寫祭文,[88]可證在日本流傳的故事乃向壁虚構之詞。

“文戰”場合下的“失實”,江户時期的日本人也曾經有所警惕。文化八年(1811),古賀精里率門人草場韡(珮川)和樋口太(淄川)赴對馬島,與第十二次朝鮮通信使會面。古賀曾經讓門人編纂了《後師録》一卷,他在序中談及其動機云:

 

韓人問答書上木數十種,而我談富嶽,則彼以金剛壓之;我問其廣寬,則以二萬里詫之,不殆於兒女迷藏之戲乎?邦儒多堕其窠臼,而白石爲甚。余閑中舉其語或能惑人者,使草場、樋口二生駁之。非敢捃摭前輩,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欲鑑舊轍不復蹈耳。[89]

 

此卷抄録於草場珮川編《津島日記》,該書是他在當年五月至七月編寫,《後師録》也在此期間撰成。其所針對之“韓人問答書”,文中明確提及者有《鴻臚傾蓋集》(宫瀨龍門編,寬延元年,1748)、《對麗筆語》(前田純陽編,延享五年,1748)、《韓話應酬》(林鳳谷編,寳曆十四年,1764)等,實際所涉尚不止於此,他們對其中的“失實”内容予以駁斥。而爲了在“文戰”中獲勝,或者僅僅是在問答中占據上風,他們還編纂了類似“訓練手册”或“實戰指南”的著作,成書於同時的《擬答擬問》就是其中之一。該書分兩大部分:1.《擬答》,内容是“彼問我答”,作者假設朝鮮通信使的提問,日方及時作出正確的回答。這一部分由古賀季曄(侗庵)撰稿。2.《擬問》,内容是“我問彼答”,設置了一些問難朝鮮方面的題目,然後給出標準答案。撰稿者一爲樋口太,一爲草場韡。三人之中,前者是古賀精里的兒子,後二者是古賀的門人,其内容與《後師録》顯然有所銜接。儘管古賀精里認識到朝鮮通信使的不少言論頗有“惑人”之效,但在他主持的《擬答擬問》中,並非就能以客觀如實的態度撰述,而其撰述的目的,是要給此後日韓間在答問場合“永爲文翰應接之規”(草場韡語),[90]這就不能不加以注意。

在《擬答》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方設想朝鮮通信使提出一些敏感問題,而爲了國家的“面子”,提供的標準答案有時是“不實”的。例如:

 

(問)幕下之滅豐臣氏,蓋爲民克殘誅暴之舉,而兼似爲我東華復讎。今其種姓有存者否?

(答)豐臣氏窮兵黷武,殘害萬姓,天怒人怨。幕府雖用干戈,其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若夫爲贵邦報讎,則絶無之事。武王伐紂,非爲九侯報讎;漢高誅暴秦,非爲六國報讎。若謂烈祖爲貴邦報讎乎?令豐臣氏無侵韓之舉,則烈祖之征討無名無義也可乎?古之聖王,誅其首惡而宥其協從,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烈祖能體是意,故不絶豐臣氏後,封爲列侯,至今見在。[91]

 

事實上,德川家康在慶長五年(1600)關原之戰之後,徹底剿滅豊臣氏殘餘勢力,僅有其子豊臣秀賴贬爲數邑大名。再經慶長十九年大阪冬之戰及翌年夏之戰,豊臣氏全數被殲。元重舉於英祖三十九年(1763)赴日,“適得彼人數三本小記,參以所聞於彼中者”,寫成《秀賊本末》,結以“秀賴竟死於兵,豐臣遂無噍類”,[92]即謂豐臣一系無人留下活口,載入其《和國志》中。因此,《擬答》所謂“不絶豐臣氏後,封爲列侯,至今見在”云云,皆出於對德川氏的美化。

類似的不實之詞在本書中俯拾皆是,比如天皇是否無實權而擁虚位,民間冠婚喪祭之禮是否因襲漢唐,至於表彰本國儒學成就更是不遺餘力,顯然含有與朝鮮儒者相頡頏之意。此類著述,並非出於臨場掩飾的權宜之計,而是早有預謀的蓄意爲之。這也表明,爲了國家的“面子”,外交場合中的“不實之詞”不僅是被允許的,更是受到鼓勵的。

《擬問》部分是“我問彼答”,標準答案是預先擬定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方爲了擬定答案,下了不少工夫。有些是人所易知者,比如朝鮮的科舉考試方式、是否寫八股文、所用經義爲何人之説等等,有些就要作更深入細緻的搜討。例如以下一例:

 

(問)清朝有《欽定四經》,雖似較勝,未有大異於《大全書》者。其他説經家混程朱、陸王而爲一者十八九,而穿鑿尖巧之説甚多,貴邦學者取捨如何?

(答)弊邦經業專本洛閩,白沙、陽明輩所説,陶叟既辨其紫莠。如《欽定四經》,完則完矣,而珷玞琳珉磥砢混錯,學者猶患難辨矣。彼招陽説四子,則率如有所折衷,將别有學海之南鍼乎?

 

“擬答”中提到的“陶叟”,指的是李宜顯(號陶谷),其雜著(如《陶峽叢説》)中多有對陽明學説的辨析。“紫莠”乃生造之辭,意思應該從“紫之奪朱”、“良莠不齊”而來,形容其辨析精微。可見日本文人爲了應對與朝鮮的“文戰”,對《陶谷集》以及其他朝鮮文人的著作也有所關心,並作了研讀。這段話的後半部分,又假借朝鮮文人之口,對日本儒學水平作了很高評價。文中“招陽説四子”,我認爲“招陽”乃“昭陽”之訛,即指龜井昭陽,説四子”指的是昭陽的《論語語由述志》、《大學考》、《中庸考》、《孟子考》、《讀孟子》、《讀學庸解》等書。龜井昭陽爲龜井南冥之子,南冥是第十一次朝鮮通信使在日本所遇見的“年少有逸才”者,[93]《擬答》中特别舉出龜井昭陽,可能與此有關。日本人評價這一對父子,以爲學問子勝父,而度量則子不及父。[94]所以假設朝鮮人有進一步追問:《欽定四經》尚不免“難辨”之患,而昭陽之書卻“有所折衷”,這是另有什麽高人指點嗎?透過這樣的詢問,從側面烘托出日本文化的水平,不僅高於朝鮮,也優於清朝。儘管是自説自話,也不妨看成是自娱自樂,但也恰恰反映出其自高自大,故其言論是無法也不必落實的。

從整體上來説,朝鮮的漢文化水平高於日本是不可否定的,朝鮮方面自無必要精心撰寫類似“訓練手册”或“實戰指南”之類的書。但日本漢學水平的不断提升同樣是值得注意的事實,所以,遇到日方的挑戰,倉促之下,朝鮮方面的回答有時也會虚張聲勢,或以門面語相周旋。比如,朝鮮肅宗三十七年(1711)通信使製述官李磺(號東郭)與日本藤原子績(號菊叢)有如下答問:

 

(菊叢)問:康熙年中,中華連陽廖文英所輯《正字通》,商舶载來,流傳本邦。辯論詳悉,舉字靡遺,甚便檢閲,省載酒之勞。貴邦亦有之乎?

(東郭)答:皇明革正之後,中國文華掃地盡矣,我國使价之往來,元無購買文籍之事,故廖文英所撰之書,不曾見之。而即今中國亦多有如此等書,不足貴也。[95]

 

朝鮮未曾購進《正字通》,這是完全可能的。該書之佳勝未必如菊叢所推舉者,也是無需驚異的。[96]但東郭爲了掩飾國内未見此書之欠缺,一則贬低中國文明殆盡,故此類書亦“不足貴”;一則宣稱明亡後朝鮮使臣到中國絶無購書之事,前者涉及主観判斷,姑且不論,後者乃敍述歷史,則大爲“失實”。以康熙五十九年(1720)、雍正元年(1723)兩次赴燕的使臣李宜顯爲例,其《庚子燕行雜識》下即抄録了此行“所購册子”五十二種,僅就文集而言,已有不少清代刊刻的總集和别集。[97]如果結合其《陶峽叢説》,還可以發現更多在中國購買的書籍,尤其是清人的文集。[98]現存本《奎章總目》中的清人著作,絶大多數也是在肅宗(1675—1720年在位)至英祖(1725—1776年在位)朝購進的。此類例證甚多,不煩枚舉,可見李礥所云種種,無非是爲爭臉面而説出的“不實”之辭。在《後師録》中,樋口太對此也作出了辨析。[99]

奥田元繼(號仙樓)《兩好餘話》卷下記録了與第十一次朝鮮通信使漢語翻譯隨從李彦瑱(號雲我)的對話。與以上的對話相反,李彦瑱則標榜朝鮮人大量從中國購買大型書籍:

 

《淵鑑類函》、《佩文韻府》、十三經、二十一史等,需於書肆必得,貴邦亦多傳之否?(仙樓)

自中朝貿來,家藏而户蓄之。(雲我)

此數者非給數金則難得,然家藏户蓄,使人咄咄,亦恐耀言耳。(仙樓)

弊邦學士大夫以蓄書多寡爲雅俗,不滿萬卷者,縉紳不齒,故燕市之來者歲十百駝,豈妄言耀人哉?(雲我)[100]

 

奥田元繼是浪華(大阪)人,隨着商業經濟的發達,大阪的一些富商多蓄中國典籍書畫,最有名的如蒹葭堂木弘恭(藏書三萬卷)、醉晉齋韓天壽(多蓄中國古碑法書)等,故仙樓乃有此問,而李彦瑱的回答甚爲夸張,奥田認爲如此巨帙需有重資方能購得,懷疑“家藏而户蓄”乃夸耀之言,雲我則説朝鮮人藏書“不滿萬卷者,縉紳不齒”,洋洋自得之態,溢於言表。平心而論,李彦瑱云云實爲大言炎炎。以當日朝鮮士大夫藏書的實際狀況而言,書分“華本”(中國刊本)和“東本”(朝鮮刊本),由於“華本”之昂貴,通常的私家藏書皆以“東本”爲主,尤其以據各地册板添印者爲主,用洪翰周的話來説,“京外朝士吏民之粗卞魚魯者,動輒印出而家蓄之”。[101]以同春堂宋浚吉《家藏書籍簿》記載者言,由朝廷内賜者二十八種,家印者二百三十七種,[102]可能是較爲典型的狀況。另外,私家藏書也極少卷帙浩大者,[103]姑以《淵鑑類函》、《佩文韻府》這等規模的書來看,據目前可見的朝鮮藏書目録,僅僅在王室書目如《奎章總目》、《大畜觀書目》、《寳文閣册目録》中有所著録,在地方書目和私家書目中皆無蹤迹,或可作爲旁證。[104]這也同時證明了李彦瑱的話實屬欺人之談,不足爲據。

奥田書中還記録了他與製述官南玉(號秋月)的對話:

 

近世文儒多講《世説》者,故有《世説考》及《觽》等之書出,而非互無得失。貴邦亦有闡發此書者乎?(仙樓)

弊邦人士專攻經術,如此書多有舊説,不復喜鑿求,故無發注者。(秋月)?[105]

 

日本江户時代自林家數代大學頭和荻生徂徠對《世説新語補》的重視,形成了一股“《世説》熱”,注釋、考訂之書多達四十種以上,[106]其中最早者是岡白駒的《世説新語補觽》,刊於寬延二年(1749);其後有釋文雄的《世説新語補雞肋》,成書於寳曆十二年(1762)之前;又有桃井白鹿的《世説新語補考》,刊於寳曆十二年。奥田爲那波魯堂之弟,魯堂曾在岡白駒門下修學五年,受其影響,自然會關注《世説》注,所以向南玉提出了“貴邦亦有闡發此書者乎”的問題。但《世説新語》在朝鮮時代並不流行,注釋者就更少。南玉不能在此種場合下示弱,所以就强調自身專攻儒家經術,小説家言既有舊注(指劉孝標注),就無需再作“鑿求”,故無人注釋。在炫耀自身學術高貴的同時,順便也將對方贬損了一番。但實際上,朝鮮時代不僅有注釋《世説補》者,而且出現得比日本更早,此即許筠《世説删補注解》,成書於十七世紀初,[107]較岡白駒書早約一百四十年。但由於此書並未刊行,許筠又死於非命,故知之者或不多。

如果我們閲讀東亞行紀文獻,就會發現在“文戰”場合下,許多表述都難免言過其實。雖然“通信使”之“信”就其本意而言含有“信義”,但外交活動一旦展開,儒家的信條往往就會被縱横家的手段所替代。儘管我們不能將這些話簡單理解爲謊言,也未必需要將這些不實之詞與表述者的道德人品緊密聯繫,但在兩國人士代表國家相會的場合中,所謂的“外交辭令”本身就含有虚與委蛇的意思,也往往出現如《漢志》所批評的“上詐諼而棄其信”的狀況。[108]所以,後人閲讀此類文獻,若不加考索便信以爲真,這就難免感染了學術上的“幼稚病”。

 

五   结語

 

本文結合東亞行紀文獻,對其中的“失實”問題作了初步的歸納和研究,希望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在利用此類記録的時候,對文獻性質作較爲真切的把握。如此,纔能使數量龐大的東亞行紀的價值得到充分的發揮。

首先,行紀文獻存在着大量的因襲,後出者抄録、節選或改竄前人著作的段落時時可見,有時予以注明,有時匿而不言。對這一文獻特徵缺乏認識,使用者往往就會誤將前面的史料置於後來的時代中理解,造成歷史認識的錯亂。而要克服這一難點,惟一的途徑就是全面、系統地閲讀史料,對相關文獻下一番“考鏡源流”的工夫,不至於本末顛到、以履爲冠。

其次,行紀的作者有其自身的觀看立場,無論是“狂熱”還是“憎惡”,都是並不鮮見的錯誤態度。兩種態度看似對立,但卻有相同的後果,即往往導致其記録的“失實”,這是此類文獻的又一特徵。把握這一特徵,就能對作者的觀看態度有所警惕,如果能够同時廣泛參考西洋人的觀察記録,從多重的、錯綜的目光中,就有可能獲得對史料的恰如其分的理解。二十年前,我曾經有一個研究設想,即“東西方視野裏的中國”,選擇同一時代、同一地點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觀察,考察不同的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的複雜關係。在處理行紀文獻的觀看態度時,這樣的途徑似乎也還是可取的。

第三,在東亞的外交場合中,雖然有很文雅的國際禮儀,人們以詩文唱酬互贈,又以筆代舌暢談無間,但在這些温文爾雅的背後,卻往往是看不見硝煙的“文戰”。行紀文獻中的部分内容,從本質上來説,就是“文戰”的産物,都受到“好勝”的心理驅使,這也成爲其重要的史料特徵。也就是説,這些文獻的背後,有着强烈的意識形態在起作用,這一作用影響了語言表達的内容和方式。無視這一特徵,就容易導致對真相的遮蔽,從而損害了此類文獻的真價值。

在世界歷史文獻範圍内,漢文獻是最大的一宗。各類文獻有其不同性質,因此而有其不同特徵。對待史料的態度,應弄清其是何人所寫,爲何而寫,對誰言説以及如何言説。人文學術研究,最基本的手段就是閲讀和闡釋文獻,但若茫然乎文獻的性質和特徵,即便翻閲了相當的文獻,也往往“眉毛鬍子一把抓”。那些貌似信而有徵、言而有據的表述,實際上卻難免名實不符、南轅北轍,所謂“路頭一差,愈騖愈遠”。[109]前輩學者論學,極爲注重辨析史料的價值等級。而今人治學,在這一方面難免忽略。對東亞漢文獻的重視正方興未艾,與日俱增,因此,本文提出這一問題也就不只是針對文獻,更重在釋讀文獻的眼光與方法,希望能够得到學術界的同情和理解。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草於朗詩寓所

十二月一日修改畢

 

注释:

[1]    參見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關於“燕行録”研究的若干問題》,載《南國學術》2015年第1期。

[2]    唱和、筆談本身並非行紀,在日本方面,往往將與朝鮮通信使的此類文獻單獨出版,但在出使過程中發生的這些文學活動,朝鮮時代的“朝天録”或“燕行録”多有直接收録,去往日本的“海槎録”等文獻中亦間有收録,所以本文將它們納入廣義的“東亞行紀”範圍之内。

[3]    《遼海叢書總目提要》,《遼海叢書》(5),瀋陽,遼瀋書社,1985年,頁3640上。

[4]    林基中編《燕行録全集》(38),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頁168。

[5]    明代以來的序班向朝鮮使臣提供的信息,也並非皆無價值者,有些重要的軍政消息就是由此輩泄露。參見陳彝秋《從朝鮮使臣的中國行紀看明代中後期的玉河館——以會同館提督官爲中心》第二部分“提督官與玉河館内其他館職”,原載《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又收入張伯偉編《“燕行録”研究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

[6]    《燕行録全集》(33),頁33。

[7]    《燕行録全集》(35),頁476。

[8]    《熱河日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頁289。

[9]    《燕行録全集》(70),頁246。

[10]  林基中編《燕行録續集》(137),首爾,尚書院,2008年,頁12。案:此條材料承吴正嵐教授提示,特此致謝。

[11]  《燕行録全集》(90),頁329。

[12]  《燕行録全集》(86),頁284。

[13]  《周禮注疏》卷三七,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894中。

[14]  《周禮正義》卷七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3008。

[15]  《雲石遺稿》卷九,《韓國文集叢刊》(299),首爾,景仁文化社,2002年,頁172。

[16]  《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2。

[17]  例如,趙曮在英祖三十九年(1763)作爲第十一次朝鮮通信使團的正使,十月初六日從釜山出發,當天日記中記載道:“前後信使,毋論使臣員役,多有日記者。洪尚書啓禧廣加搜集,名以《海行總載》,徐副學命膺翻賸之,題以《息波録》,合爲六十一編,以爲行中考閲之資……余固未及詳覽而概見之……前後之日記若是夥然,殆無言不有矣。”《海行總載》四,朝鮮古書刊行會,大正三年(1914),頁154-155。

[18]  此書收入《燕行録全集》(79-84)。

[19]  參見拙文《名稱·文獻·方法——闢於“燕行録”研究的若干問題》。

[20]  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第二章,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57。

[21]  𠌯,《熱河日記》點校本及《燕巖集》本皆作“侏儒”,誤,此據抄本《熱河日記》(《燕行録全集》53)及《燕轅直指》引文改。

[22]  《熱河日記》卷二《馹汛隨筆》“秋七月十五日辛卯”,頁60。

[23]  《熱河日記》卷二《馹汛随筆》“秋七月十五日辛卯”,頁61。

[24]  《熱河日記》卷二《馹汛随筆》“秋七月十五日辛卯”,頁61-62。

[25]  參見張伯偉《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原載《文學遺産》2008年第1期,後收入張伯偉《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26]  伊藤維典編《問槎餘響》卷下,日本平安書林明和元年(1764)九月版,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

[27]  《湛軒燕記跋》,《燕行録全集》(43),頁243-244。

[28]  朴趾源《與南直閣公轍書》附南氏原書云:“昨日筵中下教於賤臣曰:‘近日文風之如此,原其本,則莫非朴某之罪也。《熱河日記》予既熟覽,焉敢欺隠?此是漏網之大者。《熱河記》行於世後,文體如此,自當使結者解之。’仍命賤臣以此意作書執事,斯速著一部純正之文即即上送,以贖《熱河記》之罪。”見《燕巖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252),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年,頁35。金澤榮在1903年寫的《朴燕巖先生傳》中説:“初,先生之歸自熱河也,作《日記》數十卷,或以諧謔洩其感憤,王得而覽之。十六年(1792),王見奎章閣直閣南公轍文,病其體奇,戲徵罰金。因謂南曰:‘近日文風之至此,皆朴趾源《熱河日記》之爲也,汝宜寄書趾源,以道予意。若速著一部醇正文,以贖《日記》之罪,則南行文任,予豈惜之。否則當有重罪。’”見《韶濩堂文集》卷九,《韓國文集叢刊》(347),頁338。

[29]  金允植在此年爲該書作序,極力表彰其長,其一云:“《北學議》曰:‘學問之道無他,有不識,執塗之人而問之可也。恥己之不若人而不問勝己,則是終身自錮於固陋無術之地也。苟使法良而制美,則固將進夷狄而師之,況中國乎?’蓋是時惟通中國,故其言如此。若在今日,何往而不可學哉?”《燕巖集序》,《雲養集》卷一〇,《韓國文集叢刊》(328),頁400。

[30]  《燕行録全集》(83),頁35。

[31]  貢布里希(E.H.Gombrich)《通過藝術的視覺發現》,收入其《圖像與眼睛——圖畫再現心理學的再研究》(The Image and the Eye: Further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范景中等譯,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頁15。

[32]  《形象》,載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年,頁155。

[33]  《形象》,《比較文學形象學》,頁157。

[34]  《形象》,《比較文學形象學》,頁141-144。

[35]  《朝鮮王朝實録·宣祖實録》卷三七,宣祖二十六年四月四日戊子。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1955—1958年,第21册,頁681。

[36]  金富軾《三國史記》卷九,首爾,景仁文化社影印,1977年,頁79。

[37]  《題華夷圖長短句》,《東國李相國全集》卷一七,《韓國文集叢刊》(1),頁469。

[38]  《葆真堂燕行日記》,《燕行録全集》(3),頁388-389。

[39]  安邦俊《東還封事跋》,《重峰集》卷四,《韓國文集叢刊》(54),頁224。

[40]  《北學議自序》,《楚亭全書》下册,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92年,頁417。

[41]  參見夫馬進《趙憲〈東還封事〉中所見的中國情況報告》,收入其《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伍躍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2-31。

[42]  《湛軒燕記》,《燕行録全集》(49),頁156。

[43]  《湛軒燕記》,《燕行録全集》(49),頁166。

[44]  《燕轅直指》,《燕行録全集》(72),頁350-351。

[45]  《燕轅直指》,《燕行録全集》(72),頁356。

[46]  《湛軒燕記》,《燕行録全集》(49),頁157。

[47]  《燕轅直指》,《燕行録全集》(72),頁360。

[48]  《熱河日記》卷二《馹汛隨筆》“秋七月十五日辛卯”,頁60。

[49]  《莊子·知北遊》,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七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750。

[50]  《馬嘎爾尼使團使華觀感》,何高濟、何毓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78。

[51]  《馬嘎爾尼使團使華觀感》,頁9。

[52]  《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蔣重躍、劉林海譯,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頁99。

[53]  參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1),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頁112,120,280,709。

[54]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頁472。

[55]  《我看乾隆盛世》,李國慶、歐陽少春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頁72-73。此書又有何高濟、何毓寧譯本,書名譯作《巴羅中國行紀》,收入《馬嘎爾尼使團使華觀感》一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56]  《我看乾隆盛世》,頁26。

[57]  《籌海圖編》卷一二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843。

[58]  《籌海圖編》卷一二下,頁845。

[59]  《殊域周咨録》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62。

[60]  《殊域周咨録》,頁66。

[61]  《殊域周咨録》,頁1。

[62]  《錦溪集》卷三《倭窟探情》,《韓國文集叢刊》(71),頁198。

[63]  《錦溪集》卷三,頁198。

[64]  《青莊館全書》卷二,《韓國文集叢刊》(257),頁46。

[65]  《海行總載》三,頁471,472,473。

[66]  《海行總載》三,頁477-478。

[67]  《海行總載》一,頁354-355。

[68]  《海行總載》三,頁477-478。

[69]  《海行總載》一,頁354-355。

[70]  《公羊傳》莊公十九年,十三經注疏本,頁2236上。

[71]  陳國慶編《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48。

[72]  《周易正義》卷一,十三經注疏本,頁15下。案:關於儒家的修辭觀念,參見饒宗頤《孔門修辭學》,收入其《文撤——文學史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9年,頁77-83。

[73]  《禮記正義》卷五四引孔子語,十三經注疏本,頁1644上。

[74]  《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頁148。

[75]  尹國馨《甲辰漫録》,《大東野乘》卷五五,朝鮮古書刊行會明治四十三年(1910)版,頁631。

[76]  《徂徠集》卷二六,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已编《詩集日本漢詩》第3卷,東京,汲古書院,1987年,頁269。

[77]  《新编覆醬續集》卷六,《詩集日本漢詩》第1卷,頁252。

[78]  《海行總載》三,頁496。

[79]  石川丈山《與朝鮮國權學士菊軒筆語》,《新编覆醬續集》卷一六,《詩集日本漢詩》第1卷,頁248。

[80]  《海行總載》三,頁496。

[81]  《聞見雜録》,《海行總載》一,頁343。

[82]  《聞見雜録》,《海行總載》一,頁350。

[83]  《聞見雜録》,《海行總載》一,頁344-345。

[84]  《聞見雜録》,《海行總載》一,頁352。

[85]  參見松下忠《江户時代の 詩風詩論》,東京,明治書院,1969年,頁369-375。

[86]  西山拙齋《閑窗瑣言》,見関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2),東京,鳳出版據東洋圖書刊行會1929年版重印,1978年,頁10。

[87]  參見松田甲《日本に名を留をたる李東郭》,收入其《韓日關係史研究》,首爾,成進文化社據朝鮮總督府昭和四年版影印,1982年,頁142。

[88]  祭文曰:“曩余泛海,屈公偕逝。有蔚文采,聳彼椎髻。蠻牋百幅,日所清製。信手揮灑,酬應無泥。名章傑句,磊落盈睇。華國之譽,其永無替。歸來斂迹,偃息江澨。醒吟醉睡,閑眺倦憩。雖則衰晚,罔愆榮衛。不謂康旺,遽厄役癘。”見《謙齋集》卷四〇,《韓國文集叢刊》(190),頁166。

[89]  見草場珮川編《津島日記》卷上與卷下之間,日本佐賀大學圖書館藏抄本。案:《後師録》原本單獨成册,故日本《國書總目録》和《古典籍總合目録》皆有著録。後毁於戰火,其書不存,故此《津島日記》抄録本彌足珍貴。

[90]  《津島日記》卷下六月廿六日下記載:“東(精)里先生命余等撰著《擬答擬問》、《後師録》,以前古之鑑作後來之戒,永爲文翰應接之規。”原文爲日語,兹撮譯大意。

[91]  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案:京大所藏本是在大正十年(1921)七月九日據草場珮川(韡)的孫子草場季彦之藏本謄寫。這一資料承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永田知之教授代爲複製,特此致謝。

[92]  《和國志》卷一,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頁109-110。

[93]  元重舉《和國志》,頁330。

[94]  竹林貫一编《漢學者傅記集成》,名著刊行會,1978年,頁1087。案:此書乃根據江户、明治時期的相關资料編纂而成,故以上意見代表了時人的看法,足資參考。

[95]  瀨尾維賢编《雞林唱和集》卷七,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日本坊玉芝堂刊本,正德辛卯年(1711)版,頁95-96。

[96]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三《正字通》提要云:“其書視梅膺祚《字彙》,考據稍博,然徵引繁蕪,頗多舛駁,又喜排斥許慎《説文》,尤不免穿鑿附會,非善本也。”(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378中)就代表了另外一種評價。

[97]  《燕行録全集》(35),頁476-478。

[98]  李宜顯《陶谷集》卷二八,《韓國文集叢刊》(181),頁452。

[99]  《後師録》云:“清朝本雖出於荒外,康熙之好文,於前明諸帝中所希見,焉得稱‘文華掃地’?朝鮮僻陋,乏唐山之書籍。東郭之言,蓋孤陋而飾非。”(見日本佐賀大學圖書館藏《津島日記》抄本)駁斥甚是。

[100]     奥田元繼《兩好餘話》卷下,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書林明和元年(1764)刊本,葉3B。

[101]     洪翰周《智水拈筆》卷一“藏書家”,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4年,頁7。

[102]     參見손계영《동춘당 후손가 가전 「家藏書籍簿」의 작성시기에 대한 고찰》,文末附録經過整理的《家藏書籍簿》,載韓國《書志學研究》第38輯,2007年12月,頁1-33。

[103]     參見金烋《海東文獻總録》、洪奭周《洪氏讀書録》、李仁榮《清芬室書目》等,均見張伯偉编《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104]     參見《朝鮮時代書目叢刊》。

[105]     奥田元繼《兩好餘話》卷下,葉8B。

[106]     參見日本二松學舍大學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編《江户漢學書目》,2006年。

[107]     許筠《世説删補注解序》云:“丙午(1606)春,朱太史之蕃奉詔東臨,不佞與爲儐僚,深被獎詡。將别,出數種書以贈,則是書居其一也。不佞感太史殊世之眷,獲平生欲見之書,如受拱璧,拜而卒業……因博考典籍,加以注解。雖未逮孝標之詳核,亦不失爲忠臣也。使元美知之,則必將鼓掌於冥冥中以爲媮快焉。”見《惺所覆瓿稿》卷四〇,《韓國文集叢刊》(74),頁174。

[108]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740。

[109]     嚴羽《滄浪詩話·詩辨》,張健《滄浪詩話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65。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係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教授。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朝筆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4AZD078。

 

原载:《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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