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所收《玉台新咏》底本非宋本考

傅刚

 

 

摘要:《四库全书》所收《玉台新咏》出自纪昀家藏,向称宋本。学术界亦以宋本目之,实则是一个错误。本文通过比勘,认为原纪昀家藏然后入献内府的这部号称宋本的《玉台新咏》,实为明末赵均覆宋本,而且是赵氏覆宋本的补版后印本,在赵氏本中属于较差的版本。至于补版后印的时间,则在清初就已发生。本文还提出,纪昀既以家藏赵氏本误为宋陈玉父本,其托名其父纪容舒所撰《玉台新咏考异》所说的宋本,其实不是宋本,亦是赵均覆宋本,故凡在《考异》中称“宋本”者,大多与赵本特征符合,而不合陈玉父本,这一点是我们利用《玉台新咏考异》时一定要注意的。

关键词:玉台新咏  四库全书  陈玉父  赵均  覆宋本

 

 

本文所说《四库全书》本主要是文渊阁藏本及由商务印书馆新影印的文津阁本。据《四库全书总目》说,此本的底本是纪昀家藏进献的宋刻本。《总目》说:“此本为赵宦光家所传宋刻,末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重刻跋,最为完善。”似纪昀进献本即赵均家藏陈玉父本。按,赵均家藏这部陈玉父本,下落颇为扑朔。因为钱谦益亦曾藏过这部《玉台新咏》,《牧斋有学集》卷第四十六(《四部丛刊》本)载钱谦益《跋玉台新咏》说:“《玉台新咏》宋刻本,出自寒山赵氏,本孝穆在梁时所撰。卷中简文尚称皇太子,元帝称湘东王,可以考见今流俗本为俗子矫乱,又妄增诗二百首,赖此本少存孝穆旧观,良可宝也。凡古书一经庸人手,纰缪百出,便应付蜡车覆瓿,不独此集也。”可见宋本自赵均手中流入钱谦益绛云楼。查《天禄琳琅书目》,其著录宋本《玉台新咏》共有两部,一为钱谦益藏,一为明王鏊藏,确证钱谦益藏有宋本《玉台新咏》。但据《天禄琳琅书目》,这部《玉台新咏》只有钱谦益和未详何人的“海翁”藏印。不管如何,这部钱谦益得自赵均家的宋本,似乎未再流传,就入了内府,既与纪昀没有关系,也与别人无关。然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记并非如此。据钱曾《读书敏求记》,他也藏过这部出自赵均家的宋本。他在该书卷四比较详细地交待了这本书的来历:“是集缘本东朝,事先天监,流俗本妄增诗几二百首,遂至子山窜入北之篇,孝穆滥擘笺之曲,良可笑也。此本出自赵氏,余得之于黄子羽。卷中简文尚称皇太子,元帝称湘东王,未改选录旧观。牧翁云,凡古书一经庸妄之手,纰缪百出,便应付蜡车覆瓿,不独此集也。披览之余,覆视牧翁跋语,为之掩卷怃然。”明说此书自钱谦益家中流出至黄子羽处,又为钱曾架上之物。既然如此,《天禄琳琅书目》所著录的钱谦益所藏宋本与钱曾此本是何关系呢?如果《天禄琳琅书目》著录本就是钱曾所藏本的话,为什么没有钱曾等人的藏印呢?而且此本与纪昀进献本又是什么关系呢?因此,赵均家藏本的下落不能不启人疑窦。经过调查,本文认为,《四库全书》的底本,也即内府所藏由纪昀进献号称宋刻的《玉台新咏》,其实是赵均覆宋本,与钱谦益旧藏本全无关系。其本割去赵跋,充当陈玉父宋刻本,骗过纪昀而进献内府,纪昀主修《四库》时收入。以下尝试论之。

 

 

我们现在常用的《四库》本,主要是文渊阁本。一般认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最具价值的一部,此书纂修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是第一部完成抄写的《四库全书》,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将其影印出版,1999年,迪志公司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电子版,从此文渊阁《四库全书》得以为学术界使用。关于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和另外存世的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有什么不同,可能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还没有人作过认真地调查,所以一般仍然信守传统的说法,以为文渊阁本最为优秀。但其实可能并非如此,文渊阁所收书内容多有误钞、误改。馆臣对此往往又不交待版本依据,所以不加判断地使用,其错谬可想而知。以《玉台新咏》为例,就我们调查的文渊阁和文津阁所收看,二本差别甚夥,馆臣改动处也随处可见。

陈玉父宋刻本在明末由常熟寒山赵氏所得,当时在在士林中引起轰动。冯舒、冯班兄弟率人赴赵家抄出,在陈玉父本下落不明的今天,幸而有二冯抄本存世,可以让后人略知宋本原貌。因此,如果《四库全书》底本据陈玉父宋本钞录的话,应该与二冯抄本相符才是,但是我们发现《四库》本与二冯抄本却有极大的差别。

据《四库全书总目》说,《四库》本的底本是“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而此本原为赵宦光家所藏宋刻,赵宦光的儿子赵均在崇祯六年覆刻此本,那么,《四库》本应该与赵均覆宋本相符。但其实不然,《四库》本与赵氏覆宋本存有许多歧异。比如就卷一目录所载徐干诗看,赵氏本的格式是:徐干诗二首室思一首,《四库》本为:徐干诗二首。《四库》本格式不符赵本。当然,赵均覆宋本对陈玉父本也作过一些改动。冯班《玉台新咏校本跋》说:“己丑岁借得宋刻本校过一次,宋刻讹谬甚多,赵氏所改,得失相半,姑两存之。不敢妄断。至于行款参差不一,赵氏已整齐一翻矣。”据此,是陈玉父宋本的行款,本来参差不齐,赵均覆刻时作过整齐的工作。似乎《四库》本行款与赵均本不一,不能说明《四库》本就不合宋本原貌。宋陈玉父本现已失传,无可参稽,但幸有冯舒、冯班兄弟过录本存世,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四库》本相校,发现《四库》本的确有许多地方与宋本不合。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渊阁本与宋陈玉父本对萧纲署名的不同。《玉台新咏》卷七收录萧衍父子作品,其中萧纲在宋本中署为“皇太子”,而文渊阁本则署“梁简文帝”。文渊阁本这个署名,完全是抄自明代通行本,而非宋本。赵均《玉台新咏跋》中曾说:“此本则简文尚称皇太子,元帝亦称湘东王。”纪昀主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亦说:“是书作于梁时,故简文称皇太子,元帝称湘东王。”都可见宋本于萧纲应该题“皇太子”。文渊阁本这样的题衔,显然不是出自宋本。   

这样的随意改动,可以说遍布在文渊阁本《玉台新咏》中。如卷七目录,文渊阁本为:“梁武帝诗十四首梁简文帝诗四十三首邵陵王纶诗三首湘东王绎诗七首武陵王纪诗四首”,赵均覆宋本作:“梁武帝一十四首皇太子圣制四十三首邵陵王纶诗三首湘东王绎诗七首武陵王纪诗三[1]首”。文渊阁本将“皇太子”改作“梁简文帝”。在正文中也是如此,文渊阁本题作“梁简文帝”。卷九、卷十的目录和正文也是如此,涉及萧纲的部分,均改为“梁简文帝”。又卷九开头关于“东飞伯劳”、“河中之水”两首古辞的题名,文渊阁本亦颇奇怪,于第一首题作“梁武帝歌辞一首”,第二首题作“梁元帝乐府一首”。事实上赵氏覆宋本于此均题“歌辞二首”。对于这两首歌辞的所有权,《玉台新咏考异》曾有过考辨说:“此二首,《艺文类聚》亦并作古词,然核其时代,不应在《越人歌》之前。按,《文苑英华》载前一首为梁武帝作,《乐府诗集》载后一首亦为梁武帝作,疑此二诗本署武帝,序在简文之前,后人因《艺文类聚》之文改为古词,升之卷端,而偶忘《越人歌》等之尤古耳。观前八卷五言诗及第十卷五言小诗,均以梁武列简文前,独此卷歌词有简文而无梁武,其为改窜移掇,痕迹显然可观也。”根据《考异》的说法,宋本可能原题“梁武帝歌辞二首”,本在卷中的萧纲之前,后人因《艺文类聚》题古辞,故升在卷首。赵均覆宋本改为“古辞二首”,可能是觉得署梁武帝诗不确,故从《艺文类聚》改为“古辞”。那么,如果文渊阁本的底本是宋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将第二首题“梁元帝乐府”。

此外,就字句看,文渊阁《四库》本改动也很多,如《玉台新咏序》“加以天时开朗”句的“时”,《四库》本改为“情”。按,《玉台新咏考异》此字亦改作“情”,根据是:“‘情’,《艺文类聚》、宋刻[2]作‘时’,《文苑英华》作‘晴’。案,《魏书·崔光传》曰:‘天情冲谦,动定祗愧。’《齐书·王文殊传》曰:‘婚义灭于天情,官序空于素抱。’庾信《谯国夫人步陆孤氏墓志》曰:‘敬爱天情,言容礼典。’则‘天情’二字,本南北朝之习语,盖讹‘情’为‘晴’,又讹‘晴’为‘时’耳。揆以文意,舛误显然,今改正。”《考异》据《魏书》、《齐书》及庾信的作品为证,又有《文苑英华》的版本依据,应该是有道理的,但《考异》可以这样做,而抄录进《四库》的原本却是万万不可这样做的。纪昀深谙版本,但不知为何会如此改动原本,以致《四库总目》所说的宋本,名不符实。

文渊阁本《玉台新咏》的字句改动颇多,改动的根据,文渊阁本作为底本抄录,故未能说明。但查纪昀《玉台新咏考异》[3],文渊阁本改动的字,《玉台新咏考异》往往也作相同改动,并详明其依据,故此我们结合文渊阁本及《玉台新咏考异》对改动的情况加以调查,大概可以见出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形,今略举数例介绍如下(以下引文以文渊阁《四库》本为底本):

1.据古籍改动:

(1)灵飞六甲(徐陵《序》)

“六”:赵本作“太”。《考异》:“‘灵飞’,《文苑英华》作‘云飞’。‘六甲’,宋刻作‘太甲’。案,‘六甲灵飞’十二事,封以白玉函,事出《汉武内传》,两本均讹。今‘云’字从宋刻作‘灵’,‘太’字从《文苑英华》作‘六’。”

(2)固胜西蜀豪家(徐陵《序》)

“固”:赵本作“因”。案,《文苑英华》作“固”。是纪昀据《文苑英华》改。

(3)泪为生别滋(卷一苏武诗)

“生别”:赵均覆宋本作“别生”。《玉台新咏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作“生别”,校称:“宋刻作‘别生’,误,今从《文选》。”是文渊阁《四库》本据《文选》而改。

2.据二冯校语改动:

胡羊久剽夺(卷七萧衍《代苏属国妇》)

“剽”:赵本作“”。《考异》称当从冯校本:“‘剽’,宋刻作,误。今从冯氏校本。”是文渊阁《四库》本据冯校本改。案,文津阁本此句作“塞羊久夺”,“”字同宋刻,然“胡”字作“塞”。

3.据理校改动:

(1)春心处处伤(卷七萧纲《戏作谢惠连体》)

“伤”:赵本作“场”。案,此字冯校本作“扬”,《考异》以为都不妥,称据文意应作“伤”。是《四库》本作“伤”,实则并无版本作“伤”字,故此字亦属文渊阁《四库》本改字。案,此字文津阁本作“扬”。

(2)梁简文杂题一十二首(卷九目录)

赵本目录作“皇太子圣制一十六首”,正文无“一十六首”总题,径题“皇太子圣制乌棲曲四首”,小字注:“简文”,文渊阁本目录改作“梁简文杂题一十二首”,正文亦然。然此种题名不见任何版本,即《玉台新咏考异》亦同赵本,是则为馆臣根据对萧纲作品统计后所改,因为赵本所录萧纲诗虽目录标一十六首,实际却只有十二首,馆臣据事实所改也。

(3)许瑶之诗二首(卷十)

“之”:赵本无。《考异》说:“宋刻目录作‘许瑶之’,而题则作‘许瑶’。按《诗品》,齐有许瑶之,则题为误脱。今从目录补‘之’字。”

4.未明依据之改动:

(1)横抽宝树

“抽”:赵本作“”。案,明本、吴兆宜注本、五云溪馆本均作“抽”,或为馆臣所据。

(2)为欢尽于百娇

“欢”,赵本作“观”。案,《艺文类聚》、《文苑英华》作“欢”,又五云溪馆本、孟本作“欢”,或为馆臣所据。又,此字文津阁本未改。

(3)绝世而独立(卷一李延年歌)

“世”:赵本作“出”,当是误字。《考异》亦作“世”,无校。案,此字诸本并作“世”,是宋本误。

(4)恩义不可属(卷一秦嘉《赠妇诗》)

“恩”:赵本作“思”。《考异》亦作“思”,无校。案,馆臣或据冯校本或吴兆宜注本改。

(5)叶以霜摧老(卷七萧衍《拟青青河畔草》)

“以”:赵本作“似”。《考异》作“以”,称:“‘叶以’,《乐府诗集》作‘叶似’,误。‘摧’,疑作‘催’。”案,《考异》实参据吴校本。吴校称:“一作‘以’。”明本徐学谟刻本、郑玄抚刻本均作“以”,是吴兆宜据明本,纪昀据吴本。案,文津阁本此字仍作“似”。

(6)来归相怨怒(卷一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

“怨”:赵本作“喜”。《考异》作“怨”,校说:“《初学记》作‘喜’,误。”案,《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均作“怒怨”,唯明梅鼎祚《古乐苑》作“怨怒”。又明徐学谟刻本《玉台新咏》作“怨怒”,或为馆臣所据。又,文津阁本作“嘻”。

(7)翩翻集寒枝(卷七萧衍《古意二首》)

“翩翻”:赵本作“翩翾”。《考异》同,无校。文渊阁《四库》本则作“翩翻”。案,“翻”字当从吴校本。吴校称:“一作‘翻’。”当据明本如徐学谟本、郑玄抚本。

(8)梁简文帝诗四十三首(卷七目录及文内)

“梁简文帝”:赵本作“皇太子圣制”。案,明本徐学谟本、郑玄抚本均题“梁简文帝”,或为馆臣所据。

据以上引例可知文渊阁《四库》本对其底本其实作了许多改动,改动虽有依据,但却不合底本录入的原则。尤其是卷七目录及正文将“皇太子圣制”改为“梁简文帝”,尤为无谓。赵均覆宋本跋,特别据此点称道宋本能保留原貌之珍贵,纪昀主持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亦充分肯定,文渊阁《四库》本于萧绎尚能称“湘东王”,且次序亦排在其兄萧伦之下,唯于萧纲题称“梁简文帝”,确实见出文渊阁本馆臣的不负责任。其不负责任处还有,如卷一明显漏抄徐干的诗,因为卷一目录中著录徐干诗两首,但正文中却一首也没有,显系漏钞。这种情形,在文渊阁本别的书中也有存在。如据傅璇琮先生说,唐代诗人杜牧的《樊川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集部别集类,著录为二十卷,另外集一卷、另集一卷,并注云“内府藏本”,文渊阁本的《樊川文集》提要,与《总目》同。但据现在影印的文渊阁本《樊川文集》,却只有十七卷,外集、别集也没有,杜牧的诗全部失收,杜牧文未收的也有七篇。又如,中晚唐诗人许浑,《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诗集《丁卯集》,为正集二卷、续集二卷、续补一卷、集外遗诗一卷,注谓“江苏巡抚采进本”,但文渊阁本所收只正集二卷、补遗一卷。再如《四库全书总目》于集部诗文评类著录有唐司空图《诗品》一卷,但文渊阁本并无此书。

文渊阁馆臣改动《玉台新咏》底本的任意性随处可见,如卷九在傅玄《拟四愁诗四首》下注:“《盘中诗》附后”,案,此卷录傅玄诗首为《拟北乐府三首》,已署题为“傅玄拟北乐府三首”,按照体例,以下所录傅玄诗径署诗题即可,不需再加“傅玄”二字,故此诗题属无谓。不仅如此,馆臣又小字注称“《盘中诗》附后”,更为无谓。因为赵本原有《盘中诗》,并非附录,添加此注,不知何意?又此本以“盘中诗一首”题署在诗后,与其他诗题在诗前不同,又是自淆其例。

再如沈约的诗。赵本作“沈约八咏二首”,小字注:“六首在卷末”,文渊阁本题:“沈约八咏四首”,其实所录的是沈约《八咏》的二首及《春日白纻曲》、《秋日白纻曲》二首,显见是馆臣误题。且赵本于六首下有小字注曰:“八咏,孝穆止收前二首,此皆后人附录,故在卷末。”此六首退居卷末之意至为清楚明白,但文渊阁本删落此注,则以此六首放在卷末,而与前二首分开著录之意何在?是见馆臣之粗疏。

当然,文渊阁《四库》本改字与《玉台新咏考异》并不全同,全书大多仍依其底本原貌,即使《考异》明确说其字为误字,且据以改定,但文渊阁《四库》本仍然保留其底本原貌。拈出数例,可以概见:

1.或听西北雁(卷七萧衍《代苏属国妇》)

“或”:同赵本,《考异》从冯校本作“忽”。

2.二游何足坏(卷七萧衍《紫兰始萌》)

“坏”,同赵本,《考异》从孟氏本作“怀”。

3.瑶台函碧雾(卷七萧衍《七夕》)

“函”:同赵本,《考异》作“含”。

4.作固为下都(卷七萧纲《蜀国弦歌篇》)

“为下”:同赵本。《考异》从《文苑英华》作“下为”。

5.“卓女受将雏”(同上)

“受”:同赵本,《考异》从《文苑英华》作‘爱’。

6.私回半障柱(卷七萧纲《赋乐器名得箜篌》)

“私”:同赵本,《考异》从《艺文类聚》作“衫”。

7.百城交问道(卷八刘孝威《鄀县遇见人织率尔寄妇》)

“道”:同赵本,《考异》作“遗”,称:“宋刻作‘道’,殊无意义。案古词《有所思》曰:‘何用问遗君,双珠瑇瑁簪。’作‘问遗’于文为惬,故从《艺文类聚》。”然《四库》本仍保留宋本原貌。

8.自言名罗敷(卷一《日出东南隅行》)

“言名”:同赵本。《考异》作“名为”。

9.观者见罗敷(同上)

“观者”:同赵本。《考异》改作“行者”。

10.黄金骆马头(同上)

“骆”:同赵本。案,诸本均作“络”,《考异》亦同,然文渊阁《四库》本作“骆”,保留原貌。

11.伤忧以终老(卷一枚乘《杂诗》)

“伤忧”:同赵本。《考异》作“忧伤”,校说:“宋刻作‘伤忧’,误,今从《文选》。”

12.庭前有奇树(卷一枚乘《杂诗》)

“前”:同赵本。《考异》作“中”,无校。

13.昔有霍家姝(卷一《羽林郎》)

“姝”:同赵本。《考异》作“奴”。

14.何时盛年去(卷一宋子侯《董娇娆诗》)

“时”:同赵本。《考异》作“如”,校称:“宋刻作‘时’,诸本亦皆作‘时’,惟《艺文类聚》作‘如’。案此四句本言花落仍可重开,不如人之盛年,一去即遭捐弃,而从前之欢爱俱忘,乃一篇立言寄慨之本旨。如作‘时’字,则此句竟不可解,全篇文义俱阂矣。今从《艺文类聚》改正。”

15.思为苑蒻席(卷一张衡《同声歌》)

“苑蒻”:赵本同。《考异》:“‘莞蒻席’,‘莞’,宋刻作‘苑’,误。冯氏指为通用,亦曲说也。”案,“苑”确为误字,然文渊阁《四库》本仍作“苑”,保留原貌。

16.为郡上掾(卷一秦嘉《赠妇诗序》)

“掾”:赵本作“椽”。《考异》作“计”,校说:“‘计’,宋刻作‘掾’。《西溪丛语》引此文注:‘掾’,一作‘计’。案汉法,岁终郡国各遣吏上计。郑玄注《周礼》‘岁终则令群吏致事’句,谓:‘若今上计’是也。其所遣之吏,亦谓之上计。《后汉书·赵壹传》光和元年,举郡上计,《晋书·宣帝纪》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是也。钟嵘《诗品》直题:汉上计秦嘉,嘉及其妻往来书亦并称为郡诣京师,则作计为是。宋刻误也。冯氏《诗纪》又因汉有上郡,遂倒其文为上郡掾,更误中之误矣。”案,赵本作“椽”,当是“掾”误。《考异》据汉制度以为当作“计”,故改字。然文渊阁本依其底本未改,保留底本原貌。

以上的证据足以说明文渊阁《四库》本经过了馆臣的随意改动,改动的原因是否因为宋本确如冯班所说“讹谬甚多”[4],不得而知。但同是《四库全书》,文津阁本《玉台新咏》就不像文渊阁本这样随意改动,而是基本上保留了宋本的原貌。

文津阁《四库》本近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查阅此阁《玉台新咏》,发现它与文渊阁本有很大不同。以上所举许多文渊阁本改动宋本原字之处,文津阁本却依然保留宋本原貌。如上举《玉台新咏序》中“天时开朗”的“时”、“灵飞太甲”的“太”、“因胜西蜀豪家”的“因”,文津阁本均保留宋本原貌。再如上举文渊阁本对萧纲题名的改动,文津阁本则均保留了原貌,而与赵氏覆宋本相同。故若仅就《玉台新咏》一书而言,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更具有学术价值,更能保存底本的原貌[5]。

不过,文津阁本也并非全依宋本,亦有改动之处,如《玉台新咏序》中的“横宝树”的“”,改为“抽”字。不同的是,文津阁本于所改动之处,偶会加上校语,如“横抽宝树”句下校称:“宋本作‘’。”

文津阁本也参据了《考异》,如《紫兰始萌》“二游何足坏”句“坏”字,文渊阁《四库》本从宋本作“坏”,《考异》从孟氏本作“怀”,文津阁本也作“怀”,当是参据的《考异》。

还有一些既不同于文渊阁本,也不同于宋本之处,如赵本卷一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来归相喜怒”句“喜怒”二字,文渊阁本和《考异》均作“怨怒”,而文津阁本则作“嘻怒”。这说明文津阁本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改动,但大体上还能保留原貌。

按,文津阁本原藏承德避暑山庄,1914年移入北京,后藏于京师图书馆,20世纪80年代移入北京图书馆。据傅璇琮先生《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一文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在乾隆四十六年修成后,又陆续缮写三部,即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渊阁本(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文津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其中文津阁本是最后缮写的。傅文还说,《四库全书》在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覆查,而这两次覆查的起因都是从文津阁本开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贮藏地),于消闲时翻检此书,发现有讹误,于是下令全面复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庄又发现已经覆查的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为生气,又再次下令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纂官纪晓岚(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据此说法,复查《四库全书》是因为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读文津阁本时发现错误,才令人重新复查的。复查的结果,应该有所修正,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玉台新咏》一书来看,似乎不在复查修正之列。因为如果发现《玉台新咏》有误的话,北四阁本都应修正统一,而不会出现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不一样的情形。此外,据傅文所说,文渊阁本最先缮写完成,后三阁当据文渊阁本缮写。但文津阁本《玉台新咏》与文渊阁本如此大的差别,似乎表明文津阁本并非据文渊阁本誊录,而是根据的原书。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纪昀所献这部号称宋刻本的《玉台新咏》,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版本呢?经过仔细研索,我们认为原纪昀家藏后献入内府的这部号称宋本《玉台新咏》,其实是赵均覆宋本,而且是补版后印的印本,在《玉台新咏赵氏覆宋本的刊印》一文中,我归之为第三种类型印本。纪昀进献之本,因赵跋割去而冒充宋本,竟然连纪昀也被骗过。这样说的理由是,赵均覆宋本第三种类型印本有几个显著的特征,均见于《四库全书》本。比如赵均覆宋后印本卷四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诗中有两句修版误字:“常娥棲飞月”句“娥”字,误作“墄”、“汉阴不久张”句“汉”字,误作“隡”。文渊阁本“娥”字不误,但“汉”字误作“隡”。作“隡”字者,是第三种类型后印本独有的特征。因为底版“汉”字已经漫漶不清,刻工误描为“隡”字。至于“娥”字不误,是因为抄录者据常识所改。纪昀在《玉台新咏考异》卷四颜延年《秋胡诗》末校说:“案此诗宋刻讹舛特甚,验其字画,此一版乃出补刻。今从《文选》所载,凡宋刻异同悉不注。”纪昀所说此版讹舛特甚,故于其异同不再出注。所以“娥”字因为很容易识别,故径改而不加说明。赵均覆本的这一个后印本,讹谬最多者即颜延之这两首诗,除了两处外,还有《秋胡诗》中的“行路正威迟”句“路”字误作“”、“迟”误作“”、“违脱巾”三字误作“晚申”、“见荣枯”“见”误作“是”、“相与昧”三字误作“褐与时”。不过这几处误字,《四库》馆臣并未照误本抄录,而径改为正字,原因与“娥”字相同。这一点,除了纪昀的校语外,还有别的证据可以证明。如卷十《长乐佳》“佳”字,后印本误作“住”,赵均覆宋本的初刻初印本及初刻修版重印本均不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也写作“佳”,但却是为馆臣所改。这个证据见于《玉台新咏考异》校语:“佳,宋刻作‘’,误。”就是说,馆臣所据底本原作“”字,但纪昀以为是误字,所以径改。殊不知除了赵本的修版后印本外,没有作“”字的版本,可见纪昀所藏确为赵氏本的修版后印本。

再如卷六吴均《与柳恽相赠答六首》其五“一为别鹤弄”句“弄”字,《考异》说:“冯氏校本谓‘弄’字,宋刻作‘弃’,今检宋刻,实作‘弄’。冯氏偶误也。”事实上据冯氏钞宋本,此字的确作“弃”,但纪昀误以赵氏本为宋刻本,遂作此误判。

说纪昀的底本是赵均覆宋本的补版后印本,更有确然的证据,卷末陈玉父跋文有两处文字:“止乎礼义者盖以矣”、“自唐《苗间集》已不足道”,前句中的“以”字,为“鲜”的误字,后句的“苗”字,为“花”的误字。这两处在赵均覆宋本的初刻初印本及修版重印本中均不误,可见《四库全书》本底本所用为赵均覆宋本的后印本。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字,《玉台新咏考异》将“苗”字径改为“花”字,但校“以”字说:“‘以’字于义当作‘异’。”这个在后人看来很简单的字,其实并不简单,连纪昀也不能判断此字当作“鲜”,于此亦可知刻工更无可能据漫漶底版能作出正确判断了。

赵均覆宋本对陈玉父原本作了许多改动,不仅行格款式,文字亦改动不少,其在覆刊以后,因为发现有误字及觉改动陈玉父本不甚合理若干,故重新修版再印,这个印本,我称之为初刻修版重印,属于第二种类型印本。第二种类型印本印出之后的若干年,版片转移,且泐裂漫漶,如卷四颜延之诗和卷末陈玉父跋,得其版片者遂补版再印,于是产生了更多、但也更有特征的误字,我称之为补版后印,属于第三种类型印本。这个后印本的底版就是第二种类型印本的底版,因此第二种类型印本的特征,第三种类型印本也都保留。关于此点,我在《〈玉台新咏〉赵氏覆宋本的刊印》一文中详细描述过,可以参看。这里且略举几例,以见《四库全书》本的底本确为赵氏覆宋本。

一、卷二目录石崇《王昭君辞一首》,初刻初印本无“并序”二字,修版重印本增,补版后印本同,《四库全书》本有“并序”二字。

二、卷五沈约《拟三妇艳》诗,初刻初印本有“艳”字,修版重印本据陈玉父刻本删去,补版后印本同。《四库全书》本亦无。《玉台新咏考异》说:“‘拟三妇艳’,宋刻无‘艳’字,然诸本皆有之,诸家所拟亦皆作‘三妇艳’,盖宋刻误脱。”纪昀所指宋刻非陈玉父本,而实据赵均覆宋本的后印本。

三、卷六目录孔翁归《奉湘东王班姬一首》“奉”字,初刻初印本作“奉”,修版重印本作“和”,补版后印本同。《四库全书》本作“和”。

四、卷七《咏晚棲乌》“风多前鸟驶”句“鸟驶”二字,初刻初印本、修版重印本均同,补版后印本误作“归#”。《四库全书》本作“归驶”,是馆臣所据底本作“归”,但“”字明显不通,故改为“驶”字。案,《玉台新咏考异》校说:“‘归’,《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并作‘鸟’。”可见纪昀未见陈玉父宋本,也未见赵均初刻初印及修版重印本,故仅能据《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出校。

五、卷七《和湘东王应令夜》,初刻初印本作“应令夜”,修版重印本改作“夜应令”,补版后印本同。《四库全书》本亦作“夜应令”。案,陈玉父宋本原作“和湘东王夜应令”,初刻初印本改作“和湘东王应令夜”,修版重印本又据陈本改回。故见《四库全书》本所据是赵氏覆宋本的后印本。

六、卷十江洪《秋风》其二,修版重印本及补版后印本有“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咏”十字,初刻初印本无。《四库全书》本无此十字,但《玉台新咏考异》说:“宋刻原注‘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咏’。”是《四库全书》所据底本有此十字,但被馆臣删落。案,据二冯抄陈玉父本,原有此十字,赵均覆宋初刻初印本未刻入,修版重印时重又刻入。《玉台新咏考异》说宋刻原注有此十字,故见《四库全书》本所据非陈玉父本,实为赵均覆宋本的后印本。

以上是《四库全书》本同于赵均覆宋本的例证,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据二冯抄陈玉父本证明《四库全书》本决非出自陈玉父本,《四库全书》本完全看不出陈玉父本的特征。如卷四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鱼”句“安陵”二字,陈玉父本作“陵安”,误倒,赵均覆宋本改正为“安陵”。《四库全书》本不从陈玉父本而从赵刻本作“安陵”。或许有问,“陵安”是明显的错误,故纪昀和馆臣可以径改,不一定能证明即据赵刻本。但我们看纪昀《四库全书考异》说:“‘安陵’当作‘龙阳’,李善《文选》注中已辨之。”可见如果纪昀认为作“安陵”亦不确,如果他要是改正的话,应该改作“龙阳”而非“安陵”。

以上诸例说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玉台新咏》底本实为赵均覆宋本之后印本,但馆臣抄录时作了不少改动,但这些改动更能让人知道是馆臣的改动,而非宋本原貌。比如卷五江淹诗,赵均刻本分别录为“江淹古体”、“班婕妤”、“张司空离情”、“休上人怨别”,《四库》本则抄作“江淹四首”,顺序录四诗,以“古体”等篇题均置于各篇之末。这个体例基本贯穿于全书,不仅与赵均覆宋本不同,与宋陈玉父本也不同,这种格式的依据其实是馆臣根据他们理解的宋本体例而作的变动。如卷一《古乐府诗六首》,赵均刻本先列大题“古乐府诗六首”,然后依次录“日出东南隅行”、“相逢狭路间行”、“陇西行”、“艳歌行”、“皑如山上雪”、“双白鹄”,并将此六首诗小题均置于各篇之末。对此体例,纪昀在《玉台新咏考异》中说:“宋刻凡题有纲目者,皆以总题居前,而每篇之题系于末。盖古书行款类然,近本悉移于前,是亦轻改之一端。今仍依宋刻,以存其旧,后皆仿此。”是故《四库》本凡涉及一位诗人有若干首作品时,皆以总题“某某几首”冠前,而将各篇小题系于各篇之末。这个体例可能是古书之例,但陈玉父本和赵均覆宋本并未完全遵守这个体例,馆臣意欲把这个体例贯穿在全书中,虽然于有理据,但无版本依据。不过这毕竟是馆臣理校而得的体例,无版本依据,所以在有的卷中并不能完全体例这个体例。如卷五江淹、沈约诸诗漏题大题,如江淹仅标“江淹四首”,漏题“古体四首”大题。又如沈约,仅标“沈约二十四首”,但如《杂曲》三首、《杂咏》五首、《六忆》四首《十咏》二首等,均漏题。

以上诸例充分说明原纪昀家藏、后进献给朝廷者,实为赵均覆宋本,而非陈玉父刻本。并且这个覆宋本还是赵氏印本的补版,亦可见补版后印的时间的确在清初便发生了。这与我们在《〈玉台新咏〉赵氏覆宋本的刊印》一文中所说的汲古阁藏本便已发生修版的时间相合。汲古阁藏本后归徐乾学,时间为明末清初,较纪昀时间要早,因此纪昀所藏为补版后印本,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至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记得自黄子羽处原为钱牧斋所藏之宋刻本,因无更进一步的材料,不好臆测。不过,《天禄琳琅书目》所记钱氏藏本应该不误,其书有钱牧斋藏印,又是进献朝廷之物,不会以赵氏本抵充吧。

附及说明的是,纪昀既以家藏赵氏本误为宋陈玉父本,其托名其父纪容舒所撰《玉台新咏考异》所说的宋本,其实不是宋本,而是赵均覆宋本,故凡在《考异》中称“宋本”如何的,大多与赵本特征符合,而不合陈玉父本,这一点是我们利用《玉台新咏考异》时一定要注意的。不过,检查《考异》,我们也发现个别地方所称的宋本,既不是赵本,也不是宋陈玉父本(有二冯抄本为证),又不知馆臣的依据何在了?比如:卷七萧纲《同刘咨议咏春雪》“入池消不积”句“消”字,《考异》说:“宋刻作‘稍’,今从《艺文类聚》。”案,赵本、冯校本及文文渊、文津《四库》本《玉台新咏》均作“消”,冯校亦未称宋刻有异,不知纪昀何据?又如卷七萧纲《艳歌曲》“细隙引尘光”句“引”字,《考异》说:“宋刻作‘隐’,误。今从《艺文类聚》。”案,赵本、冯校本及文渊、文津《四库》本《玉台新咏》均作“引”,冯校亦未称宋刻有异,亦不知纪昀何据?或是纪氏一时疏忽,或别有所本,则应作进一步调查。

 

注释:

[1]按,“三”当为“四”。

[2]《玉台新咏考异》所称“宋刻”,其实皆为赵氏覆宋本,纪昀误以家藏赵氏本为宋刻本,故《考异》所引皆称“宋刻”。

[3]《玉台新咏考异》署名纪容舒,但实为纪昀所作,参拙文《〈玉台新咏〉版本补录》,载《文史》2004年第3期。

[4]冯班《玉台新咏跋》,清康熙五十三年冯鳌刻本《玉台新咏》附录。

[5]文津阁本不同于文渊阁本的文献价值,可参傅璇琮《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一文。此据新华网2003.08.15报道。

 

作者简介:傅刚,1956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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