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献学”


宇文所安

 

 

会议发言需要简洁明了,因此我在发言稿中略去了具体事例和详细论述。

我不会涉及先秦文献的特殊问题,而将集中于东汉以降的文本传统。

我希望中国学者不要再把海外汉学研究视作“理论”。海外汉学有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依然精力充沛的文献学、考证学传统。我最初就是在这一传统中接受训练的。当前的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实践的不同,与“文化差异”毫无关系: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的文献学、考证学实践与中国当下的研究实践基本上一模一样。然而,已经一百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欧洲文献学、考证学的实践已经全然改观。海外汉学和本土汉学之间的差异是历史的,而非文化的。

中国的文献学和考证学是传统文学史的仆人。它们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文学史家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哪个文本是最好的文本?作者是谁?典出何处?何时所写?怎样把它放回到创作时的历史语境里进行考量?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对之作出具有相对确定性回答的话,都可以算得上是好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一个文本写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自一位单一的作家之手,有一个可以被重构的语境或背景。这个预设并非总是可以成立的。

我坚信文献学和考证学是第一位的,文学史家的工作应该建立在文献学和考证学的研究成果之上。文献学和考证学必须是独立的,而且遵循严格的标准。文献学者和考证学者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来自文学史家的问题,而应该来自特定文本的性质。上面提到的那些常规问题都基于相同的预设,并且看起来总是提供质量划一的答案;这正是传统的文学史所需要的。但是,一种独立的、具有思考性和批判精神的文献学会对文献传统做出迥然不同的考量,并会要求文学史家据此提供一种不同的文学史。

换句话说,这里是一个谁服务于谁或者谁处于首位的问题:文献学不应该服务于现有的文学史,一个新的文学史应该是建立在文献学的发现上。

“哪个文本是最好的文本?”这样的问题使所有“最好的文本”都呈现相同的面貌。然而,欧阳修散文作品的“最好文本”,与杜甫诗的“最好文本”,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东西;而它们二者又都不同于一个六朝文本的“最好文本”:一个六朝文本可以仅有单一的资料来源,但是一个类似文本也可以具有多个早期资料来源,这样的文本就会呈现出很多异文。也有一些在不断的使用中经常发生变更的文本,比如词的文本。在西方对写本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中,这些问题都是已经得到普遍认识的问题,而且,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质本身已成为文学史叙事的一部分。

“作者是谁?”文学史学者不仅想要一个简单的答案,而且他们还想要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们固有观点的答案。这是文献学者和考证学者应该极力抵制的。如果一首诗在某个早期资料来源中系于萧统名下,很多“文学”研究者会心甘情愿地把作者署名改为萧纲,仅仅是为了避免与他们心目中的萧统形象发生冲突,换句话说,也就是篡改文献证据以迎合希望得出的结论。

诗和词经常从一个作者流转到另一个作者,我们往往无从知道究竟是“谁写的”。周邦彦词的1080年本共收有182首词;1211年本收有127首,还有一篇刘肃作的序,称他删去了所有伪作。但是,刘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当代学者都遵从刘肃的判断。如果我们阅读那些被删除的文本(两部宋本都留存下来可谓相当罕见),会看出刘肃删除的是那些与周邦彦同时代人写法更为相近的词作。与萧统的例子相似,这个事例也极具典范性:编者根据他心目中周邦彦“应该”写过何种作品的原有观念编辑出一个词集文本,这个文本证实了他的原有观念。

“典出何处?”虽然李善对他所注释的文本做了正确的处理,但他的影响对于其后的中国笺注传统来说是灾难性的。直到今天,笺注家们仍然给出最早的“出处”——即使所注的诗所指称的显然是另一首更早的诗,而那首更早的诗所指称的才是最早的材料。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典故的真正出处,它会令人豁然开朗;但如果笺注者给出的是“最早出处”,那不过是一个跑题的学术练习。

这里顺带提到一个相当疯狂的预设,也就是认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作者所称引的所有文本资料。对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杨朱泣歧路”)的注解就是一个搜寻诗人“用事”的近乎可笑的例子。关于“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这两句诗,笺注者通常给出两则材料,但二者都不符合诗意的上下文,而且都要求读者对诗句的自然语义作出生硬的扭曲。似乎没有人愿意承认:“此处阮籍显然在称引某个故事,但那个故事已经佚失了。”学者们有时候想象唐前的作家拥有清代藏书或者一个现代图书馆,或者他们都早已经把类似的图书馆藏记诵于心。唐前有我们今天已看不到的类书、书钞、某一特定主题的总集。他们对书籍文本的体验与我们迥然不同。

“何时所写?”这是“编年”的痴迷。我们可以为那些广为人知且有稳定文本的作家做出相当好的编年,然而,也有记载不甚完备、作品归属不甚可靠的作家,记载非常不完备、作品归属非常不可靠的作家,更有除了一个名字之外什么记载都没有留下、作品归属完全不可靠的作家,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情况要求我们作出不同的处理。但是,证据越脆弱、问题越多,试图为作品系年的学者就越是展现出独出心裁的智巧。我们看到令人目眩的学问,但若考量其总体论述,通常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考查一下三段推演式的论述,也就是说采取以下形式的论述:“如果甲为真,那么乙就为真;而如果乙为真,那么丙就为真。”这个论证链可以很长,但这种三段推演论证的问题在于,它的强度仅与其最薄弱一环的水平相当,而一般地说往往会有一个甚至多个薄弱环节。

对中国文献学、考证学和历史学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恐怕正是所有人都视为理所当然、未经检视的“知识”。当一个学者检视“知识”的一小部分并证明它的虚假,那么建立在这一小小部分之上的所有其它论证都将受到冲击。如果周邦彦从未供职于徽宗的大晟府,那么关于李清照《词论》系年的论述将随之崩塌。断裂的环节会把通过它连在一起的链条一根根崩断,这些链条构成的证据网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巨洞。

“怎样把它放回到创作时的历史语境里进行考量?”即使是考虑那些确实写于某一历史时刻的文本,也存在很多问题。问题通常来自缺乏历史主义精神的后设观点,以为中华文明既然具有延续性,也就意味着单一的、不变的统一价值观。文本总是被放在政治大事的背景下,这些政治大事容易知晓;而不是被放在局部和具体事件的背景下,这些事件不容易追寻。在宋代以前对王朝的耿耿忠心并非普遍认可的价值,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很多文本和文集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演变“进化”。我毫不相信现在传世的柳永词集里收录的都是柳永词的“原作”。很多词作的面貌已经在歌伎反复使用的过程中更改,“柳永”只不过是一块吸引某类词作的“磁铁”而已,而吸附到他名下的词作类型也随着百年之中“柳永”形象的改变而变更。

宋前别集之传世者,大多只是小集,经过抄写者出于个人动机所作的删选。十世纪时李涪这样评论李商隐:“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李涪这么说,大概是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李商隐小集,其中收录的恰恰是因“逞章句”才入选的诗。只有在杨亿经过多年搜求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李商隐集之后,我们才看到那个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李商隐。但是,绝大部分的唐代文学都不曾受益于杨亿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能以不同的方式、带着更多的批评精神使用现存文献,我们就可以从文献中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这么做,那么中国文学史的很多内容将不得不进行重新估量。我们这个领域其实处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不是因为“理论”,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从“文献”中得到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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