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法图》略考

 金溪

 

 

摘要:《太平御览》与陈旸《乐书》等宋代著作中引用了一种名为《乐法图》的乐书。它曾被学者当做乐图类著作,实际上是乐纬《叶图征》的异名。考察被署为“乐法图”的佚文,可以有三方面的收获:1.了解文献之问的借鉴关系与流传脉络;2.勘正《太平御览》《乐书》等著作在引用此数条佚文时的错误;3.与现存《乐叶图征》佚文对勘,对《乐叶图征》相关佚文的误字进行订补。

    关键词:乐法图  乐叶图征  文献流传  辑佚  勘误

   

 

《太平御览》与陈旸《乐书》这两种宋代著作,均引用了一种被署为《乐法图》的古代乐书。引文如下:

 

1.次主东律,东律主黄钟。圣人承天,乐用管。(宋均注曰:管,黄钟九寸管也。)吹管者以知律,管音调则律历正。

                  《太平御览》卷五八〇

                  《乐部十八·管》引[1]

      东律主黄钟。圣人吹管知律,管音调则律历正矣。

                      《乐书》卷一四八

        《乐图论·俗部·八音·竹之属》

          “双管  黄钟管  大吕管”条引[2]

         2.吹竽有以知法度,竽声调则度数得矣。

              《乐书》卷一二三

《乐图论·稚部·八音·竹之属》

          “小竽”条小字注引[3]

  

   历代史志及官私目录中都未著录《乐法图》,此书佚文亦甚少,使得后人往往不易判断其性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撰的

《中国音乐词典》“乐书”条在论及陈旸《乐书》时称:“(《乐书》中)乐器部分大都有图。其来源均取自现已散佚且少见于他书的唐、宋乐书,如《唐乐图》、《乐法图》、《律书乐图》、《大周正乐》、景祐冯元《乐记》等。”[4]虽然并非直接论及此书性质,但实际上将其定性为出现于唐宋之际的乐图类著作。此后颇有一些音乐史研究乃至宋史研究论著、工具书等,直接引用了这一说法[5]。张振涛在《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中称其为“汉代典籍”[6],则否定了“唐宋”说,但亦未明言其性质。

    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一书中引用《乐法图》时,在其后注明“纬书《乐叶图征》”[7]。这也是笔者所见的唯一一例写明《乐法图》实质的现代研究著作。然而,在明清纬书辑佚著作中,将“乐法图”默认为《乐叶图征》的异名,却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在《乐叶图征》的各种辑本中,收录了“次主东律”条佚文的,有明代杨乔岳《纬书》、清代赵在翰《七纬》、乔松年《纬》、殷元正《集纬》,以及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黄奭《黄氏逸书考》等。引“吹竽有以知法度”条者,则有明孙瑴《古微书》,《七纬》《集纬》《玉函山房辑佚书》《黄氏逸书考》等。这些著作的引用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吹竽”条亦见于《北堂书钞》卷一一〇《乐部六·竽十七》中[8],且其书名被载为“乐叶图”。《古微书》引此条,而未引“次主东律”条,应是并没有将“乐法图”与《乐叶图征》对应起来。而作为明代著作的《纬书》,及以其为重要文献来源的诸清代纬书辑佚著作,则均知晓“乐法图”作为异名的性质。

    其次,从引用了“次主东律”条的明清诸辑佚著作,至中村璋八、安居香山所辑《纬书集成》,均将其出处署为“《太平御览》卷五八

〇”[9],然则均未出注说明《御览》中将书名写作“乐法图”。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会不会是因为在当时另有一个通行版本的《太平御览》,将此书名写作“乐叶图”而非“乐法图”呢?窃以为并无可能。从现存最为常见的中华书局影宋本《太平御览》来看,不惟在卷五八〇中写作“乐法图”,而且在卷首所列引用书目中同样有此书名,可见这并不是卷中偶然的版刻致误。另外,下文将会说到,自宋元至明清,有一个颇为清晰的承袭了《御览》中“乐法图”之名的文献脉络,可见当时人所见的《御览》中,确实始终写作“乐法图”。诸辑本中未注明此异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后出辑佚著作往往将先出著作——而非散落在前代文献中的佚文本身——当做直接文献来源,因此沿袭了前人著作的记载,甚至可能并未去核对《御览》等书的原文;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乐法图”是“乐叶图征”的异名,在明清时是被默认的定论,因此辑佚著作的撰者认为不需要额外加以说明。

    既然明清学者及现代日本学者,都认为“《乐法图》即是《乐叶图征》”是一个不需论证的事实,而且被署为《乐法图》的佚文数量也相当少,那么,对其进行文献学层面的考证,是否还有必要呢?窃以为这仍颇有必要。分析此异名的出现原因和流传脉络,以及这两条佚文本身,具有三方面的意义:1.可以正《太平御览》《乐书》等典籍中的误字;2.将其与现存《乐叶图征》佚文对勘,可以校《乐叶图征》佚文中的误字和阙文,且有助于恢复其段落结构;3.通过梳理书名流变及引文被转引的情况,可以知文献流传脉络,并因此对一些宋元重要典籍的引书习惯及体例略知一二。下文将对此三点分别进

行讨论。

 

一、正后世典籍误字

 

《太平御览》和陈旸《乐书》都是具有极高影响力的典籍,自宋元诸著作,直至现今相关领域的研究,均会将它们作为重要,甚至是首要的文献来源。然而,由于古人引书并不严格遵照原文,其所使用的文献本身存在的错误,以及流传刊刻中造成的错误等原因,这两部典籍存在诸多的文本错误,其中颇有一些会导致后人对引文含义甚或关键概念产生误解。遗憾的是,虽然不乏学者对这两部书进行校勘工作,但至今也并无堪称权威的点校本问世。所以在引用其内容时,需要先判断文字正误。

    此二书中署为“乐法图”的文献虽不多,但与其他典籍对勘便可发现,其异文颇具典型性。异文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以判断孰正孰误,但不涉及到文意者,如“吹竽有以知法度”一句,《北堂书钞》卷一一〇作“吹竽者以知法度”[10]。“有”与“者”字形相近,可据上下文等文献依据判断此处应为“者”而非“有”,然此误字对此句文意无甚影响。而另一种,则是因形近或音近致误,且对句意有一定影响。这一类异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御览》卷五八〇所引“次主东律”一句,虽然只有四字,却包括了三种误字情况,以至于几乎无法与其原句对应起来。

    仅从“次主东律”一句来看,在现存典籍中似乎无法找到与其相对应的佚文。但将整段佚文与《乐叶图征》佚文进行比对,则可知道它所对应的是其中“坎主冬至”一段[11]。按,“坎主冬至”,乃至八卦与“八节候之气”相对应,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并非仅仅关乎音乐和乐器。隋代萧吉《五行大义》卷四《第十七论八卦八风》中对此论述甚详。而《乐叶图征》中的此段佚文,亦是以相当长的篇幅,系统论述八卦与八节之气的关系,以及其中涉及的天人对应关系。不论是用上下文的相关文字,还是用他书中的记载进行他校,都可以确定后两字应是作为节气的“冬至”,而非“冬律”。也就是说,在此四字之内,“坎”作“次”是因形近致误,“冬”作“东”是因音近致误,而“至”作“律”,则很可能是因为后人节引此段,传抄转引中,将其与下文语句相混淆而造成的文字讹误。

明清诸纬书辑佚著作对此条的引用中,仅殷元正《集纬》出注说明应作“坎主冬律”。《纬》《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作“吹主东律”,“吹”字应是较“次”更为后出的误刊。而其他诸书中,则多照搬《御览》,写作“次主东律”。这反映出纬书辑佚,乃至明清辑佚著作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辑佚著作往往会对所辑文献进行校勘和整理,然而以本校为主,多以不同典籍所引,署为出自同书的同一条文献进行对勘,并不重视他校。而其所使用的校勘材料,虽然出自不同典籍,但不乏同一文献传承系统内相互借鉴转引,校勘价值甚为有限。因此,明清辑佚著作中,不能恢复佚文在字句上、段落上,及在原书中所处位置上的原貌的情况甚为普遍。不过,清代的一些非辑佚著作中,曾对此条佚文采用了更为接近原貌的版本。如《渊鉴类函》卷一九〇《乐部七·管一》引《乐法图》,作“吹主冬律”[12],而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一三“管”条:“《易纬》:‘坎主冬至,乐用管。’《乐叶征图》:‘坎主冬律,冬律主黄钟。圣人承天,乐用管。宋均曰:管,黄钟九寸管也。’”[13]虽然称后一条引自《乐叶征图》,然从其内容来看,实际上就是《太平御览》所引《乐法图》,而将“次”与“东’,分别进行订正,则可说明他在引用过程中经过了校勘与辨别。桂馥在引用时作这种处理,一种可能是明确了《乐法图》与《乐叶图征》的对应关系,另一种可能则是直接引用自某种考证校勘比较谨严的辑佚著作,如《集纬》。然则,这段引文仍然存在问题:首先,文中先引《易纬》(按,疑应作《乐纬》[14]),随即又引“乐叶征图”;其次,“律”字并未被修正为“至”,从这两点看,桂馥也并未意识到,其所引的两条文献实则为同一条。

    书名和内容所造成的混淆,除了会影响古代典籍在文字上的准确之外,也会进一步造成到后人对古代典籍中涉及的概念认识不清乃至

误读。例如从“冬至”演变到“冬律”,由于“冬律”这种季节与乐律的对应关系,在古代典籍中确实存在[15],这就使后人在看到此句时,可能把一个宏观的,涉及到天人关系和政治思想的论述,误认为是主要与乐律相关的问题。而从“冬律”再演变到“东律”,则有可能使人认为,在颇为固定的方位、季节、八卦等与乐律的搭配之外,还别有一种四方方位与乐律的搭配模式。

    总之,对古代思想的正确理解,需要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被引为《乐法图》的这一条佚文,虽然并不出于重要文献,也并不具备较高价值,然则其中的误字、造成误字的原因,以及可能由此带来的问题,均相当具有代表性,因此值得略作分析。

 

二、校补《乐叶图征》佚文

 

    署为《乐法图》的佚文,可与署为《乐叶图征》的相关佚文对校,从而勘正误字,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萧吉《五行大义》引《乐叶图征》,虽然时代较早,引用段落颇长,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原书原貌,但也并非绝对的完整准确。因此,反过来用署为《乐法图》的佚文来对其进行校勘,在乐纬的辑佚整理中也很有必要。

    最具备校勘价值的,是上文所论的“次主东律”一条。不过,在进行校勘前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太平御览》中所引的这条佚文,实际是以“宋均注”为界,将《乐叶图征》中的处于不同段落的两条佚文拼为一条。前者论八卦与八节之气相配,后者论圣人从八能之士作乐。虽然这两段内容在原书中的位置应比较接近,但所论并非一事。如果说《太平御览》所引,虽然将其合并为一,但至少还能看出其界限的话,那么陈旸《乐书》将此段引为“东律主黄钟。圣人吹管知律,管音调则律历正矣”,则说明他只是从《太平御览》中转引了此条文献,并未看到《乐叶图征》原书,不知此条应分为两部分,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节略引之,以至于将两条佚文完全糅合在一起,彻底失去了《乐叶图征》的原貌。这一处理对后世文献也造成了影响,《文献通考》卷一三八《乐考十一·竹之属俗部》照搬了这条引文,其后又被《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乐律典》卷一一七《管部》引用,由于这几部典籍的权威地位,后世研究者很容易将此条作为可信文献直接引用。为了尽可能恢复《乐叶图征》此条佚文的原貌,本文中将采用《太平御览》所引“乐法图”佚文,并将其分为“坎主冬至”与“吹管者以知律”两条,加以考辨。

    (一)“坎主冬至”条

    萧吉《五行大义》卷三引《乐纬汁图征篇》曰:“坎主冬至,宫者君之象。人有君,然后万物成;气有黄钟之宫,然后万物调,所以始正天下也。能与天地同仪、神明合德者,则七始八终,各得其宜。而天子穆穆,四方取始,故乐用管。”[16]其文字长度远超《太平御览》卷五八〇所引“乐法图”,然而相校之下可以看出,此段缺少“乐法图”佚文中的三个内容:宋均注、“东律主黄钟”一句与“圣人承天”一句。下文将分论这三条内容。

    1.宋均注。引纬书而不引其注似是《五行大义》的固定体例,此书引用各种纬书共计百余次,然则对于纬书注则仅引用《易纬乾凿度》郑玄注与《春秋命历序》宋均注各一次。书中所引《乐叶图征》论八卦与八节之气一段,虽是所有典籍中最为完整的,但是完全删去了其中的注文,对于相关宋均注,只能从其他著作的零星引用中略窥一斑。如“艮主立春”一段,《玉烛宝典》卷一引宋均注曰“雷震百里,天之分也”[17];“震主春分”一段,《文选》卷十五张平子《思玄赋》李善注引宋均注曰“均长八尺,施弦以调六律五均”[18];“兑主秋分”一段,《初学记》卷一六《乐部下·钟第五·事对》“攻罪铭勋”条引宋均注曰“不过其能,谓量能授爵也。有罪,鸣钟以攻之也”[19];“乾主立冬”一段,《太平御览》卷五八二《乐部二十·柷敔》引宋均注日“柷圉从中发声,人情死恨亦从中起”[20]。从这几处引用看,“八卦与八节之气”部分的宋均注,会涉及到词义解释、义理阐释、乐器种类、选择此种乐器的原因等多方面内容,对乐纬正文有相当大的补充。而据笔者所见,《太平御览》卷五八〇引《乐法图》是现存魏晋唐宋古籍中唯一一例引用“坎主冬至”一段宋均注的文献,因此对《乐叶图征》的辑佚工作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东律主黄钟”。“次主东律,东律主黄钟”一句,单独来看,文意似乎甚为贯通,然而,其中两处“东律”均存在问题。“次主东律”一句中的“东律”为“冬至”之误,前文已辨明。而“东律主黄钟”却是另一种情况。《五行大义》所引并无此句,然而其后将“人有君”与“气有黄钟之宫”并举,“坎主冬至,宫者君之象”一句却未言黄钟,且句意不甚连贯。将这一情况与“东律主黄钟”一句对观,加之黄钟之律确与仲冬之气相应,窃以为“坎主冬至”与“宫者君之象”之间,极有可能原有“律主黄钟”一句,《吕氏春秋》卷十一《仲冬纪·十一月纪》、《礼记·月令》“仲冬之月”等重要文献中,均言“律中黄钟”[21],称“律主黄钟”则只有署为“乐法图”的此条佚文,此处的“主”,是否在原书中亦为“中”字?这应并非毫无可能,但由于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故仅作为推测。总之,《乐叶图征》“坎主冬至”一段的首句很有可能是“坎主冬至,律主黄钟,宫者君之象”云云。在后世传抄转引过程中,其逐渐失去原貌的过程则可能是:首先遗漏“至”字,使此句呈现为“坎主冬律主黄钟”;随后将“冬”误作“东”;最后衍“东律”二字,这可能是传抄版刻之误,也可能是后人为使句式整齐、句意看起来比较顺畅,而着意修改的结果。

    3.“圣人承天”。《五行大义》所引“坎主冬至”一段中并无此句,在其他典籍中亦无引用此段且有此句之证。然则《五行大义》所引“八卦与八节之气”这一整段佚文中,“震主春分”“巽主立夏”“离主夏至”“兑主春分”“乾主立冬”诸段均有“圣人法承天”或“圣王法承天”一句,“坤主立秋”虽无此句,却有“故圣人法之”[22]。这段文字篇幅较长,故在此不悉载。然将其中的八段对比可知,除首句和末句以外,每段之间并不是句式、内容严格对应的排比结构,其详略和论述方式各有不同。然而,八段结构却无一例外,都是“天地阴阳之规律——圣王学习天地规律而制定制度——制度规则所达到的效果——与其相配合的乐器”的模式。而“圣王(人)法承天”一句,即是衔接自然规律与圣王制度的过渡用语。既然八段之中,有六句都有此句或是甚为接近的措辞,而署为“乐法图”的佚文中亦有此句,那么基本可以确定,《乐叶图征》“坎主冬至”一段中本亦有此句。

    那么,“圣人承天”一句,应该在这段佚文中处于什么位置?《五行大义》中,此段中其他几处“圣人(王)法承天”,在段落中都有相对固定的位置和句式,例如:

   

震主春分,天地阴阳分均,故圣王法承天,以立五均。

      巽主立夏,言万物长短各有差,故圣王法承天,以法授事焉。

离主夏至,阳始下,阴又成物,故圣王法承天,以法授衣服制度。坤主立秋,阳气方入,阴气用事,昆虫首穴欲蛰。故圣王法之,授宫室度量。

兑主秋分,天地万物人功皆以定,故圣王法承天,以定爵禄。[23]

   

可以看出,“圣人(王)法承天”一句是用来引出圣王制度,且其后往往以一个由“以”字起首的动宾短语来概述其制度、举措的内容。此外,每段的主体是圣王制度及其所达到的效果,对与八卦、节气相关的天地阴阳规律只是在首句略作叙述。相比之下,“坎主冬律”一段,也许是因为作于“八节之乐”整段起首的缘故,多了一段论述自然之气与人的对应关系之语,即“人有君,然后万物成;气有黄钟之宫,然后万物调”,从文意上看,此句应是“圣人承天”的原因与依据。此外,此段中的“能与天地同仪、神明合德者”一句,与“震主春分”一段中“恩及天下,舆天地同德”的措辞类似,已属于论制度之效果、圣王之功绩的内容,应在“圣人法承天”一句之后。将以上几点来综合考虑,“圣人承天”一句,置于“所以始正天下也”一句之前,应是比较符合文意、内容以及原文的段落结构的。而根据其他几段的惯例来看,“圣人”之前或有一“故”字,而“圣人”之后应有一“法”字。

    综上所述,《乐叶图征》中的“坎主冬至”一段,经过署为《乐法图》的佚文校补,应大抵能恢复为以下面貌:

   

坎主冬至,律主(或作“中”?)黄钟。宫者君之象。人有君,然后万物成;气有黄钟之宫,然后万物调。(故)圣人(法)承天,所以始正天下也。能与天地同仪、神明合德者,则七始八终,各得其宜。而天子穆穆,四方取始,故乐用管。[宋均注:管,黄钟九寸管也。]

 

由于乐纬类文献散佚较早,引用“坎主冬至”一段的后世文献亦不多见,此段并不一定就是《乐叶图征》原书中的准确面貌。但是,

它比《五行大义》《太平御览》《乐书》等典籍的引文更加接近《乐叶图征》的原貌,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二)“吹管者以知律”“吹竽有以知法度”条

    “圣人作乐,从八能之士”一段,同样是《乐叶图征》中篇幅颇长的重要内容。《后汉书》所附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乐叶图征》曰:

 

夫圣人之作乐,不可以自娱也,所以观得失之效者也。故圣人不取备于一人,必从八能之士。故撞钟者当知钟,击鼓者当知鼓,吹管者当知管,吹竽者当知竽,击磬者当知磬,鼓琴者当知琴。故八士或调阴阳,或调律历,或调五音。故撞钟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击磬者以知民事。钟音调,则君道得;君道得,则黄钟、甤宾之律应。君道不得,则钟音不调;钟音不调,则黄钟、甤宾之律不应。鼓音调,则臣道得;臣道得,则太蔟之律应。管音调,则律历正;律历正,则夷则之律应。磬音调,则民道得;民道得,则林钟之律应。竽音调,则法度得;法度得,则无射之律应。琴音调,则四海合岁气,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则姑洗之律应。五乐皆得,则应钟之律应。天地以和气至,则和气应。和气不至,则天地和气不应。钟音调,下臣以法贺主;鼓音调,主以法贺臣;磬音调,主以德施于百姓;琴音调,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阴乐以成天文,作阳乐以成地理。[24]

   

可以看出,《太平御览》《乐书》所引,署为“乐法图”的“吹管者以知律,管音调则律历正”条,以及《乐书》中署为“乐法图”,《北堂书钞》则署为“乐叶图”的“吹竽有以知法度,竽声调则度数得矣”条,均出自于此段。然而二条存在同样的情况,即其中后一句并无疑义,然前一句并不见于《续汉书·礼仪志》注所引。不过,《续汉书·礼仪志》注所引有“故撞钟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击磬者以知民事”之句,与“吹竽有(应作“者”)以知法度”“吹管者以知律”句式相同而内容密切相关,可知《乐叶图征》原文中应有八句,分论“八能之士”职责,而刘昭注仅引(或现今仅存)三句。“吹管”“吹竽”两句,可用以补刘昭所引之阙。

    然而,佚文的整理还面临一个问题:刘昭注所引佚文与署为“乐法图”者,叙述结构不同,应以何种为准?

    从上文所引刘昭注可见,此段佚文的结构为先汇总“八能之士”的职责,再论八音调谐所能达到的效果,而署为“乐法图”的两条佚文,都是将负责某种乐器的“八能之士”的职责,与其所负责的乐器的乐音调谐的效果作为上下句。这两种叙述方式,后者大概是出于以乐器为纲,将论及同一乐器的佚文相缀合的思路,而前者大概是出于将同一句式的内容相缀合的思路。在此段刘昭注中,这种同一句式的短句——而非句式排列顺序相同,但结构较为复杂的段落——以排比形式出现的情况相当频繁。古人在引用前代典籍时,或按照自己的习惯,或出于自己的需要,对原文内容加以取舍,语序加以改动,是极常见的情况,就此条而言,哪种排列方式,所显示出的是《乐叶图征》的原貌呢?窃以为,署为“乐法图”的两条佚文更符合历史原貌。这是因为,虽然刘昭注作于梁代,时间较早且内容较完整,但是在唐宋著作的引用中,语序与“吹管”“吹竽”两条一致的颇为多见,如《北堂书钞》卷一〇八《乐部四·鼓七》“音调则臣道得”条云“击磬者以和民,磬音调则民道得。击鼓者以和臣,鼓音调则臣道得”[25],而《初学记》卷一六《乐部下·钟第五·事对》“两栾九乳”条引

《乐叶图征》曰“君子铄金为钟,四时九乳,是以撞钟以知君,钟调则君道得”[26],可能是将《乐叶图征》中的两条缀合而成,其中后两句与“吹管”等条句式相同,且其内容较刘昭注更接近《乐叶图征》“八能之士”条的原貌[27]。如果说《太平御览》中所引可能是照搬自唐代类书的话,《北堂书钞》《初学记》等唐代类书分别引用了不同条目,且都遵循这一语序,似乎可以说明,这一叙述结构,更为符合原书的面貌。

    与上文“坎主冬至”条并未被太多典籍引用不同,自刘昭以下,“八能之士”条被诸多典籍引用,而其引用情况也比较复杂。因此,虽然可以根据署为《乐法图》的文献补充两条佚文,但还需要以其他大量文献作为依据,方能比较准确地进行校勘,如据《北堂书钞》补“击鼓者以和臣”,据《初学记》等校“撞钟以知君”等。因此,为避免喧宾夺主,不再列出经过校勘的佚文。

 

三、考文献流传脉络

   

在现存典籍中,被署为“乐法图”的文献从内容来讲只有两条,而从被不同典籍引用的次数来讲,也寥寥无几。但是由这几条内容基本一致的文献,却能了解到唐宋以降一些文献在典籍中流传的脉络。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问题:1.“乐法图”一名的形成原因与过程;2.《乐书》与《太平御览》的文献继承关系;3.元代以降,不同类型典籍的引用习惯。

    1.“乐法图”一名的形成原因。

    由于被后世著作引用较多,经历多次抄写、版刻,乐纬类著作往往有着诸多异名。除了统称为《乐纬》《乐说》的情况外,大部分都是因为通假或误字造成的,如《乐叶图征》即有《叶征图》、《协图征》、《叶图征》等异名,基本可以被直接辨认。然而“乐法图”却与《乐叶图征》之名差别较大,这也是后人多将其当做另一种著作的原因。这个异名之所以与此书原名差异较大,是因为它并不是直接源于《乐叶图征》,而是经过了不止一次变迁,因此离原貌愈来愈远。

    《乐叶图征》的一个常见异名是《乐汁图征》。“汁”与“叶”不仅字形相近,词义亦相通,《文选》卷二张平子《西京赋》“五纬相叶”一句,李善所注本“叶”作“汁”,善注曰:“《方言》曰:汁,叶也。之十切。”[28]《乐汁图征》这一异名,至迟在隋代即已出现,因为萧吉在《五行大义》,及《隋书》所载其开皇十四年上书中[29]均已使用了这一写法。时至唐代,在“乐汁图征”这一异名仍存的同时,又出现了更为省略的“乐汁图”,大抵在唐高宗时即已出现。李善《文选注》中所引“钩陈”条、“焦明”条均将书名引为《乐汁图》,其后司马贞《史记索隐》则将论诸星的数条及“鹪明”条的书名写作《乐汁图征》。虽然唐代《乐纬》应尚未亡佚,但是李善与司马贞所引,将书名中的“叶”写作“汁”的条目,都集中于星名和“鹪明”,范围甚为重合,这暗示着,他们的文献来源很可能并非原书,而是某种引用了《叶图征》一部分内容,且将“叶”写作“汁”的早期类书等典籍。

    虽然“叶”字与“法”字的字形相差较多,但是“汁”字与“法”字则已相当接近。窃以为,“乐法图”之名,极有可能是从“乐汁图”进一步经过误写而出现的。事实上,署为“乐汁图”或“乐汁图征”,所引为“八节之乐”内容的唐宋著作并不罕见,如《五行大义》中引用此段时,即将书名写作“乐纬汁图征篇”。《文选》卷一五张平子《思玄赋》与卷一七傅武仲《舞赋》李善注引《乐汁图征》“立五均”条[30],是“震主春分”一段的内容,《太平御览》卷五八二《乐部二十·柷敔》则引《乐汁图》“乾主立冬”[31]条,这均说明,自唐至宋,有一个以“乐汁图(征)”之名引用“八节之乐”段的文献脉络,而“乐法图”一名的出现,很可能就是在转引其中“坎主冬至”一条的过程中最终形成的。

    值得留意的是,《太平御览》卷首《经史图书纲目》中载有“乐法图”一名,然则从历代书志来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乐叶图征》曾以《乐法图》之名传抄刊刻,流传于世。这是因为,《太平御览》卷首书目只是其所引用典籍的大略目录,而《太平御览》的编纂过程,本身就相当倚重前代类书[32],因此,它并不是时至太平兴国年间仍然存留于世的书目,更不是李昉等人在编纂《御览》过程中曾经眼的书籍名目。卷首书目和卷五八〇中均有“乐法图”之名,足可说明其名并非是在《御览》刊刻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御览》所引用的更早期的文献中便已存在。

    然而,“乐法图”并不是这一异名系统的最终形态。本文所载《乐书》引为《乐法图》的“吹竽”条,实际上也见于《太平御览》,但其书名署为“乐府图”。从“法”变为“府”,离书名的原初形态愈发远了一步。这一误刊应该不是《太平御览》延续前代文献之误,而是在《御览》的刊刻过程中形成。虽然未见将此条署为“乐法图”的

《御览》早期版本,但《太平御览》中仅见一次“乐府图”之名,此名不见于卷首书目,而且《乐书》中将同一书名引为“乐法图”——以上种种都从侧面说明,在现今较为常见的南宋蜀刻本之前,在陈旸所在的北宋中后期,很可能有一个在此条中署为“乐法图”的版本存在。由于明清之后的很多著作在引用先代典籍时并不会对书名和来源一一进行考证,“乐府图”之名在《天中记》《说文解字义证》中被延续下来,也就又增加了被后人认为是另有一书的可能。

    2.《太平御览》与《乐书》的文献传承关系

    陈旸在编纂《乐书》的过程中,借鉴了多方面的文献,如相关经学著作、前代礼乐制度著作等,而《太平御览》也是一个重要的文献来源。《乐书》中所引前代典籍之文不乏与《太平御览》相同者。如果说与前代著作并无差别,或并无标志性误字的引文,在此二书中均有出现,尚不能说明《乐书》所引是以《太平御览》为来源的话,那么,《太平御览》所引书名或内容有误,与见于其他典籍的引文不同,而《乐书》独与其相同的情况,则更能说明问题。如《太平御览》卷

五七三《乐部十一·歌四》引《古乐志》曰“齐歌曰讴”云云[33],在唐宋时期的其他著作中,慧琳、玄应二种《一切经音义》作:“《说文》:‘齐歌曰讴。’”[34]《初学记》《事文类聚》《乐府诗集》等并作:“梁元帝《纂要》曰‘齐歌曰讴’。”[35]唯独《乐书》与《太平御览》相同,署为《古乐志》。

    “东律”与“吹竽”两条佚文中,也能体现出这种情况。《乐书》的“东律主黄钟”条佚文与《御览》“次主东律”条同署为“乐法图”,虽佚文内容不尽相同,但从将“冬”写作“东”等关键误字来看,《乐书》沿袭了《御览》中的错误,应是以《御览》所引佚文为基础进行删节。而“吹竽”条,虽然《太平御览》现存通行本中的书名并非“乐法图”,但是《乐书》所引佚文将“吹竽者”的“者”字误作“有”,与《御览》中的误字相同,且在其他较早的典籍中未见此误,则可以证明此条内容是据《御览》而来,所以延续了其中的错误。而之所以书名不同,是因为像上文进行的推测那样,在北宋中后期之后刊刻的《御览》中方才出现的“乐府图”之误。

    当然,仅仅凭着这两条佚文,并不能彻底证明《太平御览》是《乐书》的一个重要的文献来源,但是它至少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比较能说明问题的证据。这也是这两条佚文的价值所在。

    3.元代以后,不同类型著作的引书习惯

    被署为“乐法图”的这两条佚文,在元代以及之后的著作中,也曾经被引用数次。如引用“东律”条的有以下几种:

   

《乐法图》云:东律主黄钟。圣人吹管知律,管音调则度律历正矣。

                  《文献通考》卷一三八

            《乐考第十一·竹之属俗部》

            “双管  黄钟管  大吕管”条[36]

    《乐法图》曰:东律主黄钟。圣人承天,乐用管,管音调则律历正。

              《六家诗名物疏》卷五二[37]

    《乐法图》曰:吹主冬律,冬律主黄钟。圣人承天,乐用管。(宋均注曰:管,黄钟九寸管也。)吹管者以知律,管音调则律历正。

                  《渊鉴类函》卷一九〇

                      《乐部七·管一》

 

而引用“吹竽”条者有以下几种:

   

《乐法图》曰: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调则度数得矣。

                  《文献通考》卷一三八

            《乐考第十一·匏之属雅部》

                    “大竽 小竽”条[38]

《乐法图》曰: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调则度数得矣。

                    《五礼通考》卷七七

                    《吉礼》第七十七[39]

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调则度数得见(《乐府图》)。

                      《天中记》卷四三

                    《竽》“知法度”条[40]

《乐府图》: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调则度数得见。

              《说文解字义证》卷一三[41]

   

由于书名和佚文文字的差异,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不同著作中引文的来源:《文献通考》中两条皆引自《乐书》,《五礼通考》亦引自《乐书》;《天中记》和《渊鉴类函》等晚出类书及《说文解字义证》引自《太平御览》。只有《六家诗名物疏》所引的文字与二书皆不同,应该是由二者取舍拼凑而成。

    一种后世著作,选择哪种前代文献作为引文来源,其实并非偶然。在元代以后,引用前代著作存在非常明显的类型化趋向,某一类型的著作,往往主要选择同一类型的前代著作作为文献来源。从上述几条来说,《文献通考》所载两条佚文之所以皆引自《乐书》,是因为作为记载典章制度的政书,“十通”系统的著作,其文献来源颇为明确。在《文献通考·乐考》部分中,除了继承《通典》与《通志》的内容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来源就是陈旸《乐书》,这从其“竹之属俗部”等类目命名方式就能略见一斑。而《五礼通考》之所以引用《乐书》佚文,是因为其书中的文献大量引用《文献通考》,与《文献通考》有着明显的文献继承关系。然而,虽然《乐书》被《文献通考》等典籍作为重要文献来源,但由于其内容所限,所以明清学者除非专论用乐制度等问题,否则特意翻阅、引用《乐书》的情况并不多,更多情况是使用《太平御览》等大型综合性类书,因此《说文解字义证》的引文来自《太平御览》而非《乐书》系统。至于明清各种类书继承《太平御览》的内容,则是非常常见的惯例。此外,无法通过这几条佚文体现出来的,则是《古乐府》《古乐苑》《古诗纪》等诗歌总集中乐府诗的题解基本是完全继承自《乐府诗集》而非《太平御览》等类书或《通典》等政书。也就是说,明清著作中,像《六家诗名物疏》这样比较了同一条文献的两个版本,并且加以取舍加工的引用形式并不常见,在更多的情况下,明清著作引用文献,其来源以及内容文字会受到其本身体裁类型的限制。

 

结语

   

被署为“乐法图”(以及“乐府图”)的两条《乐叶图征》佚文,在历史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而且不论书名还是内容都存在颇多问题,因此似乎并无太大价值。然而,将其与《乐叶图征》相关部分的内容相对照,便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既能用以校勘《太平御览》《乐书》等重要典籍,也可以用以补正《乐叶图征》中的两段颇为重要的内容。

    音乐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引用者个人的取舍删改、传抄版刻错误、以类型为出发点的引文习惯等种种原因,而被从整体中割裂出来,逐渐失去原貌,日益碎片化,甚至被误认为是另一种,乃至几种不同著作,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情况。《乐法图》书名的流变,以及这两条佚文在唐宋以降各种著作中被转引的历史,恰恰是关于这个情况的一个较具代表性的例子,并且可以为归纳一些重要著作的体例提供比较典型的证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是这两条琐碎的佚文,也具有管中窥豹的意义。

    由于散佚时间较早,很长时间之内只能通过转引而得以保存流传,中古音乐文献的碎片化的情况相当严重。如何尽可能地使其接近原书的面貌,并且利用这些碎片拼凑出较具系统性、整体性的信息,是在整理这一类文献中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对署为“乐法图”的两条佚文的整理与分析,可以被视为在这一目的下进行的个案研究。

 

注释:

[1][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页2619。

[2][宋]陈旸《乐书》,中华再造善本影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学刻明修本,第二十八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3]同上,第二十三册。

[4]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页483—484。

[5]音乐史论著类中,沿用这一说法的包括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页443),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页233),陈其射《中国音乐历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页233),罗天全《中国古代音乐之源与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297)等,另外,虞云国《宋代文化史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页269)等文化史、学术史工具书也引用了这一说法。

[6]张振涛《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页5。

[7][日]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华书局,1993年,页130。

[8][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学苑出版社影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重刊本,2003年,下册,页199。

[9]《玉函山房辑佚书》误署为“《太平御览》卷五九〇。见[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乐叶图征》,同治十三年浙江皇华书局补刻本。

[10][唐]虞世南《北堂书钞》下册,页199。

[11]萧吉《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二论配声音》引《乐纬汁图征篇》曰:“坎主冬至,宫者君之象。人有君,然后万物成;气有黄钟之宫,然后万物调,所以始正天下也。能与天地同仪、神明合德者,则七始八终,各得其宜。而天子穆穆,四方取始,故乐用管。”([日]中村璋八《五行大义校注〔增订版〕》,东京:汲古书院,平成十年[1998年],页91。)《春秋左传正义》卷三《隐公五年》孔颖达正义引沈文阿引《乐纬》,作“坎主冬至,乐用管”。([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年,页1728。)与《太平御览》所引《乐法图》相比,其详略及取舍各有不同,下文将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然而此三条实出自同一来源,应无可怀疑。

[12][清]张英《渊鉴类函》,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392。

[14]按,《易纬通卦验》注中确有“坎主冬至”之语,然是作为“八卦之气验”的例证,并未涉及“乐用管”。疑此处所引为《春秋左传正义》卷三《隐公五年》孔颖达正义引沈文阿引《乐纬》,而误将“乐”作“易”。

[15]如《风俗通义·声音第六》总论五音曰:“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夫音乐至重,所感者大。”见[汉]应劭《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页 278。

[16][日]中村璋八《五行大义校注》,页91。

[17][隋]杜台卿《玉烛宝典》,[清]黎庶昌《古逸丛书》影日本钞卷子本,广陵书社,2013年,下册,页410。

[18][梁]萧统选编,[唐]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李善注,《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页233。

[19][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2005年,页396。

[20][宋]李昉等《太平御览》,页2626。

[21]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页238;[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2014年,页566。

[22][日]中村璋八《五行大义校注》,页91—93。

[23][日]中村璋八《五行大义校注》,页91—93。

[24]《后汉书》,中华书局,2001年,页3126。

[25][唐]虞世南《北堂书钞》,页187。

[26][唐]徐坚等《初学记》,页396。

[27]按,刘昭注曰“撞钟者以知法度”,而《北堂书钞》《乐书》等所引曰“吹竽者以知法度”。从下文“竽音调,则法度得;法度得,则无射之律应”来看,“知法度”应与“吹竽”对应,而从“钟音调,则君道得”来看,则“撞钟”应与“知君”相对应,也即是与《初学记》所引相同。

[28]《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页39。

[29]《隋书》,中华书局,1996年,页1775。

[30]见《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页233、264。

[31][宋]李昉等《太平御览》,页2626。

[32]《玉海》卷五四《艺文》“太平兴国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条引《宋实录》曰:“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裳……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见[宋]王应麟《玉海》,广陵书社影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2007年,页1030。  

[3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页2589。

[34]见[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日本元文三年至延亨三年狮谷莲社刻本,卷七三;[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清嘉庆宛委别藏本,卷一八。

[35]见[唐]徐坚等《初学记》,页376;[宋]祝穆《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四《歌舞部·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四《杂曲歌辞·陆机<齐讴行>》题解,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傅增湘藏宋本,2010年,页1345—页1346。

[3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影万有文库十通本,2006年,页1227。

[37][明]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马端临《文献通考》,页1222。

[39][清]秦蕙田《五礼通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明]陈耀文《天中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页391。

 

作者简介:金溪,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文献学。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七批特别资助。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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