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定则实辨

——论“文评专书”的内涵与外延

 

 

郭英德

 

 

摘要:“文评专书”作为一个组合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应包括“文评”和“专书”两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整体组合。“文评”概念的内涵,指的是针对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包括古文、骈文、时文、赋等)的论评。“文评”概念的外延,包括评论文体、品评作家、研求文法、记载本事和随感杂录的图书。这些图书虽然以集部为主,但也包括子部乃至经部、史部文献。“文评专书”指就论评狭义之“文”而编写的图书,既包括问世之始原本就是单行文献的图书,也包括后人为前人重新编撰的图书。

关键词:诗文评  文评  专书  别裁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文献中,有一类论诗评文的图书,内容丰富而体制完备,《四库全书总目》统称之为“诗文评”。其中就“诗评”而论,无疑以“诗话”为大宗,但也涵容诗品、诗式、诗格、诗论、诗评、诗说之类的图书;就“文评”而论,则以“文话”为名的图书数量极少,习见的是标名为文论、文评、文说、文式、文法之类的图书。清初张潮(1650—?)说:“古有诗话而无文话,即有之,亦不过散见于各篇之中,未有汇为一卷者。”[1]因此,当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时,虽仿照“诗话”、“词话”,而取“文话”为名,但在具体论述时,却认识到有些著作“实已不为说部性文话所限”,而含混地概称该书所收著作为“文章学的研究、评论资料”,或随意简称为“文评资料”、“文论著作”、“文评著作”等[2]

确定社会对象的名称,无疑是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3]。荀子说:“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4]。确定研究对象的名称,也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从“名实相副”的角度着眼,我们认为与其将“文章学的研究、评论资料”称为“文话”,不如遵循《四库全书总目》之例,加以规范,称为“文评专书”。而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正名”,即科学地确定“文评专书”的内涵与外延。

在逻辑学上,“内涵”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外延”指一个概念所确指的对象范围。我们认为,“文评专书”作为一个组合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应包括“文评”和“专书”两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整体组合。当然,这两个概念本身都是“弹性”概念,由此造成“文评专书”概念的模糊性、灵活性、随机性,使“文评专书”概念具有“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特征[5]。因此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大致确定带有“不确定性”特征的“文评专书”概念在内涵及其外延上的“边界”,以此作为开展中国古代散文文献的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基点。

 

二、集部“诗文评”类的衍生流变

 

在中国古代,评诗论文的图书大多归属于集部“诗文评”类。因此追溯文评专书的来龙去脉应先从目录学中集部“诗文评”类的衍生流变过程说起[6]

西晋时,秘书监荀勖(?—289)奉命,以魏秘书郎郑默(213281)《中经》为蓝本,编纂《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7],其中“丁部”实启后世之集部。南朝梁阮孝绪(479536)《七录》集录图书,有鉴于“顷世文词,总谓之集”,遂设“文集录”,下含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四类图书[8]。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以《七录》为本,并将杂文部与总集部合为“总集”类。如挚虞(250300)《文章流别志论》、李充(291后—365前)《翰林论》、刘勰(466?—539?)《文心雕龙》、钟嵘(约468—约518)《诗品》(一名《诗评》)之类评诗论文的图书,皆著录于“以纪类分文章”的总集类[9],并未独立成类。

至唐开元年间(713741)编定《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首次在“集部”总集类中附录评诗论文的图书,以“文史”作为类名,特加小字注明[10]。时隔二百多年,北宋真宗朝(9981022)官修《三朝国史艺文志》,明确地在集部中独列“文史”一类,指出:“晋李充始著《翰林论》,梁刘勰又著《文心雕龙》,言文章体制。又钟嵘为《诗评》,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扬搉史法,著为类例者,亦各名家焉。前代志录,散在杂家或总集,然皆所未安,惟吴兢《西斋》有‘文史’之别,今取其名而条次之。”[11]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尧臣(10031056)等奉敕编成《崇文总目》,据《三朝国史艺文志》之例,将谈诗、论文、评史的25部图书独列为“文史”一类,与别集、总集并立[12]。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10071072)等编纂《新唐书·艺文志》,也将“文史类”一目,附列于“丁部集录·总集类”之末,著录诗文评与史评图书,与其他总集相区别[13]。《崇文总目》著录“文史”类的体例,成为后世目录学著作的圭臬。[14]

北宋末郑樵(11041162)撰《通志》,其《艺文略》将古今公私书目分为十二类,第十二类为“文类”,大致分为“别集”与“非别集”两家,“非别集”中有“文史”、“诗评”的子目,与“楚辞”、“总集”等并列[15]。其中“文史”目下,著录图书23部,包括《翰林论》、《文心雕龙》、《文格》、《史例》等,皆为兼评“诗文”或专评“文”的图书;“诗评”目下,著录图书44部,包括钟嵘《诗评》、王昌龄《诗格》以及多种诗话,皆为专评“诗”的图书。目录书中以“诗评”立目,始见于此[16]。而以“文说”取代“文史”,则首见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赵希弁(生卒年未详)编《郡斋读书后志》,见该书卷2“集部·文说类”[17]

在中国古代图书目录“集部”中,易“文史”之名为“诗文评”,始见于焦竑(15401620)编纂的《国史经籍志》。该书初刻于万历三十年(1602),卷5“集类”分为制诏、表奏、赋颂、别集、总集、诗文评六类。“诗文评”类中,自“李充翰林论三卷”、“任昉文章缘起一卷”始,至“僧神郁四六格一卷”、“杨囦道四六余话二卷”止,多为文评图书;自“颜竣诗例录三卷”、“钟嵘诗品三卷”,至“王元美艺苑卮言八卷”、“又艺苑卮言附录四卷”、“名贤诗评二十卷”止,多为诗评图书[18]。稍后祁承㸁(15631628)编纂《澹生堂藏书目》,“集部”分为“诏制、章疏、辞赋、总集、余集、别集、诗文评凡七类”,而“诗文评之目为文式、为文评、为诗法、为诗评、为诗话计五则”[19]。清康熙间钱曾(16291701)编纂《读书敏求记》,卷四“集部”分“诗集”(实为别集)、“总集”、“诗文评”、“词集”四目。其中“诗文评”著录图书,先文评,后诗话[20]。可见时至晚明清初,集部中的“诗文评”类目已为众多目录学家所采用,并已约略区别诗评图书与文评图书。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即沿此例,顺理成章地采用“诗文评”作为类名。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图书目录“集部”中,评诗论文的图书在总体上经历了初唐以前附属总集——盛唐(8世纪)以后独列“文史”类——晚明清初(17世纪)以后独列“诗文评”类的历史变迁过程。诗文评类图书命名的独立与确立,标示出中国古代诗文评观念的逐渐成型与成熟。

 

三、“文评”的内涵与外延

 

从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中集部“诗文评”类的衍生流变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重要的启示:

第一,“文史”或“诗文评”概念,是随着集部图书的独立和“诗文评”类图书的渐增而逐渐生成的。章学诚(17381801)论“文史”类独立列目的缘由,说:“唐宋以后,纪闻随笔,门类实繁,诗话文评,牵连杂记,是则诸子之中,所以别立文史专门也。”[21]《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说:“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22]《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23]。其实,“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在集部中的独立,不仅因为其体裁渐备和数量激增,更因为其地位变迁,标示着学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正如朱自清所说的:“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24]

第二,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中,“文史”或“诗文评”的概念大致有一个确定的指称范围,亦即有其相对确定的内涵与外延。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做了颇为清晰的概括: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25]

 

简言之,《四库全书总目》所谓“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指的是“文史”或“诗文评”概念的内涵;而“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指的是“文史”或“诗文评”概念的外延。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文”的概念即使仅仅指称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也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概指一切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也可称为“文章”或“文辞”[26];狭义的“文”,则与“诗”并称或对称,指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27]。《四库全书总目》所谓“论文之说”之“文”,取其广义,兼容诗文。而我们所说的“文评专书”之“文”,则取其狭义,即以“诗—文”并称或对称为语境,指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就其文体类型而言,以古文为主,涵容骈文、时文与赋[28]

“文史”或“诗文评”概念的内涵是“论文之说”,这是古人的共识。如北宋末许顗(生卒年未详)详释诗话的内涵,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29]南宋《中兴国史艺文志》认定:“文史者,讥评文人之得失也。”[30]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也说,如《诗品》与《文心雕龙》是“考文论艺,渊源流别”[31]

“评”,三国魏时张揖(生卒年未详)《广雅·释诂》释为“议也”[32],北宋《广韵·庚韵》释为“评量”,[33]《文心雕龙》释为“平理”[34]。或意为“品题”,如《后汉·许劭传》云:“劭好核论乡党人物,每月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35]《南史·钟嵘传》云:“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36]所以钟嵘《诗品》也称为《诗评》。

因此,“文评”概念的内涵,指的是针对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包括古文、骈文、时文、赋等)的评议、评论、评说、评述、品评。

就其外延而言,章学诚依据诗话的内容,分为“论诗而及事”与“论诗而及辞”两大类[37]。《四库全书总目》则以“论文之说”的知识内容为依据,将“诗文评”类图书细分为五种类型:(一)“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即评论文体的图书,如刘勰《文心雕龙》;(二)“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即品评作家的图书,如钟嵘《诗品》;(三)“备陈法律”,即研求文法的图书,如皎然(生卒年未详)《诗式》;(四)“旁采故实”,即记载本事的图书,如孟棨《本事诗》;(五)“体兼说部”,即随感杂录的图书,如刘攽(10231089)《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这五种类型大致确定了“诗文评”类图书的对象范围。

第三,从历史渊源来看,“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是从“总集”类图书中逐渐分离、独立出来的,因此与“总集”类图书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8]。清康熙间吴琇(1651—?)说:“予夺可否,次第高下,诗于是乎有选;平章风雅,推敲字句,诗于是乎有话。话者,诗选之功臣也。”[39]历代诗文总集,尤其是独具慧眼的诗文选本,对作家、作品的选与不选、多选与少选,及其编纂体例等,都体现出选家的独特眼光和独特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亦堪称“论文之说”。因此明末谭元春(15861637)说:“故知选书者,非后人选古人书,而后人自著书之道也。”[40]而历代诗文总集中的注释类图书和评点类图书,在遴选、编纂诗文作品的基础上,再加以注释与评点,更体现出鲜明的“论文之说”的特征。如元初方回(12271305)编《瀛奎律髓》49卷,专录唐宋五七言律诗,自序云:“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学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41]尤其是评点类图书,就其内容而言,既有“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的特征,也有“文章之衡鉴”的特征[42],因此古人也时或将之归属为“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如吕祖谦(11371181)《古文关键》20卷,是最早的诗文总集评点文献,《宋史·艺文志》就著录于“文史类”[43]

有鉴于此,祝尚书认为,“文章学论著”可分为评点类、专著类两种类型。评点类包括古文评点和时文评点,古代目录书一般多归于总集类,但却是文章学研究的重要资源[44]。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也将“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作为“后世文论著作”的四种类型之一[45]

但是,从概念的内涵来看,独立于诗文文本之外的“论文之说”,与依附于诗文文本的评点之文,其本质属性显然是迥然有异的:前者旨在“论文”,后者旨在“选文”;前者是“论体”、“说体”,后者是“选体”;前者是“因论生文”,后者是“因文生论”。清人王之绩(1648前—1703后)撰写文评著作《铁立文起》,明确指出:“是编论文,非选文也,故名作如林,皆所弗录。”[46]刘兴樾(?—1844)《石楼诗话序》也说:“诗话不同乎选诗。”[47]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概举“论文之说”之“五例”时,并未包括诗文总集评点图书。而《历代文话》辑录部分古文总集评点文献对所选文章的评语,“依《词话丛编》例,统以‘某书评文’为书名(如《崇古文诀评文》、《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等)”[48],不免越出“论文之说”的内涵,造成“文话”体例的紊乱,实不可取。

至于南宋计有功(约1126年前后在世)编纂《唐诗纪事》,辑录唐人诗作及相关本事,并记述诗人生平履历,将纪事与辑存作品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新的编纂体制,兼具总集类图书和诗文评类图书的特征。这种编纂体制源于孟棨《本事诗》,属“旁采故实”之例,所以《四库全书》将《唐诗纪事》收入“诗文评类”。准此之例,陈鸿墀(1758—?)《全唐文纪事》一书[49],虽然《历代文话》未加收录,但却完全应该纳入“文评”类图书之中。

第四,“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虽然归属于“集部”,但却往往未能严守“集部”之畛域。章学诚指出:“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尔雅》训诂类也);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此二条,宋人以后较多。)”[50]原本归属于集部的诗话,因其内容庞杂,兼收并蓄,难免通于史部之传记、经部之小学和子部之杂家。《四库全书总目》在概述“诗文评”图书之“五例”时,也特地揭明“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51]

从实际归属来看,尽管专门研究狭义之“文”的图书多归属于集部“文史”或“诗文评”类,但也有一些图书曾经归属于子部乃至经部、史部。如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卷3下,将欧阳修《欧公诗话》、司马光(10191086)《续诗话》、苏轼(10371101)《东坡诗话》等,纳入“子部·小说类”[52]。其后赵希弁编纂《郡斋读书志·附志》,将任昉(460508)《文章缘起》纳入“子部·类书类”[53]。晁瑮(15071560)《晁氏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文断》、《古文法则》、《文式》、《金石例》、《文章瓯冶》、《汝南诗话》、《宋诸家诗话》等诗文评图书[54]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图书在古人的图书分类中归属于子部或史部,就无视或否定其作为“诗文评”类图书的价值。仅以子部图书为例。如南宋陈善(?—1169)《扪虱新话》15卷,杂考经史诗文,兼录杂事,《四库全书》置于“子部·杂家类”,《历代文话》明确认为不应收录。[55]但是,该书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学研究价值,理应纳入论诗评文的“诗文评”类图书。又如南宋叶棻(1162年前后在世)编纂《圣宋名贤四六丛珠》100卷,类编与四六相关的典故、偶句等,在四部分类中属于“子部·类书类”,《历代文话》因此未予收录。但是此书虽非“文话”,却包含着对骈文文体与文法的深刻认识和思考。尤其是该书卷74至卷84,为各体文(主要为奏状、内简、劄子等)之体式汇辑,每种体式之下,皆直接详列首尾格式、或起始结尾段落,详尽明晰,可供撰写时直接套用[56]。因此,该书无疑是专门研究狭义之“文”的图书,理应纳入“文评专书”。

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先是集部中“文史”类图书独列一类,而后“诗文评”图书合成一类,因此,就“文评”类图书而言,固然大体上可以与“诗评”类图书相区别,但更多的情况,却是一部图书兼容“文”与“史”,或兼容“诗评”与“文评”。兼容“文”与“史”的图书,如刘知幾(661721)《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续修四库全书》均列入“史部”);兼容“诗评”与“文评”的图书,如刘勰《文心雕龙》、王应麟(12231296)《词学指南》(所谓“词学”,包括骈文、散文、韵文)、王世贞(15261590)《艺苑卮言》等[57]。甚至有兼容诗、文、书、画等的图书,如邹炳泰(17411820)《午风堂丛谈》8卷、刘熙载(18131881)《艺概》6卷(包括《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等。我们认为,这些图书也应纳入“文评专书”的对象范围。

由此可见,就研究狭义之“文”而编写的图书,虽然以集部为主,但也包括子部乃至经部、史部文献。因此,为了更为全面而准确地涵容中国古代“论文之说”的对象范围,我们主张选择较为宽泛的“文评”概念,而不用“文话”概念。采用“文评”概念,我们也就不必执着于辨析文式、文格、文法、文例之类的图书,是否可称为“文话”[58],因为它们无疑都属于“文评”图书。

 

四、文评“专书”的内涵与外延

 

“文评”之意既明,次说文评“专书”。

“专书”,指就某一专题而编写的图书。所谓“文评专书”,指就论评狭义之“文”而编写的图书。

有关“专书”的概念,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一,为什么称文评“专书”而不称文评“文献”或文评“专著”?第二,如何界定“专书”之“书”?

首先,称文评“专书”而不称文评“文献”,是因为“文献”概念过于宽泛。“文献”一词,即使仅限于“古典文献”的意思,也有着颇为宽泛的对象范围,既包括文字文本,也包括图像文本;既可指装订成册的纸质图书,也可指以甲骨、金石、竹帛等载体保存的文本资料[59]。而文评“专书”,则仅指就研究狭义之“文”而编写的、以文字书写的纸质图书。

至于称文评“专书”而不称文评“专著”,则因为“专著”的概念过于狭窄。所谓“专著”,指就某方面加以研究论述的专门著作。因此,如果不是“著作”,则不宜称为“专著”。以编撰方式为标准,中国古代文献可分为著作、编述、抄纂三种类型。著作,是前无所承,独出心裁,创造发明的论著,古人亦称“作”、“著”、“造”或“撰”;编述,是凭藉旧有的文献典籍,用新创的体例,重新加以剪裁、编次、整理、熔铸的图书,古人亦称“述”;抄纂,是将原有的纷杂的文献材料,加以分门别类地抄录、编集的资料集,古人亦称“纂”、“辑”或“论纂”[60]。中国古代文评图书,以狭义之“文”为对象,其批评类型包括理论技法探讨(如刘勰《文心雕龙》、陈骙《文则》之类),漫谈随感杂评(如楼昉《过庭录》、朱熹《朱子语类》之类),资料杂录汇编(如王正德《余师录》、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叶元塏《睿吾楼文话》之类),显然涵容著作、编述、抄纂三种编撰方式,如合称为“专著”或“著作”、“论著”之类,难免名不符实。

其次,如何界定“专书”之“书”,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颇费斟酌的问题。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概以完整的图书作为收录对象。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中明确说明,其著录对象为“已勒为一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也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61]据此,是否“勒为一书”或“勒为成书”,也就是说,是否成为一部完整的图书,也应是“文评专书”收录对象的重要标准。

如果细加考察,中国古代“诗文评”类图书“勒为一书”或“勒为成书”,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成书方式。以下即以“文评”图书为例,稍加说明。

第一种成书方式是,一部图书在问世之始,原本就是单行文献,即以个别的形式单册抄写或印行的文献。细分之,单行文献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有以下两种情况:(一)后世一直以单行文献的形式流传,或以整部图书的面貌收入丛书之中。如刘勰《文心雕龙》、陈骙《文则》、王文禄(15031583后)《文脉》、朱荃宰(?—1643)《文通》、王之绩《铁立文起》、孙梅(?—约1790)《四六丛话》之类,皆是如此。(二)单行文献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或者不再单行而仅收入作者的其他图书之中,或者既单行也收入作者其他图书之中。前者如王若虚(11741243)《文辨》四卷,收入《滹南遗老集》卷34至卷37[62]。又如李绂(16731750)《穆堂先生别稿》50[63],卷44为《论文》、《文禁》,卷首有李绂《刻秋山论文序说》,可知《秋山论文》原为单行图书,后收入《别稿》之中。后者如顾炎武(16131682)《救文格论》一卷,原单行于世,《四库全书总目》云:“考毛先舒《潠书》,有与炎武札,称‘承示《救文格论》,《考古》《日知》二录’云云,则炎武原有此书,别行于世。”[64]后编入《日知录》卷20[65],而吴震方(1651—?)辑《说铃·前集》,仍收入该书[66]

第二种成书方式是,后人为前人重新编撰图书,即后人从前人编撰的一部图书中,就某一专题,抽选或辑录出一卷或多卷、一篇或多篇原本相对独立的文本,单册抄写或印行成书。这种成书方式即“裁篇别出”,就其图书编撰称为“别裁本”,就其目录著录称为“别裁法”。章学诚《校雠通义》卷1《别裁第四》概括“别裁”之法,说:“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67]“别裁”之法,不仅有助于学者因类求书,而且有助于学者溯明源流,因此既是目录著录之法则,也可以作为图书编撰之法则。章学诚指出:“裁篇别出之法……充类而求,则欲明学术源委,而使会通于大道,舍是莫由焉。”“学贵专家,旨存体要。显著专篇,标明义类者,专门之要,学所必究。”[68]

“裁篇别出”的成书方式,在古代图书编纂史上呈现出以下四种情况:

(一)从一位作者的一部图书中,析出一卷或多卷专门论评狭义之“文”的文字,编纂成书并加命名,单独行世。如清康熙间张潮编纂《昭代丛书》时,将魏际瑞(16201677)《魏伯子文集》卷4《杂著·与弟子论文》,析出为《伯子论文》一卷[69]。卷首张潮《伯子论文题辞》云:“三魏之集,合为一部,购者不易,读者亦难,余因特取此卷以行于世。”[70]而裁篇别出之后,即可视为“专书”。张潮《日录论文题辞》云:“然叔子之论文,初非如伯子之专有其书也。”[71]又如王构(12451310)《修辞鉴衡》二卷,现存影元抄本、元至顺四年(1333)集庆路儒学刻本等。民国初年周钟游辑《文学津梁》丛书,析出卷2论文部分,为一卷本,题《修词鉴衡》[72]

(二)古代一些总集类图书,其全书卷首或各卷卷首,往往辑录或撰写专门论文评艺的文字,以提纲挈领,后人则抽选这些卷首文字,编纂成书,并加命名,单独行世。辑录一书卷首文字为书之例,如吴讷(13721457)编纂《文章辨体》,采录明初以前诗文,分体编辑,卷首有《文章辨体序》《诸儒总论作文法》《文章辨体凡例》《文章辨体总目》《文章辨体(序题)目录》《文章辨体外集序题目录》等篇章[73]。程敏政(14461499)《皇明文衡》卷56“杂著”,选录《文章辨体》部分诸体序题文字,总题为《文章辨体序题》[74],是总集已编录其文。唐顺之(15071560)《荆川稗编》卷75“文艺四·文”,亦选录《文章辨体》部分诸体序题文字,亦题为《文章辩体序题》[75],是类书已编录其文。程崟(16871767)据以编为《文章辨体式》一书,单行于世[76]。清阙名辑《诗学丛书》,辑录该书部分诗体序题,题为《文章辨体二十四论》[77]。辑录一书卷首及各卷卷首文字为书之例,如徐师曾(15171580)编纂《文体明辨》[78],卷首有《文章纲领》一卷,各卷卷首所列诸体目录均有序题文字。日本宽文元年(1661)刻野间静轩(16081676)《文体明辨粹抄》二卷,辑录该书卷首文字及各卷卷首诸体序题[79]

(三)从一位作者的一部图书中,析出一篇或多篇专门论评狭义之“文”的文字,编纂成书,沿用原篇名或重新命名,单独行世。沿用原篇名为书名之例,如清初曹溶(16131685)辑《学海类编》,从《宋学士文集》卷55《芝园后集》卷5[80],录出宋濂《文原》一卷,收入“集余三·文词”中[81]。再如杨复吉(17471820)辑《昭代丛书戊集续编》[82],从杨绳武(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古柏轩文集》中,析出《论文四则》一卷,收入丛书。重新命名之例,如明华淑(15891643)辑《闲情小品》[83],将王世贞《艺苑卮言》卷8中九条裁篇别出[84],命名为《文章九命》[85]。曹溶辑《学海类编》,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5中,析出一条论文文字,命名为《文评》,收入“集余三·文词”中。

(四)从一位作者的一部图书中,辑录专门论评狭义之“文”的条目或篇章,编纂成书,并加命名,单独行世。如张潮辑《昭代丛书》,从魏禧(16241680)《魏叔子日录》之《里言》、《杂说》中,摘抄论文之语,辑成《日录论文》一卷,别出单行[86]。张潮《日录论文题辞》云:“然叔子之论文,初非如伯子之专有其书也。余爱其论之透辟而精当,因从《里言》及《杂录》中摘出抄之,以时自省览。”[87]又如朱仕琇(17151780)撰《梅崖集》三十卷《外集》八卷,福建建阳人徐经(1752—?)将书中“所以教人为文之法”四十九则,并附录唐宋大家论文二十二则,编为《朱梅崖文谱》一卷,收入徐经《雅歌堂全集·外集》卷12[88]

当然,古人原已辑录成书的图书,如果辑录内容不完备、体例不妥当,今人可以原书为本,重新加以辑录,编定成书。如洪迈(11231202)《容斋随笔》,包括《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凡74卷。曹溶辑《学海类编》,从该书中辑录论述四六的条目,命名为《容斋四六丛谈》,收入“集余三·文词”中,《历代文话》据此收录。但在《容斋随笔》中还有数量众多的“论文之说”条目,如卷1比较《史记》、《汉书》相关内容的文字差异论述“文繁简有当”,卷6以《左传》记载秦、晋之争为例总结该书“左氏于文反复低昂,无所不究其至”的特点等[89]。这些论述虽然分别针对史部、经部散文文献,但其重点都在于讨论文字的笔法、章法,是散文研究的重要资料,应该加以辑录。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辑录《容斋文谈》一书。

至于历代文人别集或总集中,收录大量有关论文家、辨文体、评文本、谈文法的序跋、论说、书信、传状、碑志等单篇零札,大抵皆如张潮所谓“散见于长篇大幅间者”,不必摘编成书,“以免割裂之嫌”[90]。这些篇章虽属“文评”,但非“专书”,因此无论篇幅长短、数量多寡,都不应该裁篇别出,另立专名,阑入“文评专书”之中。

 

五、结语

 

综上所述,“文评专书”作为一个组合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应包括“文评”和“专书”两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整体组合。

所谓“文评”,其概念的内涵,指的是对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包括古文、骈文、时文、赋等)的论评;其外延包括评论文体、品评作家、研求文法、记载本事和随感杂录的图书,虽然以集部为主,但也包括子部乃至经部、史部文献。

所谓“文评专书”,同“诗评”、“词评”、“曲评”等专书相对称,指就论评狭义之“文”而编写的图书。如果这些图书问世之始原本就是单行文献,无论后世是以单行文献的形式流传,还是以整部图书的面貌收入丛书之中或收入作者的其他图书之中,均可纳入“文评专书”的对象范围。而后人从前人编撰的一部图书中,就论评狭义之“文”而抽选或辑录出一卷或多卷、一篇或多篇原本相对独立的文本,裁篇别出,编纂成书,以单行文献流传或收入丛书之中流传,也应纳入“文评专书”的对象范围。

 

注释:

    [1]张潮:《伯子论文题辞》,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4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3页。

    [2]王水照:《历代文话序》,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1册卷首,第1-4页。

    [3]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篇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页。

    [4]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6《正名篇第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4页。

    [5]不仅在知识社会中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且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揭示出,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比确定性更为基本。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论著及相关观点的讨论,详见李坚:《不确定性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6]本节论述,参考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五章《诗话论》二“从目录学的观点看宋人文学批评意识的自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3—455页;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第一章《诗文评与目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本文多有补充、订正,恕不一一注明。

    [7]魏徵等:《隋书》卷32《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6页。

    [8]释道宣:《广弘明集》卷3,《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汪道昆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9]唐玄宗著、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10,明刻本。《旧唐书·经籍志序》称总集类“以纪文章事类”,与《隋书》同。刘昫:《旧唐书》卷4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74页。

    [10]王应麟:《玉海》卷52《艺文·书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5页。同时代的史学家吴兢(约670—749)编纂私家藏书目录《吴氏西斋书目》,当亦用此例。参见杜泽逊:《谈吴兢的〈西斋书目〉》,载《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季刊)》1994年第2期;张三夕、苏小露:《吴兢〈西斋书目〉考》,载《燕赵学术》2013年第1期。

    [1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8“经籍考七十五”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3页。《三朝国史艺文志》,已佚。

    [12]王尧臣等撰、钱东垣等辑释、钱侗补遗:《崇文总目辑释》五卷《附录》一卷,《续修四库全书》第916册,影印清嘉庆间刻汗筠斋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90页。

    [13]欧阳修等:《新唐书》卷6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25—1626页。

    [14]尤袤《遂初堂书目》、陈骙《中兴馆阁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李心传等《中兴四朝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等公私目录,均沿《崇文总目》之例,在集部中独列“文史”一类,著录评诗论文的图书。

    [15]郑樵:《通志》卷70,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28页。

    [16]南宋类书编纂,亦取此法。如庆元元年(1195)进士潘自牧编《记纂渊海》“著述部”下,分“评文”与“评诗”两类;庆元二年(1196)进士章如愚编《山堂考索》卷21、卷22“文章门”下,设“评文类”与“评诗类”。可知时至南宋,人们已习用“评文”、“评诗”之说。

    [17]赵希弁编:《郡斋读书后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430—431页。

    [18]该书正文中,“诗文评”下有小字注“附”,则仍系附录于总集之末。焦竑:《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影印明万历三十年(1602)陈汝元函三馆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13—514页。

    [19]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第919册,影印清初宋氏漫堂抄本,第699页。

    [20]钱曾:《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影印清雍正四年赵孟升松雪斋刻本,第631页。值得注意的是,编纂于《读书敏求记》之前的《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卷七“文集”类,著录《文心雕龙》、《文章缘起》、《文则》;另单列“诗话”类,著录“钟嵘诗品”、“皎然诗式”、《六一诗话》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影印清初钱氏述古堂钞本,第705页,第717—718页。

    [21]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卷4引《和州志艺文书辑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2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页。

    [2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5,第1779页。

    [24]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5,第1779页。

    [26]如南朝梁萧统《文选》、刘勰《文心雕龙》之类。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2页。

    [27]诗、文分体,始自唐宋以降。刘师培《论文杂记》云:“隋唐以上,诗集、文集之体未分”,“唐宋以降,诗集、文集,判为两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3—114页)参见郭绍虞《试论“古文运动”——兼谈从文笔之分到诗文之分的关键》,《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宋人对诗文之别,已有相当明确的意识,参见慈波:《文话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0—11页。明人尤擅为“诗文辨体”,参见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62—464页。

    [28]广义的散文观念,不仅包括古文、骈文、时文和赋,还包括经、史、子、集各部之文。参见郭英德:《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编纂宗旨》,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8期。

    [29]许顗:《彦周诗话》,见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8页。

    [3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8“经籍考七十五”引,第1953页。南宋《中兴国史艺文志》,已佚。此语一说出自陈骙《中兴馆阁书目》,惜未能查知出处。

    [3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0页。

    [32]王念孙:《广雅疏证》卷3下《释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嘉庆间王氏家刻本,第107页。

    [33]陈彭年、丘雍:《宋本广韵》,中国书店1982年影印张氏泽存堂刻本,第165页。

    [34]刘勰:《文心雕龙》,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35]范晔:《后汉书》卷68《许邵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35页。

    [36]李延寿:《南史》卷62《钟嵘传》,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89页。

    [3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诗话》,第559页。

    [38]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3下,将孟棨《本事诗》、《续本事诗》列入“集部·总集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298页)。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也将《本事诗》列入总集类(第1955页)。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2“文集”类,与《文选》等诗文总集、文总集、文别集一起,著录《文心雕龙》等文评著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157页)。明钱溥《秘阁书目》,亦将《文心雕龙》等文评著作,与《昭明(文选)》、《文章正宗》等并著录于“文集”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史部·目录类”影印清抄本)。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31“总集类·文”,著录陈骙《文则》、吴行《优古堂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李涂《文章精义》、陈绎曾《文说》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6册,第741—742页)。

    [39]吴琇:《龙性堂诗话序》,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卷首,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31页。

    [40]谭元春:《新刻谭友夏合集》卷8《古文澜编序》,明崇祯六年(1633)刻本。参见杨松年:《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晚明至盛清诗论之考察》,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

    [41]方回选译,李庆甲集译校点:《瀛奎律髓》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4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小序,第1685页。

    [43]脱脱等:《宋史》卷209《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411页。

    [44]祝尚书:《略论文章学研究的资源开发》,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并见祝尚书:《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5]王水照:《历代文话序》,《历代文话》第1册卷首,第2—3页。

    [46]王之绩:《铁立文起·凡例》,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3624页。

    [47]孙煦:《石楼诗话》卷首,清道光十七年(1837)刻巾箱本。

    [48]《历代文话编例》,《历代文话》第1册卷首,第1页。

    [49]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诗话》,第559页。

    [5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6,第1779页。

    [52]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234—235页。

    [53]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327页。

    [54]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影印《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明蓝格钞本,第125页、126页、131页、133页。当然,也有将史部图书纳入集部的做法,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2集部“文史类”,著录刘知幾《史通》、柳璨《史通析微》、刘餗《史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899—904页)。

    [55]《历代文话编例》,《历代文话》第一册卷首,第1页。

    [56]叶棻:《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续修四库全书》第1213—1214册,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一年(1532)王宠、王阳钞本。参见施懿超:《宋代类书类四六文叙录》,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

    [57]历史上有一些图书冠以“诗话”之名,但却不乏论文之说,如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就兼论古文与骈文,杨万里《诚斋诗话》论文多于论诗。质之以实,我们认为,这些图书也可视为“文评专书”。

    [58]祁承㸁编纂《澹生堂藏书目》,已注意到“文式”与“文评”,“诗式”、“诗评”与“诗话”之间的区分,尤其是后者,在图书著录中分辨得更为清晰。但是同时,他又将这五类统名之为“诗文评”(《续修四库全书》第919册影印本,第709—711页)。参见蔡德龙:《文话的辨体与溯源》,载《文学评论丛刊》2010年第2期。

    [59][60]参见郭英德、于雪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25-25页。

    [6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第559页。

    [62]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旧抄本。

    [63]李绂:《穆堂先生别稿》,《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86—87册,影印清乾隆十二年(1747)奉国堂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6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6,第1090页。

    [65]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66]吴震方:《说铃·前集》,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

    [6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录,第972页。

    [68]章学诚:《校雠通义》卷2《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录,第1012页。

    [69]张潮辑:《昭代丛书甲集》第五帙“酒”,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

    [70][71]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593页、3609页。

    [72]周钟游辑:《文学津梁》,上海:有正书局,1916年版。该书从梁章钜《退庵随笔》卷19析出《退庵论文》一卷,析出刘熙载《艺概》卷1《文概》,均同此例。

    [73]吴讷:《文章辨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1册,影印明天顺八年(1464)刘孜等刻本。

    [74]程敏政:《皇明文衡》卷56,《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明刻本。

    [75]唐顺之:《荆川稗编》卷7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4册,第644—653页。

    [76]传世有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重刊文章辨体式》,未见,参见“古籍图书网”http://www.gujibook.com/gu-jide_ 20397。于北山以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文章辨体》为底本,选录、校点卷首文字,命名为《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历代文话》据此录入。但此书应以《文章辨体序题》为名更为妥当,参见吴承学《论序题——对中国古代一种文体批评形式定名与考察》,载《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吴承学《读〈文体明辨序说〉二书献疑》,载《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2期。

    [77]清阙名《诗学丛书》,现存清抄本。

    [78]徐师曾:《文体明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0—312册,影印明万历元年(1573)序游榕铜活字印本。

    [79]野间静轩,名成大,字子苞,号三竹、静轩、柳谷等,江户前期医家、儒者。《文体明辨萃抄》又有元禄七年(1691)博文堂重刻本、宽政六年(1794)京都风月庄重刻本等。参见吴承学《读〈文体明辨序说〉二书献疑》。罗根泽辑录校点本题《文体明辨序说》,与《文章辨体序说》合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又,日本大鄉穆编《文体明辨纂要》三卷,有明治十一年(1878)东京葵华书屋刻本。

    [80]宋濂:《宋学士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正德间刻本。

    [81]曹溶辑、陶越增删:《学海类编》,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摆印本。按唐顺之《荆川稗编》卷76,亦录宋濂《文原》,第665—668页。

    [82]杨复吉:《昭代丛书戊集续编》,清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

    [83]华淑辑:《闲情小品》,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

    [84]王世贞:《艺苑卮言》,明万历五年(1577)经世堂刻本《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44—卷151。

    [85]此书后又收入宛委山堂《说郛续》卷32,清顺治三年(1646)刻本。日本元文二年(1737)文林堂跋刻本《文章九命》,即据《说郛续》本重刻。

    [86]张潮辑:《昭代丛书甲集》第五帙“酒”,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

    [87]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609页。

    [88]徐经:《雅歌堂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3册影印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89]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第79页。

    [90]张潮:《日录论文题辞》,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609页。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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