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文章学话语的沟通与桐城派诗歌理论的系统化

——方东树诗学的历史贡献


 

   

 

摘要:方东树《昭昧詹言》作为桐城派后期重要的诗学专著,继承桐城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主于教学、注重实用的特点,于做诗、读诗、选诗、解诗、评诗都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一方面总结桐城诗学的经验内容,使之成为有系统的理论;一方面又在新的理论视野下沟通诗学和文章学,由文法中攫取部分概念入诗论,丰富了古典诗学的概念系统。本文从诗学原理、诗学话语、写作理论、批评理论和取法路径五个方面论述方氏诗学的理论倾向和历史意义,对近年学界提出的一些论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桐城派 方东树 昭昧詹言 诗学

 

谈论清代嘉、道以后的诗学,不能不涉及桐城派;谈论桐城派的诗学,不能不涉及方东树。没有方东树,桐城派的诗学便只似周亮工那个著名的比喻,只可与之梦中神合,不可使之白昼现形了。在方东树之前,桐城诗学只有老辈的零星议论和姚鼐《今体诗钞》间接传达的一些观念流传于世。方世举《春及堂诗话》附诗集而行,流传既不广,向来也不被视为桐城派诗学。大概可以说,在方东树《昭昧詹言》问世之前,桐城诗学尚无清晰具体的理念和相应的一整套理论、批评话语。

方东树(1772-1851),是桐城派后期作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塾课、游幕、讲学中度过,先后主讲廉州海门书院、韶州韶阳书院、庐州庐阳书院、毫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祁门东山书院等。与姚鼐虽未正师生之称,但常年讲授无异师弟[1],为姚鼐所称许[2]。无论学术、文章在桐城派中都被目为惜抱后一人[3]。关于方东树的学术取向和成就,张舜徽先生曾有很中肯的概括:

 

姚门弟子中,以方东树、刘开最有才气,以卫道自任。两家皆善持论,东树尤骏快犀利,志矫汉学诸儒之枉。所为《汉学商兑》四卷,于乾嘉中偏重考,鄙弃义理之学风,不惜条辨而纠弹之。又有《书林扬觯》十六篇,于著书之源流得失,言之尤兢兢。称举前人之言,以戒轻浮之习,于发,不无小补。其书皆作于道光初,所以箴乾嘉学风之失也。[4]

 

相比之下,方东树的诗学远不如他的经学影响大,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学者指出:

 

桐城诗派,肇于刘海峰,姚惜抱编《今体诗钞》,继王渔洋诗钞,为诗法以教弟子,益加广大;然海峰、坞、惜抱三家之绪论,则至植之《昭昧詹言》出,而后条理统系,显然分明,人人得而见之。师法既立,又有理论以支持之,前此沈文悫之格律,袁、蒋、赵之性灵,皆一扫而空,论诗者亦莫能出其范围。故论桐城诗派之所以成,植之之功不在朱子颖、王悔生、毛生甫、刘孟涂、姚石甫诸人下[5]

 

但有关方东树诗学的研究一直不多,近十年间始趋于深入[6]。杨淑华的专著从方东树与宋诗风的关系及宋诗经典化的过程来对其诗学加以历史定位[7],王济民将方东树诗学主旨概括为主张立诚有本,诗重文法,尚格调、崇雄奇几点[8],还有学者论述其诗学渊源、以妙、力、气论诗及对沈德潜诗学的改造[9],有些学者讨论了方东树的诗歌批评。尽管着眼点各不相同,但都将以文论诗视为方东树论诗的特点,甚至认为他在桐城派根本美学主张和古文批评方法的基础上 通过广泛吸收、整合古典诗学的思想精华 而建构起古典诗学批评的新范式[10]。这关系到对桐城诗学的整体认识和评价,我觉得还需要从桐城诗学的发展乃至清代诗学史的流变来加以确认。

方东树的诗学见解主要集中于《昭昧詹言》一书,尽管这部专著使他成为桐城派少数留有诗话专书的作家之一,但此书并不是专门写作的诗话,仍旧是桐城派传统的诗歌评点的产物。其直接的写作动因是道光十三年(1833)应姚莹之邀,至其常州官署编校姚范《援鹑堂笔记》。该书卷四十系评王渔洋所编《古诗选》,方东树斟酌其说,积累了不少笔记,于道光十九年(1839)八月前编成论五古的部分,二十年五月又编成七古部分,再加上二十一年六月编成的姚鼐《今体诗钞》评[11],就构成了《昭昧詹言》的主体内容。尽管这些评语内容受选本的限制,并有详于古体而略于今体,偏好七言长句的解说而疏略于五言的倾向[12],但仍涵盖了原理论、体制论、作者论、作品论等传统诗学的主要内容,有着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可见并非随手落笔,而是出于有计划的写作,我们可据以对方东树诗学的内在理路做一番剖析。

 

一、诗学原理

   

前辈学者、也是桐城派传人吴孟复先生论桐城派,首先指出桐城文人以教师为职业,不但自己写文章,还要给人讲文章,教人做文章。因此他们论文章非常讲究切实功夫,实用的技巧[13]。这是认识和理解桐城派诗文论的关键,遗憾的是迄今未被研究者注意。方东树一生辗转于馆塾、书院,主要从事于今日所谓文学教育工作,从这职业角度可他的诗学,就会得到一些不同于时贤论断的认识。

首先,我们看到,方东树虽人微言轻,但久经历练的职业责任感还是促使他关注当代学术和文学批评,在评《古诗选》伊始,他就对当时的文学下了一个大判断:大约今学者非在流俗里打交滚,即在鬼窟中作活计,高者又在古人胜境中作优孟衣冠。求其卓然自立,冥心孤诣,信而好古,敏以求之,洗清面目,与天下相见者,其人不数遘也。[14]为此,他论学、著书无不汲汲以创新为要务,以超越前人为旨归。《书林扬觯》全书都贯穿着这一宗旨,洋溢着推陈出新的激情:

 

凡著书及为文,古人已言之,则我不可再说;人人能言之,则我不屑雷同。必发一种精意,为前人所未发,时人所未解;必撰一番新辞,为前人所未道,时人所不能。故曰“惟古于辞必己出”。而又实从古人之文神明变化而出,不同杜撰。故曰“领略古法生新奇”。若人云亦云,何赖于我?[15]

 

这里在强调超越前人、时流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传统。出新不等于杜撰,新奇要从古法中神明变化而出,这种意识明确地将创新建立在领略传统的前提上,为后学阐明了正确的学习、写作理念。《昭昧詹言》正是依据这样的理念来展开其诗学各层面论述的。

方东树虽师承姚鼐,但论诗旨趣颇不相同,他对王渔洋诗学阴有所承[16],却远不像姚鼐那么通盘接受,对渔洋典、远、谐、则之说更是不以为然,他明显要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昭昧詹言》卷一题作通论五古,实为通论诗学的基本原理。像清代诗论家通常本自经传古训立论一样,方东树开宗明义也说:

 

《传》曰:“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咏歌之。”以此意求诗,玩《三百篇》与《离骚》及汉、魏人作自见。夫论诗之教,以兴、观、群、怨为用。言中有物(抄本作言之有味),故闻之足感,味之弥旨,传之愈久而常新。臣子之于君父,夫妇、兄弟、朋友、天时、物理、人事之感,无古今一也。故曰:诗之为学,性情而已。[17]

 

这段话将儒家的诗学观念做了一个整合,并以无古今一也确认了其无可质疑的永恒性,为自己的言说定下总体框架。随后他就撇开那些老生常谈的命题,而将讨论引向了写作层面,独就积而满,满而作作了特别的发挥:

 

思积而满,乃有异观,溢出为奇。若第强索为之,终不得满量。所谓满者,非意满、情满即景满。否则有得于古作家,文法变化满。以朱子《三峡桥》诗与东坡较,仅能词足尽意,终不得满,无有奇观。况不及朱子此诗者耶?[18]

 

方东树显然很重视写作的准备状态,认为必如水积满而自然溢出,才有奇观伟量。而所谓满的状态又分为意满、情满、景满和文法变化满四类,前三类是老生常谈,即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第四类较少见,但也不是方氏的创说,其实就是王昌龄说的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19]。即当情、意、景的自然触发不足时,便借助于学养所积而触发之。这又是唐人诗格谈论写作经验的秘诀,暗示了方东树诗学的特殊渊源。方东树最推崇杜甫那种从肺腑中流出,自然浑成之作[20],而反对强作,曾引姚鼐论陆游语曰:放翁多无谓而强为之作,使人寻之,不见兴趣天成之妙。[21]强作不仅指创作动机的勉强不自然,还包括内容的造作。陆游诗歌的内容,在方氏看来就属于刻意强为之。因此他特别强调诗歌应该说本分语,即在什么场合,是什么身份,就说什么话。为此他甚至将诗以道性情的古典命题重新做了界定:

 

诗道性情,只贵说本分语。如右丞、东川、嘉州、常侍,何必深于义理,动关忠孝?然其言自足自有味,说自己话也;不似放翁、山谷矜持虚也。四大家绝无此病。[22]

 

这里指出前人创作中一种好作大言的习气,与袁枚、赵翼对前人诗中的淑世之语不以为然,如出一辙,都对古今作者一种貌似崇高的写作态度提出了质疑。陆游晚年诗中的恢复之志,已被赵翼哂为:南宋偷安仇不报,放翁取之作诗料。[23]赵翼《偶得九首》其六说:诗人好大言,考行或多爽。士须储实用,乃为世所仗。不可无此志,隔瘼视痛痒。不可徒此言,虚名窃标榜。[24]方东树针对诗歌本源、写作动机提出满溢为奇的命题,在写作态度上强调说本分语,不仅是见识通达的经验之谈,也深中古今作者好作大言、惟求政治正确的习气。这对倡导一种与普通士人身份相称的自然、本色的写作,是很有意义的,也符合基于教学实践的桐城文学理念的朴素品格。

方东树满溢为奇的四满之一,在唐人之后重新提出向古代作家寻求启迪的问题,很有意义。古人的启迪包括许多方面,而方东树特别限定于文法变化,这决不是随便说说的。文法是方东树论诗的一个核心概念,正如汪绍楹先生所说,方东树对诗的见解是以古文文法通于诗[25]。方东树自己曾说:欲知插叙、逆叙、倒叙、补叙,必真解史迁脉法乃悟,以此为律令,(中略)坡、谷以下皆未及此。惟退之、太史公文如是,杜公诗如是。[26]自从黄庭坚指出: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27]虽属于反面教材,但出于大家手笔,仍成为宋代破体为文的口实,而普遍性的实践又自然地产生诗文之法及其批评的相互沟通。明清以后,在八股文主导文学思维的大背景下,以文法说诗尤其是说杜诗者不乏其人,至吴瞻泰《杜诗提要》而极其至。吴书自序提到:至其整齐于规矩之中,神明于格律之外,则有合左氏之法者,有合马、班之法者。其诗之提挈、起伏、离合、断续、奇正、主宾、开合、详略、虚实、正反、整乱、波澜、顿挫,皆与史法同。而蛛丝蚂迹,隐隐隆隆,非深思以求之,了不可得。[28]这些概念都是古文和八股文法的概念,叶燮《原诗》论及章法、结构也常用这些概念,应该同出于文法。此外,像《絸斋诗谈》、《絸斋文谈》的作者张谦宜,《史记论文》、《杜诗论文》的作者吴见思,以及《杜诗详注》的作者仇兆鳌等,也都是喜欢以文法论诗的批评家。这几位都兼为古文家,论诗时自觉不自觉地用文法来说诗,或许是出于习惯。但方东树不一样,他以文法论诗首先是基于一种打通的意识。兼为古文名家和诗人的方东树,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对文艺规律的深刻认识,这让他对艺术理论抱有一种融通的信念:

 

大约古文及书、画、诗,四者之理一也,其用法取境亦一。气骨间架体势之外,别有不可思议之妙。凡古人所为品藻此四者之语,可聚观而通证之也。[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