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体西用”范式重建


宁稼雨

 

 

摘要: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范式基本上是“全盘西化”作用下“西体中用”文化价值观的产物。这一范式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通过反省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背景下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局限,并分析中国叙事文化学弥补其局限的作用所在,即可对“中体西用”文化价值观作用下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体系重建做摸索尝试,从而结束“西体中用”为主导的旧学术范式。

关键词:中国叙事文化学 中体西用 范式重建

 

 

近些年来,笔者就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范式提出了一些另辟蹊径的想法,取得了一点初步成效。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笔者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史意义有了新的思考。这就是,因20世纪以来“全盘西化”影响下的中国学术体系经过百年实践,已经不断暴露出各种问题和局限,需要用中学体系对其加以调整和改造。中国叙事文化学就是这种调整改造的尝试之一。

 

 

六年前,笔者曾在《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一文中说过: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一文和1913年他完成《宋元戏曲考》到今天,已经是百年历程了。如果说这两部论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从以往的评点式研究走向现代学术范式的转折点的话[1],那么现在是否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所开创的所谓现代学术范式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是什么?百年之后,这种范式是否已经凸现出某些不足或局限?这些不足和局限是否应该由新的学术视角来取代或补充?什么是扮演这种取代或补充那些传统范式的有效视角?

 

从这个思路出发,笔者认为需将叙事文化学(此概念由笔者提出)置于反思20世纪以来以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高度来认识。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木斋先生关于《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学术更新意义。[2]

现在笔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又有所深入,认为一百年前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影响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缩影和局部结果,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归宿。事实上,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的转型起步都是在这个大幕下开始演出的。这个演出的核心特质就是把西方文化背景下学术体系全面移入中国,像遍布全国的麦当劳分店那样将西方学术的架构推行至中国学术研究的各个层面。

以哲学为例,哲学(philosophy)本是西方的名词,在中国古代汉语词汇中,找不出与其对应的词。但近代以来人们却一直使用这个词来指代古代的哲人典籍。这是西学东渐以后受西方学术影响的结果。在大量西方哲学论著传入中国之后,国人开始套用西方哲学史的体系框架来构建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序言中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3]于是他按照西方的哲学概念,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包括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的发展历史,并且按照这个体系框架设计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可见西方文化潮流下的学术演变之一隅。

文学史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人自己写文学史之前,现存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都是外国人写的。它们分别是:日本学者古城贞吉出版于1897年的《支那文学史》[4],日本学者笹川种郎出版于 1898 年的《支那历朝文学史》[5],英国翟里斯 1901 年出版于伦敦的《中国文学史》和德国顾路柏1902 年出版于莱比锡的《中国文学史》。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文学史最早出版于 1904 年和 1907年,分别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和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这就是说,是外国人先为中国人设计好并垂以示范文学史这一学科领域的框架模式,然后中国人才照猫画虎地进入生产程序中。王国维和鲁迅所开启的以小说戏曲为主体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也是在此大背景下生成的。

笔者曾将王国维和鲁迅开创的20世纪叙事文学研究范式要点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体裁研究,二是作家作品研究。其主要依据就是他们的经典研究论著本身所产生的示范效应。[6]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号称是中国第一篇用西方学术理念和方法写成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该文篇幅不长(总共不到15000字),但却采用西方科学著作的结构方式,分为五章。在尼采、叔本华悲剧哲学的理论背景下,从人生悲剧问题转入《红楼梦》所体现的悲剧精神,环环相扣,鞭辟入里。该文一出,立成标杆,引领出20世纪以来的学术论文写作潮流。与此相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完全采用西方学术著作的结构布局,以年代先后为顺序,以文体产生演变发展为主线,第一次系统勾勒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整体框架,并且规定了20世纪以来戏曲小说文体研究的格局范式。

从这个范式形成和内涵性质来看,毫无疑问,它是“全盘西化”文化背景对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制约掣肘的结果。那么在经历一个世纪之后,这种西方文化背景规定下的学术范式是不是永久恒定的定律,有没有重新审视乃至更新换代的理由和必要?这些显然应该是21世纪国际国内各方面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变化后摆在中国学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从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传入,中国闭关锁国局面的崩溃,中国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对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价值厘定和取用态度成为人们相当关注的话题。概而言之,以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全面复古思潮,以“五四”之后学界为主流的全盘西化思潮,以张之洞、战国策派为代表的中西合璧思潮是最能凸显当时文化价值选择的三个主要指向。

现实上全盘西化思潮占了上风,且统治了几乎整个学术界。而其他两类思想则湮没于历史之中。特别是对于中西合璧的思潮而言,两起两落,每每为思想以外之力量所打断:第一次是洋务运动。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理念,是典型的“中体西用”思想。但是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惨败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就意味着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寿终正寝。第二次是战国策派。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时刻。战国策派出于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动力,希望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寻找振兴中国文化的途径。雷海宗不但力主“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而且还主张用尼采的意志哲学中的权力意志和英雄崇拜来淘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懦弱精神。[7]但随着政局的变化,战国策派的中西合璧主张依旧也未脱夭折的命运。

不过,我们若回顾这一场文化价值选择之争,无论是出于民族情感、还是学理逻辑,以“中体西用”为核心取向的中西合璧思潮都并非一无是处,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较之全盘西化,其更能够随中国文化之本来样态,进行合理地研究,而不必以西方的学术框架进行重新分割整理,较之复古,又能很好地利用西方之资源和视野。其兼具两家之长的借鉴价值不可低估。

不难看出,这两次中西合璧文化思潮本身并非学理上的错误,它之所以夭折,更多的原因是生不逢时。造成它们夭折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近代以来国势孱弱,饱受外侮的半殖民地惨状;二是与前者密切相关,出于国族自救之初衷,自五四运动以来全盘西化文化思潮作用下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抛弃。因而,全盘西化与其说是中国人自觉理智的选择,不如说是外力强大压力之下的被动畏惧反应。除了坚船利炮之外,西方物质文化的很多方面也都对当时国人产生了强烈了冲击和震撼。总之,全盘西化的胜利必然导致学术领域向西方学术理念的靠拢和换血,用西方学术理念构筑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无论是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的开局,还是以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都是当时中国这个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和必然归宿。

正是看到合理地融汇中西文化的学术思考被政治社会之外力打断这一现实,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进行这样的反思:当下中国国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强权干预中国内政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形势的变化,在文化价值判断选择上,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热东山再起。处在这个环境背景之下,学术界已经没有理由抱住全盘西化背景下定制出来的学术范式永不思变了。

1949年以来,从国家领导人到各种媒体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声音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重新当家作主了。这当然是好事,但人们在欢呼政治主权的恢复的同时,似乎没有深入反省文化主权和学术主权的恢复与建立问题。如果我们反省到20世纪全盘西化对传统文化及相应的学术研究的阉割和分解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立足中国文学之本来生态、同时利用西方学术资源之优点的“中体西用”式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就是十分必要而且迫切的任务了。

 

 

反拨20世纪以来受西方学术文化思潮影响规定的学术范式理念,找回“中体西用”学术道路,是21世纪中国学人责无旁贷的使命。从这个角度和高度来认识近些年来很多学术创新,不仅能够正确认识到这些研究本身的历史价值,而且能够更加明确地提示学界反思20世纪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作用下的西体中用学术范式局限,寻求新世纪中国体系的学术范式。

笔者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出也是基于这种思考。依据西方学术思想为主体框架构建起来的以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基本上是小说、戏曲的文体史及作家作品研究。这个研究取代了以往小说戏曲领域零散批评和评点式研究,把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融入到世界叙事文学研究的轨道中,可谓功莫大焉。但随着叙事文学研究的深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就逐渐暴露出它与中国叙事文学本身的固有本质之间的隔阂,削足适履与隔靴搔痒这样的不足便凸显了出来。

如前所述,以“西体”为主导的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重心是以小说戏曲为中心的文体史研究和大量的作家作品研究。它所忽略或难以解决的是针对中国叙事文学普遍存在的跨文体和跨作家作品的故事类型的研究。因此,作为“中体”的核心构建就应该是对于这种以故事类型为中心的中国叙事文学主流现象予以全面的关注和解决。为此,需要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做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新叙事文学研究的核心主线应当是围绕故事类型来构想研究的体系和范式。

故事主题类型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一种集结方式,具有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属性和特点。

故事主题类型的核心构成要素是情节、人物及其相关意象。与单一的范畴研究有所不同,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关注的是同一构成要素不同阶段形态变异的动态走势。具体而言,故事主题类型中的情节要素,是指在同一主题类型中不同文本在情节形态方面的异同对比。因为只有清晰地厘定不同文本故事情节的形态差异,才能为故事主题类型的文化分析提供可能。与之相类,故事主题类型中的人物要素研究既要关注同一人物在该类型故事演变过程中的流变轨迹,也要注意该故事流变过程中各个人物形象的出没消长线索,从而为文化分析寻找契机。显而易见,它与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关注的情节人物的最大区别就是离开了单一情节和人物,去关注多个作品中同一情节和人物的异同轨迹。正是这些情节和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变异轨迹,才能为整个该故事主题类型的动态文化分析提供依据和素材。以著名的《西厢记》故事类型为例,除了大量与西厢故事有关的诗词散文和通俗讲唱文学之外,最能代表西厢故事类型发展演变阶段特征的作品至少有三种:文言传奇小说《莺莺传》、诸宫调《西厢记》、元杂剧《西厢记》。按照20世纪以来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模式,这三部作品分别属于不同的文体体裁阵营,对它们的研究也就自然形成三个不同的营垒。然而它们相互之间所构成的“西厢”故事类型系统却没有成为研究的重心和主角。

与情节、人物有关的,还包括以故事主题类型内容为意象、出现在诗文等非叙事文体中的典故等材料。以王昭君故事为例,像《明妃曲》等大量吟咏王昭君的诗文作品,与《汉宫秋》等叙事文学作品的昭君故事在题材上本属同一类型,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它们被分割在戏曲研究和诗歌研究两个不同的领域。戏曲和诗文研究者一般不会去关注对方的文本中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在题材和文化内涵上会有什么关联。然而,如果我们打破文体和单篇作品的壁垒,从故事主题类型的角度来观照与昭君故事相关的文献材料,就会理所当然地把《明妃曲》和《汉宫秋》等文体不同,各自独立的文本视为一个系列整体,梳理和把握其中的相关连接点,尤其是把《明妃曲》等诗文材料中的相关内容意象与《汉宫秋》等叙事文本的相关内容对照勘比,从中发现和挖掘诗文方面的相关意象与叙事故事文本之间的异同和关联,为该故事主题类型的整体把握提供有效素材。

故事主题类型属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于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界限的突破和超越。它的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小说、戏曲、诗歌、散文这些文体樊笼和单个作品的单元壁垒,而是把故事主题相关的各种文体、各样作品中的相关要素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个案。这样,也就为小说戏曲等叙事文体文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户,提供了一个新领域。

小说和戏曲固然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主要文体构成要素。但文体要素只是叙事文学的外显形态,其内在实体则是叙事文学本质属性的所在——“故事”。这一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就是以故事类型为核心,以各种文体文本为载体的叙事文学发展形态。“王昭君故事”“西厢故事”“杨贵妃故事”等大批由各种文体文本组成的故事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内在实体。

如果以上描述能够成立,那么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就会暴露出它们对于故事类型这一中国叙事文学内在实体的忽略和疏离。显而易见,一个故事类型通常要跨越若干朝代,跨越若干文体,跨越若干作品,而呈现出一种集体整合现象。如果只是把研究目光只盯在一种文体或一部作品上,那么对于一个完整的故事类型来说,无疑就会产生忽略甚至割裂的效果,从而导致一种离开故事类型这一最能体现中国叙事文学内在实体价值的研究局面。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以西方文学研究体系中文体和作家作品为核心取向的范式。所以,从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回到故事类型研究既是对传统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补充和更新,更是对于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学术格局的颠覆和对于21世纪“中体西用”学术格局的追求和探索。

根据以上的思路和设想,我们可以把以中为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分为两个互有关联的组成部分:第一,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第二,对各个故事主题类型进行个案梳理和研究。

对于具备条件的故事主题类型,其个案研究操作程序大致有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调动一切文献考据手段,对该故事主题类型进行地毯式的材料搜索。就其文体分布状况来说,应该以小说戏曲为主,同时兼顾史传、诗文、方志、通俗讲唱文学等一切与该故事主题类型相关的材料。在这个方面,“竭泽而渔”也许只是理论上的奢望,但毫无疑问应该是此项工作不懈的坚定目标。因为这是个案的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全部基础,好比是厨师把需要烹饪的原材料采购进货到家一样。

其次,在对已经掌握的尽可能多的材料进行充分阅读的基础上,对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进行要素解析。其中分为外显的结构层面和内在的意蕴层面。外显的结构层面是指那些通过文字阅读可以直接了解认知的外部可见的结构要素,包括情节、人物、背景与环境等等。所谓要素解析工作主要是就某一要素(如情节或人物等)在该主题类型不同文本中的形态流变进行细致勘比。具体梳理出在同一要素线索中,相同者有哪些?相异者有哪些?比如在情节和人物的演变中,哪些成分为一成不变,哪些为前后相异,等等,均须细致勘比清楚。这一步骤是对材料挖掘搜集工作的清理,也是为内隐层面的清理铺路奠基。内在的意蕴层面是指在对结构层面诸要素的观照把握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对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耙梳厘定。一般来说,一个故事主题类型在其演变过程中,往往也涉及多方面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往往要随着文本形态在不同时代和作家手中的变化而呈现出动态的演进。研究者一方面要对该文化侧面的全貌有基本的了解,更需要对这一文化侧面在该故事主题发展中的呈现有清晰的辨认。到了这一步骤,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基本上已经呈水到渠成之势了。

再次,对该故事主题类型的特色和价值做全局的归纳和提炼,并进入到具体成文的收尾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对该故事主题类型进行故事演进过程所蕴含的核心意蕴进行归纳概括,提炼出能够贯通该故事全部材料和要素的核心灵魂,用以统摄全部研究过程,把握全部材料。

总之,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百年的历程。由于它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产生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无论是从感情的角度,还是惯性的作用,人们对它一时难以割舍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如同儿童身体成长了,衣服也要随之变大一样,我们跨入21世纪已经十多年了,已经没有理由继续恪守西方模式的学术范型。当然,沿用了一个世纪的学术范式要想改弦易辙绝非易事。除了在观念上难以一夜间更新换代外,一整套的学术范式更新不仅需要理论层面的逐步深入探讨,还需要很多技术层面的具体构想。不能奢望一篇文章解决所有的问题。笔者把自己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构想和研究视为跨越这条冰河的先期尝试,希望能激发更多的人产生这种“冰河意识”和“过河意识”,共同打造新世纪中国体系的学术范式。

 

注释:

[1] 参见刘方、孙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

[2] 宁稼雨:《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据商务印书馆旧型重印本,第1页。

[4] 该书中译本1913年由开智公司印行,名为《中国五千年文学史》。

[5] 该书中译本1903年由上海中西书局印行,名为《历朝文学史》。

[6] 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 ——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7] 参见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宁稼雨,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小说、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原载《南开学报》2016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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