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

——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杜桂萍

 

 

摘要:明末清初以还,伴随着文人交往方式的变化,各类“赠送之文”泛滥不休,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史景观。除了文体自身衍变、文化境遇之迁改等因素外,文学生态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促发原因。袁骏、孙默以表彰母节和归隐黄山为题目,以数十年之坚持,征集相关诗文作品达万首之多,不仅成就了两种大型主题式创作,还足以引发征集过程及其相关利益诉求的思考,即作为一类特殊存在的“名士牙行”的交往特征、生存方式和人格风貌,以及他们为种种文学乃至文化活动牵线搭桥行为之于文学创作风貌、走向的影响。这些活跃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近似专职文化经济人的“名士牙行”的存在,为了解大量出自名人之手的“赠送之文”的生成过程提供了特殊的视角,生动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化权利下移所促成的文人交往模式及文学生态的新变。

关键词:名士牙行  清代文学  赠送之文  袁骏  孙默

 

 

康熙十一年(1672),为客吴地的江西人魏禧(1624-1680)应袁骏(1612-1683后,字重其)之请作《霜哺篇》跋,开篇即揭载:《霜哺篇》题于松江陈仲醇,踵之者数十年不绝,而孙无言征归黄山诗文亦与相等。凡天下名人文集,无不有是二题者。近代赠送之文,于斯为盛矣。”[1](外篇卷12《<霜哺篇跋>引言》,P638)的确,在清初许多著名文人如施闰章、尤侗、陈维崧、归庄、魏禧、曹尔堪、孙枝蔚、吴绮、王士禄等人的别集中,往往会先后出现题赠苏州人袁骏母节子孝的“霜哺”类文字和题送休宁人孙默(1613-1678,字无言)归黄山诗文,甚至不止一篇。可见二者已构成了当时江南地区文坛一道别样的风景。反观这两种高调且持久的文学史现象,除了事件本身之奇特外,促成两种大型主题式创作的主人公袁骏、孙默也分外引人瞩目;他们皆非能文之士,更谈不上是文坛大家,最初不过是识文断字的一介平民,却能以合适的题目作为制胜法宝,集腋成裘,脱颖而出,成就为一方名士,且推波助澜,促成彼时文学生态中新质素的生成,实在不能不引发今日之特殊关注与别样思考。

 

 

魏禧所谓之“赠送之文”包括诗词与各体文章,与明末以来格外盛行的交往、宴饮、集会活动密切相关,也来自于文化产品普及所致的确证自我的诉求。当这一类文字转而成为一般人借以表达某种目的、确证某种价值的载体,其蕴含的意义往往呈现为更为多元的向度;尤其是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征诗唱和、编刊当代诗文选集成为时尚,进一步促发了这一工具行为的可能性和日常化。苏州人袁骏以表彰母节为名[2],长期不遗余力地征求《霜哺篇》题词达六十年之久,以至“凡士大夫过吴门者,无不知有袁孝子也”[3](卷88)。客居扬州的休宁人孙默以回家为名[4],征求送归黄山诗文近三十年,促成了“海内诗文积盈箧,无人不送归山辞”[5](诗钞卷上《归孙无言归黄山》)的效果,却始终未能返归家乡黄山。作为经济文化各具特色且极为发达的两个地区,苏州、扬州的实际间隔不过二百里许,至今没有确实之证据显示二人相识,或者曾受到彼此的启发,但两件性质相似的大型征求活动发生在大致相同的历史空间,并列互看并寻觅其中的历史必然性极有意味,且可以发现隐含其中的诸多因素对当时文学生态的影响。

  1.坚持一生的征求活动

  与清初刚刚正式定居扬州的孙默不同,袁骏至晚在十四岁(1625)时已经开始了《霜哺篇》的征集活动,何洯诗“总角担屩走天下,遍征文字寿慈亲”[6](卷3《袁孝子歌》)可资为证。孙默归黄山诗文的征集则要晚很多,即便从清初算起已经三十多岁的年纪。不过,他们的行为都可以用“生命不息,征求不止”来概括。袁骏《霜哺篇》系列不仅衍生了《负母看花图》、《侍母弄孙图》等内容,有关袁骏的送别诗、祝寿之作也贯注着相类的主题。各种征求名目的巧翻妙设,令《霜哺篇》吸附人数之多、篇目增加速度之快,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黄瑚曾揣测:“袁子殆将终身焉。”[7](卷37《霜哺篇序》)实际上,袁骏确实将这一行为延续到了生命的最后,即便其母康熙十年(1671)去世,也没有停止:“其母已云亡,问之泪横祭。请读《霜哺篇》,装轴到五十。”[8](卷1《吴门题袁重其霜哺篇》)目前推断袁骏大致卒年的唯一证据,竟然就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恽寿平所画《霜哺图》,时年七十二岁,而其母去世已达十二年。孙默的征集活动未如《霜哺篇》征集持续之久,叹为观止之处亦可圈可点。尽管目前还无法判定所征集作品的存世状况,其滚雪球般的数量变迁亦足以令人惊诧不已。约在康熙四年(1665)或稍后,孙默如是表示:“予所积同人赠归诗,凡一千七百余首。”[9](文集卷6《送孙无言归黄山序》)康熙九年(1670)汪琬云:“无言乞赠诗几逾六千余首,然归山尚未有期也。”[10](卷6《赠孙无言归黄山二首》,P197)康熙十一年施闰章为孙默作六十寿序时透露:“广陵处南北文人往来之交,孙子又酷好而力致之,故所得为多,篇什近万矣。”[11](文集卷9《孙无言六十序》)可见征集数量之多,尤其是增长速度之快。今所知最晚作品是潘问奇《送孙无言归黄山三首》[12](卷3),当作于康熙十七年(1678)春,不久后的五月二十八日(1678年7月16日),孙默因病去世[13](卷15《孙处士墓志铭》);可见其征集活动也从未有过停止之意,直到生命的末期。

  袁骏和孙默都在征集过程中表现出超常的耐力和超群的智慧,然因出身、经历之不同,呈现出来的样貌却不拘一格。袁骏以一介市井布衣的低微身份行“佣书养母”之责,多以冰雪不易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信念示人:“恨贫贱不能早致旌典,而求表章于当世之文人学士,辛勤匍匐,不遗余力。”[14](卷3《袁重其字序》,P219)尽力展示作为一介布衣的恳切、谦卑甚至可怜:“遇天下之名公巨人,必俯首长跽,乞文章诗歌,以表扬其母……彷徨奔走,风雨不辍。”①“叩首乞言,不远千里,以故得赠言如此之多也。”[14](卷3《袁重其字序》,P219)所谓的“俯首长跽……彷徨奔走”,“叩首乞言,不远千里”,揭示其行为有别于一般的文人征和活动,可理解为对“孝”的持久强调,更有身份地位之低微而不得不如是的酸辛无奈。作为一位弃商从文者,孙默的表现似乎更为直截了当,目的明确。初次与方以智之侄方中发见面,便有如是表现:“登堂便订忘年交,仓皇揖罢开诗卷。”[15](卷3《邗江送孙无言归黄山歌》)有时给人留下了并不太好的印象,如许珌:“逡巡再拜如有求,爱我诗声多慨慷。”[16](卷下《再送孙无言归黄山歌》)如陈维崧:“孙郎追饯出城边,邀我高吟黄海篇。”[17](卷1《将发䢴关舟中赠黄海孙无言》)如李驎:“逢客索句不肯放,赠诗盈卷君未还。”[18](卷5《题孙无言黄山诗卷》)从“拜”到“追”再到“索”,尽管不一定是孙默行为的全部,坚持背后的强人所难很容易让人产生渔利之切的反感。人们不断生出的疑惑或与此有关:“欲归不归复何为,逢人但索黄山诗。”[15](卷《邗江送孙无言归黄山歌》)显然,“欲归不归”与“但索黄山诗”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背反,其当然指向即是欺世盗名,“山人”之讥议当来自于此。而袁骏的征集,即便母亲去世后之行为也表述为一种深厚的孝顺之情,多少还给自己的行为留下了一点可供遮蔽的口实。

  2.统一主题的集体创作

  《霜哺篇》系列和归黄山诗文,一以母节为题,一以回家为旨,均以一部集数千名文人学士共同参与的大型主题式创作为载体。作为策划者或编辑者的袁骏、孙默,其智慧不仅表现在征集方式上,更在乎主题选取方面的“体贴人情”。以母亲作为话题,对于自小多得母教、心怀感恩之心的古代文人而言,很容易被接受;尤其是那些少小失母、不能尽孝道于成才之后者,更容易被激发出身世之感、遗憾之情。而回家,更是常年在外奔走谋生的文人们百说不厌的话题;向无久客而不归传统的中国古人,狐死首丘是人生的必然抉择,“归”的咏叹则往往指向一种激荡生命的正能量。选择这样两个话题展开乞诗求文活动,表面上是繁复的征引唱和中非常普通的一类,实际上更容易获得广泛的文化认同。“孝”和“归”作为两个具有开阔空间的宽泛性话题,被征求者可以从任何角度切入主题,尽情言说,《霜哺篇》和归黄山诗文的内容含量因之被有效拓展;因固定题材可能造成的主题单一和意义枯涩也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规避,其中含蕴的丰富文化因素足以提供关于清初社会价值走向、伦理变迁和生命属性的相关解读。

  “借题发挥”当然是普遍存在的话语方式。不同地位、处境和经历的文人在表达推扬节孝和送行祝归的基本主题之外,更多书写和传递了带有个人特质和文化普遍性的复杂情怀。身世之感是最为常见的,如曾王孙:“嗟予少失怙,母氏茹辛苦。侧闻夫人义,感泣沾衣襟。”[19](卷1《题袁重其霜哺编》)因袁骏之事迹联想到自己未能尽力回报母亲,惭愧不已。如陆寅:“只今黄山不可见,老父天涯泪如霰。梦游遥赋俱不成,翘首难逢故人面。”[20](卷11《黄山歌送孙无言归黄山》)由孙默之家乡联想到自己的父老乡亲,悲怆无奈。比较特殊的是遗民情怀不同程度的表达和释放。如论赞袁母之节操,归庄云:“臣以忠,子以孝,妇以节,夫人知之。士大夫读书通古今,畏名义,宜其知所处矣!以观甲申、乙酉之际,何其戾也?……若袁君母子,初未尝知书,而能守节致孝如此……吾之所以重袁君之母子者,此也。”[14](卷3《袁重其字序》,P220)何洯则从感叹忠臣烈妇湮没无闻的角度立意:“独念兵戈纷乱以来,忠臣烈妇沉水蹈火、剖胸断头,气节足与日月争光,而青燐白骨,至同死虺腐鼠朽没,事迹遗落简编,为载纪所不及,以抱恨千古者,曷可胜算!纵有载纪所及,亦未见有人如此之众为诗与文,如此之多交相推高其节也。”[6](卷18《霜哺篇目录序》)各人身世际遇不同,感情之深浅、强弱亦有所差别,出发点则多与针砭现实相关,这其实是理解清初社会现实的一个难得视角。

  创作有《留松阁诗》[21](文集卷1《留松阁诗序》)的孙默本身就是一位遗民,与他有关的“归”,不仅仅是回家,而且是要归于优美的黄山脚下之家,过一种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这尤其为那些无路可走、思想彷徨的文人提供了话语空间。在有关的诗文中,人们普遍表达了对黄山之美的赞叹,云霓翻卷,山林吐翠,所谓“飞泉倒挂声潺湲,紫芝白鹿谁追攀”[20](卷11《黄山歌送孙无言归黄山》)也。尤其是,黄山乃文人修身养性之最佳所在,更容易激发创作者的向往之心、遗世情怀;“黄山”作为一个乱世隐者心目中的美好意象,也生成为对抗于现实名利场的理想社会,上升为众多文人无比向往的精神家园。

  一则节孝,一则归隐,皆是清初社会颇为令人关注的话题。不同人均可以根据自己经历、心境、情怀与诉求而借题发挥,从统治阶层到普通市民也都能心无芥蒂地接受,实在是一个绝佳的题材选择。这是两位普通人的智慧,却契合了时代的文化风尚,袁骏、孙默因之创造了两个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奇迹。

  3.目的明确的设计理念

  作为一场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征集活动,袁骏、孙默对征集对象与文本都有比较明确的理念和设计。文体齐备,结构丰富,主题统一,指向明确,都是这一特殊设计理念的具体表现。

  早在顺治六年(1649),归庄已如是评价《霜哺篇》系列:“诗文不下千首,传、序、跋、赋、颂、乐府、歌行、古、律诗、绝句诸体悉备。”[14](卷3《袁重其字序》,P219)孙默的归黄山诗文系列亦是如此,诗、词、赋、文一一俱全,似乎还有绘画,雷士俊《题孙无言归黄山图》云:“杖屐意难留,君今何处去。黄山隐士多,已卜山中住。”[5](诗钞卷下)不过,与袁骏所获绘画和书法作品的品类、数量乃至作者层级比较,孙默的收获似乎都只能甘拜下风。就目前掌握的材料,当时著名画家王翚、王鉴、恽寿平、吴历、曹有光等都曾应袁骏之请,创作过表彰其母节烈的《霜哺图》;方夏所题“一卷冰雪文”、彭行先所题“炜管扬烈”等书法作品,或遒劲有力,或朴茂端方,各具神采,为《霜哺篇》不可缺少的艺术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负母看花图》、《侍母弄孙图》等“霜哺”副调主题的征集也纷至沓来,有关送别诗、祝寿之作同样贯注了相类的题旨。孙默的征集成果中,除了直接以送归黄山为主题的诗文作品,相关的庆寿之作、祝贺乔迁之诗文等也被灌注了“归”的意趣,如施闰章《孙无言六十序》:“余不欲以它言俗孙子,仍为叙未归黄山之意。”[11](文集卷9)它们同样是归黄山诗文的有机构成,丰富了关于征集者生存状态及相关问题的认知和评价。

  随着索获篇什的日益增多,袁骏还早早开始了《霜哺篇》“分装成卷”的工作:“重其袁子乞得《霜哺篇》累累,辄有社友金孝章先为装成一卷。余以此褒辑,每卷前各有孝章小引。”[7](卷33衲米《霜哺篇总目序》)为便于流播和继续征集,又有“总目”的编辑,“计必有展卷留连,冀遍阅卷中诗文而不惜为任剞劂资者”[7](卷33衲米《霜哺篇总目序》)。“授梓”亦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只是至今未能发现相关的刻本存世。从孙默立意刊刻本族一脉的诗文作品等想法分析②,其所征集之归黄山诗文应该也有刊刻的打算,只是至今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载。他对征集地域和对象的细致考虑,也可发现其中端倪。如方中发的诗歌:“问君诗足是何时,人缺黄冠地西粤。”当他来到孙宅,所获得的印象是:“南极滇黔北蓟辽,下穷丘壑高云霄。闺里名媛方外衲,何人不赠双琼瑶。”[15](卷3《邗江送孙无言归黄山歌》)显然,孙默有关征集的设计理念与袁骏大致相合:“海内走珠玑,赠答如不克。至今六十年,缥缃纷南北。”[8](卷1《吴门题袁重其霜哺篇》)

借名人张目,是促使征集目的达成的有效手段之一。这一特点,在袁骏的征集过程中尤其显得突出。《霜哺篇》的题写由晚明陈继儒(1558-1639)开其端:“悯其母之苦节不获闻于当宁,遍乞海内贤士大夫之言以表异之。”[22](卷16《霜哺篇墨迹卷序》,P754)最初的征求主要是针对名人的,只有他们才具有话语权,达成表彰母节子孝的效力。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普通文人也积极加入到题写活动中,无论是地域性知名者,还是初出茅庐的非名人,借助《霜哺篇》的题写提升名望被看作是一种难得的捷径,所谓“求旧不期来有道,征诗深愧到无名”[7](卷37张鸿磐《甲申春蒙重其老词兄枉访且见索霜哺诗惜别有作兼求教和》)是也。如果说袁骏请他们题写是出于表彰慈母、张扬自我的内在诉求,这些人之于袁骏而言,确证自我的留名心理更为主要。孙默一生“重交好文”[13](卷15《孙处士墓志铭》),“布衣之士有工一诗、擅一技者,无言莫不折节下之”[1](外篇卷10《送孙无言归黄山叙》,P638),周边朋友甚至有“不扫丞相门,惟登处士堂”[23](诗集卷1《赠孙无言因送之吴门》)的印象。不过从其所征集之篇什来看,当朝官人及一时名士之作依然最为醒目,王士祯兄弟、周亮工、邹祗谟、尤侗、宋琬、孙枝蔚等人的作品都赫然其中,甚至是他招揽其事的口实。康熙三年(1664)秋,孙默托表兄弟吴尔世递送诗与信函给江西名士文德翼:“诗与书皆述欲归黄山隐,并持赠归隐序若干,意亦欲余作之。……读序,皆名士伟人。”[24](卷7《送孙无言归隐黄山序》)文德翼因之作《送孙无言归隐黄山序》相赠。可见其同样深谙名人效应之于征集行为的巨大影响力。总之,孙默与袁骏一样,以名人为号召,刻意集结非名人,最终构建了一个江南地区各层次人士的交往网络,成为一时之“声气”领袖。

 

 

  从开始时的合情合理逐渐演变为有悖于常情常理,其实缘于征集过程中日渐膨胀的利益诉求,袁骏和孙默之行为是否“准于礼,揆于义”的质疑因之而比比皆是。方文曾质问孙默:“君归故里寻常事,作底名人俱赠诗?”[25](卷9《送孙无言归新安》)袁骏也面对了类似的拷问:“言之移人,不以多也,袁子乌用是耶?[7](卷37黄瑚《霜哺篇序》)于其行为多有不解、不满甚至不屑。幸运的是,赖于当时文坛领袖人物王士禛的一再表述,这一征集活动与他们赖以谋生的生存方式之间的关系有机会获得了揭示,许多与之相关的文本叙述也因之得以激活,具有了新的审视维度。

王士禛《居易录》卷六:

 

《老学庵笔记》,嘉兴闻人滋自云作门客牙、充书籍行。近日新安孙布衣黙,字无言,居广陵,贫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访之。尝告予欲渡江往海盐,询以有底急,则云欲访彭十羡门,索其新词,与予洎邹程村作,合刻为三家耳。陈其年维崧赠以诗曰:“秦七黄九自佳耳③,此事何与卿饥寒。”指此也。人戏目之为“名士牙行”。吴门袁骏字重其,亦有此名,康熙乙巳曾渡江访予于广陵。[26](5册,P3488)

 

牙行,或曰牙人,旧时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而从中收取佣金者;“名士牙行”则应该是热衷于名士与名士、名士与非名士之间的交接联络,并从中获取利益的一类人,类似今天所谓“文化经济人”。从有关文献分析,其主要涉及了与文人有关的编选、撰作、抄写、评点、介绍等文事类活动。重温《老学庵笔记》[27](P7)的相关段落,陆游的记述简洁而含蓄,嘉兴老儒闻人滋(茂德)的生意也简单而清淡,远不如袁骏、孙默之所作所为复杂且成规模;尤其在操作方式和行动理念诸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有关名士牙行之特征云云,仍可借助历史的遗传进行寻绎,其新质和共通之处因人的经验、现实而具体可感,幡然可悟。

  “穷窘”当然是最为醒目的印象,这几乎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前提。袁骏三岁丧父,少小孤苦,主要生活方式是“佣书以养母”[22](卷25《吴门袁母吴氏旌节颂十章并序》,P989),贫贱与寒窘是他中年时期之前的基本状态:“见君不觉卅年余,两鬓萧骚赋索居。”[28](卷60《赠袁重其》,P1189)“交游虽广贫何救,尘世真难巧自全。”[29](卷2朱柏庐《赠袁重其》)最初征求《霜哺篇》诗文作品时,他一定是怀着张扬母亲节烈的夙愿衷怀,但长期佣书于大户之家的人生经历,也会使袁骏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了种种名人与名人、准名人、非名人之间的文学、文化乃至经济交往,启迪其对于人生道路的思考与选择。如是,一旦有获得“孝子扬亲志,贤达多歌吟”[19](卷1《题袁重其霜哺篇》)的机会和社会效果,不再仅仅满足于一种缺乏保障的赡养方式,谋求一个或多个更好的治生方式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以做生意见长的孙默一度生活富裕[30](文集《送孙无言归黄山序》),但与很多徽人心甘情愿弃商从文一样,他也最终选择定居扬州且开启了征诗选文的生涯,尽管这导致了“居阛阓中,委巷掘门,瓶无储粟”[31](卷49《祭孙无言文》),至有“朝餐夕炊,设或不继,赁居庑下,设或月钱不得偿”[30](文集《送孙无言归黄山序》)的情况。他征集归黄山诗文行为开始的动因当然包含了对故乡的向往,但时人“姑求多于文词,以自豪于山”[32](卷10《送孙无言归黄山序》)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关于不能归去的理由,孙默有如是解释:“凡我所为欲归者,为营两先人葬也。而葬之资无从得,故久未能归也。”[9](文集卷6《送孙无言归黄山序》)而这一点并不足以令人信服。且不说其家族以经商擅长,其弟及两个儿子始终有固定的经营路线,并非一般的小本买卖④,应该足以维持生计;好友孙枝蔚即曾透露:“无言有弟若子善治生,往来鱼盐之乡,可不必婚嫁毕而后效向平也。”⑤有学者判断他不能归的原因是出于经济上的拮据[33],或者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孙默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应与其笃好交游、博取名利有关,专注于《国朝名家诗余》的征集编纂其实也有这样一种理念与心态的作用;相关的,归黄山诗文的征集也并非仅仅来自当下生活的困窘,基于生存发展与文事活动的长远设计和操作策略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乐交”是另一醒目之点,这是名士牙行获得各类信息的必要途径与方式。袁骏的交游广泛最初一定与他“日走四方”[34](卷1《德行》,P250)的佣书职业有关,后“乃以孝特闻”[1](外篇卷12《霜哺篇跋》,P638),则与其四处征集《霜哺篇》的行为选择及其巨大成功关系密切:“凡士大夫过吴门者,无不知有袁孝子也。”借助于“孝子”的身份和《霜哺篇》持续不断的征集,袁骏家门前“常系马以延宾”[35](卷3《袁重其母太君霜哺篇序》),开始了有意识接纳四方来客的活动。入清以后,名人高士的文集中常会发现袁骏忙碌的影迹,仔细考察推究,其所担当的主要是来往穿梭的通风报信者和宴会雅集中不可或缺的召集人;王士禛所谓“结交四海皆英流”[26](1册,P429),与其说承认其逐渐跻身于名人雅士的行列中,毋宁说是在暗示他是这一群体不可或缺的“名士牙行”。曾来往于扬州与中州之间经商的孙默同样交游广泛,有关其“重交好文”的评价几乎是周边朋友的众口一致,所谓“贫能结客知交满”[36](卷11《寄怀孙无言山人》)也,似乎与他的商人身份无关,而且特别强调他喜欢结交那些工诗善文之人,甚至发展为人生爱好,演为日常行为的规范。其实,当时亦有诸多语含机锋的评价,孙枝蔚即曾如此感喟:“耽诗情不减,取友法终宽。”[37](前集卷5《无言病起见过》)对他交往过泛无比忧虑。最为特殊的当然也是大名人王士禛,一方面赞赏其“于文章朋友之嗜,不啻饥渴之于饮食”,又不无深意地表示,“四方名士,或因考功以识无言,或因无言以识考功”,再三提点其“名士牙行”的身份;甚至在其逝后的祭文中也没有回避这一思路:“或曰,无言喜宾客,厌寂寞,其不归黄山必矣。”[31](卷49《祭孙无言文》)以“或曰”来表达微词,刻意凸显二者的关联。

“声气”当为名士牙行的核心表征,其穿针引线、牵线搭桥的功能因之方能得到有效的实现。机敏的反应、伶俐的牙齿和豪侠仗义的行为方式,当是必备质素。在这一方面,袁骏和孙默的表现因为个性、经历之相异而各不相同。孙默“谈笑封侯,纵横游说,贱彼仪、秦舌”[38](李符《酹江月·送孙无言归黄山,用曹学士韵》,P7513),胜在言辞之利捷:“于寒人崎士工文能诗或书画方伎有一长,必委曲称说,令其名著而伎售于时也,然后快。以故四方知名及伎能之士多归之。”[13](卷15《孙处士墓志铭》)不止一位文人描述过孙默日常生活中的送往迎来之频:“朝一客至,即叩诸闻人之门曰:某某来。暮一客至,又扣之不倦。”[13](卷15《孙处士墓志铭》)倒屣相迎之态栩栩如生。而袁骏应该也是如此,只不过从当时人文集中的相关记载中难以捕捉到有关此种风貌的词语,更多是其具体行为的记述。如:

 

吴伟业《程昆仑文集序》:“昆仑之于文,含咀菁华,讲求体要,雅自命为作者,其从吾郡袁重其邮书于余也。”

      吴伟业《杂剧三集序》:“木石邹年兄梁溪老学宿……旁通音律。近选《杂剧三集》成,嘱袁子重其索余言。”

      陈瑚《张秋绍宫辞序》:“春,予卧疴湖上,重其袁君手一编,不远百里,轻舠襥被款予扉,而属序焉。”

      董以宁《吴江沈烈女墓志铭》:“苏州袁处士骏,以吴江顾有孝、赵澐等百二十四人之征启,来为沈烈女请铭。”

 

以上诸条,撰文者多为清初苏州或临郡的著名文人,求文者多为声名不显的下层文士,牵线搭桥者则都涉及了“袁重其”即袁骏;如果没有机敏之应对、口才之不俗,是无法担任这样的工作的,其“名姓满天涯”[39](卷7《送袁骏还长洲》)之不虚一定与此关系密切。

  “豪爽”或“豪侠仗义”是名士牙行最为得人的交往方式。时人涉及孙默此类行为时,常用“贫而好客”、“好为人谋”一类词语,似乎谈论的是“穷窘”、“乐交”两个维度,其实皆是从“声气”生发,强调沟通联络之能力与智慧。他热情侠义,往往能急人所难,方文曾赞其“谁能似无言,高风激穹苍”[25](再续集卷1《赠孙无言》)。对那些“布衣之士有工一诗、擅一技者”,孙默尤其表现出“风义几欲齐平原”[40](卷2《题孙无言归黄山诗册)的风范:“处士长身高足,深目朗眉,服被甚古。见其风日,以扇障而疾行衢巷,或踯躅霜雪泥淖,知必四方客至,而处士为之来叩也。见即出卷秩阔袖中,累累曰:‘此某某作也。’如是者,自壮至老如一日。”[13](卷15《孙处士墓志铭》)似乎只为他人着想,无暇顾及自我。相比之下,有关袁骏的核心评价中并没有出现类似的话语,只有“孝”及其围绕“孝”的喋喋述说:“此士读何书,孝经常在口。”[37](续集卷6《题袁重其<午日负母看花图>》)或者“孝”的包容性、覆盖性都太强大,难以谛视其他;或者温良谦恭的行为惯性,促使他情愿维持一种任劳任怨的寒士风貌,以致其低调而富于智慧的人生在某一时间节点终止后竟然没有留下痕迹,有关其疾病、死亡的只言片语至今都未能发现。

  其实,识人之功才是袁骏、孙默们稳操胜券的独家秘笈,能够充当名士之牙行缘于他们对文学作品、文化风尚的领悟和把握程度,而灵心慧眼、体察风情与必要的知识储备、文化素养往往发挥着相得益彰的效用。在这个方面,孙默无疑更有特出之处。其在选词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开阔的词学视野、敏锐的选择能力以及高水准的鉴赏品格,曾得到时贤和今人的一致肯定,连目光严苛的四库馆臣们也不得不承认,《国朝名家诗余》“虽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而一时倚声佳制,实略备于此。存之,可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41](卷199《十无家词提要》)。或许因出身、经历的不同,袁骏除了书写方面有一定的功力外(今存其手迹),文化修养之优尚未见得到格外肯定;所参与的编选、征集行为多包含被动之处,很难发现其中的个人趣味、价值所向。如归庄《吴门唱和诗序》云:“今春,四方名彦,偶集吴门,吾友毛君子晋、顾君茂伦、袁君重其迭邀诗侣,旬月中再会,人拈一韵,得近体若干首。重其出以相示,且索序。”[14](卷3,P192)不过,就《霜哺篇》的精心设计以及多向度的拓展而言,其精明睿智的商人敏感当高于孙默。长达六十年的四处征集,使《霜哺篇》本身已生成为一部“名作”,其超常磁力吸引了大量文人的目光和创作,袁骏自己亦因之远近闻名,人脉甚广。

  无论如何,清初的袁骏、孙默都已不再满足于南宋闻人滋“开豆腐羹店”的日常眼界,开始主动以“游走”的方式优游于文人圈,拓展了沟通联络、出谋划策一类业务的范围,并借助《霜哺篇》和归黄山诗文的设计和征集声名鹊起,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经济利益。他们智慧地利用了“名”的巨大效应,使题写本身形成了一个以“名”为轴心的内在节点,吸附大量文人汇聚之,最终促成了文本与人的“互名”。征诗乞文的活动往往是与“名士牙行”的生涯同步展开,皆得因于此。曹煜于康熙二十年(1681)致书袁骏:“率吟小诗,为先生寿,苦不能书,先生使善书者代我,何如?芹仪勿鄙是荷!弟往郡,又多一番盘用。钱礎老纸价,请以其半,烦先生手致之。三五良宵,或再报命耳。”[42](二集卷2《与袁重其》)“为先生寿”所指为袁氏七十大寿所作之诗,“芹仪”或为贺寿之礼,更有馈谢之意:托其代转印刷费用给无锡出版家钱肃润,并有辞费之嘱,岂能无“芹仪”为报?凡此,即可印证袁骏“牙行”业务之于《霜哺篇》系列之纠缠关系。孙默归黄山诗文的征集过程透射了他交往范围的逐渐扩大,以及有意借之网罗当代名人的动机,所编辑之《国朝名家诗余》的很多评点者和作者都是送归黄山诗文的撰稿者即可为证。董以宁谈及《送孙无言归黄山序》的写作云:“至请之余者再,余未有以应也。阅数年,余来扬州,先生尚在,又固请焉。”[30](文集《送孙无言归黄山序》)考序文创作时间为康熙七年(1668)夏,正与孙默编辑《蓉渡词》完成同时;如没有《蓉渡词》编辑对声名的巨大促进作用,董以宁当不会放下身段答应序文的写作。显然,这种有意为之的标榜声气之举,顺应了“名士牙行”的实际需要,孙默本人于此际开始声名大振当与这一类行为选择关系密切。

或许与文化市场的发达与竞争程度相关,清初的名士牙行们有了更为明确的职业意识。他们对于积攒声气、构筑广泛人脉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像袁骏这样出身低微的司笔札之役者,如何跻身文士群体成为关联各方的文化“牙人”,缺乏独特的载体或工具似乎难成正果;《霜哺篇》以“节孝”张目,以当世名人为主要征集对象,促成了显亲扬名的社会效果,实际上也完成了袁骏由“非名”到“名”的转身。孙默平生“不甚为诗,而好朋友之诗”[31](卷49《祭孙无言文》),热衷于诗词编辑、评点、刊刻工作,为其提供了接触大量文人的有效机会与最佳路径,归黄山诗文的征集因之如虎添翼,既服务于《国朝名家诗余》的编辑,也有利于他借此获取利益和声名,彼此相得益彰。很有一些名人乐于借助《霜哺篇》、归黄山诗文的创作表达自我,张扬个性;更有一些非名人乐于参与其中,品味一种准名人的自我弘扬。“士大夫争为袁生赋霜哺以相夸重”[43](文集《霜哺篇序》),使“袁生”与“霜哺”、“赋”与“被赋”互为因果,又各得其所。对于归黄山诗文的征集者孙默,类似的记载也不少:“读四方君子赠答之词,有送桴庵归黄山文者,不一而足。心窃恨之,为不知何时游黄山,呼桴庵于三十二峰间,与言烧丹煮石事。”[44](文选卷2《送孙桴庵归黄山序》)能进入《霜哺篇》、归黄山诗文的创作群体变成了一种荣誉、身份的象征,而这也是为什么事过多年,“士大夫之称袁生者日益多,为袁生赋霜哺者亦日益盛”[43](文集《霜哺篇序》),而孙默也让扬州人久久不能忘怀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借助于名士牙行的身份,袁骏和孙默各自找到了合适自身的题目,“借题发挥”、“借水行舟”成为他们在众多同行中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这其实也是王士禛将孙、袁二人相提并论的直接原因。当其时,他一定是联想到了二人都曾反复就同一话题四处恳请、且已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广泛影响的征求行为,并对其中饱含的交往双方的各种名利性诉求洞若观火,才有如此之讥嘲。只不过数年之后,这位讽刺孙默为“名士牙行”的大名人又有了另一段感慨万端之语:“无言遂已长夜,海内风雅大寂寞矣。读此掩卷久之,兼复痛我西樵也。”⑥一个名士牙行类的小人物,被这位文坛领袖冠以影响“海内风雅”之巨大作用,从一个特殊维度反映了孙默类人物的不可或缺及其之于清初文化生活的巨大影响。

 

 

  “名士牙行”生成于名士与非名士的一些特殊需要,并在某种交往关系中完成。然仅有“人气”是不够的,地利之便、天时之佳同样是其生成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就是说,“名士牙行”一定是经济发达、文化兴荣的产物,苏州、扬州类商业城市的文风之盛、文事活动之繁提供了孕育这一类人群的土壤和环境。袁骏、孙默借助其地,适逢其时,又选择了合适的方式如征集《霜哺篇》、送归黄山诗文等,彼此助力,互为因果,进而风生水起,成就了“名士牙行”这个特殊职业及相关文学史现象的应运而生。

  苏州、扬州皆为清初时最为有名的大都会城市,经济、文化发达。苏州自明代中期以后一直保有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入清后手工业、商业很快恢复,呈现出迅速繁荣之势,文化出版亦同时获得恢复,吸引了四方文人的目光。扬州虽有“扬州十日”之涂炭,但入清后不久亦逐渐恢复了“江左名都”的繁华。两城市均处于南北交通之要冲,商贾驻足,冠盖云集,富丽繁华,天下人皆向往之。尤其是扬州,“其致者,非四方仕宦车舟往来之经历,则富商巨贾悠闲之子弟,征贵贱、射什一之利,调筝弄丸,驰骋于狗马声伎而豪者耳。其他则皆穷无所恃、赖游手以博衣食者也”[45](卷15《赠孙无言归黄山序》)。是一个典型的由各类型淘金者组构而成的名利场,为不计其数不名一文、“穷无所恃、游手以博衣食者”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浇薄、享乐的表象下是名利的泛滥,同时又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生存可能。战乱后迁居扬州的关中诗人孙枝蔚诗云:“广陵不可居,风俗重盐商。”[37](前集卷2《李屺瞻远至,寓我溉堂,悲喜有述》)然因生存而来的大大小小的机遇、诱惑亦难以抗拒,直至终老都不曾离去。一度与王士禛齐名的诗人彭孙遹“江南奏销案”罹祸后四处游历,数度到达苏州、扬州,谋求生存之道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趋利”是众多文人热爱姑苏繁华、扬州风月的一个直接动因,只不过获利的方式因为个人的资质、条件、追求而有所不同而已。不名一文的袁骏选择了“遍征文字寿慈亲”的方式,其精心设计的《霜哺篇》征集,不仅达成了母节子孝的远近闻名,而且收获甚丰,经济困境逐渐改善,后来竟有了妻妾共处、子孙满堂的晚年光景。因经商客居扬州的孙默,“无他好,惟获交天下贤人君子,罗致其诗古文词若嗜欲,以故弃百事为之,风雨寒暑,死生存亡不少易”[13](卷15《孙处士墓志铭》);借助文人之间的交往博取的一点利益,不仅成为其获取生存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还助力于他借编选《国朝名家诗余》求名逐利的文人生涯。《国朝名家诗余》耗尽了孙默后半生的心血:“吾方以鸣始也,十五家倡之于前,自此而数十家而百家,兹不其先声也与?”[46](邓汉仪《十五家词序》)汪懋麟理解他“期足百人为一选”[13](卷15《孙处士墓志铭》)的甘苦,邓汉仪则描述了他困窘之中的孜孜不倦:“黄山孙子无言以穷巷布衣,留心雅事,每有佳制,务极搜罗,如饥渴之于饮食,甚至舟车裹粮槟,不惮冒犯霜露,跋涉山川以求之。故此十五家之词,皆其浮家泛宅、殚力疲思而后得之者。”[46](《十五家词序》)此举耗费了孙默的积蓄和日常所得,其实也是他不能返归家乡的原因之一,却改变了他“穷巷布衣”的身份。名与利,始终纠结缠绕于孙默的心中,致其有“风尘百千虑”[5](诗钞卷上《送孙无言归黄山》)之难,无法转身,又必须承受由困窘、误解和思乡情切捆绑在一起的生存与发展之苦。

  明末以来,已发展成为全国著名文化出版中心的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地人文荟萃,名流云集,各种诗文总集和别集的编纂、刊刻和传播异常热闹。伴随着征诗唱和、编选当代诗文选集成为时尚,颇有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如杜濬、邓汉仪、张潮等人或多或少都具备这样的质素。但一些本身不名一文的贫士也徜徉其中,乐此不疲,往往令人难以理解。如顾与治,一生好侠仗义,以南京为中心从事文事活动,施闰章描述其“一意攻古文词,与四方名士贤豪深相结”[11](文集卷17《顾与治传》),即暗含有对其“名士牙行”身份的指认。有关文献亦不乏其穿针引线的记载,钱谦益云:“金陵顾与治来告我,曰:‘梦游与莆田宋比玉交,夫子之所知也。比玉殁十余年矣,梦游将入闽访其墓,酹而哭焉。比玉无子,墓未有刻文,敢以请于夫子。'”[47](卷66《宋比玉墓表》)从谢正光《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提供的有关文献,也可以推断出一些编选者或多或少具有“名士牙行”的特征。如顾有孝辑《骊珠集》凡例云:“余息影菰芦,交游实寡,而广为搜集名集者,金子耿庵、张子虞山、彭子骏孙、钱子礎日、计子甫草、袁子重其、喻子非指、家修远兄也。功不可泯,因亦附识。”[48](P110)所提及的金俊明、钱肃润等皆非手头宽裕者,然征集、编选活动频繁,且乐此不疲。显然,类似活动可以达成“名”的愿景,还可以博得“利”的收益,进而混迹于“名人高士”群体中,或者成为其中一员,这是促使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各类总集的编选,甚至不辞艰辛、填补银钱的直接原因。陈维崧评论孙默前往海盐征集彭孙遹词的行为时,有“韦庄牛峤好词句,此事何与卿饥寒”[49](卷9《送孙无言由吴阊之海盐访彭十骏孙》)的戏谑之语,也隐约点明这一类活动与“饥寒”的微妙关系,此句曾被时人和后来者多次引用,包含了对其身份属性的强调和暗讽应该是重要原因。袁骏、孙默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征集《霜哺篇》和送归黄山诗文之策略,不仅找到了解决“饥寒”的途径,其他利益诉求也获得了实现,可谓剑走偏锋,技高一筹,这是其名士牙行诸多实践较其他人更为专业的重要因素。

更让今人之想象力难以企及的其实还有彼时一些“名人”尤其是文坛领袖级人物的明知其理,尽力配合,参与其中。梳理相关文献可知,赫赫有名的文人如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尤侗、魏禧、方文等都留有涉及《霜哺篇》、送归黄山诗文的相关文字,且不止一诗一文,往往令人不解甚至惊诧。“四海宗盟五十年”[50](卷2《八哀诗钱宗伯牧斋》)的一代文坛大师钱谦益,先后为袁骏撰写了《识字行,题吴门袁节母册子》、《袁泰征遗稿》、《吴门袁母吴氏旌节颂十章并序》、《霜哺篇墨迹卷序》、《题袁母二序后》等诗文,不免令人匪夷所思。只有借助名士牙行的视角才可能洞悉,晚年钱谦益身边的重要文事联络人就包括了袁骏,许多其担当牵线搭桥任务的信息足以验证这一点。以下皆为钱谦益所作,分别见其《牧斋有学集》和《牧斋有学集补》:

 

      《小山堂诗引》:“方吾家酒熟时,吴门袁重其持施有一新诗来请序。传杯读之,清词丽句,盎溢牙齿间……重其当趣举斯言,以告于读有一之诗者。”

      《徐季重诗稿叙》:“新秋病足,适袁子重其来自鹿城,得徐子季重诗。伏枕听之,忽然而睡,涣然而兴……”

      《锡山高氏白华孝感颂并序》:“吴门袁生重其来告我曰:锡山高太君李氏,仪法茂着,精修净土,无疾考终。其子学宪汇旃,哀恸毁瘠,念无以报母恩,长跪柩前,诵《妙法莲华经》,两膝着地,声泪迸咽……余既叙高子之孝感,并为袁生告焉。”

      《吴门吟社雅集》:“晦木偕兰生薄游吴下……重其、伟楚、又王诸君,杯酒留连,倡和成卷。”

      《归自吴门,重其复来征诗,小至日止宿寒舍,剧谭论文,喜而有赠》:“一编诗足张吾军,毷氉沉吟每夕嚑。岂有地深戎马劫,翻令天焕帝车文。早时岭放南枝雪,明日台书长至云。莫以儒生笑袁虎,策功毛颖许谁分。”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袁骏与钱谦益之间的关系,自然,亲切,常来常往。让这位耄耋老人看重的似不仅仅是袁骏的奔跑联络工作,还有“伏枕听之”的安心和“传杯读之”的惬意,以及“剧谭论文”的欢悦,如是,怎一个“善解人意”可以了得!文人不言利,钱谦益的文字当然也不会透漏其中包含的利益链,但从袁骏名士牙行的身份及钱谦益晚年生活一度困窘考量,再看看《有学集》中大量增加的序跋文、碑传文等应用类文字的现实,足可想见个中原因:一定是袁骏“名士牙行”的身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奔走联络,通报声气,精心设计,使这位文坛耆宿获取了润笔和名声之双重利益,否则这位大名人怎会如此赏识、借重甚至依赖他?作为回报,钱谦益创作了有关袁骏母子的多篇题咏,不仅不断拓展了《霜哺篇》征集的局面,甚至发挥了其他名人无法比拟的作用,对袁骏名士牙行工作之助力更是难以数字估计。作于崇祯九年(1636)的《识字行,题吴门袁节母册子》一文曾被当时及其后的多位名人例举,对《霜哺篇》的征集具有重要的推毂作用;袁母七十岁诞辰所作之诗歌为众多文人唱和,于一度形成的“名流千里至,佳咏一时新”[7](卷37吴炎《<霜哺篇>题诗》)征集高峰而言,实有巨大的示范和引导效应;而作于袁母八十岁生日之际的《吴门袁母吴氏旌节颂十章并序》,以引经据典之伦理评价和盖棺论定之人格礼赞示人,更是促成霜哺文字“煌煌乎盈门塞屋”[22](卷25)的强有力因素。总之,因为袁骏的帮助,钱谦益呈才扬识,撰写了大量序跋碑传一类收费文体,名利双收;袁骏则以钱谦益等大名人为自己张目,坚持不懈,促成了“《霜哺篇》之诗歌叙记几遍天下”[1](外篇卷18《袁君泰征同配吴节母合葬墓志铭》,P890)、“凡士大夫过吴门者,无不知有袁孝子也”的效果,二人各得所愿。

  孙默与王士禛兄弟的关系也可从如是维度理解。孙默能在入清以后不失时机地进入“编选”这个充满了名利诱惑的领域,与王士禛振兴广陵风雅的诸多活动与理念关系密切。他大约在顺治十七年(1660)即得识初到扬州的王士禛⑦,是“红桥修禊”等影响一时的文事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其《国朝名家诗余》的构思设计和编选原则等亦得到邹祗谟、王士禛《倚声初集》(刊于顺治十七年)的启发和影响。而王士禛不仅是《国朝名家诗余》的参与者、评点者,也是归黄山诗文系列的重要作者,有关的作品包括诗歌三题六首、祭文一篇及书信若干,对孙默的征集活动亦有巨大助力。顺治十七年王士禛就任扬州推官后,孙默征集作品日多,当与王的推举不无关系。康熙四年三月,经由弟弟王士禛的介绍,孙默又得识大名鼎鼎的王士禄,且相交甚欢。王士禄“爱无言之为人,与之遍访鹤林、招隐诸名胜;既而入吴适越,亦挟与俱”[31](卷49《祭孙无言文》)。长达一年多的相与宴饮游赏,对扩大孙默的声名作用更大:“凡客西湖三月,四方名士,或因考功以识无言,或因无言以识考功,二人者,交相重也。”[31](卷49《祭孙无言文》)以至兄长去世后,王士禛时时处处流露出爱屋及乌式的关爱:“予在京师,虑无言贫老,无以给饘粥,有故人为榷使,以无言姓字语之,既而终不往见也。”[31](卷49《祭孙无言文》)凡此,都在客观上形成了助力“名士牙行”的作用。今所存康熙四年、五年(1666)时的送归黄山诗文作品最多,与王士禄之间的“交相重”应不无关联。孙默去世后,已经名重宇内的王士禛应其族弟孙思远之求为撰祭文,以“大抵忘机而任真,尚名义而鄙荣利”[31](卷49《祭孙无言文》)之语高度评价之,对这位有着“一死一生,交情如昔”[3](卷49《祭孙无言文》)的友人之死无比感伤。尤其是,在继续强调孙默“名士牙行”身份的同时,还表达了另一维度的思考,“无言遂已长夜,海内风雅大寂寞矣”,客观上肯定了孙默之于清初文坛的价值和意义。

  总之,钱谦益、王士禛等大名人对袁骏、孙默的非常礼遇,借助名士牙行的考量视角方能知其所以然。而从袁骏、孙默的征集活动不难看出,那些已经成为当代翘楚的名人,从不会嫌弃此类机会过多。如金堡听闻有人为刻其作,十分高兴:“等一黄金看用处,人间雅俗有何常。肯将驱使随文苑,天半铢衣菡萏香。”[51](诗卷4《袁重其索为钮南六赠,云南六欲刻予吴门诗》)有时,入选篇目的多少和出现频率的多寡,亦标识了文坛地位的高下,关联着生存之际遇、荣辱、顺逆。故袁骏、孙默一类人始终受到欢迎,即便如魏禧、归庄、姜宸英等以耿介著称的文人也不得不勉力迎合,一方面表达对他们的质疑、讥讽,同时也满足其馈赠之求,并在相关篇什中表达肯定、赞美之意。如魏禧为袁骏先后完成《霜哺篇跋》、《袁君泰征同配吴节母合葬墓志铭》二文,又不客气地揭穿其“节母之丧及小祥矣,求所以传其母者,亡异平日”的虚伪;姜宸英质疑袁骏“一言为富,子乃若是侈乎”,但也同时满足了他求赠《霜哺篇序》的愿望。对于孙默,魏禧规讽他的“好士之誉”[1](外篇卷6《与休宁孙无言书》,P291),归庄揭发他的“归”是“未可知之辞”[52](《送孙无言归黄山序》),讥贬之意尽在字里行间,仍出于各种目的与孙默交接往来,甚至交情颇厚。比较特殊的当然还是王士禛,对袁骏深怀鄙薄之意仍不吝赠诗溢美:“袁生袁生,生不愿作万户侯,结交四海皆英流。子为名士母贤母,此事足以光千秋。”[26](1册,P429)话语之由衷与内心之诡谲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让人不免联想到彼此的利益缠绕,只不过目下还没有发掘出有效的证据而已。不过,这已足以揭示“名士牙行”受到特殊礼遇的真实原因了,即:他们以特殊的中介方式周旋于名人与非名人之间,投合并满足了他们之于名利的潜在欲求,既可为非名人之所需,亦能为名人们所认可。

  无论《霜哺篇》、归黄山诗文的征集初衷如何,其实际上已被打造成了两位穷窘的布衣之士在寻找上位过程中依凭的特殊载体。借助“母亲”、“回家”这两个看似普通实则绝佳的题目,袁骏、孙默不仅身价倍增,远近闻名,发展成为苏州、扬州文坛不可或缺的“声气”人物,还跻身于当代名流之中,开始了操持文柄的人生历程。其趣味、理念以及基于经济目的的诸种选择,实际上都产生了引导、调动一批文人题材、主题、文体选择乃至创作走向的特殊意义。且不说孙默编辑《国朝名家诗余》对创作群体、词体风貌乃至词学复兴的意义[53],仅从一些实用性文体如序跋、碑传等的产生过程和复兴方式来看,即足以体察名士牙行们秉有的独特文化身份,以及他们在当时文学交往、编选、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可以寓目的清初名人的诗文别集中,这一类文体成几何级数的增长,显然与名士牙行的努力工作有关。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中的大量作品可作如是观。再如姜宸英(1628-1699),是一位被王士禛称为“本朝古文一作手”[54](P86)的人物,没有袁骏、孙默一类人物的牵线搭桥或者是另一种生存窘况。康熙二年(1663),他在惋惜另一位古文家王猷定生死之窘时表示:“王子数卖赋,求活不能给,则东涉大江,迁延于钱塘、会稽。已而赉志客死,久不得归葬。”[45](卷15《赠孙无言归黄山序》)对其“迁延于钱塘、会稽”的“求活”之举表示理解,而“予非以饥驱,必不来此”(扬州)的无奈,与“无言之与王子,何为久于此而不去哉”相呼应,更是一种感同身受式的呼应。王猷定之“卖赋”与自己的“饥驱”都昭示了一种买卖关系的存在,而其到扬州后即迫不及待地寻找孙默,或者即有寻求中介帮助之必要:“既至,而孙子居僻远,物色无所得。”“次年春,会予复来广陵,求孙子月余。”二人见面后,姜宸英很快撰写完成了《赠孙无言归黄山序》,对孙默的迟迟不归表示了高度理解。[45](卷15《赠孙无言归黄山序》)至于袁骏,他本来有意拒绝,“孝子骏力求予序,其许之而不果者亦数月矣”[45](卷15《霜哺篇序),然因有到常州传信、赠书给李长祥之类事相烦[55](卷3《与姜西溟书》),又强调李序在前之引导,“予读之意动,涕洟承颊,则起彷徨,欲为孝子序,遂序之如此”[45](卷15《霜哺篇序》),姜宸英最终完成了《霜哺篇序》一文。凡此,均可昭示“名士牙行”之于文章生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袁骏、孙默的征集活动为探析清初时期以苏州、扬州为代表的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学生态提供了内涵丰富的个案;从中不仅能够感受到活跃于这些地区的为种种文学乃至文化活动牵线搭桥的近似专职的“名士牙行”的存在,更足以了解到大量出自名人之手的“赠送之文”产生的过程。明代中期以后,学术文化的多元化已蔚成趋势,平民化、世俗化与精英化、雅化纠结相伴,各走偏锋,纷争迭起。随着前后七子的倡言复古、心学各派的鼓噪呐喊,“台阁坛坫,移于郎署”[56](丁签卷1)的文化走向逐渐成为现实。华亭夏允彝为同乡好友陈子龙《岳起堂稿》作序时指出:“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故前之贵于时也以骤,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57](卷首)以对比的口吻揭示了不同时代境遇中因文化权力下移所导致的文人表达范式之不同,其中所提及的“同声相引重”正是文人引领文化潮流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袁骏、孙默以母节、归家为题目进行针对性极强的征集活动,并以此张目,集聚人气,行“名士牙行”之实,正是这一文化诉求的具体实践。康熙中期,宜兴瞿源洙又强调:“古未有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58](卷首)可见,“穷而在下者操文柄”、“文章之命主之布衣”,已然是明末清初时期文坛的崭新动态,一个值得深入探研的文学生态话题。从这个意义而言,“名士牙行”是任何一种其他角色无法替代的,其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实在不可忽略。

 

注释:

①宋曹《袁节母传》,见现存《霜哺篇》手迹书影,私人收藏。

②汪懋麟《孙处士墓志铭》云其“又集孙氏凡以诗名者,欲镂板以行。又尝集诸名家词,期足百人为一选。俱未果”。见《百尺梧桐阁集》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③诗见陈维崧《送孙无言由吴阊之海盐访彭十骏孙(时无言刻程村、骏孙、阮亭三家词,特过海盐索骏孙小令)》,此句原为“韦庄牛峤好词句”,载《迦陵词全集》卷9,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④陈维崧《苏武慢送孙郎贾汝宁无言令嗣》词是为孙默次子赴河南汝宁经商而作,其中“天中上郡,汝水雄关,仅可持筹列肆”之句,对其“持筹列肆”的经营声势颇有描绘和渲染。能够达到“持筹列肆”的水平,至少不是普通的商铺,应该足以维持生计。载《迦陵词全集》卷24,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⑤孙枝蔚《送无言归黄山序》云其自述:“自吾辞黄山来此,其时幸饶于赀,颇能供宾客车马。自丧乱以来,倾散殆尽,而家累日益以众。”载《溉堂集》之文集卷1,康熙刻本。

⑥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九《春日怀友》之十四“家无言默”王士禛评语,康熙刻本。

⑦据王士禛《祭孙无言文》“予与无言交二十年”估算,见《带经堂集》卷49,康熙刻本。

 

参考文献:

[1]魏禧:《魏叔子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

[2]杜桂萍:《从“佣书养母”到“名士牙行”——袁骏<霜哺篇>与清初文学生态》,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

[3]同治《苏州府志》,光绪九年(1883)刻本.

[4]杜桂萍:《“名士牙行”与孙默归黄山诗文之征集》,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

[5]雷士俊:《艾陵诗文钞》,康熙莘乐草堂刻本.

[6]何洯:《晴江阁集》,康熙刻增修本.

[7]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光绪吴兴家塾刻本.

[8]刘谦吉:《切庵诗钞》,康熙刻本.

[9]计东:《改亭诗文集》,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10]汪琬:《汪琬全集笺校》,李圣华笺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11]施闰章:《学余堂集》,四库全书影印本.

[12]潘问奇:《拜鹃堂诗集》,康熙刻本.

[13]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4]归庄:《归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5]方中发:《白鹿山房诗集》,清刻本.

[16]许珌:《铁堂诗草》,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本.

[17]陈维崧:《湖海楼诗集》,清刊本.

[18]:《虬峰文集》,康熙刻本.

[19]曾王孙:《清风堂文集》,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本.

[20]阮元:《两浙輶轩录》,嘉庆刻本.

[21]王遒定:《四照堂诗文集》,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22]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3]杜浚:《变雅堂遗集》,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24]文德翼:《求是堂文集》,明末刻本.

[25]方文:《嵞山集》,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

[26]王士禛:《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

[27]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

[28]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9]张潜之、潘道根:《国朝昆山诗存》,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30]董以宁:《正谊堂诗文集》,康熙刻本.

[31]王士禛:《带经堂集》,康熙刻本.

[32]吴肃公:《街南文集》,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

[33]朱丽霞:《会向黄山去,栖迟意泊如——<送孙无言归黄山>的经济学诠释》,载《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4期.

[34]王晫:《今世说》,载《笔记小说大观》第17册,扬州: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

[35]吴绮:《林蕙堂全集》,四库全书影印本.

[36]彭孙遹:《松桂堂全集》,乾隆刻本.

[37]孙枝蔚:《溉堂集》,康熙刻本.

[38]《全清词》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

[39]魏耕:《雪翁诗集》,民国二十三年(1934)刻本.

[40]许楚:《青岩集》,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

[41]《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16.

[42]曹煜:《绣虎轩尺牍》,康熙刻本.

[43]胡介:《旅堂诗文集》,康熙刻本.

[44]王嗣槐:《桂山堂诗文选》,康熙刻本.

[45]姜宸英:《姜先生全集》,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46]邓汉仪:《十五家词》,康熙刻本.

[47]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四部丛刊本.

[48]谢正光:《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9]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

[50]黄宗羲:《南雷诗历》,光绪刻本.

[51]金堡:《偏行堂续集》,乾隆五年(1740)刻本.

[52]归庄:《归玄恭遗著》,民国十二年(1923)刊本.

[53]张宏生:《总集纂集与群体风貌——论孙默及其<国朝名家诗余>》,载《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4]王士禛:《分甘馀话》,北京:中华书局,1989.

[55]李长祥:《天问阁文集》,民国求恕斋丛书本.

[56]陈田:《明诗纪事》,陈氏听诗斋刻本.

[57]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刻本.

[58]任源祥:《鹤鸣堂诗文集》,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作者简介:杜桂萍,女,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黑龙江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从事清代文学与文献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4ZDB076。

 

原载求是学刊》2016年第5期


  • 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 邮政编码:100732
  • 联系电话:(010)85195453
  • 邮箱:yichan@cass.org.cn
  • 域名:http://wxyc.literature.org.cn
  • http://www.文学遗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