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中的江南书写

 

邱江宁

 

 

摘要:元代“江南书写”与国家一统、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北人南下”、“南人北上”风潮伴随始终,它最终成为南北文人共咏联唱、对话交流的主题,某种程度而言,是北人为南风所熏、南人努力推波助澜的结果。总体而言,元代的“江南书写”既在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发挥着优质的媒介作用,又由于多族文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呈现出独特的意蕴,在南北文人的他乡视角书写中,被寄予了浓厚的乡愁情结,从而为传统的江南书写平添了不同的文化意蕴。

 

 

在现有的元代文学研究格局中,尽管元曲研究热潮逐渐退去,诗文研究热情在上升,但研究视角上多不能突破汉族中心主义思想的局限,无法展示出元代诗文创作的独特风貌。元王朝之区别于以往时代的根本特征在于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成为统治者,南北、多民族融合问题是整个王朝的核心问题,对元代文化、文学尤其是诗文独特风貌的形成影响深远。由于对元代南北、多民族文化融合与文学创作关系的思考不够关注,元代诗文研究中类似于江南书写、两都书写等在元代南北多民族融合进程中突显出来的话题往往没有成为人们讨论的中心。事实上,在元代,随着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相互融合的进展,各种政治和文化因素共同导致“江南”在文学上的地位日趋突出,“江南书写”十分盛行:无论是江南来到北方的大批汉族文人,诸如赵孟頫、虞集、邓文原、袁桷、贡奎、柯九思、揭傒斯、范梈、杨载、黄溍、柳贯等;还是从西北来到江南的大批少数民族文人,像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余阙、高克恭、康里巙巙、泰不华、雅虎、聂古柏、斡克庄、斡玉伦徒、鲁至道、二廷珪、丁鹤年、薛昂夫等等,都热衷于“江南”题材的书写。有元一代,“江南书写”与“北人南下”、“南人北上”风潮伴随始终,它既在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发挥着优质的媒介作用,彰显出西北游牧民族文人向南方文明学习,缔造新文化的热忱;又折射出南方文人在多民族文化碰撞中,作为优质文明的主人对江南的文化怀乡情结。本篇以“江南书写”为研究核心,既在于为现有元代诗文研究提供特征性的研究细节,更期望多民族文化融合视角成为元代诗文研究的重要视角。   

 

一  元代多民族交融的大背景与江南书写的盛兴

 

以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特诏程钜夫江南访贤事件为界,一方面,北方统治阶层所代表的游牧文化渐开心扉,以主人翁姿态向农耕文化以及南方文明学习,汲取中原定居民族统治管理的经验;另一方面,南宋治下的江南地域所代表的农耕文化,在北方游牧统治者的示好意识下,也竭力期望达成夷夏转型,由此,在国家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1],北人南下与南人北进风潮双向对流,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就此由对立、碰撞走向交流、融合,多民族士人江南书写的热潮由此掀起。

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风潮与他们的江南书写。北人南下风潮是北方游牧子弟大量展开江南书写的前提。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风潮就大举掀起。许有壬说:“昔江南平,中土人南走若水趋下,家而占籍者有之,衔命仕者又倍蓰焉”[2],周密在至元末曾感慨地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3],元代多族人群南迁的途径主要通过战功、经商、流放、求学等方式实现。

以战事而南迁是北方游牧族群南下风潮中的主流。元王朝崛起于西北,蒙古大军的征服进程由北而南,大量西域色目[4]逐步深入到江南腹地。如元曲大家贯云石家族。在平宋战争中,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随阿术等一路挥师猛进,共攻陷南宋五十八州,并以军功最终获封湖广行省右丞相。之后贯云石家族仕宦、定居江南。诗人余阙就是合淝定居的夏人后裔[5]。而庆元路有哈剌鲁人组成的守军,著名诗人廼贤就是哈剌鲁军人的子孙[6]。

以经商而南下是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西域色目南下风潮的另一大主流。许有壬曾直接指出说,那些南下的西域回回“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7],马祖常家族就是这类情况的典型。马祖常的曾祖马月合乃以家财支持忽必烈的帝位之争,之后马家逐渐向江南地域开进。马祖常的父亲马润基本是在江南的腹心地域任职,马氏家族以此多居住于江南。类似马家情形的很多,还有大量北人以任职江南而家族南迁的。因江南中心地域江浙行省以“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8],派任江南的高层蒙古和色目官员日益增多。像著名诗人萨都剌,本是答失蛮氏,举进士之后,萨都剌的仕途沉浮基本都是在江南地域进行[9]。而随着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进程,越来越多的北人尤其是回回愿意居住江南。像阿鲁威,他在致仕之后便定居杭州;泰不华的父亲塔不台曾任台州录事,于是便安家、定居台州,等等。

江南书写在北方游牧族群中的兴起需要他们对南方农耕文化涵容内化后才可能开始。而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文化的学习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步内化的过程。元世祖忽必烈能在1260年与阿里不哥的争帝之战中取得胜利并最终建立元王朝,统一南北各方,除了军事方面的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从金朝过来的诸如刘秉忠等一大批儒生的辅佐。由此,忽必烈意识到儒学对于国家安邦治化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不仅让太子真金问学于姚枢、窦默、王恂等当时大儒,而且还栽培了不忽木、阿鲁浑萨里、撒里蛮、程钜夫、阎复等一批文士。忽必烈对儒学的态度最终导致了元仁宗朝的开科取士。而忽必烈令子侄问学习儒的行为,元朝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国是的做法,使许多北方贵族崇尚儒学,这对于元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是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的。

正是在国家由武功走向文治的社会背景中,北人开始入乡随俗,舍弓马而事诗书。回回凯霖弟兄在仿效汉人成年取字习俗取字时,针对大量回回不肯改变自己习俗以免被摈弃于同类的态度解释自己的仿效汉人取名字行为说:“我兄弟读书学礼,无名字其可?名则不敢忘吾先,而字则从华可也”,凯霖认为:

 

予非敢变予俗而取摈于同类也,其戾于道者变焉。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惟择其是者而从焉。自吾祖为使而入中国,委骨于是,若诗书礼乐,吾其可不从乎?俗之不同,理之顿异,吾其可从乎![10] 

 

凯霖的话从句面来看是对“入乡随俗”这个词温雅的解释,而从更深的思想层面来看,是对忽必烈调整南北政策行为的深度解读与理解。忽必烈建立了南北一统的大元王朝之后,统治重心转移到了中原和南方,而要让中原与南方真正归服,巩固住一统的大元王朝,就必须尊重、遵守中原以及南方所奉信的诗书礼乐习俗,从而真正在中原和南方立足。凯霖以及相当一部分北方贵族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主动与汉人、南人交结,乐于被薰染、浸化。以马祖常家为例,马家从马月合乃开始,始为“衣冠之传”,子孙以读书为业[11]。马祖常之父马润家居仪征时期,“韦布踵门,降席倒屣,倾家治具,辍所得俸高下贤否以奉。而教其子,晷刻不肯置”,以此马祖常兄弟“益用儒自振”,在元王朝的首届科考中,马祖常“以尊国氏族为第二”,其弟马祖孝也同时中举[12]。像马家这种世代习儒且卓有成效的北方贵族还有许多,如不忽木、康里巙巙、康里回回父子,斡直、赡思父子,勗实戴、慕颜铁木父子,康里脱脱、铁木尔塔识、达识帖睦迩父子,阿鲁浑萨里、全岳柱父子,阿邻帖木儿、沙剌班父子,以及朵尔质班、阿荣、阔里吉思等等都是世代崇儒的北方贵族精英。

 当西北子弟“以读书稽古为事”[13]之后,南方农耕文化对北方游牧族群潜移默化的、外在的影响力逐步转换成他们内在的、主动的、有意识的学习驱动力,正是这种内驱力,北人才终于开始对南方文化涵茹蓄养,使南方文化在自身气质中沉淀内化,最终表现出精致、文雅的生活方式、审美取向。著名回回薛昂夫作为西域贵族,定居江南后,执弟子礼于江南硕学耆儒,“事笔砚,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发而为诗、乐府”[14],以诗人知名。有意思的是,他仅存的几首诗也是以江南为背景进行书写的,就如这首《送僧》:

 

 游遍匡庐紫翠峰,片云吹影浙江东。昙花贝叶春三月,布袜青鞋山万重。禅性若灰终有味,机锋掣电本来空。问师此别知何处,笑指天边月正中。[15]  

 

赵孟頫在为薛昂夫的诗集作序时,曾感慨地描述说,其风俗本是“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定居江南之后,却气质迥异祖辈,从薛昂夫这首诗来看的确是印证了赵孟頫“学问之可以变化气质”的说法[16]。赵孟頫由读薛昂夫诗得出的看法非常具有概括性,代表了整个元代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化融合的总体趋向,这种融合为元代北人江南书写的盛行打下了坚定的基石。

南人北进风潮的涌起。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中的江南书写还包含着江南士子们的倾情奉献,而江南士子的大量江南书写与整个元代南人北进风潮又密切相关。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针对元廷任用江南人士的现状,上疏认为江南以“百余州之广袤,数百余年之涵养”,必有真正贤才为大元王朝出谋献策,而且南北风俗不一,如果朝廷只用北人而不用南人,便不能“谙悉各处利害”、“周知远人情伪”,朝廷必须公选“南方晓事耆旧及清望有风力人员”,“与北方官员同共讲论区画”[17],从而使国家一趋于治。此疏一上,元世祖不仅准奏,而且拜程钜夫为嘉议大夫。至元二十三年(1286)四月,程钜夫拜集贤学士,奉诏下江南访贤。他的江南访贤之行请来了赵孟頫、张伯淳、何梦桂、方逢振等二十余人,这些人都被元世祖安以清要之职,尤其是赵孟頫,元世祖更是一见称之,以为神仙中人,授为尚书省草诏书者。南人北进风潮由此拉开序幕。

南人北进的热情与他们儒家思想中进用于世的理念密切相关。在元代的儒家思想看来,士只能在被用的情况下讨论自身意义之大小,仿佛日常之器物的品级一样:“上焉者不器,用可也,不用亦可也;次焉者器也,用则可,不用则废;下焉者器之未成,未成而用,而用适其事者鲜矣”[18],这与当政者是谁、士被谁用关系并不大。尤其是当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南方士大夫阶层,被北方蛮族生生地冷落了十余年之后,这种急于货文艺于帝王的心态就更强烈了。基于这种心情,人们对程钜夫所开启的南北通融局面由衷地赞赏和欣慰,揭傒斯有诗写道:

 

 广平先生谁比流,东风避律高无秋。金闺紫闼清切禁,绣衣玉节西南州。一乘轺车二十载,冻涉暑陟勤咨诹。前年谒告旴水上,放志已誓山林游。诏书相望九天下,耆旧起舞罢民讴。文章岂独擅豪翰,经纬政足参机谋。粤从议事起诸老,海内日望光殷周。明公卓绝复继入,得之必慰苍生忧。八月摐金下彭蠡,黄河泰华催行舟。山川似为今日好,风沙并失平生愁。蓟门嵯峨忽在眼,燕山杳渺频回顾。世皇受命继尧禹,大纲甚正目亦举。向来开国尽萧曹,只今半已成尘土。念公犹是先朝旧,洞识国体知民苦。涵濡养育非一日,礼义廉耻宁小补。蹇予抹杀百不成,束书南北东西行。心倾意许已五载,忽此远别能无情?芦花漫漫枫叶鸣,白日万里飞鸿声。愿公努力扶圣明,贱子饱饭歌升平。[19] 

 

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作为皇太子的仁宗紧接着召集世祖朝谙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郝天挺、刘敏中、程钜夫等诣朝,同议庶务,八月间又授程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这首诗即写于程钜夫北上之前。揭傒斯的诗毫不隐讳地赞美程钜夫在南北融合问题上的政治作为对于南方士林的振作意义,以及对程钜夫更多服务于南方士林的作为的期待。

程钜夫之后,南方士林开始大举北进。可以看到,元代文坛赫赫有名的南方大家们北进大都的时间如下:袁桷(1297年,31岁)、邓文原(1298年,40岁)、虞集(1301年,29岁)、范梈(1308年,36岁)、杨载(1310年,40岁)、揭傒斯(1312年,38岁)等等,这些优秀的南方士子基本都在儒家所谓的而立年纪,不远千里到达大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宣城人贡奎北进大都的决心与行动。大德四年(1300),三十一岁的贡奎,裹粮秣骑跟戴表元告别说:“平居读古传记,见才名气焰士,必快慕之。今纵不得如洛贾生、蜀司马长卿、吴陆士衡,即取印绶节传,为左右侍从言论之臣,尚当赋《两都》、《三大礼》,献《太平十二策》。遇则拱摩青霄,不遇则归耕白云,安能浮沉淟忍,为常流凡侪而已乎?”[20]贡奎的这番话以及裹粮秣骑的行动是北方游牧统治阶层对江南态度转暖、程钜夫江南访贤之后南方士人最具代表性的话语与行动,也是掀开整个元代南方文人大举进入北都的标志性言行。这批早期到达大都的优秀南人终于在大都立住脚跟,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时代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南人北进的热情与动力在期于被用,而对南方文明一直深有隔阂和排斥心理的游牧统治者必将让他们的政治理想落空,使他们深深品尝京城不易居的苦涩与委屈,藉此,他们对江南故乡的怀想与书写也就油然而生。

最后,元文宗的个人偏好对于元代多民族文人江南书写风潮的涌起作用非小。

元代文艺创作的高潮与元文宗的关系不小,江南书写风潮的涌起更与他的欣赏和推动有关。元文宗从小就受儒学教育,喜欢研读文史之书。泰定时候,元文宗因流放,在金陵、荆州等江南腹心地域迁留三年。据虞集《飞龙亭记》记载,流放南方之际,江南的山水湖海、名都胜景,元文宗都足迹有所至焉[21]。由于元文宗的汉文化修养,他在金陵潜邸与南方文人非常亲近,而他所留下来的两篇汉文作品也都是以江南景物为中心创作的:

 

穿了氁衫便着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22]  

 

对江南典型意象的描摹把捉,以及直接由眼前景道及江南景,既能想见作者对于江南风物的熟悉与深切眷念,也很能看出作者对景物描摹的功力以及颇类于南方文人的优柔气质。元文宗即位之后创建了元代中叶著名文化机构奎章阁学士院。在元文宗所开启的奎章阁时代,由于文宗对文艺的偏好,“当时济济夸多士,争进文章乞赐钱”[23],文宗身边聚集着各族文人精英像虞集、马祖常、揭傒斯、宋本、李洞、康里巙巙、赵世延、忽都鲁都尔迷失、阿隣帖木儿、铁睦尔塔识、欧阳玄、苏天爵、许有壬、柯九思、杨瑀、王守诚、泰不华、阿荣、朵来、朵尔质班、沙剌班等,文艺活动非常兴盛。由柯九思凭藉画竹的才能得到元文宗宠睐以及文宗本人以江南为对象进行书写的背景来看,那些有着南北多民族文化背景的奎章阁文人之所以能够集结成群,并且在元代中叶产生持续的集团效应,江南书写作为同题集咏的对象之一起到了相当不小的作用。可以说,元文宗本人对江南的情愫也最终在元代中叶将文艺领域的“江南书写”推向高潮。

 

二  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江南书写的独特风韵

 

江南书写作为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南北士人交融的优质媒介,它体现为以代表农耕文明的江南风物为主题进行的表达,文字写作固然是很主要的方式,但书画等形式却更直观。在元代,凭借书画、雕塑等技艺而获得北方游牧统治者的赏睐,像恩荣一品的李衎、赵孟頫等,超赐从二品的何澄、刘元等,以白身而进阶五品的王振鹏、柯九思等,而元代诸多优秀的文学家诸如姚燧、程钜夫、虞集、揭傒斯、欧阳玄辈也大多书画才艺超群。可以看到,在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中,江南书写成为努力汉化的西北子弟与极力承迎的南方士子交融的优质媒介;西北子弟笔下的江南书写平添了许多风沙气质,而南人以江南笔意书写北地,为北地风光平添了江南的柔湿风情;由此彰显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独特风韵。

首先,江南书写在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中成为南北士人交流、融合的优质媒介。

元代文坛的西北子弟多有长期居住江南或自小成长江南的经历,这使得他们擅长描摹江南风物,而借助江南风物情景的书写,这些西北子弟与南人有了一个很好的交往媒介。典型如回鹘高克恭。江南平定之后,早在至元十四年(1277),高克恭被选为江南行御史台回回掾史,是较早去往江南的北方高层之一。至元二十六年(1289),高克恭再被派任江浙行省考核簿书,之后高克恭在1291年到1296年再次任职江南,经常往来于苏杭。在南方文化的薰染下,高克恭在内在气质、个人修养以及审美趣味上都非常南方化,甚至成为山水画大师,尤其擅长画颇具南方文人精神气质的墨竹。诚如许多南方文人对高克恭为人与创作的感受那样:“画入能品,故其诗神超韵胜,如王摩诘在辋川、李伯时皖口舟中,思与境会,脱口成章,自有一种奇秀之气。”[24]藉着书画的作用,高克恭与南方世家子弟以及文化高层如周密、赵孟頫、戴表元等人交游唱和,品题赏鉴,并融入到南方士子的文化圈。

马祖常二十三岁之前都在南方水乡泽国度过,因此他的诗作中反映南方风物的作品非常多。像《淮南鱼歌》十首、《淮南田歌》十首、《杨花宛转曲》、《前宛转曲》、《拟剡亭棹歌》六首、《绝句》十六首等,都是典型的江南书写。而综观马祖常的诗文唱酬对象,如袁桷、虞集、贡奎、文矩、范梈、杨载、揭傒斯、柳贯、黄溍、程端学、朱德润、欧阳玄、胡助、陈旅、傅若金、李孝光、黄清老以及南方道士吴全节、薛玄曦、张雨等,有元一代的优秀南方文人,基本在其唱和之列。藉着相当称手的江南书写,马祖常与南方文人的文化融合顺利、流畅,这对他成为元代中叶南北文化兼融的创作大家意义深远。

在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学习、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与西北子弟江南书写热情相互呼应的是,南人在北进的期许中,也借助江南书写来获得西北子弟的欣赏。这其中,最成功的是柯九思。柯九思是浙江台州人,以画竹闻名,其墨竹之妙在于能以书法之法画竹,“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金钗股、屋漏痕之遗意”[25],往往“烟梢霜樾森然,与丛篠相映,亦有奇趣”[26],代表了元代中叶墨竹技法的最高水平。藉著墨竹技艺,柯九思成为心仪江南文化的元文宗身边的红人。某种程度上说,元文宗置奎章阁学士院,特别倾重法书名画的鉴赏与收藏,特设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都是因为柯九思[27]。而墨竹这种浸润着农耕文明的雅致与趣味的创作由于元文宗对柯九思的推重在南、北多族文人间盛行,这不仅意味着元代中叶游牧文明对于农耕文明优越性与优雅特征的尊服,也有力地推动了多族文人对江南书写的热情。在元文宗所开启的奎章阁时代,南北多族文人围绕柯九思、赵孟頫等人的书画作品反复题咏,将以江南为主题的书写推向一个高峰。

其次,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多族文人江南书写所奉献的独特意蕴。

元代多民族文人江南书写的独特意蕴体现为西北子弟在创作中以江南风物为书写对象,创作手法上既能吸收南方文人细腻精致、辞藻华丽、喜用典故的特点,同时又不失北人气质,无论是描写南方风情风物还是像南方文人一样抒情表意,总是或多或少地显示气势丰沛、笔力遒劲刚健的北人特色;而南方文人则以江南笔意写北地风情,用以表达“土风殊楚越”[28]的感受。相对而言,西北子弟的江南书写奉献了更多独特的内容。

比如泰不华的那首《桐花烟为吴国良赋》写道:“芙容粉暖玻璃匣,云蓝色映彤墀柳。玉堂退食春昼长,桃花纸透冰油光”[29],诗句描写在色彩的搭配上,明艳跳脱,色泽鲜润,在材质的对比上,清透与凝重混搭,大背景与小细节的对映,立体丰润,足具大唐风雅,又有些西域风情。对比南朝吴均那句对江南山水的经典描写“风烟俱净,天山共色……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30]:泰不华的诗色泽浓丽、厚重,立体感很强,吴均文章清透、润泽,意境清新;如果吴文算得上一幅清静、生动的水墨画的话,那么泰诗至少是添加了西洋画法、西洋油彩的水墨画,虽然不算流畅婉转,却别具风韵。应该说,西北子弟们的江南书写承继了北方质朴、豪旷的诗文创作风格,他们笔下的江南是浸透了北方风沙、尘土气息的江南,宛如萨都剌歌赋的那样:

 

吴姬水调新腔改,马上郎君好风采。王孙一去春草深,漫有狂名满江海。歌诗呼酒江上亭,墨花飞雨江不晴。江风吹破蛾眉月,我亦东西南北客。[31] 

 

在萨都剌的笔下,那婉约柔和的江南水调中多了金戈铁马的豪放意味;那年年萋萋的春草深处有了西北王孙的足迹;那浅吟低唱的南人赋咏唱和中掺入了西北才子的泼墨狂歌;那江风朗月的世界里,西北客们正纵情书写;江南世界由于这群西北贵族子弟的加入和参与而多了生鲜、飞扬、跃动的气息,从此不再只有静态、婉约、柔和、曼妙的风情。浸染过江南文化的气习之后,西北子弟们对于江南的书写“绮靡而不伤于华,平淡而不流于俗”[32],且独具北人的洒落、阔朗,典型如贯云石的那首《芦花被》:

 

采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33]

 

据贯云石这首诗的序言记载,他曾有一次过梁山泺,见渔父织芦花为被,觉得非常清雅,希望以绸缎交换,而渔父要他以诗赋来换,于是贯云石作成《芦花被》诗。整首诗写尽西风劲吹之夜,拥紧芦花被的温馨,不仅没有一丝北人的粗豪,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也赋予了吟咏对象极深厚的意蕴。诗歌既将农耕文化中安贫守道的精神气质把捉、表达得十分恰切,又把作者取布衣而弃绫罗的生活态度表达得利落、爽快。在贯云石不粘不滞的江南书写中,人们不禁完全被他独特的西北子弟气质所感染。作为色目贵族子弟,贯云石生来神采迥异,自小膂力过人,善骑射,工马槊。任职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期间,军纪严明,赏罚分明。相比于政治、军务,贯云石更热衷于文人雅事,在军中,一旦军务整暇,贯云石便“雅歌投壶,意欲自适,不为形势禁格”。最后他终于将爵位让予弟弟,自己退处钱塘山水间,与文士唱和终日,浩然忘归[34]。贯云石曾作小令〔清江引〕写道:“些儿名利争甚的,枉了著筋力。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乾坤静中心似水”[35],将两篇作品前后一对照,可以看到它们的吻合程度,所以,贯云石以芦花被作比表达自己亢爽洒落、精神自由、不羡荣华的思想境界,的确是再恰切不过了。

当西北子弟备受南风的熏染之后,他们对江南的吟诵百转千回,其笔下的江南也风采华茂、“辞笔宏赡,才力富健”[36],浸润着南方文明的精致、富丽,令人感喟。像余阙在《秋兴亭》写的那样“金风扬素浪,丹霞丽彩舟。登高及佳日,能赋命良俦”,秋日的夕阳映照着深绿的江面,金风中白浪荡着彩舟,人们登高饮酒,呼朋赋诗,诗歌清新俊丽的意象配合着亢朗刚健的格调,气质迥然异于“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韵致,给人江山如画、引英雄折腰的情致。尤其是诗中“一为山水媚,能令车骑留”[37],那种书写风景且与风景拥抱的态度,让人十分感佩。西北子弟因为“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38],深爱上滋养自己的江南山水,以至于愿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像泰不华在元末乱世中,与方国珍战死;余阙在洞庭与陈友谅的大战中,付出了自己以及全家的性命,成为整个元代最忠节、刚烈的文人,让人叹惋、赞佩不已。

 在西北子弟们以喷涌的热情书写江南时,居处北地的江南士子用以表达“土风殊楚越”[39]感受最频常的手法则是以江南情景来书写北地风情,这种书写方式尤其是南人们用以描写代表游牧文化的中心地域上都时显得格外生动而意味深长。上都位于金莲川,其古遗址在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郭勒东北约20公里处的金莲川上。作为忽必烈没有称帝之前潜邸所在地,上都是蒙古人建立在漠南草原上的草原城市,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带[40];上都还是蒙古统治者的夏都,是他们清暑、狩猎、狂欢的重地。从忽必烈中统三年(1264)实行两都巡幸制开始一直到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烧毁上都宫殿为止,每年蒙古皇帝都要带着“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41]在上都度过四到七个月时间。以此,百司庶府也都在上都设有分院,大量文臣也必须扈从前往上都,由此出现了大量上京纪行作品。上都属于温带半干旱、干旱大陆性气候,尽管总体上是干旱,年降水量远不能与多雨的江南相比,不过每年人们到达上都的时候,正是上都的雨季,所以在到上都办公的南方文人笔下,上都的风景常常湿润宛如江南。比如袁桷的这首《上京杂咏》:

 

 土屋层层绿,沙坡簇簇黄。马鸣知雹急,雁过识天凉。墨菊清秋色,金莲细雨香。内园通阆苑,千树压群芳。[42]

 

这首诗中提到了上都两种非常著名的花种,一是金莲花,一是上都独有的紫菊花。尤其是金莲花,当初金世宗之所以要将曷里浒东川更名为金莲川,就是因为这里金莲花开得灿烂耀目的缘故。上都的六月是一年中天气最凉爽、最湿润的时候,也是上都金莲花盛开的时节。金莲花和紫菊花盛开在蓝天白云之下,盛开在上都居民们的土屋前后、沙坡之上,在绵绵的细雨中散发着淡淡的芳香。正因为袁桷他们笔下的上都在神秘的西北气质中糅合了许多江南元素,他们的作品吸引了更多南方子弟参与到以上都为对象的创作中,索察现今所见近千首元代上京纪行诗,仅袁桷、杨允孚、胡助、黄溍、柳贯这类江南文人便贡献了近一半的数量,其余60余名作者、近一半作品中,也有百分之八十的份额是由江南文人或久居江南的北人像迺贤、马祖常这类文人所贡献。

总体而言,在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中,西北子弟的江南书写奉献了更多独特的内容,诚如杨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元代西北子弟“以西域人写江南景物,另有一番新鲜之感。他们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感觉。也许有的诗较质朴,但不拘谨,不迂腐,呈现出疆域异常博大的元人诗的特异气派”[43],他们笔下的江南多了一些风沙的味道,掺杂着尘土的气息,别具风情,有西北子弟的参与,使传统的江南书写多了动感和立体感。

最后,多族文人的江南书写因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背景而富于融合气质。陈垣说“论西域文家,仍推马祖常”[44],这个评价与其说是马祖常文学水平为元代西域中最高,还不如说马祖常是以多民族文化交融为主要特征的元代诗文创作中特征最明显的一个。正是凭借其深湛的南方文化涵养,在元文宗奎章阁时代,有虞集、揭傒斯等南方优秀文人以诗文鸣于其时,元文宗却最喜欢马祖常的诗文。马祖常那首最著名的《龙虎台应制》诗更是用农耕文明涵容出来的精致笔法书写北方游牧文化的典型:

 

龙虎台高秋意多,翠华来日似鸾坡。天将山海为城堑,人倚云霞作绮罗。周穆故惭黄竹赋[45],汉高空奏大风歌。两京巡省非行幸,要使苍生乐至和。[46]

 

龙虎台位于今北京昌平西北南口镇,地势高平如台,际山枕水,隐约有龙盘虎踞之势,故名龙虎台。至元十八年(1281),元世祖兴修上都行宫,龙虎台遂为上都皇帝行宫。至顺二年(1331)五月,马祖常扈从元文宗前往上都,驻跸龙虎台,元文宗命马祖常应制赋诗,马祖常作《龙虎台应制》进呈。元文宗在看过后,叹赏道:“孰谓中原无硕儒乎!”[47]马祖常这首诗最妙的地方在于它学李商隐诗法,极为巧妙、贴切的用事、喻典。在元文宗此次巡幸上都之前,至顺元年(1330)五月,《经世大典》终于修撰完成,这年的年底,至顺元年(1330)十二月,元文宗又在大臣们的建议下立儿子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并诏天下。马祖常在诗中以周穆王来比说元文宗,是非常恰切而意味丰富的。另外,元文宗之父元武宗在世之时,也曾有志于像元世祖一样扩大疆土,可惜在位三年即去世,拥有蒙古血统的元文宗虽然自小浸润于农耕文明的氛围中,内心未尝不想开疆拓土。马祖常此诗用李商隐赋《瑶池》诗的典故来暗喻元文宗的内心,相比于李诗“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48],马祖常诗在形象地描摹龙虎台龙踞虎盘的苍莽与霸气的同时,在色调冷暖、动静开阖、质地软硬等方面注意搭配对仗,笔法细腻贴切,是运用南方精致文化、细致笔法展示北方君王气势与声威,及六合一统、南北不限的盛世风格。

马祖常之外,贯云石、萨都剌、廼贤、泰不华、雅琥、余阙等人的文学创作也不例外地体现出既深受南方文化婉曲的思维方式、表达特征影响,又不失西北风沙剑裘气质的融合特征,便是元代书画家高克恭、书法家康里巙巙等也是,其中与马祖常影响力相比肩的康里巙巙颇为典型。康里巙巙是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耳时期的著名丞相不忽木的儿子,也是陈垣所指出的较早华化的回回。而康里巙巙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创作风格都表现出南方文化浸染深刻的特征,虞集曾为康里巙巙题写的一首诗非常形象地写出了康里巙巙对于南方文化的入化之深:

 

群玉府中香满袖,凝春亭里看花开。彩云近席微风动,红日当窗好客来。西海珊瑚阶下长,东家蝴蝶雪中回。竹深每听尚书履,池暖时分太液杯。凤咮浮烟金错落,鹅群随水白毰毸。人间应得函封帖,青李来禽绕舍栽。[49]

 

从虞集为康里巙巙的题诗可以体会到,康里巙巙的生活完全一幅南方士人的做派,诗意而又精致。虽大仕于朝,显赫于世,却心隐于园,用曼妙清幽的世界来淘滤自己的尘俗之气。康里巙巙不仅是元代文业繁荣时期北方儒学领导,而且是赵孟頫之外最优秀的书法大家,打破了柔媚赵体一统天下的格局,昭显出非常独特的南北文化交融的艺术创作特征。

 虞集是在大都将《风入松》词寄给回归江南的柯九思的。据元人别集可以知道,每当杏花开时,人们往往到城南的廉园去赏花,像虞集、朱思本、揭傒斯、袁桷、贡奎、王恽、张养浩等都有作品写到。杏花作为普遍生长于黄河以北地区的作物,开时正是北方二月末,其时的天气往往晴好明朗,而南方此际却正是春雨连绵、雨凄风愁的日子。晚唐五代后,随着杏花栽植地域的扩大以及文人南北行走情形的普遍,南方文人的作品逐渐将杏花与春雨的意象连接起来,如冯延巳的“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陈与义“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蔡伸《菩萨蛮》“杏花零落清明雨”、刘仙伦的“杏花时节雨纷纷”,而只有元代的虞集才第一次将杏花、春雨和江南连成一个有机的、生动的意象[50],真正实现了南北文化意象的动态融合,并唤起了整个时代北上南人的共鸣,像陈旅的“先生归卧江南雨,谁为掀帘看杏花”[51]、吴师道“春深不见试轻衫,风土殊乡客未谙。蜡烛青烟出天上,杏花疏雨似江南”[52]、贡师泰“海上东风吹鬓毛,杏花开处雨萧骚”[53]等等,“杏花春雨江南”甚至成为元代代表南北文化交融的经典意象。

 

三  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中江南书写的文化乡愁

 

无论是对南下或者北进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江南书写都是他乡写作,在为人们呈现出独具意蕴的江南书写之际,他们笔下的江南终不免乡愁的意味。事实上,江南书写中饱蘸乡愁意蕴这样一种表达特征,非常普遍,典型如“游人只合江南老”之类的名句,但元代江南书写在多元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中却彰显得异常生动、复杂,同时却又几乎不为当下诗文研究者所注意。对于北进的南人来说,他们期望在北廷获得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元廷对南人始终不能去怀的防嫌,使他们的政治愿景最终化作泡影,以此,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江南即由生长的家乡上升为精神的故园;对于南下的西北子弟来说,他乡为客、南北文化差距,更兼元末北都朝廷的衰颓、南方豪强势力的壮大以及对西北回回的忌恶,不能归去的西北子弟不免在他们的江南书写中寄予北归乡愁。

在前面讨论元代南人北进风潮的内容中,我们已指出,南人们无论是被动出仕还是主动求仕,儒家文化浸渍深刻的他们都期望进用于朝廷,有功于世道苍生。但诚如叶子奇所指出的那样,北廷对于南人的态度一直都“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而且还“自以为得亲疏之道”[54],这对于辛苦北来的南人来说,是非常难堪的,藉此,南人们都不免以书写江南的方式来表达故土思念情绪,寄予自己出仕北廷的悔悟情怀,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元廷获得极大成功的赵孟頫和虞集的表达。

 赵孟頫在入仕北都的三十余年中,历仕五朝,从元世祖力排众议,起用为信臣,到元仁宗对他近乎个人崇拜式的推崇与尊重,官拜集贤大学士,用一品例,推恩三代,赵孟頫在北廷所获得的成功堪称时代之最。但赵孟頫却将自己的出仕定位为罪过,曾作诗曰《罪出》,基于这首诗,从明清时候开始,人们都认为赵孟頫意识到自己“出处之义有乖”,所以有“深自悔”之情[55]。而从追随赵孟頫二十余年的杨载为赵孟頫所作的行状来看,赵孟頫起初是期望出仕的。杨载写道:

 

 魏公薨,公始十一岁。生母丘夫人,董公使为学,曰:“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亦已矣。”语已,泣下沾襟。公由是刻厉,昼夜不休。性通敏,书一目辄成诵。未冠,试中国子监,注真州司户参军。皇元混一后,闲居里中。丘夫人语公曰:“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公益自力于学。[56]

 

赵孟頫虽然是宋宗室子弟,但生在南宋末期,所谓王公贵戚的待遇已形同虚文,他的母亲期望他能读书以振兴家族。在元廷冷落江南的岁月里,赵母依旧勉励赵孟頫发愤读书以等待被元廷任用的时刻,赵孟頫最终能摒除自己的宋宗室身份愿为元廷所用,恐怕就与他的家庭条件以及本人期待用世的哲学理念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他最终放下身段出仕新朝行为中不容忽视的内容。

初到北廷之际,赵孟頫曾经非常努力、积极地融入到北人政治和北方文化圈,以求得政治上的进展。曾参与至元钞法改革,为掰倒把持朝政的桑哥用尽心力,等等。尤其是掰倒桑哥一事,赵孟頫用心非常缜密。据载:桑哥执政导致民怨颇大,京师发生地震,赵孟頫即以此谕告阿鲁浑萨理,认为地震的发生与桑哥执政密切相关,“阿鲁浑萨理(按:《全元文》作“阿剌浑撒里”)公奏如公言,上悦从之”。又载,赵孟頫见彻理乃元世祖身边近侍,遂欲借彻理来谏谕元世祖阻止桑哥用政,“告之曰:‘上论贾似道误国之罪,责留梦炎不能言之。桑哥误国之罪甚于似道,我辈不能言,他日何以免责。第我疏远之臣,言不必听,观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无逾公者。夫捐一旦之命,为万姓除去残贼,此仁人之事也,公必勉之。’彻理公曰:‘……公幸教我以有机可乘,殆天为之。’遂径至上前,极数桑哥之恶,百倍似道,不亟诛之,必乱天下。”[57]由杨载的叙述来看,桑哥的倒台,赵孟頫与有力焉,但赵孟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非常有意思,他是作为策划者一直在背后鼓动元世祖爱重的回回高层阿鲁浑萨理以及近侍彻理等人去行动,这让人既能看出他的婉转手腕,也能看出他政治生涯的委屈,而这恐怕也是他终于对自己出仕元廷感到后悔的重要原因。他的《罪出》写道: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陇谁为扫。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58]

 

北廷对于赵孟頫的最大意义在于其政治的吸引力,当政治理想的实践非常委屈时,那么北方生活的艰难就变得特别难捱了。这首诗中,除去抱怨为官不自由的情绪外,“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一句的意味特别值得推敲。由诗句的上下文来看,这句诗并非哭穷,而是抱怨北方游牧区域缺少蔬菜的生活条件。这个表达很切直。游牧族群以肉食、乳食为主,蔬菜较少,而南方农耕区域,人们多食菜蔬、鲜果,南人在北方生活颇难适应。像由宋入金的南方人朱弁曾因在北地饱食新鲜的虀菜之后,心情愉悦地作长诗抒情,表达自己梦寐难忘的相思:“今来滞殊乡,白首家万里。犹能对荤膻,咀嚼出宫徵。回思十年梦,争夺殊未已。饱食但谋身,吾顙良有泚”[59],某种程度而言,气候环境与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使北进的南人滋生了浓厚的思乡情绪,进而使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抉择产生偏离,赵孟頫就是这样。在赵孟頫的笔下,北方气候“苦寒气又偏”,冷的时节“木皮三寸冰六尺,面颊欲裂冻折弦。卢沟强弩射不过,骑马径渡不用船”,天寒地冻的,根本不是宦游北地的南人所能习惯;北方贵族们可以穿“狐貉”以御寒,而宦居京城的南方寒士,只能苦捱;寒士们工作辛苦,每每“瘦童羸马鸡鸣前”,却生活艰辛,“太苍粟陈未易糴,中都俸薄难裹缠”,还不如烧丹铅的道士受重视[60]。在政治不太如意、生活寒促的情境下,赵孟頫许多诗里都表达着自己的江南思念,把出仕认作人生的罪过,觉得回归江南才是自己生命的王道:“我生悠悠者,何日遂归耕”(《桐庐道中》)、“相思吴越动经年,一见情深重惘然”(《次韵王时观》),在久别江南、不能归去时,赵孟頫恍然发现自己“沧洲白鸟时时梦,玉带金鱼念念非”(《和姚子敬韵》),自己并不适宜出仕,江南才是自己的灵魂故里:“江花江草诗千首,老尽平生用世心”(《题范蠡五湖杜陵浣花》二首之二),而江南除了气候温暖、长林风草、江湖春水之外,它的美好更在于有让自己安身立命的生活环境——纯粹的地理乡愁因为出仕的委屈而被赵孟頫上升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乡愁的表达。

与赵孟頫同等成功的南方人虞集也在他的许多江南书写中表达着他不变的退隐、归去主题。虞集是奎章阁学士院的侍书大学士,曾担任《经世大典》的总裁官,是元文宗时期宠极人臣的南人,为何还念念不忘地要归去呢?也许还是政治理想失落与生活条件的不适所造成的巨大反差吧。作为南方世家子弟,虞集在少年时代便已经“于经传百氏之说、帝王之制、有国家者兴衰得失之由与其为之之术,无不学焉,而典故沿革,世家爵里,考核于近代者,尤精详矣”[61],对于国家政治、经济、教育等大决策,虞集都有很好的理念。虞集曾对信重自己的文宗说,若能让他治理一郡,则“三五年间,必有以报朝廷”,一定能使当地“封域既正,友望相济,四面而至者均齐方一,截然有法”[62],但最终虞集没有在任何实职中发挥影响,基本沦为馆阁帮闲。这对他的教育背景来说或许是种较为难堪的结果吧。政治上的失意使得虞集总以江南书写来慰藉乡思。而在虞集诸多的江南书写中,最引人注目的表达是将“听雨眠”与退隐、归去主题连在一起。比如这首题画诗:

 

《题吴兴公春江听雨图,并序》

 (序)越鸟巢南枝,所欲得于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区区不余畀,睹此慨然。  

 忆昔江湖听雨眠,翩翩归雁度春前。数株古木依茅舍,老去何年踏钓船?[63]

 

作为题画诗,它可以被理解为画家赵孟頫和诗人虞集两人共有的心灵意象。诗序中,虞集用“越鸟巢南枝”为总起句来指明自己出仕的违反本能,而画意以及自己的心意则在于回到往昔江南的世界,钓船听雨眠。虞集有许多作品都寄予着或浓或淡的“忆江南”主题,曾有人总结虞集诗风说:“京国才名四十年,玉堂彩笔拟神仙。梦中一角江南路,惯着孤蓬听雨眠”[64],既指明了虞集在京城的文坛影响与声名,又点明了虞集创作中非常突出的江南主题书写特征,还揭示了虞集江南书写喜欢用听雨眠意象的特质,非常形象。一般来说,南方人到了北方,非常不适应的是北方干燥的气候条件,往往会思念江南的湿润,对江南的多雨气候非常怀恋,所以“听雨眠”既是江南文人的生活状态,又是江南文人的诗意文化象征,不仅是赵孟頫、虞集,许多南方文人都很容易在听雨眠的意境中获得情感的慰藉。

当大批南人带着政治理想北进大都之后,最优秀如赵孟頫、虞集等人尚且只能以文职终老,更不论许多普通而积极的南人。相对贫瘠、粗糙的北方游牧文化背景,以及备受排挤、倾轧的政治环境,使得他们的用世理想基本落空,或者说,他们在农耕文化熏陶培养下所训练出来的素养并非游牧文化主导的朝廷所期许的素质,以此,漂泊北都的江南文人都深感疲惫,总不免在创作中带上江南的影子,恬静、悠游的江南意象象征着他们熟悉的农耕文明,他们在其中寄予乡愁、思归情结,即此江南从他们的生养地上升为精神家园,成为慰藉他们在游牧他乡负面情绪的文化象征。

西北子弟江南书写里的文化乡愁。南人在北地泛滥着江南乡愁,而北人在江南流淌着北归情绪。在北人进入南方农耕文明的腹心地域之后,随着文化浸染程度的加深,代表农耕文明最高水平的江南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时,北人在意识到自己为客其中的地理差异的同时,也逐渐生长出一种南人不能完全体验的异乡孤独感和文化乡愁。这种情绪在早期表现为“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65]的明朗忘归情绪,后期表现为滞于南夏,不能归去的伤感失国情绪。前期以萨都剌的创作为代表,后期以丁鹤年的创作尤其引人注目。

萨都剌对江南进行书写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而让人尤不能去怀的是作者清晰的北客视角。翁方纲评价萨都剌诗风认为:“说者或谓雁门诗类杜樊川,然其轻清绮缛,飚举而上浮,盖不尽樊川也”[66],这“轻清绮缛,飙举而上浮”的风格恐怕正是萨都剌在被南方农耕文化浸袭的过程中,努力保持自己的游牧风沙气息,一直没有失去的北客视角和淡淡的文化乡愁意识吧。在萨都剌的诗里,明明还是名山丽水俏佳人的情景,作者会忽而笔锋一转,或是“吴中过客莫思家”,或是“我歌水调无人续”,[67]非常明白地告诉人们,水光山色的江南世界里,他只是身在其中的北方客,对于美好的江南风物,他有沉迷的情绪,但更有舔啮乡愁的孤独感。正是这种北客视角,萨都剌的江南书写透出一股客里江南、以异邦异腔书写的独特韵味,这种北客视角是江南文人不能进入而马祖常、贯云石、薛昂夫等北人又尚未写透的,典型如这首《北人冢上》:

 

南人城南逢清明,北人望北号哭声。人生何处问南北,春秋霜露俱含情。天涯芳草何青青,杜鹃口血花冥冥。酪浆一壶麦一饭,香火照日藏流萤。自言家住大河北,闽岭相望六十六。血气寻寻呼应声,音容皎皎常在目。虚名薄利非良图,故山松柏号夜狐。儿身有禄亲不待,亲坟无主儿义辜。低头再拜襟尽血,行路人情为惨切。纸灰低拂绿杨风,杯沥浇残沙上月。人言朔客铁心肠,谁无半饷情惨伤!游宦既知离别苦,何如拂衣归故乡![68]

 

这首诗写北人对南方清明风俗的接受以及北人清明时节的行迹和内心感受,写得非常婉切动人。作者不仅感同身受地写尽北人身在江南思亲念远、不能北归、无法尽孝的悲痛、伤感情怀,而且淡淡地辩驳了南人认为北人情感粗莽的说法,对南人在文化情感深处歧视北人的态度有所揭示,认为北人和南人一样有重情、重亲、重孝的情结。萨都剌家因其父镇守云中、代郡,定居于雁门,萨都剌对人一般自称雁门人,他为此把自己的诗文集也命名为《雁门集》。自古以来,“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以地理气势而言,小家碧玉、吴侬软语的江南远不能与苍凉、险峻,傲临天下的雁门相比。在《雁门集》中,萨都剌反复以雁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客里江南的他乡心境和北归情结,尤其情深的是《岁云暮矣》三首:

 

岁云暮矣,子将焉之?江南木落鸿雁飞,娟娟美人淮水涯。淮水去不止,相思日千里。   

岁将暮矣,子将焉往?燕山雪花大如掌,娟娟美人淮水上。淮水日夜流,相思无尽头。

岁云暮矣,子将焉行?江南水落天雨霜,娟娟美人淮水傍。淮水不回头,行人上兰舟。[69]

 

诗歌写出了北人对于江南,在地理、文化、情感上的距离与疏离,流露出期望归去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的揭示才让人迥然意识到并非优秀的文明便等同于心灵的家乡,江南再好,未必是游牧北人的精神故园。

如果说,在萨都剌活跃的时期,西北子弟们还试图在江南书写中用北客视角来彰显自己不能被同化的游牧情怀的话,那么到了元末,江南地方豪强势力的林立蜂起,北方朝廷对全国控制力的减弱,滞留江南的西北子弟处境日益艰危的情形下,他们的江南书写就围绕着何日北归、如何北归、不能北归等主题而带上了焦灼、惶急的心态。这其中丁鹤年独特的人生境遇与他的江南书写最为典型。

丁鹤年家自曾祖阿老丁之后便定居江南,丁鹤年本人是著名的孝子。据顾嗣立记载,丁鹤年嫡母病死后,他“盐酪不入口者五年”;因为战乱,丁鹤年生母病死途中,辗转而得以“棺敛以葬”,丁鹤年悲伤得“啮血沁骨”;晚年,丁鹤年“屏绝酒肉,庐父墓以终其身”,除了血统是西域回回人外,丁鹤年在文化上完全被儒家文化所浸透。正因为此,当形势不利时,他的境遇才倍为艰危,他的《禅室述怀十六韵》写道:

 

出处两茫然,低徊每自怜。本无经国术,仍乏买山钱。故邑三千里,他乡二十年。力微归计杳,身远客心悬。桃李谁家树?禾麻傍舍田。鹑衣秋屡结,蜗室岁频迁。逝水终难复,寒灰更不然。久要成龃龉,多病复沈绵。俯仰衷情倦,栖迟野性便。延徐谁下榻,访戴独回船。耻洒穷途泣,闲修净土缘。谈玄分上下,味道悉中边。有相皆虚妄,无才幸苟全。栖云同白鹿,饮露效玄蝉。高蹈惭真隐,狂歌愧昔贤。惟余空念在,山寺日逃禅。[70]

 

丁鹤年生在元代中晚叶,成年之后便赶上了江南地方豪强的崛起和江南战乱,他所居处的浙江一带是方国珍的统辖地区,“方氏深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这首诗正是丁氏有心北归,无力回去,对自己“出处两茫然”、逃禅世外境遇的写照。顾嗣立曾引丁氏诗评价其创作云:“行踪不逐枭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的确是对丁氏诗歌主题和基本意象的精准揭示[71]。在丁氏诗集触目皆是的以江南为背景书写的作品中,始终都回荡着期望北归,却无法归去的主题,典型如这首《异乡清明》:

 

十年澒洞家何在?万里清明客未归。雨僽风僝花乱落,泥融沙暖燕交飞。烟生榆柳推迁速,云锁松楸拜扫违。旅雁尽回音问断,侧身长望泪频挥。[72]

 

作为中原民族祭祖扫墓的传统节日,大量南下的西北子弟也浸染其风,萨都剌诗里写过北人对清明节的接受,而丁鹤年则已将清明文化内化为自己的精神。当赵孟頫为自己出仕北廷不能清明扫墓而“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罪出》)时,滞留江南的丁鹤年为自己在异乡不能北归扫墓而追目旅雁,“长望泪频”。如果说,“江花江草”、“听雨眠”代表着江南文人在北地对江南的诗意表达的话,那么,“归雁”作为传统思归意象的代表成为客里江南的西北子弟们寄予乡情、悬念故国的象征,在丁鹤年的江南书写中,他不停地使用北雁意象来彰显自己不能北归的茫然:“月落江城转四更,旅魂和梦到滦京。醒来独背寒灯坐,风送长空雁几声”(《闻雁》)、“兵戈故国日凋残,野蔓荒烟白骨寒。目送飞鸿度关塞,有书无处报平安”(《题雁》)、“茫茫原隰无求处,独立长风送雁声”(《读应奉兄登科记愴然伤怀因成八韵》)[73],真是深可哀悯。

概而论之,南方农耕文化在元王朝平定江南约五十年之后,终于深深地改变了那些谙习弓马的北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审美取向。一方面是北人为南方精致文化所吸引,不断学习、调整自身文化气质的过程:从他们自己留下的文字或者他人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北方游牧民族的子弟们像南方世家子弟一样,收藏名人书画、聚藏经籍典要、赏玩名花胜景、与同僚联句雅集、唱和应酬等等,正是这种南方农耕文化的内化影响,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元代文艺创作的当行里手。另一方面是南人为北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恢宏气魄所慑服,不断修整自身文化气质的过程,而以江南意象为表达主题的“江南书写”最终成为南北文人共咏联唱且对话的主题,某种程度而言,是北人为南风所熏、南人努力推波助澜的结果。综合起来看,在东晋士族大批迁移江南之后,以江南为主题的书写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融合进程,在文化上不断得到认同、强化和提升,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大辉煌流脉。而江南对于东晋南迁的北方士族而言,是山水佳丽地,他们用山水诗如实地描摹了江南的风景;对于唐人而言,江南是与边塞、京畿并存的地域空间,他们用田园牧歌的方式写意江南;对于宋人尤其是南宋人而言,江南是美好的繁华地,他们用尽繁文缛辞来颂咏它;从元代开始,江南成为文化的江南、精神故园式的江南。之所以如此,则是由于其时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明的碰撞、交融,江南代表着精致的农耕文明,作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优质媒介,在南北多族文人的共同书写中,成为元代优质文化的象征,被南北文人共同书写、怀想和提升。南北、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才是江南文化品味提升的关键因素。   

 

注释:

[1]萨都剌《芒鞋》,殷孟伦、朱广祁校点《雁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2]许有壬《故承直郎佥岭南广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葛公墓碑》,李修生等《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8册,第391页。

[3]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回回沙碛”条,《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40册,第73页。

[4]按:色目人作为追随蒙古征服大军的诸族统称,在元朝用以概称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来华各族人,它包含了许多民风、习俗、气质迥异的民族,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人,有唐兀、乃蛮、雍古、回回、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等。

[5]余阙《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全元文》第49册,第120页。

[6]范金民、高荣盛《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宋元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617页。

[7][10]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全元文》第38册,第390页。

[8]吴澄《送宋子章郎中序》,《全元文》第14册,第106页。

[9]《新元史》卷二三八“萨都剌传”,舒大刚、李勇先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4页。

[11]马祖常《故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铭》,李叔毅、傅瑛点校《石田先生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12]袁桷《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赠汴梁路同知骑都蔚开封郡伯马公神道碑铭》,《石田先生文集》,第292、291、292页。

[13]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下)“忠介公泰不华”小传,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第1729页。

[14][16]赵孟頫《薛昂夫诗集叙》,《全元文》第19册,第74页。

[15]杨镰、石晓奇、栾睿《元曲家薛昂夫》,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17]程钜夫《好人》、《公选》,张文澍校点《程钜夫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18]吴澄《送黄文中游京师序》,《全元文》第14册,第204页。

[19]揭傒斯《程学士将赴翰林八月十有二日再命议事中书奉饯一首》,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20]戴表元《送贡仲章序》,李军、辛梦霞校点《戴表元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21]虞集《飞龙亭记》,王颋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5页。

[22]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上)“卷首”,第1页。

[23]萨都剌《奎章阁感兴》二首之二,《雁门集》,第311页。

[24]柳贯《题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尚书绝句诗后》,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25]赵孟頫《跋柯九思墨竹图》,《全元文》第19册,第174页。

[26]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二,《元代画家史料汇编》,第324页。

[27]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26页。

[28][39]袁桷《上京杂咏再次韵》,李军、施贤明、张欣校点《袁桷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

[29]泰不华《桐花烟为吴国良赋》,《元诗选》初集(下),第1730页。

[30]吴均《与宋元思书》,袁世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31]萨都剌《过鲁港驿和贯酸斋题壁》,《雁门集》,第374页。

[32]汪泽民《题咏物诗》,舒大刚、李勇先《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第719页。

[33]贯云石《芦花被》,《元诗选》二集(上),第268页。

[34]欧阳玄《元故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汤锐校点《欧阳玄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

[35]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23页。

[36]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41页。

[37]余阙《秋兴亭》,《元诗选》初集(下),第1737页。

[38]王礼《义冢记》,《全元文》第60册,第655页。

[40]张文芳、王大方《走进元上都》,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41]王袆:《上京大宴诗序》,《全元文》第55册,第293页。

[42]袁桷《上京杂咏》,《袁桷集》,第256页。

[43]杨义、汤晓青《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

[44]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45]按:据《穆天子传》载,周穆王到黄竹的路上,遇到风雪,有冻人,于是作《黄竹歌》三章以哀民。

[46]马祖常《龙虎台应制》,李叔毅、傅瑛点校《石田先生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0页。

[47]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4页。

[48]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67页。

[49]虞集《题康里子山尚书凝春小隐六韵》,《虞集全集》,第188页。

[50]按:关于杏花与春雨的联系,参考程杰《“杏花春雨江南”的审美意蕴与历史渊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51]陈旅《题虞先生词后》,《元诗选》初集(中),第1308页。

[52]吴师道《京城寒食雨中呈柳道传吴立夫》,邱居里、邢新欣校点《吴师道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18页。

[53]贡师泰《送洪元成赴静江治中》,《元诗选》初集(中),第1435页。

[54]叶子奇《草木子》卷三,《四库全书》第866册,第772页。

[55][58]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上),第547页,第546—547页。

[56][57]杨载《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全元文》第25册,第579—580页,第582、583页。

[59]阎凤梧、唐金声《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60]赵孟頫《送高仁卿还湖州》,《元诗选》初集(上),第556页。

[61]赵汸《邵庵先生虞公行状》,《全元文》第54册,第353页。

[62]《元史·虞集传》,见《虞集全集》,第1316页。

[63]虞集《题吴兴公春江听雨图,并序》,《虞集全集》,第214页。

[64]李希圣《论诗》二七,《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第678页。

[65]王礼《义冢记》,《全元文》第60册,第655页。

[66]翁方纲《重刻雁门集序》,《雁门集》,第404页。

[67][68][69]萨都剌《过嘉兴》,《北人冢上》,《岁云暮矣》,《雁门集》第234页,第269页,第32页。

[70]丁鹤年《禅室述怀十六韵》,《元诗选》初集(下),第2293、2298页。

[71]顾嗣立“丁孝子鹤年”小传,《元诗选》初集(下),第2293页。

[72][73]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下),第2308页,第2314、2312页。

 

原载《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 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 邮政编码:100732
  • 联系电话:(010)85195453
  • 邮箱:yichan@cass.org.cn
  • 域名:http://wxyc.literature.org.cn
  • http://www.文学遗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