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之创发与形成新论

——《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词学


 

冯 乾

 

 

摘要: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意内言外”的重要词学观念,对清代词学乃至整个中国词学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意内言外”说可能受到其易学研究的影响,但不宜高估。张惠言词学与赋学一脉相承,其词学“意内言外”说在乾隆五十八年左右形成,而在嘉庆二年的《词选序》中对这一理论作了系统阐发,时间紧接着其从事赋学批评之后。《七十家赋钞》与《词选》的编纂时间先后相继,贯穿其中的文学观念也大体相通。《七十家赋钞》中的文学观念影响了张惠言的词学观。在词学批评实践中,张惠言大量地援赋说词,打通了诗、骚、赋、词的壁垒。张惠言的赋学与词学从观念到实践都有相通之处,都是在儒教伦理下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批评方法的推衍,而这也是整个常州词派词学的重要特色。

关键词:张惠言  意内言外  词学  赋学 《七十家赋钞》

 

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意内言外”的重要词学观念,对清代词学乃至整个中国词学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也使他成为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山之祖。词学研究者对于张惠言的词史地位已有共识,对其词论也有比较充分的研究,相对而言,对于张惠言的词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与什么因素有关等常州词派发展演进环节的重要问题,尽管已经有学者涉及[1],但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对张惠言的赋学选本《七十家赋钞》与词学选本《词选》的解读,比较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上述问题略作梳理。

 

一、“意内言外”说的提出

 

关于张惠言的学术历程,《茗柯文编》中曾经提及。嘉庆三年(1798),张惠言在《送钱鲁斯序》中自道其治学经过,曰:

 

余年十六七岁,时方治科举业。间以其暇学鲁斯为书,书不工;又学鲁斯为诗,诗又不工。……越十余年,余学为古辞赋。……已而余游京师,思鲁斯言,乃尽屏置曩时所习诗赋若书不为,而为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2]

 

嘉庆五年(1800),《文稿自序》中曰:

 

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余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为之又如为时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其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已而思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故乃退而考之于经,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庶窥微言奥义,以究本原。[3]

 

张惠言卒后,在嘉庆十一年(1806)左右,其友恽敬在给理学家汤金钊的信中云:

 

皋文为人,其始为词章,志欲如六朝诸人之所为而止;已迁而为昌黎、庐陵;已迁而为前、后郑;已迁而为虞、许、贾、孔诸儒,最后遇先生(汤金刈),迁而为濂、洛、关、闽之说。其所学皆未竟,而世徒震之。[4]

 

恽氏之论除了末段“迁为濂、洛、关、闽之说”为张惠言二序所未及外,其余大抵相同。综合以上所引三段文字,可知张惠言在八股文、书法、诗歌、骈赋、古文、经学、程朱理学等方面下过苦功,唯独没有提及词学。翻检张惠言的文集《茗柯文编》,除了《词选序》一篇外,没有任何其它论词的文字。所以只能从张惠言的《茗柯词》及其友朋与弟子的文章、书札中勾稽出与词学相关的内容,借此考论张氏词学活动的大略。

众所周知,张惠言应皖派经师金榜之邀,教授金氏子弟。嘉庆二年(1797)八月,应学生要求讲授词学,并编选唐宋词名篇成《词选》一书作为教材。在《词选序》中,张惠言揭橥了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等重要的词学观念,使此序成为常州词派的纲领性文献。然而,如果不是有一定的词名,金氏子弟不会无端请张惠言讲授词学;如果不是对词学已经进行过深入思考,张惠言不会编出《词选》这样宗旨明确、特色鲜明的选本,也不能撰出如此义深词美的序言。这只能说明,张惠言在教词、选词之前,对于词学已经有了宗旨与心得。

清代常州一府夙称人文渊薮,不但古文、骈文、诗学发达,词学也夙有渊源。这从清末缪荃孙编纂的《国朝常州词录》中可见一斑。张惠言的前辈学人黄景仁撰有《竹眠词》三卷,流布人口,其学友洪亮吉、赵怀玉也享有词名。《词选》附录了“宛邻词人群”黄景仁、左辅、陆继辂、钱黄山、丁履恒、李兆洛等人的词作,这些词人都是常郡人物,并且和张惠言相与为友,他们之间可能有过词学的探讨。《词选》附有郑善长之语曰:

 

词选刻既成,余谓张子:“词学衰且数百年,今世作者宁有其人耶?”张子为言其友七人者,曰恽子居、丁若士、钱黄山、左仲甫、李申耆、陆祁生、黄仲则。各诵其词数章,曰:“此几于古矣。”[5]

 

据郑氏之言,《词选》所附录的宛邻词人词全部录自张惠言口诵。将《词选》附录的左辅之词与左氏《念宛斋词》对校,字句颇有异文,可见,郑氏的说法是可信的。由此推断,张惠言与其友朋平日已经有词学之讨论和作品的交流。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在《念宛斋集》发现一条材料,可以证明最早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时,左辅与张惠言的书札中已经谈及词了,左氏信中曰:

 

汸如曾有札来,询足下近履。并见示【摸鱼儿】《秋燕》、《春蚕》二阕。词极佳而心伤已甚,某能无孝章之忧耶?[6]

 

汸如为赵彬的字,赵彬是江苏宜兴人,当为张惠言之友,其生平事迹不可考。由于文献不足,现已无法考出张氏开始从事词学的时间。但是张惠言的词稿则由于有作者的编年,已经很清楚了。[7]根据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的《阳湖张惠言先生手稿》[8],我们知道张惠言《茗柯词》的创作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而且该年张惠言的词作极为丰盛,达到二十首之多,几乎占到《茗柯词》全部词作四十七首的一半。可见,乾隆五十八年是张氏词学创作极其重要的一年。不仅如此,张氏的词学思想也在此年前后酝酿成熟,陆继辂《冶秋馆词序》曰:

 

仆年二十有一始学为词,则取乡先生之词读之。《迦陵》、《弹指》,世所称学苏辛者也。程村、蓉渡,世所称学秦柳者也。已而读苏辛之词,则殊不然;已而读秦柳之词,又殊不然。心疑之,以质先友张皋文。皋文曰:“善哉!子之疑也。虽然,词故无所为苏辛、秦柳也。自分苏辛、秦柳为界,而词乃衰。……子亦务求其意而已矣。许氏云:‘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凡文辞皆然,而词尤有然者。”仆乃益取温庭筠、韦庄以至王沂孙、张炎数十家读之,微窥其所以不能已于言之故。[9]

 

此序中陆氏自言学词经历,是深谙词学的甘苦之言,而所载张惠言的论词之语尤为宝贵。根据李兆洛《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10],陆继辂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推知他二十一岁时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向张惠言请教词学应当在此后不久。观张氏的答语,学词要“务求其意”,并且征引许慎《说文》“意内言外谓之词”,可见,张惠言以“意内言外”说词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左右就已经形成并思考成熟了,而在嘉庆二年(1797)的《词选序》中对这一理论作了系统阐发。这一判断,从张惠言弟子蒋学沂(?— 1834)的话语中也能得到印证。蒋学沂字小松,江苏阳湖人。蒋氏《藕船词自序》曰:“余尝受填词法于编修张先生,先生之言曰:词者,诗之余也。词学始于唐季六朝,至南北宋为极盛。后人为之,或流于放,或伤于纤巧,故元明以下无词。国朝乾隆间始有人起而振之,则先生自谓也。”[11]蒋学沂受词学于张惠言,当在嘉庆年间,而其转述张惠言“国朝乾隆间始有人起而振之”一语,可见张惠言在乾隆年间已经从事词学活动了,并且对其词学极其自信。指出这一点,其意义不仅在将张惠言从事词学探讨的时间提前了,对于了解张氏词论的形成也有很大关系。

如上所论,张惠言在乾隆间已经从事词学,并在五十八年(1793)前后,形成了“意内言外”的词学观。从经学上看,“意内言外”是西汉孟喜易学的遗说,因被许慎引用而得以保留在《说文解字》中。故张惠言引用时不说出自《说文解字》,而称“传曰”。孟喜的易学阐析《易经》的爻辞和易象的关系。张惠言在乾隆五十四(1789)年左右开始精研虞翻易学,而虞氏易又源自于孟氏,因而,张惠言“意内言外”之说可能受到了其易学研究的影响。这一点,得到词学界的公认。需要指出,这种观点只是一种逻辑推论,尽管张惠言的文学与经学会相互影响,不过程度究竟如何,也不能高估。毕竟,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学科。事实上,张惠言在研究易学之外,其它方面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尤其是文学研究。在这个思路下,我们注意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张惠言编选了一部重要的辞赋选本《七十家赋钞》。该书一共六卷,纂辑了自屈原、荀卿而下六十六家(屈原、宋玉、扬雄、曹植四家重出)作者的辞赋一百八十篇。《七十家赋钞》与《词选》不但编纂时间先后相继,贯穿其间的文学观念也大体相通。

 

二、《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词学观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赋与词这两种文体的特征有较大差别,表现手法也各不相同。通常认为,赋体铺张扬厉,近于《诗经》六义中的“赋”,词体婉曲深微,近于六义中的“兴”,两者似乎凿枘不入。甚至《词选》的编选者之一张惠言之弟张琦也明确认为“词有比兴而无赋”[12],那么,张惠言的词学和赋学观念有什么相通之处呢?首先,我们考察赋与诗的关系。

赋与诗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13],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赋略”源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其中体现了汉人关于诗与赋的观念。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14]

 

班固认为,诗为诸侯卿士大夫专有,可以借此言志辨志。春秋以后,周朝式微,王官之学变为百家之学。采诗、赋诗之制不存,诗由庙堂进入民间。而赋则继诗而起,成为士人表情达志的工具。所以,尽管诗与赋产生的时代不同,作用不同,而就其本质而言则是相通的。而两者之所以能够相通,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诗赋均有“风喻”的功能。班固认为,正宗的赋是“贤人失志之赋”、“离谗忧国”之作,是“丽以则”的诗人之赋。而与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丽以淫”的辞人之赋有本质上的区别。在班固看来,以《子虚》、《上林》、《羽猎》、《长杨》为代表的汉大赋其实是赋的支流,而那些表达赋家自己情志的抒情之赋才是赋之正宗。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中对于赋的起源与特征的阐述可以说是《汉志》的翻版:“周泽衰,礼乐缺,《诗》终三百,文学之统熄。古圣人之美言、规矩之奥趣,郁而不发,则有赵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词表诣,譬物连类,述三王之道,以讥切当世。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鬯,不谋同称,并名为赋。”[15]张惠言所论诗与赋的关系可以一言以蔽之,即“诗亡而后赋作”。

问题是,张惠言对诗歌几乎不作。[16] 他在《赠钱鲁斯序》中称自己学诗不工,且在自编文集中未录诗,也没有编过诗歌选本或其它论诗的作品。但对于诗,张惠言自称“知其利病”。他在《诗龛赋》中说:“吾闻诗之为教兮,政用达而使专。何古人之尔雅兮,今惟绣乎帨鞶。岂缘情之或非兮,固同川而改澜。亮余志之不芳兮,虽薜茝其孰玩。曲有变而殊奏兮,言有畸而异方。……将编仁义以为藩兮,结道德而葺之。峙六义以为壁兮,楹四始以相持。介奚斯而摈吉甫兮,延考父于东序。”[17]从这段话中“仁义”、“道德”、“六义”、“四始”等词,可见其受诗教影响很深。然而张惠言也谈到“缘情”,谈到诗人的“志”,这就形成了其赋、诗、词三种文体之间一脉相承的元素。

所谓志,班固论诗曰:“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18]这句话中可以概括出诗歌的本质是“喻志”和“微言”,这两点与张氏对词与赋的特质的体认大体一致。

先论“喻志”,《七十家赋钞目录序》曰:“赋乌乎统,曰,统乎志。志乌乎归?曰:归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19]《词选序》则曰:“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20]可见,张氏所说的“情”和“志”是贯穿于诗、赋、词的同一个的概念。

再论“微言”,《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中曰:

 

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变化。天之漻漻、地之嚣嚣,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硪溪谷;风云霿雾,霆震寒暑,雨则为雪,霜则为露,生杀之代,新而嬗故;鸟兽与鱼,草木之华,虫走蚁趋,陵变谷易,震动薄蚀。人事老少,生死倾植。礼乐战斗,号令之纪,悲愁劳苦,忠臣孝子;羁士寡妇,愉佚愕骇,有动于中,久而不去,然后形而为言。于是错综其词,回牾其理,铿鎗其音,以求理其志。[21]

 

这一段文字本身而也是以赋体写就,其中列举了大量的物象,使读者对于赋这一文体特征有所把握,但是赋的物象却非如汉大赋那样单纯的铺张扬厉,而是那些能够引起作者感发的物象。最终揆其要归,仍然在于“错综其词,回牾其理,铿鎗其音,以求理其志”,即通过微言来表达作者之志。

而《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中所谓的“统乎志”、“归乎正”、“感于心”、“寓于象”、“形为言”、“错综其词”、“回牾其理”,这一套赋论也是完全适用于张惠言的词论的,与《词选序》中所阐发的“意内言外”并无二致。《词选序》曰: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22]

 

尽管此序对词与赋的关系没有直接阐述,但指出了词与诗骚的关系,“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所谓“变风”之义,《毛诗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23]所以张惠言的《词选序》与《毛诗序》、《汉志·诗赋略》均有渊源,其赋学与词学也是大体一致的。

 

三、《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词学批评实践

 

在词学批评实践中,张惠言大量地援赋说词,打通了诗、骚、赋、词的壁垒。如《词选》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有《离骚》初服之意。”评冯延巳《蝶恋花》三首:“三词忠爱缠绵,宛然《骚》、《辩》之义。”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兮’;‘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这些都是援引《楚辞》论词。又如评温庭筠《菩萨蛮》云:“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所谓“感士不遇”,即张惠言在论赋时所谓的“贤人失志”,以及论词时所谓的“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经》中的变风变雅之作,《楚辞》中《离骚》、《九章》、《九辩》及其它汉人的赋作,是“国史”、“贤人君子”、“贫士失职”、“士不遇”的作品。在赋中,汉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即直接以“士不遇”名篇。所以,张惠言借助赋学的术语来进行词学批评,正是其诗、赋、词一体观念的体现。

如果更进一步进行分析,张惠言的词学观在《七十家赋钞》均可发现源头。以比兴寄托说词是张惠言《词选》的主要批评的方法,也是常州词派的心传密旨。为了发掘作者之志,张惠言往往知人论世,索隐本事。如其论冯延巳“专己固宠”,即是其例。而这在《七十家赋钞》的评点中早已采用。兹举例来说明:

 

(释《天问》“胡维嗜不同味,而快鼌饱”一句)伤怀王也。夫妇人伦之始,万福之原,禹厥身是继即舍去,怀王溺郑袖以至惽秏。(《七十家赋钞》卷一)

 

(释“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一句)伤顷襄也。继世之君,如启不顾难,则祸及子孙,况不如启乎?(《七十家赋钞》卷一)

 

(释“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一句)以羿之善射而信用寒浞,揆度交吞之事,伤秦绐也。楚怀王二十四年,秦来迎妇。武关之行,子兰劝怀王,曰:何绝秦欢,由此也,故本而言之。以羿妻洛滨况也。秦之厚赂王,何故顺之?深恨之辞。浞当指苏秦(案当指张仪,张氏偶误)。(《七十家赋钞》卷一)

 

《天问》是屈原创作的一篇杰作,为研究屈原思想最重要的一篇文献。王逸《楚辞章句》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24]王逸认为,《天问》是屈原被放逐时的作品,寄寓了屈原的郁愤悲慨。同时,王氏指出,《天问》并不是屈原本人写定,而是楚人记录的作品,因而全篇次序凌乱。洪兴祖《补注》云:“《天问》之作,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25]对于屈原创作楚辞的动机有所体认,认为屈原作《天问》,其用意是关于楚国一国的兴衰和自己一身的进退,知人论世,能够逆知屈子的用心。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中对《天问》的批评继承了王逸和洪兴祖的观点,但和历史结合得更加紧密。如上面所举“伤怀王”、“伤顷襄”,“伤秦绐”之说,均与毛诗序中的解经手法如出一辙。

《七十家赋钞》对宋玉《招魂》和景差的《大招》批评曰:“《招魂》、《大招》,讽顷襄也。顷襄君臣宴安,湛于淫乐,而放屈子,故招屈子以讽之也。巫阳之言,女媭、渔父之意乱、以怀王讲武不可再见,国耻未雪,宗社将危,不啻大声疾呼矣。”[26]“《大招》,设颂之辞也。若曰能用屈子,则乐与今同,而王业成耳。‘青春受谢,白日昭’,君明政新也。”[27]《招魂》与《大招》的作者问题以及究竟为谁招魂,尚无定论,而张氏认为,两篇均为后人替屈原招魂,这是作品的表层意义,而深层意义则是讽刺顷襄王。这种批评模式也表现出张氏文学批评过求甚解的特点。

以比兴寄托的方法来阐释文学,既有得也有失,得在以意逆志,探求作者的本心,而失在阐释过度,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张惠言对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及曹植《洛神赋》的批评就面临这样的危险。

 

《高唐》、《神女》两赋,盖为屈子作也。屈子曾见用于怀王,故以高唐神女为比,冀襄王复用也。不然先王所幸,而劝其游,述其梦,宋玉岂为此谬妾乎?

 

此篇(指《高唐赋》)先叙山势之险,登陟之艰,上至观侧则底平而可乐,所谓为治者始于劳,终于逸也。结言既会神女则思万方,开贤圣,此岂男女淫乐之辞邪?

 

(评《神女赋》“他人莫睹,王览其状”)冀王之特识,不惑于谗也。交希恩疏,其在迁江南之前乎?

 

(评《神女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乎相难”)褰帱请御,眷顾系心之诚也。然欲其逢君为乐,则不可。故曰卒与我乎相难。若以为赋神女,则褰帱请御,成何语邪?

 

(评《神女赋》“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离骚》一篇三致意之心。[28]

 

《高唐》、《神女》二赋,宋玉所作,描述高唐神女之事,现代楚辞学者陈梦家、闻一多等认为,这两篇赋中反映了楚人求嗣的观念。如高唐即高禖,巫山神女即“女尸”,皆与楚俗中求嗣仪式相关。[29] 

 

传统中对《高唐》、《神女》二赋看法不一,或谓写情之作,如萧统《文选》将其归入赋之“情”类,晁补之谓:“宋玉亲原弟子,《髙唐》既靡,不足于风;《大言》、《小言》,义无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30]或谓别有寓意。陈师道云:“宋玉为《高唐赋》,载巫山神女遇楚襄王,盖有所讽也。”[31]洪迈云:“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明。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诗人风化之本。[32]然而,二赋虽然可能别有寓意,却很难坐实到屈子身上。在比兴寄托上,张惠言无疑是受到王逸观点的影响,即“《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33]但是将这种模式扩大化、绝对化了。文廷式曰:

 

张皋文《七十家赋钞》持论甚正,然有失文章之理者。如《高唐赋》云:“传祝已具,言辞已毕”,亦不过言祀山灵之礼而已,皋文云:“下及调讴羽猎,明用屈子,则礼乐武功皆得其理已。”附会无谓矣。《神女赋》云:“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皋文云:“褰帱请御,睠顾系心之诚也。若以为赋神女,成何语耶?”按题为赋神女,若以为屈大夫褰帱请御,更成何语耶?且班婕妤《自悼赋》云:“君不御兮谁为荣。”古人原不以此等为忌讳也。凡读古人文字,心通比兴足矣,不必字字主张道学也。固矣,夫皋文之论赋也。[34]

 

文氏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比如《七十家赋钞》对于曹植《洛神赋》的批评:

 

何义门云:《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以作为此赋,亦屈子之志也。又云:“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月廿九日禅代,十一月遽改元黄初。陈思实以四年朝,而赋云三年者,不欲亟夺汉亡年,犹之发丧悲哭之意,注家未喻其微旨。”何氏此言真能以意逆志,于此更可知《高唐》、《神女》之义。[35]

 

“怅盘桓而不能去”:何云:恨人神以下,皆陈思自叙其情。君王指宓妃,喻文帝不必以序中君王为疑。案何以君王指宓妃,或以为凿。不知古人寓言,多有露本意处。如《九歌·湘夫人》,屈平以喻子兰。篇中“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其见意处。湘夫人可称公子,宓妃亦可称君王也。[36]

 

张氏引用何焯的观念,谓其以意逆志,直认此赋为屈子之志。然而,对于《洛神赋》,以前的评论者大都集中在曹植与甄妃的本事。何焯则认为曹植对汉朝的忠贞,所谓“不欲亟夺汉亡年,犹之发丧悲哭之意”,这真是别出心裁的说法。然而,曹植之忠汉实无显证,仅据此纪年的孤证,本无足辨,何况真的“不欲亟夺汉年”,何不径以太岁或甲子纪年?揆其立论,根据《魏志》记载及李善《文选注》之说,认为曹植在魏黄初四年入朝,而三年无入朝的记载。其实,这很可能是由于史之阙载,不能由此认定曹植黄初三年一定没有入朝。[37] 所以,何氏的观点其实是遗民语境下的思维模式的体现,未必有曹植原意。

张惠言以赋法解词还有一个特点是联章解词。由于赋是大篇,必须重视篇章结构。词的长调也有起承转合,但是将一组词以联章法解读,张惠言有首创之功。所谓“篇法仿佛《长门赋》”这一评语,并非单指“小山重叠金明灭”一首词而言,而是涵盖温庭筠的全部14 首《菩萨蛮》,将其视为同一情境下创作的一组词,可以说,张惠言是有意识地以“联章”说词,今具录张氏对这一组词的十一条评语:

 

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第一首“小山重叠金明灭”)

 

梦字提。“江上”以下略叙梦境,“人胜参差”、“玉钗香隔”,言梦亦不得到也。“江上柳如烟”是关络。(第二首“水精帘里颇黎枕”)

 

提起。以下三章本入梦之情。(第三首“蘂黄无限当山额”)

 

结。(第五首“杏花含露团香雪”)

 

“玉楼明月长相忆”,又提“柳丝袅娜”送君之时。故“江上柳如烟”,梦中情境亦尔。七章“阑外垂丝柳”、八章“绿杨满院”、九章“杨柳色依依”、十章“杨柳又如丝”皆本此“柳丝袅娜”言之,明相忆之久也。(第六首“玉楼明月长相忆”)

 

“相忆梦难成”,正是残梦迷情事。(第八首“牡丹花谢莺声歇”)

 

鸾镜二句,结。与“心事竟谁知”相应。(第十首“宝函钿雀金鸂鶒”)

 

此下乃叙梦,此章言黄昏。(第十一首“南园满地堆轻絮”)

 

此自卧时至晓,所谓“相忆梦难成”也。(第十二首“夜来皓月才当午”)

 

此章正写梦。“垂帘”、“凭阑”,皆梦中情事,正应“人胜参差”三句。(第十三首“雨晴夜合玲珑日”)

 

此言梦醒。“春恨正关情”,与五章“春梦正关情”相对,双锁。(第十四首“竹风轻动庭除冷”)

 

可见,张惠言认为全部十四首《菩萨蛮》是浑然一体的作品:第一首写女子梦醒,所谓节节逆叙,即倒叙手法。从第二首起至第十首,描写该女子睡前的心理活者动。第十一首至十三首,正写梦中的情形。第十四首,写梦醒。时间跨度为第一日的白天至次日的白天。以十四首词的篇帙详尽地描写一位女子幽怨郁抑的心情,与《长门赋》中所描写的陈皇后失宠后幽居长门宫中凄凉低徊、度日如年的情境极其相似,这应该是张惠言认为篇法近于《长门赋》的原因。而十四首词中不时出现的意象如“梦”、“柳”等,在张惠言看来,正是这组词作于同时的证据。通过对这些意象参互综观,张惠言构建了一位女子完整的内心世界。而这些,仍然只是表层意象,其深层意蕴则是“士不遇”这一传统主题的再现。

以联章法说词,在张惠言《词选》中尚有他例。如其选韦庄《菩萨蛮》四首,也是视作联章之作。其一评曰:“此词盖留蜀后寄意之作,一章言奉使之志,本欲速归。”其二评曰:“此章述蜀人劝留之辞,即下章云‘满楼红袖招’也。江南即指蜀,中原沸乱,故曰‘还乡须断肠’也。”其三评曰:“上云‘未老莫还乡’,犹冀老而还乡也。其后朱温纂成,中原愈乱,遂决劝进之志。故曰‘如今却忆江南乐’,又曰‘白头誓不归’,则此词之作,其在相蜀时乎?”其四评曰:“此章致思堂之意。”张惠言明知韦庄的这四首词并不作于一时,但是仍然将其视作联章来解读,这一点值得注意。另外,他评牛峤词曰:“《花间集》七首,词意颇杂,盖非一时之作。”均可见其读词时对联章结构是格外关注的。

张惠言以联章解词,在词学批评史上有独特的意义。我们知道,联章诗尽管魏晋时期已经出现,到唐代杜甫手里才完全成熟,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秋兴》八首、《秦州杂诗》二十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这引起了后世批评家的极大注意。如张上若评《秦州杂诗》二十首云:“是诗二十首,首章叙来秦之由,其余皆至秦所见所闻也:或游览,或感怀,或即事,间有带慨河北处,亦由本地触发。大约在西言西,反复于吐蕃之骄横,使节之络绎,无能为朝廷效力一筹者”。[38] 朱熹也推崇杜甫此诗为“创体”。关于这组诗,浦起龙评曰:“初谓杂诗无伦次,及仔细寻绎,煞有条理。二十首大概只是悲世、藏身两意。其前数首悲世语居多,其后数首藏身语居多。惟其值世多事,是以为身谋隐也。至如首尾两章,固显然为起结照矣。”[39]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曰:“七首皆身世乱离之感。遍阅旧注,疑后三首复杂不伦。杜氏联章诗,最严章法。此歌何独不讲?及反覆观之,始叹其丝丝入扣也。盖穷老作客,乃七诗之宗旨,故以首尾两章作关照。馀皆发源首章。一歌,诸歌之总萃也。首句,点清‘客’字。‘白头’、‘肉死’,所谓通局宗旨,留在末章应之。其‘拾橡栗’,则二歌之家计也。‘天寒’、‘山谷’,则五歌之流寓也。‘中原无书’,则三歌、四歌之弟妹也。‘归不得’,则六歌之值乱也。结独逗一‘哀’字、‘悲字’,则以后诸歌,不复言悲哀,而声声悲哀矣。故曰诸歌之总萃也。”[40]而在词学批评中以联章说词,张惠言是较早的从事者。事实上,张惠言以联章批评法解词并非出于偶然意至,从创作上看,乾隆五十八年(1793)时,他便创作了《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这样五首一组的联章词,被词论家陈廷焯称为“既沈郁,又疏快,最是高境”[41],而这组词明显借鉴了杜甫《同谷七歌》的形式,表明了张惠言对联章体裁早有体认。

联章批评是张惠言词学批评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其实在《七十家赋钞》中已经得到了运用。尤其是对《九歌》的批评最为明显。王逸《楚辞章句》对《九歌》作题解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42]张惠言对《九歌》的阐释吸收了王逸“讽谏”说,而在章法上则将《九歌》视作整体。如评《九歌·东皇太一》篇曰:“此言以道承君,冀君之乐己。十一篇连读。”显然是将《九歌》作为联章来看待。《云中君》评曰:“言君苟用己,则可以安览天下。惜此会之不可得也。”《湘君》评曰:“此《离骚》所谓‘哲王不悟’也。”《湘夫人》评曰:“湘君比君。故湘夫人比椒兰。此《离骚》所谓‘闺中邃远’也。”《大司命》评曰:“惜往日之曾信也。”《少司命》评曰:“大司命比怀王,少司命又比子兰。秋兰,目子兰,荪,目君也。所美果美,君何愁苦乎?”《东君》评曰:“伤顷襄也。嗣政之初如日方出,岂意声色是娱,终于杳冥乎?”《河伯》评曰:“此章决怀沙之志。”《山鬼》评曰:“虽死不忘君,故以山鬼自比。予,山鬼;子,君与公子也。”《国殇》评曰:“以忠死,故比国殇。”《礼魂》评曰:“几知我者于百世之下。”《九歌》是否为屈原所作,是楚辞学上的一件公案,汉代以来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屈原创作说,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主此说。第二,屈原在民间祭歌基础上加工改作说。宋朱熹《楚辞集注》主此说。第三,楚国民间祭歌,与屈原无关。三种说法究竟孰为正解,至今尚未有定说。张惠言不但认为《九歌》是屈原的原创作品,而且将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阐释,认为是与《离骚》同样的反映屈原忠而见疑、洁己自决的作品。这种观点很难被当代的楚辞学者所接受,却反映了张惠言阐释方法的一些特点,而这种阐释方法同样被张惠言运用在对词的阐释与解读中,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张惠言的文学观导源风骚,并一以贯之地落实到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他的赋学批评与词学批评从观念到实践都有相通之处,都是在儒教伦理下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批评方法的推衍。张惠言的阐释方法有其牵强胶滞之处,但在张氏自己的阐释系统中却是圆融自足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常州词派的形成,也能有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认识。

 

 

[1]参见张宏生:《张惠言的赋学与词学》,《清词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第322-332页;陈曙文:《〈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比兴视野》,《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 年第6 期,第110-115 页。

[2]张惠言:《茗柯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第69页。

[3]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17-118页。

[4]恽敬:《与汤编修书》,《恽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第145页。

[5]张惠言:《词选》附,清道光宛陵书屋刻本。

[6]左辅:《念宛斋书牍》卷1,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念宛斋书牍》按年编排,故可知信札的作年。

[7]冯乾:《张惠言〈茗柯词〉系年辨正》,《古典文献研究》第9 辑,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 年。

[8]《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687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6 年。

[9]陆继辂:《崇百药斋续集》卷3,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

[10]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12,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

[11]蒋学沂:《藕船词》卷首,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12]陆继辂:《词家三味》引张琦说,《合肥学舍札记》卷3,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13]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挚虞:《文章流别论》:“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诗赋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刘熙载:《艺概·赋概》:“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

[14]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55-1756页。

[15]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8页。

[16]《阳湖张惠言先生手稿》中收了张惠言几首诗,可以参看。

[17]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40-141页。

[18]班固:《汉书》,第1755-1756页。

[19]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8页。

[20]张惠言:《茗柯文编》,第58页。

[21]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8页。

[22]张惠言:《茗柯文编》,第58页。

[23]毛苌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272页。

[24]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

[25]洪兴祖:《楚辞补注》,第85页。

[26]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1,道光刻本。

[27]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1,道光刻本。

[28]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1,道光刻本。

[29]陈梦家:《髙禖郊社祖庙通考:释〈高唐赋〉》,《清华学报》第11 卷第1 期,1936 年1 月。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清华学报》第10卷第4 期,1935年10月。

[30]晁补之:《变离骚序》,《全宋文》第126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31]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5页。

[32]洪迈:《容斋三笔》卷3“高唐神女赋”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458页。

[33]洪兴祖:《楚词补注》,第2-3页。

[34]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6,民国三十二年(1943)刻本。

[35]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4,道光刻本。

[36]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4,道光刻本。

[37]石云涛:《〈洛神赋〉的写作时间》,《建安唐宋文学考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7-23页。

[38]杨伦:《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第247 页。

[39]浦起龙:《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 1961年,第381页。

[40]浦起龙:《读杜心解》,第262页。

[4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64页。

[42]洪兴祖:《楚辞补注》,第55页。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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