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辞章化:一个学术判断的历史维度与阐释效应

——三论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


陈文新

 

 

摘要:“传记辞章化”是唐人传奇的核心文体特征。作者就其这一学术判断的历史维度和阐释效应加以申说。就历时态维度而言,六朝的文笔之辨凸显了辞章与子史的文类差异,一方面赋予了传记与辞章以不容混淆的特色,另一方面也使传记与辞章的融合成为可能,这一史实表明,“传记辞章化”只能发生于六朝之后,将传奇小说成熟的时代提早到六朝或六朝以前的说法缺乏充足的理由。就共时态维度而言,唐人传奇与韩柳古文兴盛于同一时期,两者孕育于共同的文学风尚并为这种文学风尚推波助澜,区别在于,唐人传奇是用辞章来改造“笔”中的传记,韩柳古文则是用辞章来改造“笔”中的论说。就阐释效应而言,“传记辞章化”立足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情形,在阐释小说史时可以对唐人传奇与中唐古文运动的关系说得更加切题,可以避免“以西律律中国小说”的常见失误,也为分析宋元明的传奇提供了一个坐标或参照系,有助于划分传奇小说发展的世代并揭示不同世代的特征。

关键词:传记辞章化 唐人传奇 历史维度 历时态维度 共时态维度 阐释效应

 

 

“传记辞章化”是笔者对唐人传奇文体特性所做的概括,此前集中阐释这一理念的有两篇论文:《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2期;《再论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见《齐鲁学刊》2006年第1期。笔者的其他一些著述,如《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传奇小说史话》(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也包含了这一命题的部分内容。拙文的基本观点是:正史的传记在题材选择方面有三个特征:一是注重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社会生活,忽视景物描写;二是强调题材的重要性,强调所叙事实与“天下兴亡”有关,“无关大体”的人生层面是受到忽略甚至排斥的;三是强调选材的真实性,即“实录”。而在艺术表达上,正史的叙事也有其特殊的要求:排斥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和第一人称限知叙事;人物语言以理性化见长,而个性化程度较低;描述语言排斥骈俪;在风格上拒绝诙谐。“辞章”尤其是辞章中的赋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表现女性情感方面传统深厚;常常描写山水景物;不避虚构,且行文风格偏于藻饰,语言表达注重骈俪。唐人用辞章的手法来写传记,亦即“传记的辞章化”,这类辞章化的传记就是典型的唐人传奇。《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一文侧重于分析“传记辞章化”的具体表现,《再论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一文侧重于分析“子史之传、记与集部之辞章融合,这是唐人传奇脱颖而出的基本原因”(1)(P114),而本文的宗旨则是:在上述两篇论文的基础上,从发生学和阐释学的角度,对“传记辞章化”这一学术判断的历史维度和阐释效应做进一步的申说。

以“传记辞章化”来概括唐人传奇的文体特性,对此程毅中先生多年前即曾表示“赞同”,并在“《叙事赋与中国小说的发展》《唐人小说中的‘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等文中重申了这一说法”(2)(P53),学界前辈的支持与提携,增强了笔者撰写这篇论文的信心,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一、“传记辞章化”的历时态维度

 

历史维度包括两个层面:历时态维度和共时态维度。历时态维度以纵向的时间为坐标,旨在从中国文学长时段演变的角度讨论“传记辞章化”何以可能;共时态维度以横向的空间为坐标,旨在从文学生态的角度讨论“传记辞章化”何以可能。虽然问题都集中在“传记辞章化”何以可能,但切入的角度有纵向与横向之异。

唐人用辞章的手法和旨趣来改造传记,从历时态的维度看,必须具备的前提是,辞章和传记一方面属于不同文类,另一方面又都已发展成熟。唐代韩愈等人“以文为诗”的前提是诗、文门类不同而又各自都已成熟,宋代苏轼等人“以诗为词”的前提是诗、词门类不同而又各自都已成熟,元代张可久等人“以词为曲”的前提是词、曲门类不同而又各自都已成熟。同样,“以辞章为传记”的前提是传记与辞章门类不同而又各自都已成熟。唐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是否已为唐人确立了这样的前提?

回答是肯定的。

中国古代的传记在《史记》时代也就是西汉时已成熟,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辞章(其主体是诗赋骈文)成熟并与子史分庭抗礼的时代,其具体表现是,文笔之辨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就辞章而言,骈文在旨趣和艺术表达等方面尤其典型地体现了六朝人心目中“文”的特点,并推动了六朝关于文笔之辨的热议。我们就从骈文的兴盛所引发的理论思考说起。

骈体文萌芽于秦汉,产生于魏晋,而盛行于南北朝,其基本风格是辞藻华丽、典故繁富、对仗工整。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序》说:“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3)(P109)这样明确地将骈文与古文并列,虽是后人的说法,但却基于魏晋南北朝曾经发生的文学史事实。

骈文的盛行极大地促进了文学观念的演化。周秦时期的所谓“文学”,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大体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文学与学术的综合体。两汉时期,“文”与“学”开始分离,辞章一类的作品属于“文”或“文章”,学术著作属于“学”或“文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纯文学进一步独立出来,于是有了“经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区别。至此,“‘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现代人所用的一样,这是一种进步。不但如此,他们再于‘文学’中间,有‘文’‘笔’之分。‘文’是美感的文学,‘笔’是应用的文学;‘文’是情感的文学,‘笔’是理知的文学。那么‘文’‘笔’之分也就和近人所说的纯文学杂文学之分有些类似了”(4)(P3)。

梁朝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标志着与“笔”相对的“文”确立了其演变谱系。《文选》的选录对象除诗之外,主要是辞藻华丽、声律和谐的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他在《〈文选〉序》中谈到了其选编原则:一、《文选》不选经书,是因为经书尊贵,不能节选;二、不选子书,是因为子书“以立意为宗”,旨在阐发作者的见解,而“不以能文为本”;三、不选史书,是因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史书经由对史实的记述表达作者的历史观和是非原则,仍以见识为骨,也和子书一样“不以能文为本”。“文”的特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5)(P329-330),即注重辞采之美。如朱自清《经典常谈·文第十三》所说:“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在里头。”“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韵。”(6)(P149)“文”即辞章,其主体是诗赋骈文。

六朝骈文源出于辞赋,而与经、史、子不属于同一类型。子、史是诉诸理智的,诗赋骈文是诉诸情感的,诉诸理智的作品以措辞简洁为宜,诉诸情感的作品则以辞藻绚烂为宜。萧统《文选》经由序文和选目对这一点加以强调,旨在以谱系归属的方式表明骈文的风格特征。从浅层次看,辞赋所注重的是文章的语言之美。这种美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形与声。用典故、用对偶、用华美的辞藻,属于形的方面;“宫徵靡曼,唇吻遒会”,音韵和谐,属于声的方面。从深层次看,对色彩和声韵的讲求,目的是为了抒情。无论“形文”还是“声文”,都是为了表达“情文”。

叙事说理是子、史的重点,相应地,这也就是骈文所忽略的内容。以叙事为例,萧统的《文选序》不承认史传属于“文”,一方面是说历史著作旨在“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仍有说理之嫌;另一方面,也因为史传以叙事和塑造人物形象为基本的文体职能。六朝人的这种理念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明确反映,这部文论巨著,“于诗,《乐府》不提以叙事写人见长的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焦仲卿妻》等篇章;于文,《史传》不提《左传》、《史记》等书描绘人物的成就。它赞美《汉书》‘赞序弘丽’,与范晔、萧统的观点相通。对志怪志人等小说,他只字不提。《文心》下半部《镕裁》以下十来篇评论写作方法和技巧,重点放在语言的色彩美和音调美方面;《比兴》、《夸饰》、《物色》等篇,谈到自然景色和宫殿等外界事物的刻画,但仍无一语涉及人物描绘。对上述汉乐府中人物描写生动的篇章,《诗品》不品第,《文选》不选录;只有《玉台新咏》选录少量。南朝后期的宫体诗,开始注意描绘妇女体态之美,但视野窄小,而且基本上没有反映到文论上来。总的说来,南朝文论对人物描写是没有注意到的,民间叙事诗、史书传记、小说中关于人物的生动的白描,在他们看来都是缺乏文采,缺乏文学性的”(7)(P168-169)。六朝骈文对说理、叙事及其他应用文的轻视,为唐代韩柳古文由说理和叙事切入创造了契机。

骈文以文章语言的“声”、“形”之美为关注焦点,以抒情为艺术目的,它所继承的艺术传统,偏于辞、赋一路。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除《庄子》等特殊情形外,通常没有写景文字,也少有一唱三叹的抒情。而在诗、骚、赋中,写景、抒情乃是作者心目所注之处。这表明,萧统在建立骈文谱系时,明确地将骈文视为辞、赋的后裔,致力于在骈文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之间划清界限。

综上所述,结论是:在六朝文笔之辨的视野下,历史著作属于笔,诗赋骈文为代表的辞章属于文,文和笔门类不同,旨趣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唯其属于不同门类,两者遂各有其传统,各有其渊源,也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传记与辞章由此形成了显然不同的文本风貌,也为唐人以辞章的手法改造传记留下了空间。换句话说,“传记辞章化”这一文学史现象只能发生于六朝之后,而不可能发生于六朝或六朝之前。所谓“传记辞章化”的历时态维度,凸显的就是这一事实。

 

二、“传记辞章化”的共时态维度

 

从共时态维度考察“传记辞章化”的发生,我们关注的重心在于:在唐人传奇兴起的时代,将六朝人视为井水不犯河水的文、笔融合在一起,是不是一种时尚?如果这是一种时尚,那么,这种文化生态对于唐人传奇的兴起就是有利的;如果将文、笔混合犯了时人的忌讳,那么,这种文化生态对于唐人传奇的兴起就是不利的。而据我们考察,在传奇小说兴盛的中唐,以辞章的风格写作子、史类作品确乎是一时风尚,其例证之一就是“以辞章为古文”的韩愈。如果说,唐人传奇的特点是以辞章为传记,那么,韩愈古文的主要特征则是以辞章为论说,即论说的辞章化。虽然中国早期的论说属于子部,早期的传记属于史部,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说与传记同属于“笔”,而与属于“文”的辞章相对。所以,尽管韩愈古文与唐人传奇在今人看来不属于同一文类,不过,在唐人的视野里,它们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用辞章的手法来写传记,和用辞章的手法来写论说文,其共同特征都是文、笔的融合。下面就从这个角度考察韩愈古文和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即从共时态维度说明“传记辞章化”何以可能。

与萧统等人建立的以辞、赋为宗的骈文谱系形成对照,韩愈致力于建立以诸子散文为宗、兼及历史散文的古文谱系。韩愈强调古文必须载道,其实就是强调古文必须说理,只是所说的必须是儒家之理。由古文必须说理的立场出发,韩愈对短于论道的骈文作者即“文人”看得很低,或者说,他在表面上把骈文作者即“文人”看得很低。这种态度与南朝作家构成一个有趣的对比:南朝作家多以“文人”自居,贵为帝王的萧纲、萧绎等亦然;而韩愈等古文作家,则不屑于仅仅做一名“文人”,他们的祈向是成为“道”的传播者或承担者,延续的是论道说理的传统,韩愈自己名之为“道统”。

南朝是个重“文”的时代,宋、齐、梁、陈的帝、王多热衷于在辞章的写作中扮演重要角色,骈文和有助于骈文写作的类书在这个时代异常兴盛。整个南朝,从宋初到陈末,陆续出现了若干规模较大的文士集团,其盟主分别为:宋临川王刘义庆,齐文惠太子萧长懋,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陈后主陈叔宝。帝王以其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提倡“文”,对“文”的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南史》卷七十二《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度(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8)(P1762)这样的描述与实际情形是相符的。

与南朝崇奉骈文和“缀文之士”不同,韩愈以不屑的眼光看待骈文和骈文作者。当然,也许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近人章炳麟在《与人论文书》中即曾指出,韩愈并非真的小看齐、梁骈文,而是“自知虽规陆机,摹傅亮,终已不能得其什一,故便旋以趋彼耳”,“欲因素功以为绚乎?”(3)(P448)意思是说,骈文发展到齐、梁,已经臻于极盛,韩愈如欲以文章称雄,必须另辟蹊径——与骈文相异的路径。齐梁骈文以“情文”、“形文”、“声文”为特征,重在抒情,说理叙事是被忽略的;韩、柳欲另辟蹊径,不得不转向说理叙事的传统,即先秦两汉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且看韩愈《进学解》的一段自我定位:

 

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9)(P26)

 

韩愈所罗列的经典,没有东汉以降的作品。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谈到取法对象时也说: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10)(P543)

 

柳宗元所罗列的经典,也没有东汉以降的作品。理解这一事实并不困难,因为东汉文章已有较为鲜明的骈俪倾向,韩、柳既旨在与骈文立异,当然有必要在古文谱系与骈文谱系之间划一条看来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从他们所选择的经典不难看出,“叙事”、“说理”尤其是“说理”正是韩、柳关注的重点。

从“说理”、“叙事”入手建立古文规范以区别于旨在抒情的骈文,同时又不动声色地将“情文”、“形文”、“声文”融入古文以改造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传统,这是韩、柳的书写策略。他们将“子云、相如”等汉赋作家与《左传》等并列即泄漏了这一秘密。“古文成于韩柳的关键在于:他们除写作政治、哲学方面的议论文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发自真性情的穷苦愁思之声。”“韩柳变‘笔’为‘文’的主要标志是在应用文章中感怀言志,使之产生抒情文学的艺术魅力。”(11)(P183)所谓“变‘笔’为‘文’”,其实就是用辞章的手法来改造子、史一路的议论文和叙事文。

韩愈的宗旨是写出取代和压倒骈文的古文,或者说,是写出好的文章,这一点,他的同时代人及后人都有所察觉。同时代人如裴度是唐代批评韩愈文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率兵平定吴元济时曾聘韩愈为行军司马,两人的关系颇为密切,但对古文的见解明显不同。裴度《寄李翱书》指出:骈文的病根在于内涵的贫乏,而不在于表面的对偶、辞采和声韵;因此,可以在内涵上充实骈文,但不必“磔裂章句,隳废声韵”,故意“高之、下之、详之、略之”,在语言的安排上与骈文立异。“以文字为意”与“以文为戏”,同样都是忽视内涵。(12)(P5462)裴度的结论是:韩愈表面上“以道为意”,实际上是“以文字为意”。后人如明代方孝孺《答王秀才书》也说韩愈所长在“文”而不在“道”:“唐之士,最以文为法于后世者,惟韩退之。而退之之文,言圣人之道者,舍《原道》无称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简之记,无有焉……汉儒之文,有益于世,得圣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贾谊。攻浮靡绮丽之辞,不根据于道理者,莫陋于司马相如。退之屡称古之圣贤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贾不一与焉。其去取之谬如此,而不识其何说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于董、贾独抑之,相如独进之,则其所知者,果何道乎?”(13)(P11-12)清代程廷祚《复家鱼门论古文书》说得更为酣畅淋漓:“退之以道自命,则当直接古圣贤之传,三代可四,而六经可七矣。乃志在于‘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戛戛乎去陈言而造新语,以自标置,其所操抑末矣。以此与八代争短长,纵使己所言皆在于仁义道德,彼所言皆在于月露风云,而究无以相服。”“以丘明之才,而使经降为传,以退之之才,而使天下惟知有记诵辞章,岂不重可叹息哉!”(13)(P426-427)方孝孺和程廷祚都看到了事情的真相:韩愈所向往的确乎是成为第一流的“文人”。韩愈把源于子史的议论文和叙事文称为“古文”,而不是称为“古笔”,就表明了他对“文”的倾慕。

如此说来,韩愈的祈向实与六朝骈文作家一致,都是为了写出有魅力的文章。既然如此,又何必张大其辞,建立一个煞有介事的“道统”,故意与六朝骈文立异呢?“对外宣传”与心中所想如此不一致,韩愈居然无所顾忌么?

如果是在宋代,这样做韩愈当然会心存疑虑,但在唐代的语境中,韩愈是不必介意的。何也?唐人与宋人很不相同的一点是:唐人时常以“豪士放言”的方式高举儒家文论的大旗,其实心里不一定太当回事。说这是洒脱也好,说这是诗人气质也行,总之,唐人在“对外宣传”方面,并不强调心口一致,只要能增强号召力就行。李白和白居易这两位名人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李白曾宣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14)(P91)其动机是什么?明中叶的杨慎分析说:“诗作之难,言之其不易乎!天下之言诗者,则李杜而已矣。李之言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又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杜之言曰‘欲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慎诵而疑之。夫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莫敢不服,然谓之真尊天子则不可;挟风雅屈宋以令建安齐梁,则戚矣,谓之真尊风雅屈宋则不可。挟之为病也大矣,卑之无甚高论可乎?观李之作,则扬阮左之洪波,览江鲍而动色,固建安之影响也;观杜之作,则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靡丽,实齐梁之后尘也。前哲欺予哉?是有说矣。学乎其上,而中仅得,论道则严,而取必恕,以是(上四下金)罤而效李杜,其庶几欤?斯小子窥管之半豹,愿以质于大方迎刃之全牛。”(15)(P443)晚明许学夷也说:“建安之诗,体虽敷叙,语虽构结,然终不失雅正,至齐梁以后,方可谓绮丽也。……李太白诗‘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盖伤大雅不作,正声微茫,故遂言建安以来,辞赋绮丽,已不足珍,犹韩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是也。此皆豪士放言耳。”(16)(P84)因此,对于李白的理论主张,我们不必过于拘泥地去抠字眼,不妨视为一种习惯成自然的豪士口吻。又如白居易,他在《与元九书》中大力提倡写新乐府,在历览诗史时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作为衡量标准,结果,不仅梁、陈诗被鄙薄为“嘲风雪、弄花草”,连唐诗所得评价也十分寒碜:“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鲂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至于贯穿今古,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17)(P961)有过这种文艺主张的白居易,其创作理所当然应该“醇粹”即合乎儒家规范,应当自始至终贯彻“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原则。然而,白居易最为盛传的却是他的艳诗。这些艳诗,就连经常流连青楼的杜牧也感到不能容忍。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在谈到元、白诗时引用了李勘的一段辞气严厉的议论:“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18)(P137)可见当时最为流传的元、白诗与儒家诗学的要求是不一致的。这里我们举例讨论了李白、白居易、韩愈等人“对外宣传”与“衷心底蕴”的歧异,[1]目的不是要贬抑他们。用历史的眼光看,韩、白这群来自庶族的文人,他们在理论上将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特征推到极端,旨在增强号召力,以便开创一个新的文学事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宣传策略,他们并不打算全心全意地照着去做。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韩愈古文和他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其显著特征是:一方面要贬低六朝时期的“文”,否则就难以压倒骈文;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化用骈文的旨趣和表达方法,否则就不能赋予古文以抒情性和绚烂的辞藻,古文就不能取代骈文。韩愈用古文取代骈文,其书写策略是,既用古文可以“载道”来压倒不能“载道”的骈文,又把骈文的抒情性和绚烂辞藻融入古文,从而使骈文失去其作为“文”的特殊优势。韩愈以辞章为古文,其核心是以辞章为论说,这与唐人传奇以辞章为传记,采取的是大体一致的路径,即把六朝时期的文、笔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唐人传奇和韩柳古文运动兴盛的中唐,一代文人热衷于打破六朝时期的文、笔界限,或以辞章为论说,或以辞章为传记,藉以创造新的文学景观。这种共时态的文学风尚,正是“传记辞章化”的共时态维度所要关注的内容。它说明了唐人传奇兴盛的生态环境,没有这个生态环境,唐人传奇就不可能由附庸蔚为大观。

 

三、“传记辞章化”的阐释效应

 

考察一个学术判断的价值,至少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其历史的合理性,一是其阐释效应。所谓阐释效应,即在阐释文学史和文学现象时具有别的命题所不可取代的功能。“传记辞章化”是否具有这种阐释效应呢?下面试举三例加以说明。

第一,关于唐代传奇小说勃兴与古文运动的关系,这一命题可以提供更加圆融、合理的解释。

古文运动对传奇小说勃兴是否具有促进作用?20世纪50年代,刘开荣曾明确表示肯定。他指出:“此中有一不谋而合的铁的事实,就是正当古文运动奔腾澎湃之时,也恰是传奇小说风起云涌之期,同时文坛上一般古文巨子,又几无例外的都是一时闻名的传奇小说家,所以说唐代的古文运动,必然与传奇小说之勃兴有着极密切的联系(陈寅恪先生语),的确不是没有根据的话。”(19)(P18)20世纪90年代以前,此论在学术界长期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表示不赞同这一见解。如程毅中认为:“唐代小说导源于六朝志怪,本来就以散文作为叙事文体,唐前期作品如牛肃的《纪闻》、戴孚的《广异记》以至沈既济的《任氏传》,都产生于韩愈提倡古文之前。而且,学者公认的最佳小说如《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等之作者,历来也没有人称之为古文家。尤其是到了后期,小说家大量运用诗歌骈文,形成了‘用对语说时景’的传奇体,因而被北宋的古文家尹洙所嘲讽,又怎么能说传奇文运动是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呢?”“古文运动说恐怕是难以成立的。”(20)(P327-328)石昌渝甚至认为:“传奇小说在最初的时候是用史传笔法写志怪,并且受南北朝绮丽文风的影响,与古文运动没有关系。传奇小说喜欢铺陈,辞藻华丽,内容多艳情,又恰与古文运动的精神相背离。古文运动对传奇小说创作是有影响的,这影响却是消极的。”(21)(P188)

刘开荣肯定古文运动有助于传奇小说的兴盛,理由是这两者都兴盛于同一时期。程毅中、石昌渝否定古文运动有助于传奇小说的兴盛,理由是古文和传奇小说在旨趣和表达方面区别甚大,传奇小说注重词藻的华丽和对偶,在题材上多写艳情,古文的面貌迥异于此。从双方的论述来看,程毅中、石昌渝似乎更有道理,但这两位学者和刘开荣一样,都忽略了韩柳古文实际上极为重视修辞和抒情性的特色。而重视抒情性和修辞,所体现的正是骈文的影响。韩愈视他们的作品为“古文”,表明他有志于与骈文一竞高下,表明他其实是很看重“文”的,而不仅仅是看重“道”。如果只是重“道”而不重“文”,与子书争高下就够了,又何必老是拿骈文做对头?韩愈一再声色俱厉地指斥骈文,就因为他眼中的古文也是“文”,而与以往的子书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看,说古文运动有助于传奇小说的兴盛,其实要说明的问题是:韩柳古文与传奇小说都是文、笔融合的产物,它们孕育于共同的文化风尚,又为这一文化风尚推波助澜。两者互相声援,互相促进。这样来看唐代传奇小说勃兴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对刘开荣的说法就不宜轻易否定,只是要对其中的道理加以正确的说明。

第二,“传记辞章化”立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不是对西方文论的生搬硬套,以之阐释传奇小说的历史进程,可以避免“以西律律中国小说”的常见失误。

数十年来,在传奇小说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是两个观点:唐人传奇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成熟;而成熟的小说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有意虚构,塑造了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情节完整。有些学者为了提出新观点,往往故意与这两个基本观点唱对台戏,其实采取的还是同一阐释路数,都是“以西律律中国小说”。比如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小说在先秦就已成熟,先秦的很多作品,如《庄子·盗跖》等,都符合有意虚构、人物形象鲜明、情节完整的要求。更进一步,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传奇小说史要从先秦写起的论断。理由何在呢?很简单,即:一部包含了有意虚构成分,故事情节较为曲折,人物形象较为鲜明的作品,就是成熟的小说,而成熟的小说也就是传奇小说。薛洪勣《传奇小说史》采取的正是这个论述策略。他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庄派学者大约是最早正面而系统地提出以虚构想象来写人叙事的文学家。”“在《庄子》中确实写出了相当多堪称为小说的作品。曾经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有《盗跖》(第一段)、《渔父》、《说剑》、《列御寇》(第一段)等篇。这几篇的篇幅都相当于短篇小说,表面上是历史故事,实际上纯属虚构。”(22)(P18-19)《战国策》“据今人缪文远等的考证,其中有一百篇左右是拟托之作,即虚构之词。像《苏秦以连横说秦》、《邹忌讽齐王纳谏》、《鲁仲连义不帝秦》、《唐雎不辱使命》、《楚考烈王无子》、《蔡泽见逐于赵》等传诵不衰的名篇,实非信史。诸祖耿说《苏秦》篇,‘虽非寓言,究异实录,视作小说传奇可矣’,实为一语破的”。“在此书的虚构性作品中,有一些已是写得十分出色的短篇小说了。”(22)(P13)《拾遗记》中“一些篇幅较长的作品,如《薛灵芸》、《翔风》、《糜竺》等,都曾被视为传奇小说而单独流传过”。“《博物志》中的《猛兽》条,很可能是篇传奇小说的梗概或原型。”“《搜神记》则较完整地保存了晋人张敏的传奇小说《神女传》、佚名作者的《杜兰香别传》的片段等。”(22)(P24-25)这些评述,个别意见对我们颇有启发,如《拾遗记》的部分篇章确与唐人传奇接近,指出这一点,有助于唐人传奇的溯源研究,但从整体上将旨在说理的子书(如《庄子》《韩非子》)和旨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史书(如《左传》、《史记》)均纳入传奇小说范畴,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而失误之所以产生,又是由于“以西律律中国小说”,未能看到唐人传奇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小说文体,乃是以辞章为传记的产物,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而不只是仅仅符合有意虚构、故事情节较为曲折、人物形象较为鲜明的小说标准。换句话说,唐人传奇当然是符合西方小说理论所确立的这些标准的,但是,不能说符合这些标准的就是传奇小说。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其特殊性,“传记辞章化”的长处就在于充分揭示出了唐人传奇的特殊性,可以避免“郢书燕说”的失误。

第三,说“传记辞章化”是唐人传奇的文体特性,也就意味着,宋代的话本体传奇、元明的中篇传奇小说等不能套用这一阐释,而应致力于从新的历史维度加以阐发。这样写出的传奇小说史,才有可能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有可能准确划分传奇小说发展的世代并深入揭示各世代的特征。

宋代发生的一个新的事实是,部分传奇小说家热衷于为说话人编写蓝本,这提示我们,在宋代,一部分传奇已与俗文学合流。这种类型的传奇,乃话本与传奇的结合体,可名之为“话本体传奇”。与唐人传奇相比,话本体传奇呈现出四个显著特点:其一,为取悦于市民而创造了大量放诞不检的青年女性。《青琐高议》别集卷四《张浩》,可视为元稹《莺莺传》的翻案之作。男主角叫张浩,女主角姓李,李莺莺的性格显然是比照崔莺莺而塑造的。她到张浩的园子里赏牡丹,与张浩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有意。她不加掩饰地对张浩说:“某之此来,诚欲见君。”希望他赠她“一物为信”,以此确定两人的婚姻关系,“亦用以取信于父母”。李氏的父母反对这门婚事,她派人转告张浩,叫他别担心,又约他私下相见,“解衣就枕”。后来索性以自杀要挟父母成就其婚事。径情直遂,泼辣明快,与《莺莺传》的感情描写相比,另是一种面目。其二,天真稚拙的想象取代了唐人传奇的书卷气。比如男女恋爱主角,在唐人传奇中,无论她的社会身份如何,总要保持几分尊贵和韵致,感情生活的推进也大体遵循与其尊贵和韵致相协调的节奏。然而宋人传奇却热衷于直奔“苟合”的目标,推动情节进展的方式也表现出地道的民间趣味。比如北宋无名氏所作的《鸳鸯灯传》:一个侯门侍妾,因“常渴佳期”而与人预定来年的艳遇,已属荒唐;而她采用的求偶方式则是掷香囊于地,无论谁拾得都将是她的情人。这种匪夷所思的想象,只能用民间趣味来解释。其三,人物对话杂用口语。宋元说话首先是诉诸人们听觉的艺术,它在语言方面必须通俗化、生活化。当宋代的传奇小说作者将说话人口述的故事用文言加以重述时,虽然尽量抹去口语的痕迹,但清除得并不干净,如王明清《摭青杂说·盐商义嫁》(《说郛》卷三七):“女常呼项为阿爹,因谓项曰:‘儿受阿爹厚恩,死无以报,阿爹许嫁我以好人,人不知来历,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亦是一个周旋底人,又是尉职,或能获贼,便可报仇,兼差遣在澧州,亦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项曰:‘汝自意如此,吾岂可固执,但去后或有不是处,不干我事。’女曰:‘此事儿甘心情愿也。’遂许之。”(23)(第六册卷三十七,P20)这种杂用口语的情形,与通常所说的语言具有生活气息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在文言中杂用口语词汇,后者是指虽用文言描叙事物,仍不失生活的清新和真实感。话本体传奇属于前一种情形。其四,直接描写人物心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正宗叙事体裁史传,一向排斥直接心理描写。其内在的缘由是,人物的内心活动,他自己没有泄漏,作者从何知之?为了取信于读者,就只能描写人物外在的言行。唐人传奇依然谨守这一规范。但宋代的说话人却无视这一禁忌,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叙事惯例:说话人不仅知道故事中人物的外在言行,连他们的所思所想也一清二楚。宋代的话本体传奇因采用了这种新的叙事惯例,所以人物内心世界不再成为描写的禁区。如李献民《云斋广录》卷五《西蜀异遇》:“生复避于亭上,沉思久之:以为娼家也,则标韵潇洒,态有余妍,固非风尘之列;以为良家也,则行无侍姬,入无来径,亦何由而至此?”(24)(P25)小说用直接心理描写手法将人物“沉思”的内容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显然是对话本叙事方式的移植,在正史和唐人传奇中是没有先例的。

宋代话本体传奇的上述四个特点,使它的品格更近于话本而与唐人传奇风度迥别。以往我们常说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其实是说辞章化传奇“到唐亡时就绝了”。因为,宋代虽仍有辞章化传奇,但佳作甚少,成就不高,不足以与唐代的辞章化传奇相提并论;而宋代蔚为大观的话本体传奇又与辞章化传奇路数迥异,延续的不是唐人传奇的血脉。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是承元代宋梅洞《娇红记》的统绪而形成的一个系列,其题材处理、人物刻画的路数与《西厢记诸宫调》颇为相近;穿插大量诗词,也可视为对诸宫调唱叹部分的移植。它所关注的题材仅限于艳情;它对白描不甚重视,因为艳情不太适合于真切地摹绘,诸宫调也未提供这样的艺术传统;它的人物带有病态意味,实质上的青楼女子与名义上的名门闺秀身份合为一体,缺少现实感。就文化品格而言,明代的中篇传奇小说实为通俗读物。其传播途径:一是单行出版;一是选入各种通俗类书,如《国色天香》《燕居笔记》等。以明末刊本《燕居笔记》(当为何大抡编)为例,书分上下两层,上层收《天缘奇遇》《钟情丽集》《花神三妙传》《拥炉娇红》《怀春雅集》等五部中篇传奇小说;下层除收诗词歌赋、文书联曲外,另有短篇小说二十六篇,乃《游会稽山记》《金凤钗记》《联芳楼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渭塘奇遇记》《江庙泥神记》《虾蟆牡丹记》《周秦行纪》《田洙遇薛涛联句》《心坚金石传》《节义双全传》《刘方三义传》《吴媚娘传》《续东窗事犯传》《琼奴传》《爱卿传》《雕传》《张于湖宿女贞观》《红莲女淫女禅师》《杜丽娘慕色还魂》《古杭红梅记》《绿珠坠楼记》《柳耆卿玩江楼记》等,多为传奇小说。从《燕居笔记》所选小说的题材来看,艳情居于核心位置。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对明中叶后的色情小说和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了显著影响。

从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明代中篇传奇小说虽然也属于传奇小说系列,但其俗文化品格使其迥异于唐代的辞章化传奇,与宋代的话本体传奇较为接近;而其源于诸宫调等说唱艺术的表达方式,则不仅与唐代的辞章化传奇面貌不同,与宋代的话本体传奇相比,也另是一种风味。由此可见,从“以辞章为传记”的角度把握唐人传奇,既可以揭示出唐人传奇的神韵,也有助于对宋代的话本体传奇和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做比较分析,从而较为准确地划分传奇小说的世代和揭示其世代特色。

 

注释: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2页。所谓“对外宣传”,即“门面语”是也;所谓“衷心底蕴”,即“心里话”是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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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21)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2)薛洪.传奇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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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献民.云斋广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作者简介:陈文新,湖北公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研究。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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